近代上海社会组织与都市春节文化变迁*<br/>——以同乡会、同业公会为例

近代上海社会组织与都市春节文化变迁*
——以同乡会、同业公会为例

2015-06-05杨卫民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关键词：同业公会同乡会档案馆

杨卫民

(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093)

近代上海社会组织与都市春节文化变迁*
——以同乡会、同业公会为例

杨卫民

(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上海200093)

近代上海社会组织发展迅速,数量众多。同乡会、同业公会等在都市春节的经济生活、市民休闲活动和集团结婚中,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并与政府的指导和规范形成有效互动。同乡会、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推动了上海春节文化的现代化与本土化融合,并显示出其协调和组织功能。

社会组织;春节文化;近代;上海;同乡会;同业公会

无论是阅读上海的现代性,还是阅读其传统文化的变迁,都不能忽视社会组织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为都市民俗创新的主体,近代上海社会组织在改变市民春节习俗、沟通市民和政府关系等方面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①在民俗研究视野中,钟敬文、王娟、郑土有、仲富兰等关注了商业民俗和节日民俗,陶思炎、岳永逸等更重视都市民俗学的发展,这些都成为本文探索的理论出发点。参见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王娟:《民俗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郑土有:《上海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仲富兰:《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陶思炎等:《中国都市民俗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廖明君、岳永逸:《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关于社会组织对上海春节的作用和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入。。本文以同乡会、同业公会为例,力图揭示近代上海社会组织与都市春节文化变迁的关系。

一、近代上海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

社会组织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现代概念。从学术意义上来说,社会组织指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有意识地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共同活动的社会群体。其大致可分为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商会组织、学生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帮会组织、文化组织以及宗教组织等等。[1]167当然,这些组织之间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此处的研究,更关注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同乡会、同业公会、商会等组织。

近代上海,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之冠,政治上长期呈现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共治的形态,文化多元,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在此不断涌现。其间,脱胎于旧的行会组织的新型工商业组织尤为突出。上海同业公会是中国明清以来的同乡会、同业会伴随着清末民初的现代化进程而诞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推进,同业公会的数量不断增长。后来,更加现代的上海市商会和上海工业会对其结构和功能进行了整合。

在1843年上海开埠前的200年左右时间里,大约有30个同乡、同业组织。[2]511但到了1906年前后,上海租界地区仅丝、茶、油麻、蛋、皮货5个经营出口土货的行业就有企业122家,洋杂货、五金煤铁、洋布、煤油、颜料5个经营进出口洋货的行业公会企业594家。1843—1911年,上海建立的工商团体数量大大超过了开埠前的200年。据1936年统计,上海工商各业共组织了236个同业公会,其中工业行业40个,商业行业196个;到1947年初,上海共有同业公会269个,其中工业行业60个,商业行业209个;到1949年,上海工商同业公会已增加至306家,其中工业行业组织86个,商业行业220个。此外,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也数量大增,如抗战前上海文化艺术科技类的重要团体有215个;宗教界的团体20多个;各业的工会组织有120多个,会员13万余人;社会慈善团体有175个;公益团体有115个。从开埠至抗战前,上海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各类经济和文化组织可能已有上千个。[2-3]

上海是移民城市、商业城市,外来人口居多,因此各类工商业组织的发展多带有地缘、业缘的复合关系。政府也不断地规范相关经济组织。1917年4月,北京政府公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此一规则虽未在当时得到实施,但确立了规范同业团体的初步框架。同业公会的现代化特征日益显著。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型的工商行业管理型团体已经有60多个,虽然少于当时的179个工商同业公所,但是前者的实力和影响力更为突出。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商会法》和《工商同业法》,规定全国所有的行会及会馆、公所之类的工商各业团体必须在一年内完成改组,依法统一建立同业公会。按照《同业公会法》的规定,同一地区的同业公司、企业、商号数量在7家以上时,都要依法建立同业公会。上海所有的会馆、公所、行业同业协会及同业联合会由是完成改组,全市组织了170多个同业公会。[3]1930年6月,上海市商会成立,作为国民政府和同业公会之间的桥梁。1947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工业会法》。翌年8月22日,上海工业会成立,制造业领域的同业公会独立出来。国民政府和上海市的这些举措,有利于同业公会的规范化、现代化和制度化发展。

