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虎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清代嘉兴文学家族与地方文缘关系研究*

孙 虎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嘉兴文学家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地方文缘关系密切,地方文缘为家族文学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诸多地方文缘中,名师设馆授徒和书院讲学等师徒传习活动,使单个家族精英思想和诗艺成就成为地域群体思维模式和艺术风貌,构筑了地方文缘的基础;嘉兴地方的文会、社团活动为士子提供“课艺训练场”和学术思想宝库。嘉兴文学家族正因为从地方文缘中不断吸取新的养料,故而根深叶茂,长盛不衰。

清代;嘉兴;文学家族;地方文缘

清代嘉兴文学家族与地方文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家族从地方文缘中不断吸取新的养料,故而根深叶茂,长盛不衰。所谓地方文缘,是以师友声气为基础,一些志同道合者结党营社,以文化活动为媒介的联动,进而形成地方文化网络。在这个文化网络上,由于长期的师徒传习和书院讲学活动,涌现出大量的名师、名士和家族文化精英,这些精英人士构成这个文化网络中的基点。这些基点又通过文会活动与文人结社联结成面,将单个文学家族的文化活动融入到整体的地域文化行为图式之中,反过来群体性文化活动中产生的精英思想又影响着个别家族的思维模式,最终构成超越家学之外的社会文化资源,营造出嘉兴文学家族发展的外部文学环境。

一、设馆授徒:文学家族与地方文缘融合之基点

嘉兴文学家族与地方文缘的融合,初源于家族自身庭训与名师设馆授徒,尤其是后者的师徒传习模式,是地方文缘构建的基础。名师和大儒身后往往聚集境内外的士子,他们之间以文化活动为媒介,表现为师徒、同门、朋友关系,这种关系又影响到子孙与再传弟子,形成关系牢固的师友群体。在这个群体内部,师友间声气相通,激扬文字,不同家族的知识精英一起交流学术与文学,初步实现文化融合。

嘉兴地方名家族注重家学传承,传统庭训是营造家风的基础。为提高家族文化水平,扩大影响,嘉兴世家大族也非常重视延师教子。如清溪名族倪氏家族,孝廉倪钟瑞延请陆陇其坐馆延训其子淑则(字贻孙),“宾主相得甚欢。馆于倪氏者凡七年。贻孙翁得夫子指授,谨守家法,为及门之冠云”[1]127。陆陇其授淑则《小学》、《近思录》等书,倪淑则“恪守师说,默识躬行,又邃于经学,平生睦族周贫,邑称长者。年七十一临殁,训子以读各经注疏、朱子纲目,语不及他”[2]卷三。淑则子哲林也奉陆陇其为师,作《述言》曰:“壬申春,予始登先生堂,得饫闻教诲,觉语言动静,事事可师,又皆出于自然。所谓‘如饮醇醪,不觉自醉’,不足为喻。见周茂叔,如光风霁月,仿佛似之。”[1]10

