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韩啸

（1.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东广州510030；2.广东华南建筑设计院，广东广州510030）

古代广府建筑文化略论

韩强，韩啸

（1.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东广州510030；2.广东华南建筑设计院，广东广州510030）

古代广府建筑文化显著区别于以中西合璧为主要特色的近现代，总体上可以定位于以本土特色为主导的建筑文化。本文采取以各时期的建筑发展为经，以文化特色和文化精神为纬的思路，梳理古代三个文化时期——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广府建筑文化的主要发展线索，及其中贯穿的多元、开放、兼容、重商、务实等文化特色和文化精神。

广府建筑；发展三时期；文化特色；文化精神

广府是通行广州方言即粤语（俗称白话）的民系概念，同时指称民系所居地区。当今粤语方言地域包括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一带，含香港、澳门，整个粤中和粤西、粤西南部、广西西江流域以及南部一些地区。珠江三角洲是最具代表性的广府民系地区，中心在广州市，典型地表现了广府文化的特征和内涵，建筑文化上也是如此。

建筑是文化的一大门类，建筑种类分为住宅建筑、公用建筑和特种建筑三大类。广府各种类建筑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体现出本地的鲜明特色，渗透着广府的文化精神。广府文化是岭海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又有着不同于潮汕、客家、桂系、海南等区域文化的特色和文化精神。在建筑领域也表现出多元、开放、兼容、变革、冒险和创新等文化精神，充满着务实、讲求实用、重商、平民性、市井风情、越族文化遗存等等特色。

所述时间范围，上达马坝人洞穴文化，下至乾隆朝于1757年只留广州一口通商所标志的中西文化碰撞期开启和中国进入近代文化史。中间经过岭海文化的前三个时期：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1］在建筑文化上，中西文化碰撞期以中西建筑合璧和广纳海外建筑文化为主要特色，强烈区别于前几期以本土特色为主导的建筑文化，包括独立发展期的本根文化、百越文化圈期的越族文化、汉越文化融合期的中华文化特色。此期跨度巨大，不能尽述，本文旨在梳理出建筑文化的主要发展线索和特色，采取的思路是以各时期的建筑发展为经，文化特色及文化精神作为纬，只在历史概述中点出。

一、独立发展期：洞穴、半地穴居所到地面建筑

独立发展期从12.9万年前的马坝人开始至商初，是原始居民创造本根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广府建筑只有民居这种建筑种类，民居大体经历从洞穴式到半地穴式，再到地面居所干栏式建筑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洞穴是广府先民最初的居所。将天然的树洞、山洞作为栖息生存之所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很低时的必然。虽是天然而非人工建造，但却是人类利用自然作为居所，是经过选择和一定改造的，属建筑的原始形态。树洞居所不可能能遗存下来，现时发现的先民居所只有洞穴这类样式，其时代横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洞穴居所是马坝人所居曲江马坝的狮子岩狮头洞穴。狮子岩山中石灰炭溶洞纵横交错，上下相通，洞中石笋、石柱、石幔遍布，湖水随洞转折。1958年在北面狮头洞穴第二层发现了一个人类头盖骨，属于中年男性个体。与马坝人共生的动物化石有大熊猫、斑鬛狗、剑齿象等8目38个种属。1984年又发现两件砾石砍砸器，一件长条形，一件扁圆形。这说明“古人”即早期智人开始制作旧石器。广东封开县河儿口镇垌中岩洞口高约1.2米，宽2米。从洞口斜入约4米有一小洞厅，1989年在其左边支洞胶结堆积中发掘出2枚人牙齿化石，经测定距今约14.8万年，属早期智人。共存的古动物化石有大熊猫、东方剑齿象、猩猩、长臂猿等20多种，［2］说明与马坝人同属狩猎和采集文明。

最早的“新人”柳江人化石在广西柳江县通天岩中发现。基本上同期但稍晚的还有来宾、柳州等地的洞穴遗存，广东发现的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洞穴等处遗址与此是同期的，这些洞穴遗址都发现打制石器和打磨骨器、动物残骸化石等，均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系统。

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广府人洞穴居所，广东文化遗址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英德青塘洞遗址、南海西樵山遗址，中期的增城金兰寺下层等。此期属于岭海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其居住和生活的基本特征有：以穴居为主，大多选择石灰岩天然洞穴；以母系为中心小群聚居，一个集体群落一般不超过20人；定居或半定居的群落生活和生产已渐趋稳定。