社会组织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社会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春节这一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传统节日。

二、上海社会组织与都市春节经济生活

上海开埠以后,不断增加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融入到都市经济生活中。在上海春节的经济生活中,社会组织经常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工资是现代生产者和劳动者所关注的重要事项,上海经济组织的风吹草动直接影响着都市的新年气氛。1917年春节期间,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给淞沪警察第四五区署长去信,说明在2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三)准备邀请上海各丝厂的代表开会,讨论工人的工资水平,并商定从正月开始,每工以2角8分为度,待新茧开时再行续议。[4]如此事项须向警察去函,可见公所活动对都市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1949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廿一),临近除夕,上海灯泡制造业的工资发放标准还没确定,上海灯泡制造业产业工会就给上海区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发函:“迳启者,本会迭经各厂会员来会称‘三十七年度旧历年关工资因生活指数未曾公布,要求工会通知各厂方先行发给’等由,据此查三十七年度旧历年终恐政府未能发表一月份下期指数,而各会员年终所需应予顾到。爰经本会一月十六日理监事会商讨决议,‘各厂会员三十七年度旧历年终工资在政府未曾公布一月份下期指数前,为顾念会员年终所需,应予函请同业公会转知各厂方,概依一月份上期指数暂行结算预为支付,待指数公布后多还少补’等语记录在卷,除知照各厂会员遵照外,为此函请贵会务祈依照本会决议,迅赐转知所属各厂资方予以提早发给。相应函达,即请查照为荷。”[5]可见上海区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的重要。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元旦和春节两个新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上海都市生活中曾雷厉风行地推行元旦新年,并不准民众过旧历新年,除去机关事业单位,在经济生活中也要以公历新年为准,由是对许多印刷厂进行搜查,不让其印刷农历挂历。[6]奈何传统的力量很是强大,毋宁说是代表着传统和现代双重身份的同业公会等经济组织强大,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法令最终在实践中得以变通。1929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要求上海各经济单位以国历(新历)年终为财务结算时间节点。此事为上海商人团体发起请示,上海市社会局发出公告,经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通融,最后要求商家准备不及者,至多不得超过一个月,且应以公开形式使人民知晓。[7]上海绸缎同业公会很快采取应对措施,与上海市商会和有关行政机构进行磋商:开会议决主张延长46天结账事宜致函上海市商会;与其他各业同业公会接洽,定期召集各业联席会议,共同讨论,以谋解决。经过两个多月方方面面的活动,考虑到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商业交易时机,主要是春节期间的商业和农事活动规律等,在不违背政府法令并有利于商业之利的合理要求下,上海绸缎同业公会取得了协商的成功,上海市商会最后通知以2月15日为限期。[8]其实,这既是考虑到年货、春节习俗等,也有利于绸缎业和钱业及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和市民的春节生活。

粮食供应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同业公会在粮食短缺的20世纪40年代更显示了自己的力量。1943年春节,汪伪政权下的上海粮食供应困难,实行配给制;第二年春节,上海市民要凭票购买米粮和煤球等,而且要赶在春节三天米店等休业之前购买。[9]88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粮食紧张因为内战而再度出现。上海市政府召集粮食业公会共谋对策。1947年12月31日下午2时,为了供应上海市民春节期间的米粮,上海市社会局召集米业代表举行会议,并作记录,商讨春节期间粮食供应的办法,决定由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于必要时动用江苏农业银行代购米谷事宜。翌年2月7日,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决定动用江苏农行代购米谷。[10-11]同日,上海市杂粮商业同业公会向上海社会局报告,就春节开市时实施市场准入证报批事宜进行沟通。[12]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2月9日上报国民政府粮食部,并于2月12日就得到了批复。[10]办事效率之高,离不开同业公会的积极参与和配合。