名师大儒于地方大家族中设馆授徒与一般私塾不同,主要不是为生计,而是带有较强的主动性,注重师徒传习,以传播自己的文化思想为主要目的,最终有益于形成由文学宗师与弟子组成的具有宗派色彩的文学群体,积极影响到一时一地学风与文风。嘉兴陆氏“以文献为吴越间望族”[3]附录,出身于清溪陆氏世家的陆陇其是清初最具影响力的名师大儒,其身后的弟子群体对清代理学影响深远。陆陇其(1630—1693),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历官嘉定、灵寿知县及四川道试监察御史,为官清正廉洁,多有政绩。清雍正二年(1724)从祀文庙,谥“清献”。陆陇其是清初尊崇朱熹理学、以居穷敬理为要、力辟王守仁心学的代表人物,享有“醇儒第一”的盛誉。他的一生除了居官尽职之外,以昌明学术、端正人心为己任。陆陇其多次开馆授课,曾于清溪名族倪氏府中设馆七年,嘉定罢官后又设帐于虞山席氏。陆陇其对倪氏、曹氏、沈氏、陈氏、金氏、顾氏、王氏等地方名族子弟的直接教诲,以及师徒间学术上的呼应形成的艺术氛围,无疑对境内理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以陆氏理学为中心的地域学风。陆陇其“以程、朱之道成己,即以程、朱之道成人”[1]354,因此弟子常以修身进德、明于义利之辨而闻名于世。如沈氏宏勋,字又召,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授陕西省吴堡知县,惠政于民,勤于政事,以劳卒于官。王氏素行,字绘先,“孝友端正,年六十以县试第一入泮。一生然诺不欺,讲道一宗紫阳,以朴实力行为务。陇其殃,为撰年谱若干卷。家窭贫,能贞苦节,读书西宫。……令名好爵视之蔑如,闇然为己,惟日孽孽”[2]卷三。金氏廷煌,字旭昌。性孝友,好读书,经史子集无不淹贯,言动辄以古人为法,清献尝称之曰“日学者”。陈氏荣樟,字楚材,性孝友,敦族谊,有前辈典型,以曾孙嗣龙封翰林院编修。陆陇其卒后邑人助资建清献祠,以昭久远。在陆陇其影响下,嘉兴平湖地区学者多以阐明陆氏理学为己任,流播甚远。恰如浙江巡抚常安《清献祠碑记》中所说:“苟能学清献公之学,则千里之遥与夫百世而下,尚有继其心源,想其议论。”[2]卷九高国楹《清献祠碑记》云,“公独远寻脉络,恪守程朱,俾数百年以来既坠修而明之”,“读其词,预闻其教,靡不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解,自学士大夫逮贩夫牧竖之徒又靡不欣欣得意,若怀宝而去者。是以公殁数十年,书行溢远而风流弥永”[2]卷九。

由于师徒渊源关系,地方名族间相互交流学习心得及各自家学,使文学与学术在横向上得到融合与会通。名师之学与家学的结合,拓展了家族获取教育资源的渠道。文学世家子弟突破“族内师友”的局限,吸纳同时期名师大儒之学,并与本族的家学相互引发,促使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同时,名师设馆这一师徒传习方式也给家族子弟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文学环境,家族成员集聚在名师周围,相互切磋,激荡以生成作品,正如魏了翁《经外杂抄》所说:“师不专在传授,友不专在讲习,精神气貌之间,自有相激发处。”[4]3068师徒传习对文学创新的激起功能是家学所无法替代的。

二、书院讲学:家族文化融合下的地方文缘

除了设馆地方名族的师徒传习,嘉兴的名师宿儒还常常在书院通过公开会讲的方式阐扬学术。嘉兴书院建设多得益于世家大族,自然书院讲学也就成为文学家族重要的地方文缘。雍正时期,朝廷认识到“书院之设,于士习之风,有裨益而无流弊”[5]卷七十,提出“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亦兴贤育才之道也”。书院发展得到官方的支持,进入快速发展期。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颁布《训饬直省书院师生》,称赞“书院之制,所以导引人才,广学校所不及”。在“教学为先”的大环境下,地方官员利用拨充公银、拨公田、拨废旧庙宇田产等方式,扶持书院的兴建和发展,各地书院兴起。在书院讲学“合法化”背景下,文化家族积极捐资兴学,推动书院发展。

文学家族聘请名师、名士授徒,社会文化资源多局限于几个姻亲家族内部的传播,这种状况在书院兴起后发生质变,世家大族直接将具有家学性质的私塾转化为官学性质的书院,则为地方提供了公共性质的文化资源。如嘉兴平湖境内的靖献书院、天心书院、介庵书院都是由陆氏家塾转化而来。书院日常开支主要依靠世家望族的学田供给和捐助。如蔚文书院,嘉兴徐氏徐文锦捐房20间,田305.48亩,嘉兴张氏张嘉谷捐田112.4亩。嘉兴鸳湖书院,有学田611亩,嘉兴地方望族每年筹洋2 000圆生息以供山长束脩之资。[6]书院的发展与大族的教育投资密不可分,一旦资金供应中断,书院维持艰难,最终会陷入困境而难以为继,如东湖书院为明正德年间太保屠庚僖之书院,太保“积书买田,将群族人子弟而教之”[7]卷八,但仅维持二世就消亡了。在政治扶持与地方经济富庶的双重便利条件下,清代嘉兴境内书院受到家族的资助发展迅速。境内书院林立,主要有宣公书院、仁文书院、鸳湖书院、东湖书院、崇文书院、景贤书院、当湖书院、陶甄书院、文湖书院、肃成书院、江南书院、翔云书院、鹤湖书院、魏塘书院、观成书院、蔚文书院、观海书院、立志书院、桐溪书院等。这些书院由于地域相邻、宗旨相近、成员重叠的原因,它们紧密地结合为书院网络,书院网络成为家族子弟获取家学之外文化资源的主要渠道。