这就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广府人居所发展到半地穴和地面式的建筑创造了条件。广东石峡中文化层，珠江流域广大地区的贝丘遗址共同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大约五千年前，广府先民就可能利用竹木草等天然材料建造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筑。虽未有完整材料描述这种建筑，但可知的是这类建筑大体在两类地方建造。一是江河湖海边的一级台地上，二是高一二级台地的山冈上。在珠江及其支流的两岸和沿海海岸一级台地上发现大量贝丘遗址。中山大学校园内海拔一二十米的红岩山冈、佛山河宕遗址都曾有刚开始锄耕农业，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的广府原始部族村落。这类村落应以竹木等天然材料建造的地面式建筑为主。

地面式建筑最早发展的是干栏式巢居建筑。张华《博物志》称“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魏书·僚传》载“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广府先祖南越族开始时应是以天然树木为柱搭建干栏式。为了适应近水或森林中潮湿的生存环境，至迟在距今四千多年先民就开始建筑不以天然树木为柱，悬离地面的干栏式住宅，就已不属“巢居”，而是独立的干栏式建筑了。其典型代表是在广东高要县茅岗发现的新石器末期干栏式建筑遗存。一说考古年代为青铜时代早期，但碳14测定距今4070－4290年。［3］通过建筑结构和布局复原，发现这是比较完整的成片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存，当时干栏式建筑为长方形，形制和大小与近代广东连南瑶族居住的干栏式建筑大体相似。它建于水滨的低洼地带，远高出水面，可防“瘴气”，防猛兽毒蛇，防潮和防水淹。干栏打桩缚柱，柱身有凹口以横贯梁木，缚扎成底部悬空的居住栅架，梁架上再铺以密排树枝，涂上草拌泥或再垫茅草、草席、竹席等。居住高度约2.3米左右，屋顶结构为“悬山顶”，屋顶铺盖和缚扎芦苇、茅草之类，房子四周用芦草编扎成的笪子当墙以挡风寒、雨水，外有檐廊。干栏居住面积约15-20平方米，屋内布局如同现存我国中南、西南、海南岛少数民族干栏居住形式，在中间封填泥土为火膛，放置几块石头为灶。“倚炉为榻，举家男女，环炉而陈”。居屋后部留出窿洞供大小便和将食物残骸、废弃的生活生产用品抛落棚下，随水冲淹。

二、百越文化圈期的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因适合南方自然环境而分别独立发展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广府则横跨独立发展期、百越文化圈期、汉越文化融合期，甚至在中西文化碰撞期，广府西部个别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有干栏式建筑存在。但各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干栏式巢居是最具百越民族风格和特点的器物，但独立发展期国内文化传播非常弱，广府先祖南越族的干栏式巢居是高栏式结构，与其他越族的低栏式、麻栏结构有所不同，具有区域的独创性。

进入百越文化圈期情况就大不相同。此期从商初约公元前1000至1600年开始，至秦始皇征并岭海。商初百越文化圈开始形成，它标示着中国南方独立形成百越各族，其文化传播在内部互相影响，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和标志，显著区别于中原的夏、诸夏、华夏族文化。这种广泛的互相传播，使岭海各越族的干栏式建筑共同进步，并具有自身的风格和特色。此期广府先祖南越族的干栏式建筑则吸收了其他古越族的优点，因而在广府特色为主的基础上具有文化融合的特征。当然在后期也有许多证据表明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如建筑上，在始兴县发现的战国遗址中就出土筒瓦和绳纹板瓦等，用瓦盖房技术可能从楚国传来。

此期广府文化的典型器物是青铜器、几何印纹陶、干栏式巢居和舟船。青铜器逐步引进，极大地改变了干栏式建筑的工艺和形制。由于广府气候湿热多雨，竹木结构干栏式建筑不易留存，因而秦代以前此类建筑的考古发现极少。但岭海秦汉墓中出土不少各种干栏式住宅的陶制明器，广府地区尤多，说明此前干栏式住宅已经普遍存在。从中可以发现其特色。

第一，工具的进步使建筑工艺技术大大提高。青铜器的引进和制造，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家畜家禽饲养业随之发展起来，干栏式建筑也从原来居室下空的干栏发展到下实的高干栏，“上以自处，下畜牛豕”。西汉的干栏陶器说明，这种上屋住人，底层用于饲养家畜和容纳杂物的方式其实在百越时期已十分普遍。干栏式建筑的木构件加工工艺因青铜工具普遍使用，发展出凿榫、劈削、裁截、开板等，干栏棚架发展出用榫卯与缚扎相结合的架搭方法，以后发展出全榫卯架构。