在上海市社会局抄录春节期间粮米供应的办法六条要点中,从其第一、二条可以进一步看到粮食业公会在其间的作用:

一、为防止春节期间粮店循例休业、市上缺粮供应起见,特定本办法。

二、春节期间市区零售粮店仍应轮流开业售米,由社会局会同警察局、粮食业公会,查酌市区人口及需粮数预先商定米店轮流次序、每日营业时间及售粮数量,转饬各米店切实遵办。[13]

这时的政府要和同业公会进行协商,共同面对春节期间可能发生的粮食短缺等经济问题。

再如,1948年春节期间,由于南市粮食市场和米业市场同在民国路377号,在开业时间上稍有早晚,引起顾客相互无序进入,导致两个市场的混乱,南市粮食市场和米业市场建议市社会局给与协调,社会局给与积极回应。[14]

民者,以食为天;组织者,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传统的所谓上天及其代理人保障市民的吃饭大事。

三、上海社会组织与都市春节休闲活动

春节期间,人们的休息、娱乐活动增多。近代都市上海,现代化的休闲活动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市民的春节生活中。南京路、大世界,五光十色,特别夺人耳目;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竞相出新,尤其吸引顾客。因此,对于市民来说,春节期间在上海大街上游玩也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当时市民春节期间逛上海的感受,有刊物曾登出如此顺口溜:“初一初二阳光满地,暖洋洋的春风吹人欲醉,初三下午有雨初四整天下雨,大煞风景……”[15]时人也很细心地品味这样的都市场景:春节坐电车到大世界门口,或步行南京路,兜售旧历书的小贩会高声向你宣传:“喔!旧格历数买一本,家家户户用得着,中国地界买不出……”[6]由此既可以看出人们对春节的留恋,也可以看到都市化上海现代和传统的交织。

上海社会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在职工春节休闲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晚清到民国之初,同乡会或同业会在春节的传统文化活动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北市钱业会馆落成。该会馆将每年正月十五作为祭神、祭先董日,这一天各个钱庄集会于此,观看演戏,交流信息,并公举董事、司事,以及修订业规等。[16]65休闲之日,对于有些社会组织来说,有时就是工作之时、人员相互交流之际,这越来越成为现代都市民俗的一大特点。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春节职工放假,同业公会经常统一发布消息,显出现代社会的规范性。比如1940年1月31日,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为农历新年休假,曾给中国天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专门去函。[17]1944年1月18日,上海特别市保险业同业公会为农历新年休假三天,特别给中国天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发函:“上海特别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发布通告,25、26、27为新年,本会‘照案休假三天’。”[18]中国天一体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天也发布通告:“为通告事,查本月廿五、廿六、廿七(星期二、三、四)三日为农历新年假期,本公司按照同业公会决定,休假三天。特此通告。”[19]据笔者查到的资料,接下来的几年春节,中国天一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按同业公会的要求给职工发布类似通知。无论汪伪政权时期,还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这种社会组织在春节假期中的基本生活功能是一样的。这里也有放假时间的差别,比如春节通常放假一天,元旦则放假三天,显示出同业公会根据政府重视元旦新年的规定而尽量采取和政府一致的措施。

不过,尽管春节放假,却掩饰不住资方和职工的矛盾。比如1948年春节,有些工人还是向媒体反映店方的问题。尤其是春节值班不属于休假期,店方不供膳食,而店方提供的年夜饭加上财神酒折算下来,每人合40万元,只够吃普通家饭,使家在乡间的工人大伤脑筋。[15]这是转型社会中传统和现代的日常矛盾的呈现。