世家大族对书院教育投入极大的热情,重视书院发展,意在利用书院培育家族人才,寻求家族在社会和政治上的作为。他们积极邀请境内外的名士、名师和民间士绅主持书院,给地方家族子弟带来新鲜的文化成果。如嘉兴书院有邀请知名学者讲学的传统,受邀到嘉兴书院讲学的名师、名士有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著名理学家朱子学的倡导者张履祥。这些学者讲学的内容突破过去传统书院“课艺”的限制,内容涉及文学、理学、历史学、农学和教育学诸多学科门类,对于诸多受传统家学教育的子弟而言,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康熙十三年(1674),嘉兴海宁县治书院聘请黄宗羲主讲。历时五年,其讲学内容除了传统经学、史学和文学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测量推步之学”。由于他的倡导,开了“浙人研治西洋天算之风气”[8]285,梁启超说:“当是时,江浙间斯学极盛。”[9]410黄宗羲的书院讲学培育出陈訏、王元启、朱鸿、李善兰等清代数学大家,并使天文历算学等成为海宁陈氏家学一部分。《海宁渤海陈氏宗谱》曰:“姚江黄征君梨洲至宁讲学,公(陈訏)预司讲,精研性命之旨,为征君高足弟子,并以筹算勾股之术传焉。”[10]21陈訏著有《勾股引蒙》五卷、《开方发明》、《矩测》、《勾股述》二卷。黄宗羲为《勾股述》作序:“海昌陈言扬,因余一言发药,退而述为勾股书,空中之数,空中之理,一一显出,真心细于发,析秋毫而数虚尘者也。”[11]689陈訏《勾股述·自序》:“岁丙辰,余获侍梨洲黄先生门下,与同学诸子受筹算‘开方法’。因著《开方发明》,先生见之喜,谓其习于数而明于理也。后随函丈因暇请卒业勾股。先生曰:‘勾三、股四、弦五,此大较也。立表以测高远,立重表以测不可身至之高远,此成法也。其理可以穷造化,古来钜公大儒之从事于实学者多究心焉,可以为数而弗之讲乎?’余闻之懵甚,退而读荆川《勾股论》,几不可以句。伏而思之,知空中之理,非数不显,空中之数,非理不明。忽若有悟,因参他书‘勾股’诸法,附以己见,述为勾股书。先生见之益喜,谓其数益习,其理益明也。”[11]690显然,陈訏在数学方面的重要成就源于黄宗羲的启蒙和教诲,并将历算视为理学发展的新动向。

嘉兴的书院严格遵守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择书院山长,因此书院山长中不乏名师硕儒,能开启一地学术风气之先。对于入书院受教的家族子弟而言,名师硕儒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如嘉兴盐官书院由知州黄秉哲于清嘉庆七年(1802)创办,著名学者乾隆进士周春、道光廪膳生钱泰吉和同治翰林院吴浚先后任山长;廪贡生沈毓荪在嘉兴盐官创办长安书院,山长皆由通经硕儒徐元勋、张鼎先后担任。[12]69-70这些硕学宿儒,具有一流的才学和人品,在当时文坛和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们大多数出身于嘉兴的名门望族,而其所授书院弟子主要是世家子弟,使名门望族在地方上引领文化潮流。如鸳湖书院山长沈可培,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早年得益于书院山长冯浩奖掖提携,后以课徒终其身,曾历主潞河、泺源、云门诸书院,受业者常数百人,成就甚众,被誉为“为养为教之善政”者。晚年辞官归里后,嘉兴知府伊汤安请他担任鸳湖书院山长,远近诸生,争相问业。又如鸳湖书院山长段玉裁,家族累世以授徒为生,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主讲鸳湖书院期间,嘉兴沈涛、沈维鐈俱出其门下。沈涛受段玉裁指授,专尚考订,兼嗜金石,著述精湛,著有《论语孔注辨伪》二卷、《说文古本考》十四卷等。沈维鐈通经学、音韵训诂及文字之学,曾主讲杭州敷文书院、松江敬业书院,掌文衡30多年,分校典试,以“绝苞苴,禁请托”闻名,林则徐、陈庆镛都出其门下。因此,孟森《明清史讲义》说:“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13]553

