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频

从周国平到韩寒：“直男癌”与社会病

1月12日上午，周国平在微博发表言论称恋爱、操持家务和育儿是女人的“天性”和“唯一的野心”，又说：“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近年来，每次有男性学者在公开场合发表带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言论，都总能在公共舆论上掀起不小的波澜。

广州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师何光顺在课堂上称“应取消第一堂课，让女生有时间化妆”，80后精神领袖韩寒则在微博上坦言不能容忍太太去上班，她的所有时间要被自己支配，还希望太太和他的女朋友和谐相处……而对家暴没有任何道德负罪感的李阳更是引起了女性主义者们的声讨。

“直男癌”这个词应运而生。不可否认，从许多男性既得利益者如官员、老板们再到拥有话语权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女性的身份还是一个被欣赏的情人、一个相夫教子的母亲，或者仅仅是一件过了时段就卖不出去的商品。

社会刻画两种女人——好女人和坏女人，或者圣母和荡妇，这是分而治之的统治术。当女人被定位为要被男性取悦和呵护的性别，这反映的是女性内在的匮乏和不自立。

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也是表现另一种隐蔽的“直男癌”，霸道总裁爱上柔弱小白，把女性捧在手心——而事实上，这种轻车熟路的、讨好女性的伎俩往往以“暖男”面目呈现令众多女性同胞受用不已。

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个化装舞会，性别身份是重要的面具之一。电视、广告中对中产家庭的想象是男人开车，女人洗衣服，周国平的言论无意说出了当下社会的秘密所在，社会塑造的理想家庭是“男人挣钱，女人在家养孩子”的“直男癌”式的家庭。

为什么女人特别需要幸福家庭，也许是因为公共领域里充满了险恶，性骚扰、歧视、不平等对待等。如果有创伤的感觉，回到那个位于六环外的小巢里，在男人的呵护下修复，这就是女人痛苦和匮乏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家庭变得这么重要，社会的责任和问题都需要小小的家庭来承担？这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趋势有关，在国家退出市场的同时也从公共服务退出，养老和养孩子都变成个体家庭的承担，这是“直男癌”式家庭出现的社会前提。“直男癌”不仅仅是个人的偏见，它是社会的疾病。

男性知识分子敢和谁结婚：独立的女人让谁怕和逃？

尼采研究者周国平想要的结婚对象，是“温柔”、“体贴”和“慈爱”的女子。这倒是符合斯文人对传统农业社会男女关系的想象。

那个身强力壮的男子，耕田犁地砍柴打猎回家，女子已经在干净简朴的屋舍里等候，端上正适合他口味的饭菜，湿毛巾擦去他脸上的汗水，还体贴地斟上陈年老酒，好不痛快。家庭角色已经固定，管理上按部就班，没有什么需要费劲。

到了战乱的民国，萧红这样不安分要自立的女子，才气自然不能超过老公萧军，性爱和身体当然不能由她自己做主。谁要了她，是对她的恩赐，连她自己有时都惶恐不安，但又不甘。那个叫端木蕻良的男子，个性柔弱，所以才会娶了她，而不是说，端木对她的文字和为人有欣赏能力。

进入现代中国，谋生已经不是体力打拼，而是智力比赛。男人辛辛苦苦工作回家，女人也许还没有下班，翻冰箱残羹冷炙也未必有。家里的事情，孩子的安排，社交的发展，家庭的投资……女人常常推翻男人的意见，想要自作主张。更过分的是，她常常以职业发展需要的名义，出差或在城中住高档酒店，吃豪华晚宴，穿着凹凸毕现的晚装，和各种男人眉来眼去地微笑。

从欣赏者而非创作者的角度来说，审美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教化，内化成一种教养。周国平们习惯了温柔体贴和慈爱口味，面对各种火辣辣的挑战和刺激，不免陷入了怀旧和……惊慌。

当女子的性爱、品味和智识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男性在日常生活和职业场所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怎么成为现代优秀女性的伙伴而非主宰者？如何依靠智识和趣味，而非仅仅金钱和生活保障，获得对方的爱慕？

不少女性会心有余悸地说，不要和中国男人上床，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中国男人不可爱，而是一旦上床，他们就到处炫耀，以为这已经象征着他踏在“发达的西方文明”之上。随后这些男人又迫不及待地逃走，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和独立的女子相处，尊重对方的观念和行为。

作为研究者的周国平理应懂得杀死上帝、回归到尊重人的价值的尼采。尼采对抗虚无主义的无限接近社会真实的艺术的真理，是否可以从面对自我被挑战开始？如果喜欢上张爱玲、张曼玉、崔卫平、刘瑜、艾晓明这样美好、独立又有智识的女子，他是不是只能逃之夭夭？

从“占领男厕所”到“各种婊”：性别关系的对垒背后是伦理和制度

19世纪有本菲律宾小说叫《社会之癌》，作者（荷塞·黎萨）被称为菲律宾独立之父，小说讲的是西班牙殖民之下菲律宾人民的生存状况，将这种被殖民的状况称为“社会之癌”。今天我们谈“直男癌”同样可能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

过去三十年，我们得到不少自由，市场的自由、经济的自由等等，但相比之下，这些自由都没有性的自由来得更真切。但反过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在社会一切的娱乐、权力、经济和交往中，压迫性的性关系都扮演着中心角色，从武媚娘到职场生活到人大代表男女比例和话语权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围绕着“直男癌”式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很多负面的贬义词用“女”字做偏旁，比如“奸”、“嫉妒”、“贪婪”等等。到现在，形容女性的词从“绿茶婊”到“剩女”、“女博士”，还是负面的。不只是语言，社会的运作逻辑里对女性的不尊重和不友好根深蒂固。前两年有“占领男厕所”活动，就从最日常的厕位比例发现了男女不平等，虽然建国后就在提倡男女平等，但只停留在口号上。

在说各种“婊”的同时也谈“直男癌”有两个启示：一是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背后，伦理和政治的制度异常强大;另一方面，在性自由基础上，现在有一点点互联网自由和言论自由。

在这背后是女人，起码是一部分女人的成长，虽然是以一种缺乏“女人味”、不温柔、不美的方式。但面对女人的成长和觉醒，这个社会没能够跟上，以“患者”们作为代表。

讨论性别问题离不开阶级维度。现在互联网上大规模和男权抗辩的女性都是有资本的，包括性资本，也包括教育水平、城市背景、职业女性身份等。但当她们进入婚姻和职场，生活的残酷真相也许会逐渐水落石出。

不可否认，当一群有条件觉醒的女人向男人发起冲击和呼唤平等的时候，她们首先想把平等给自己，向自己同阶级的男人要求平等。而如何把平等溢出，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会，解决社会中的性别、阶级、种族等各种不平等，才是治疗“直男癌”的最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