现代联欢活动是上海春节期间一项非常重要的休闲活动。1945年2月19日,上海市工商协会关于发起举行春节联谊会请再捐款的函,重点提到此活动已发起组织两年了,参加者很是踊跃,倡议捐赠者积极提供联欢会礼品,多多益善。[20]上海市第三区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关于参加春节联欢晚会开具了参加人数名单,并送请上海工业协会查收。查收函如下:

前准

贵会为定期举行各工业公会理监事及从业人员春节联欢晚会,请转知会员工厂捐助赠品在案,兹特开具参加人数名单一份及赠品清单一纸,连同赠品送请查收,见复为荷。

此致

上海市工业协会

启

第三区电工器材工业同业公会[21]

其中的赠品也是非常丰富的现代化的产品(见下页表1)。

1948年2月17日,上海市沪西区棉纺业产业工会联合会向各机关、慈善团体、教育、赈灾单位征募捐款,以便定期举办沪西纺织工人春节同乐会。书信内容如下:

呈启者:

本会为连络工作同志感情起见,爰于二月二十四日假澳门路五三五号举行沪西纺工春节同乐大会,届时并有摸彩助兴,帷(惟——引者注)奖品一项尚欠充实,素仰贵会出品精良,对于劳工福利尤为热心,敢请惠予乐助成品若干,藉增雅兴……

此致

六区机器棉纺织业公会

主任委员社主任朱汇宣[22]

第六区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给与回复,送实物近千元,并付3 000元现金。[22]

参加春节联欢的职工精神状态如何?从1948年2月11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十一纺织厂新年同乐会35人(其中6位女性)的合影中看,整体上,他们无人戴眼镜,上身穿着长袍、毛呢大褂、夹克等,衣服颜色或深或艳;女士的头发或烫过,或发髻挽得很高;第一排男女脚上都穿着皮鞋;个别来看,有女士还挎着鲜亮的皮包,两位男士戴着皮手套。[23]合影整体显现了现代气息、浪漫风格和青春激情。①1946年1月,中国银行同仁在外滩中行新厦四楼大礼堂举行了庆祝元旦联欢会,吸引了800名男女老幼到来。一位参加者署名“观客”记载了当时的联欢情景,有摸彩活动、工具餐、多种多样的职工文艺表演,参加者众,且人人有奖,皆大欢喜,最后大家尽兴而散(参见《中国银行同仁新年联欢会记》,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D2-0-418-22)。根据中国人两个新年的聚会特色,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共同特点。

在春节有限的放假时间里,联欢会就成了职工提前安排好的一项重要活动。比如1946年的春节,《人人周刊》记者阿陆将自己的休假日工作表公开发诸报端——阴历元旦:外滩公园与朋友野餐,讨论对国家和自己的希望,表演节目;初二:到虹口,与人商讨写作《怎样过阴历新年》的文章;初三:去访问由重庆来上海的某先生;初四:参加某同乐会的联欢会。[24]这可视为现代社会非常个人化、具有自由浪漫气息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一种春节活动方式。

表1 赠品清单

对于社会组织准备进行的春节联欢活动,政府也会给予规范。比如1948年春节,上海市华星互助会给上海社会局发函:“籍查民国三十七年旧历新年将届,本会多数会员拟举行耍狮表演,藉便娱乐,而志联欢。为此备文呈请,仰祈钧局鉴核,俯赐照准,实为德便。”上海社会局在作过调查后,回复如下:“查新年聚会举行耍狮,势必沿途表演,易使交通阻塞。经电询警察局交通科陆科长征询意见,拟答:‘现时马路上车辆众多、交通拥挤,新年玩龙灯耍狮等向例禁止,以免妨碍交通’等语。本案拟批饬只可在固定之会所内举行,不得出外表演。当否乞核!”[25]这种规范虽然多具有政治意义,但从民俗的功能来考量,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对于上海这个现代化都市来说,此种谨小慎微、注重细节的规范,尤其是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互通声气,其实在市民社会生活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上海社会组织与都市集团结婚典礼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外来人口多于本地人,这不仅造就了同乡会、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的存在,还创造了新的结婚形式,集团结婚就是一大创举。这种现代改良婚俗的集体结婚形式是由上海市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到了40年代,文明结婚已成为上海都市新时尚,集团结婚礼仍然进行。[26]392-393在集团结婚的不断发展壮大中,上海市社会组织的牵线搭桥功能不可小觑。