嘉兴各地书院借名士、名师讲学提高声誉和地方影响力,名士、名师的学问、道德、文学成为士子学习之楷模;名士、名师也利用书院传播个人治学、学术思想,使之发展成为一种群体思维方式,以此扩大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如陆陇其晚年主讲洞庭东山、尔安书院,从游者甚众。邑中从学弟子有倪钟瑞、陆律、赵光绪、沈宏勋、王素行、陈荣樟、曹宗柱、金廷煌、王之澄、朱培宁、朱培振等,他们成为陆陇其理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宣扬者。这样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实际上将名师个人治学手段、学术思想向集体思维方式的转移泛化;同时,这一过程也促使书院组织得以发展——从个人讲学到书院会讲,再到书院网络的形成。例如嘉兴文湖书院,由嘉靖中参议沈谧构建,“文湖书院祀王阳明,集四方学者讲肄不倦,务在兴起后学,求合于道,士皆赖焉”[7]卷八。鸳湖书院以陆稼书为乡贤楷模,“今欲俾嘉之人士,户诗书而家礼让,自非萃聚群英讲学以明之,亦何以美风俗而维道统,使稼书先生之泽久而弗替乎?夫表章先哲以培养后学,司牧者之责也。……夫鸳湖胎灵孕异宝,人文之渊薮,子弟平时受父兄之教,耳濡目染,原能有所成就。今更得会聚一堂,日奉先儒之范,读其遗书,景其懿行,且与贤师友讲明以切究之,譬之业百工者,居其肆以成其事而益进于广大高明之域,于以继美正学,为朝廷储大有用之材,是又邦家之光,而都人士之所以增庆也”[7]卷八。书院为士子肄业之所,书院讲学、师友网络为文会社团酝酿奠定了基础,书院网络和文会社团的兴起为嘉兴的文化家族提供了家学之外的良好的外部文学环境。

三、文会社团:学术与道义交流下的地方文缘

明清时期江南为人文之渊薮,文化名族叠兴。士子结社如云,遍及城乡,以致理学家张履祥深有感触:“近世盛交游,江南益甚。虽僻邑深乡,缔盟立社无虚地。”[14]883谢国桢于《顾宁人先生学谱》云:“明季江南坊社之风最盛,……当时立社之风,大江南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吴中太仓,知名于世者,若复社、几社、应社、惊隐社、云龙社。”[15]139当时无论是单纯的文学雅集,还是出于政治、社会的关怀,无不以结社相号召。江南文学家族出于弘扬家学、吸纳同时期先进文化成果、提升家族社会影响力的需要,积极参与文会、社团活动。

嘉兴文学社团按区域划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嘉兴地方家族成员参与的全国性社团,另一类为嘉兴地方文学社团。前者如复社、几社和应社及清初的慎交、同声诸社,皆有嘉兴世家名族参与其中。闻名天下的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高才宿学,多出其间”[16]130,其中成员出于嘉兴名族的有陆清原、陆瀹原、谭吉彭、曹溶、谭贞良、沈嗣选、钱嘉征、钱士馨、朱茂辉、朱茂旸、李明岳、李明峦、李明嶅、钱继章、钱棻、钱继禧、钱继振、钱默、钱熙、钱棠、钱棐、魏学濂、魏学洙、曹尔堪、陆上澜、陆濬源、陆洽原、陆之浤、彭孙贻、查诗继、查嗣馨、查继甲、朱升等。这类社团并非仅仅是文学组织,在易代之际也肩负传承文化学术的使命。后者如明末清初崇德澄社、秀水梅里方外社、以嘉兴南湖为中心的十郡大社等,它们受几社、复社等余波影响,成员较多是明代之遗,在国破家亡之际指点江山,文字之中多故国情深。这类诗社、文社组织也并非仅仅是文学组织,而是通过诗社风流展现士子在易代之际的生命风姿。清政权稳固之后,嘉兴地方兴起更多小型的诗社,如平湖洛如诗社、当湖七子社、率真会、登高会等,其结社动机主要是诗酒唱和、结游交往、切磋诗艺、倡导学术,这些诗社基本不含政治目的,是比较纯粹性的文学团体。

