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华林

语言是心灵流淌出的泉水

小说一开篇，屠夫辛七杂出场。“龙盏镇的牲畜见着屠夫辛七杂，知道那是它们的末日太阳，都怕，虽说他腰上别着的不是屠刀，而是心爱的烟斗”——这样的开篇，迟子建说是她反复推敲后写就的。不免让我想起在一次公开的讲座上，迟子建直言很重视小说的开篇，认为小说的开头好比交响乐的序曲，一定要好，否则很难在高潮的时候呈现整个乐章最精彩的章节。

但对于这部看上去没有主角的小说中，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辛七杂作为开篇？迟子建的理由是：按道理来说，这部长篇的每个人物，如安雪儿，都可以作为开篇的出场人物。但我一定要选一个最能出彩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长篇里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那么非辛七杂莫属。写一个小镇的屠夫，就是拿出了一把解剖一个小镇的“利器”，辛七杂的出场，引出了背负逃兵骂名的父亲辛开溜和弑母的养子辛欣来，也引出这个小镇的风物。所以在众多人物中，让他打了头阵。

跟小说的开头一样，迟子建还特别重视小说的语言，她甚至认为“一部小说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成色”。比起早期《北极村童话》、《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非常文学化语言的表达，《群山之巅》的语言简洁又极具画面感，同时充满诗意。迟子建在交流时直言，很惊喜记者发现她在这部长篇语言上的用心。

对于小说的语言，她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个好的小说家，不管有多么精彩的故事，多么炫目的技艺，如果没有好的语言，那么这部小说在我眼里就是失败的。语言看似是作家的‘外衣，实则是心灵流淌出的泉水，是检验一个作家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迟子建在写了三十年后，时间带给她语言的变化“可能更朴素和简洁，但前提是，它们要富有表现力，或者说是诗意”。

如果忏悔还不够诗意，人性该是多么黑暗

《群山之巅》一共有十七章，每个章节的人物相互缠绕，一环扣一环，读时竟有了些刑侦的味道。评论家潘凯雄称其为“环形链式”结构，被迟子建认为“非常形象”。迟子建说，“这部长篇大的叙述不是倒叙，而是每个章节小故事的倒叙，采取这样的叙述策略，是因为这种处理方式，非常符合这部长篇。因为这部作品描写当下，但涉及的历史和人物，都是有‘前世的。采取倒叙说‘前世，‘今生的故事才不突兀。这样每个章节的倒叙，能够把这部长篇的丰富内容呈现给读者。”

谈到小说与当下的关系，急剧变化的中国，给了很多作家写作的素材。对于迟子建来说，她关注社会的变化，但真正能打通文学气脉的，还是自己采撷的为好。除了它的独立性，还在于它在文学上与你“心意相通”。所以这些年来，她不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没让思维固定在单一领地，保持鲜活的捕捉素材的“嗅觉”。

即使是在苦难中，迟子建也不愿意放弃诗意。她认为“苦难中的诗意，是我眼里文学的桂冠”。新的小说中，迟子建写强奸了安雪儿的辛欣来背负逃兵的骂名，钻进山林里“把自己的心灵放逐于青山绿水之中”;而书中李素贞和唐眉的忏悔行为，在迟子建的笔下，更体现着诗意——因为“如果忏悔还不够诗意的话，人性该是多么的黑暗！”

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世界

《收获》的执行主编程永新在看完《群山之巅》后形容，迟子建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世界”。

现实中，迟子建一直生活在东北，熟悉她的读者能从《北极村童话》里读到迟子建的童年，那是漠河的北极村。在小说中，迟子建说，“小说是作家创造的另一个‘现实，所以它与现实的世界，原则上是没有关联的。但它在气息上，确实有相通之处。我的故乡，已不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故乡，它在风景上依然妖娆、壮阔，但早已失去了过去的宁静，就像我构筑的龙盏镇一样，看似处于偏远一隅，但它内里也是喧嚣的。”

迟子建常常被认为是黑土地作家，但故土在她眼里不仅仅是乡土，故土也可以是城市。对于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迟子建认为他们也有故土，那就是他们的城市。她相信在城市这片故土上，青年作家一样能成就他们自己。

在《群山之巅》的后记《每一个故事都有回忆》中，迟子建提到她在50岁的秋天里写完这部小说，对于她而言，“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生命的自然春色正别我而去，给我留下越来越多的白发和越来越深的皱纹，但文学的春色一直与我水乳交融，也许我的写作会迎来更好的时代，谁知道呢。正常来说，阅历的增长，对世事洞察的深刻，会对作品的厚度和深度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