在春节期间,上海市政府曾组织过集团结婚。从1935年4月到1937年4月,在上海市政府举办的13届集团结婚典礼中,第六届(1936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三)、第十二届(1937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二)都是在春节期间。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很快沦陷,国民政府继续主办集团结婚已不合时宜。因此,到抗战胜利前,上海的集团结婚主要由湖社、宁波同乡会、浦东同乡会等组织举办,新式的集团结婚公司也应运而生。[27]252-255

抗战胜利后,政府继续参与集团结婚事宜。从1945年12月到1948年5月,上海市政府举办了7次集团结婚典礼。但效果日益不佳,主要是由于参与人数不足导致婚期不断推迟。1947年12月,上海民政局第一届集团结婚人数有几十对。1948年年初第二届时,一直到准备结婚,只有一对来登记,原因是在江湾登记太远,最后只有四对登记结婚,时间也从3月拖到5月。集团结婚的历史重任由是主要落在同乡会及结婚公司身上。

1936年元旦,湖社在上海同乡会团体中首创了“同乡集团结婚”,婚礼在湖社社所内举行。[27]252-255同乡集团结婚仪式相对简单,结婚费用相对便宜,吸引了在上海工作的外省籍未婚男女。在上海沦陷期间,各地同乡会成为集团结婚的主办力量(见表2)。

表2 湖社等同乡会在上海举办集团婚姻情况表

抗战胜利后,社会组织越来越成为集团结婚的主要力量。据统计,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当时上海大的集团结婚公司有中国集团结婚服务社、大来集团结婚服务社、龙凤集团结婚服务社、良缘集团结婚服务社、宁社集团结婚服务社、青年馆、宁波同乡会等(见表3)。它们分布在上海繁华地段,既有利于上海白领阶层参加集团结婚,也有利于自己的广告宣传等。

表3 上海的集团结婚公司(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

这些公司主张“革除通俗”、“节省民财”,并且逐渐规范,主要表现为集团结婚登记表、费用管理办法、结婚者身体检查等制度的逐步完善。[28]1948年,宁波同乡会在春节前后举办了几次集团婚姻,还在《时事新报》公布了结婚名单(见表4)。

表4 1948年宁波同乡会在春节前后举办集团婚姻情况表

集团结婚有自己的一套仪式,以1942年湖社举行的集团结婚为例:

同乡集团结婚仪式

一、奏乐

二、介绍人入座

三、主婚人入座

四、证婚人入席

五、结婚人入席奏琴

六、证婚人宣读证婚词

七、结婚人相向立行结婚礼

一鞠躬二鞠躬(奏琴)

八、证婚人颁给证书

按另单分别顺序叫名

九、证婚人致贺词

十、来宾致颂词

十一、结婚人谢证婚人一鞠躬证婚人退

十二、礼成

(奏乐)(摄影)[29]

民国以降,女权意识提升。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后,市政府对社会风俗进行改良。1935年,上海市政府还将集团结婚作为年度13件大事之一。随着集团结婚的发展,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对集团结婚进行了规定和规范。1948年,关于集团结婚的仪式,政府有一套程序化的规定发布到各区公所,如下:

集团结婚行礼仪式

廿七年九月二日行政院修正

一、结婚礼开始

二、奏喜乐

三、证婚人入席

四、介绍人入席

五、来宾入席

六、主婚人入席

七、结婚人入席

八、全体肃立

九、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

十、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

十一、结婚人介绍主婚人证婚人以次署名或盖章

十二、结婚人相向行三鞠躬礼

十三、证婚人致词

十四、来宾致词

十五、主婚人训词

十六、结婚人谢证婚人介绍人三鞠躬,证婚人介绍人答礼

十七、结婚人谢来宾行一鞠躬礼,来宾答谢

十八、结婚人向主婚人行三鞠躬礼

十九、奏喜乐

二十、礼成[30]