明末清初的诗社承明代东林、复社、几社之余脉,在易代之际肩负文化学术传承的使命。诗社还带有明显的同新朝不合作的反抗色彩,但随着清政府政权的巩固,对“江南之苏州松江、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的结社现象,勒令“严行禁止”[17]卷八,诗社内部党同伐异之流弊滋生,诗社的政治目的逐渐弱化,转而通过诗艺技能的训练,为家族科举“课艺”训练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洛如诗会”,为平湖陆氏陆奎勋从子陆载昆创立。陆载昆《约言五则》云:“丙戌春,读书西皋,与群从昆弟相约为‘洛如之会’。”“洛如诗会”活动主要从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三月至四十七年戊子(1708)正月,活动期间先后赋诗2 200余首。经朱彝尊选存十分之三,存761首(另附录6首),成社诗总集《洛如诗钞》六卷。[18]“洛如诗会”成员共有四十人:陆世耒、陆奎勋、潘应奎、范云逵、陆升嵘、陆邦掞、陆载昆、叶之溶、陆大復、释德卫、叶之淇、陆时杰、刘灴、陆邦烈、邵暠、刘仔钜、张培源、沈堣、陆王孙、沈崃、柯煐、柯寿坤、周朱耒、吴淳还、李旭、魏少野、沈堮、释觉苑、冯畿、程枚吉、沈树本、沈昌祚、沈用济、陆凌勋、陆汝锦、释微绪、沈修龄、刘宸、陆载霍、朱丕戬。其中,出自平湖陆氏有12人,沈氏7人,叶氏2人,集中了平湖主要的文学家族。诗社的宗旨在于切磋写诗的技艺,带有浓厚的“课艺”色彩。恰如陆载昆《约言五则》之二所说:“面会诗,以唐人试帖为宗。”“面会诗”即试帖诗,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被正式列入科举项目,在这个方面,“洛如诗会”可以说洞察了“先机”。“洛如诗会”的课艺训练,为嘉兴文学家族的科举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持,其成员陆奎勋举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科进士,沈树本是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科榜眼,这多少都与诗社在技艺上的强化训练有关。“洛如诗会”影响深远,乾隆年间由叶峦、张云锦、于东昶等人组织“续洛如吟社”。清咸丰年间,平湖沈金藻、丁彭年共同发起“洛如嗣音社”,承“洛如吟社”风流,成员有顾邦杰、陈其昌、崔廷琛、徐炳煃、顾福增、丁鸿年、蒋照、贾敦艮、顾恩培、黄金台、叶廉锷、陆超升、丁步瀛、徐元琛、邵颖、张百龄、鲁邦焕、戴焘等。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卷三二),于丁彭年名下附许仁杰语曰:“尝举‘洛如嗣音诗社’,扬风扢雅,一时称盛。”[19]236