仪式比规范前同乡会的要复杂一些,并加入了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容。另外,在同日公布的《婚丧仪仗办法》第四条中还规定:“婚丧不得沿用含有封建色彩或迷信性质之仪仗,违者由地方主管机关分别予以销毁或没收之处分。”[28]

1949年元月,上海市民政局认为集团结婚省时、省费、简单、隆重,为改良婚礼,政府机关定期主持,“以为提倡,实属必要”。但又认为本市得风气之先,私家经营及团体举办者不下十余单位,时间久了,政府机构相形见绌。考虑到其中有专以营利者,有失节约及良好礼俗的宗旨,政府应参与监督指导,于是就拟订了上海市民管理集团结婚办法草案。其中规定:要到民政局核准;健康证明、婚姻当事人名册登记表副本、健康证明书呈送核验;收取费用数目应呈请民政局核准;结婚仪式举行时,民政局视需要派员指导。[28]

当然,集团结婚也有不和谐之音。1948年年末到1949年年初,有位新婚者李子刚,给市政府写信,举报中国集团结婚社主办人谢鹏飞乱收费、证书字迹潦草塞责、待人接物苛刻等。这些都引起了市政府的注意。[28]

上海集团结婚影响大,波及海内外。抗战胜利后,台湾地区嘉义市政府为改良风俗、利于民众结婚,来函请教集团结婚办法[31];1948年10月13日,缅甸华侨服务社社长为准备发动仰光华侨举行集团结婚,特向上海市市长吴国祯写信,要一份集团结婚办法供参考。[28]

可以看出,集团结婚在政府规范下,由同乡会和结婚公司操作,报纸也给与刊载,具有现代都市民俗的气息。春节期间组织的集团结婚,更显示出了社会组织在促进社会生活变革中的作用。由于集团结婚富有现代性,同时越来越贴近大众,其影响超出了上海都市范围。

小结

近代以来,随着上海都市化程度的增强,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以同乡会、同业公会为例,无论在结构还是在功能上,其对上海春节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民俗学角度来看,那就是将商业民俗和节日民俗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化民俗特征。这里春节民俗的发展既具有整合性,可谓新旧杂陈;又具有开放性,可谓中西合璧。上海社会组织对上海春节文化的影响,不是孤力为之的,其间既有政府的支持和规范,也有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变政和变俗双管齐下。在春节文化的变迁中,社会组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得以具体表现,其桥梁和协调的角色也得以明确。由是,一种现代都市化的春节形态得以在中国展现出来。

[1]张云.党与上海社会组织关系述略[M]∥俞克明.现代上海研究论丛: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3]陆兴龙.近代上海社团组织及其社会功能的变化[J].上海经济研究,2005(1):86-92.

[4]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关于旧历正月起每工以二角八分为度待新茧开再行续议的函[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S37-1-241-25).

[5]上海市灯泡制造业产业工会关于请依照决议转知各厂方结算1948年度各会员旧历年终工资的函[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S21-1-55-159).

[6]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旧历;杂志年;加仑将军;日本的精神训练/〈新生〉第二卷合订本[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D2-0-850-62).

[7]1929年10月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建议[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201-1-633).

[8]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为旧历年终结账事与各有关方面的来往函[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S230-1-9-1).

[9]刘善龄.百年春节[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10]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关于沪市春节期间粮店供应粮食情况与粮食部的往来函[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10-6-14-13).

[11]上海市社会局关于筹备米粮于春节期间供应事致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函[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Q10-6-14-7).

[12]上海市杂粮商业同业公会为报告春节开始时实施市场出入证办法与社会局往来函[A].上海:上海市档案馆(S407-1-4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