诗社表面看来是单个文士的集合体,但实际上成员间有较多血缘、师友关系,具有浓郁的家族色彩。诗社之中,恰如张溥《应社十三子序》所云:“有一家之兄弟焉,有世兄弟焉,此以亲相先者也;有同一师者焉,有师弟子同为友者焉,此以义相先者也。……论亲与义,而人文之道皆具乎中,则诸子之为友也。”[20]卷一诗社雅集,有利于学子在文坛崭露头角之时得到文学前辈的关爱,从而在文坛立足并产生影响。如朱彝尊在叔父朱茂晭引介下参与以吴伟业为首的“十郡大社”。顺治七年(1650),吴伟业、尤侗、徐乾学等江浙文人集于嘉兴南湖,举十郡大社,“连舟数百艘,集于南湖。太仓吴伟业,长洲宋德宜、实颖,吴县沈世英、彭珑、尤侗,华亭徐致远,吴江计东,武进黄永、邹祗谟,无锡顾宸,昆山徐乾学,嘉兴朱彝尊,嘉善曹尔堪等皆赴”[21]21。另外诗坛名士如陆圻、汪琬、陈维崧等亦来赴会。朱彝尊借诗社雅集之际,和诸多文士订交。吴伟业读朱彝尊诗,赞叹说:“如果遇到贺知章,他要称你为谪仙人了。”并且对别人说:“此子将来必成名家,可惜我年纪已老,看不到了,你们不妨拭目以待。”[22]34这次诗社之集,朱彝尊结识阳羡派词人陈维崧,并与西泠派领袖陆圻订为忘年之交,对朱彝尊后来诗歌发展和词坛地位的确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学家族成员入社,将宗族之情延伸到朋友之义,党社之亲,扩大了家族的文化资源。正如复社领袖张溥所言:“夫朋友之义与宗族之情,其本粲殊,比而同说,则安称焉。然而有其一者,所谓亲亲之道,彼此之通也。且以十五国之人,各方峻阻,一旦而道姓氏、称兄弟,虽人事之应求,原其声气,不可谓非天也。……是以社名之立,义本周官。而今之文士,取义为号,择而后交,在久不渝,四海之大,有同井之风焉。斯又王道之所存也。夫观其由来,朋友之戚,系于人伦,而士与士之士,归之本业。出入进退不能离,穷愁祸患不能舍。若是而比于宗族,非过也。”[20]卷一这种以学术和道义为基础结成的群体,为家族提供了家学之外的文化资源,为家族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文学家族通过文会交友,结社联吟,宾主唱和,取长补短,达到同气相应、同声相求的目的。文会、结社增进家族间的情感,又为分散的家族创设共同的文学环境。

总之,嘉兴文学家族间的师徒传习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社会语境,说明家族精英思想如何成为地域群体思维模式,推动地域的学风和文风的形成;书院讲学作为传播个人治学、学术思想的主要方式,使文化精英思想快速成为一种地方群体思维方式;文会、社团是以学术和道义为基础的文学群体,通过文会交友、结社联吟等方式,文学家族获取了家学之外的文化资源。嘉兴文学家族与地方文缘之间关系密切,地方文缘为家族子弟发展创设了良好的外部文学环境,文学家族的活动对地域社会秩序、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影响到地域的学风和文风,对实现与地域之外文化的交流互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1]吴光酉,郭麟,周梁.陆陇其年谱[Z].北京:中华书局. 1993.

[2]彭润章,叶廉锷.平湖县志[O].光绪十二年刻本.

[3]陆陇其.御史陆先生行状[O].三鱼堂文集.清康熙四十八年正谊堂本.

[4]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5]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6]邹叶根.嘉兴教育志[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

[7]许瑶光.嘉兴府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8]钱宝琮.浙江畴人著述记[G]∥李俨,钱宝琮.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十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10]陈庚笙.海宁渤海陈氏宗谱[M].民国七年刊本.

[11]陈訏.勾股述[G]∥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第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陈心蓉.清代嘉兴书院的变迁及其影响[J].兰台世界, 2008(2):69-70.

[13]孟森.明清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5]谢国桢.顾宁人先生学谱[G]∥《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民国丛书:第一编8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16]钱仲联.广清碑传集[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17]蒋良骐.东华录[O].清乾隆刻本.

[18]朱则杰.“洛如诗会”考辨[J].文学遗产,2012(5):126-131.

[19]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O].清光绪刻本.

[20]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O].明崇祯九年刻本.

[21]吴翌凤.逊志堂杂钞[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2]王利民.博大之宗:朱彝尊传[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袁 茹)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xing Literature Family and Its Lo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Qing Dynasty

SUN Hu
(School of Humanities,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Jiangsu,215009)

In its process of development,Jiaxing literature family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literature resources,which created a favorable outsid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Among the various local literature resources,the pass on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between masters and apprentices such as setting up schools within a family by famous teachers to tutor pupils and giving lectures in academies of classical learning,etc.,making elite thoughts and poetic achievements of individual clan a regional group thinking model and artistic style and feature,thus having built up the basis of local literature resources.Local literature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activities in Jiaxing provided the scholars with places of skill drilling and treasuries of academic thinking.It was thanks to the constant absorption of new nourishment from lo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that Jiaxing literature family had flourished with deep roots and luxuriant leaves,and remained on the glory trail for long years.

Qing dynasty;Jiaxing;literature family;local literature resources

I209.9.55

A

1672-0695(2015)05-0076-06

2015-03-27

江苏省教育厅项目“明清江南家族文化生态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750081)

孙 虎,男,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近代诗学、清代江南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