第二，文化融合的特征已很明显。父系社会以种姓分宗，宗族规模的扩大使公用建筑成为需要，广府开始发展出作为公共建筑物的低干栏建筑。这与江西、福建等地越族此类建筑十分相似。很低的底层仅为防潮，矮柱是为上层铺设木板之用，利于宗族聚会和祭祀。干栏式底基由原来的打桩深埋柱发展到石基立柱。约在春秋时期或再晚些，广府人已采用以砾石垫基立柱的方法，木柱立于地面，这与江西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建筑特征相仿，也体现了百越族文化的融合。屋顶结构也与其他越族干栏式建筑相像，尤其与闽越等海边越族具有很多共同点。如屋顶金字塔的顶角较小，即倾斜度较大，适合南方雨水多的特点；屋顶架设多采用缚扎；屋顶多采用茅草覆盖，上压竹竿，并用麻索、竹篾等缚系，以防台风。

三、汉越文化融合期建筑的多元发展

从秦征并岭海设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开始，至清中叶乾隆定广州独口通商前，岭海文化的轴心是岭海各越族及后来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会与融合，所以我们称为汉越文化融合期。今广府地区大体属秦置南海郡范围。由于先进的中原建筑文化的强烈渗透和影响，广府建筑自秦汉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在与中原为代表的汉文化、世界各大宗教所在地区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不断发展出新的地方特色和风格。

通过建筑形制、风格和文化特色的对比，我们将此期分两个阶段。

（一）秦汉至魏晋南北朝。

这时期特点是，各越族及分化出来的俚僚等族群虽逐步同化于汉族，但其传统的建筑形制仍然基本保留，干栏式建筑长期存在是其典型表现。

此阶段干栏式建筑仍为主要形制。南越国时期的文化艺术的总体特征是既融合了中原和荆楚文化，又表现出广府独特的风格。在建筑艺术上，如“栅居式”陶屋和黄釉楼阁模型，设计新颖，造型独特，表现出与其他越族不同的特色。东汉晚期以前的广府墓葬多随葬有干栏式陶屋模型，它一般分上下两层，底层较高，《岭外代答》载：“深广之民，结棚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

但干栏建筑在结构和工艺等方面都大量吸收和汉文化、楚文化和江南越族文化，变化十分巨大。其一是建筑材料，从只有竹、木、草发展到砖、石、瓦、陶质材料。南越王城遗址出土板瓦、筒瓦、砂岩石板和印花砖夹边。到南北朝时广府广大地区都使用陶瓦、陶地板。其二，在形制方面，广东、广西的广府地区出土的汉代干栏式陶屋建筑模型中，屋顶出现有圆顶、悬山等各种式样。广西合浦西汉铜屋模型，屋顶为悬山式，檐上前后各饰十二瓦垄，并铸出板瓦状，有两扇门，各置门环，前廊置二横一竖式栏杆，屋建于平台之上，平台下立柱八根呈干栏式，但其上层乃至屋顶等造型结构，风格都很接近中原同类建筑，反映广府人在保留原有合理特点的基础上，已较多吸收中原汉民族先进的建筑构造工艺技术。［4］其三在装饰方面，门窗形制和其他装饰更呈多样性。广州西村皇帝岗出土的一些陶屋模型中往往还有造型得体的栏板和门窗等。［5］其四，建筑结构方面，吸收中原布局，以纵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广东汉墓的铜屋模型便明显表现出这一建筑特点。

此阶段的多元发展，另一重要表现是各建筑种类的涌现，桥梁、城市建筑等公共建筑及坛庙等特种建筑得到了很大发展。公共建筑方面，南越王城已初具规模。秦征并岭海后，南海郡尉任嚣在今广州仓边路以西的古番山和禺山上修筑番禺城，古称任嚣城。1973年在今北京路与中山四路交叉路口西北角发现南越王宫遗址，发现中原汉族的地基式砖石建筑已在广府扎根。内有一段长约20米的砖石走道，规模大，做工讲究，中间平铺灰白色砂岩石板两行，两侧又砌有大型印花砖边。两汉时广东始兴县太平镇的罗围城堡遗址，汉形制十分显著。特种建筑有古越王台、朝台、尉佗楼、越王井等。墓葬建筑已发展到较高水平，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全长约11米，宽12.5米，分七个室，其占地面积及规模之大未见前者。

宗教建筑盛况空前。自东汉印度佛教经海路传入广州，广府成了佛教传经说教的乐土。三国、两晋时，不断有印度或西域僧人来广州译经、传道，留下了不少佛教文化的名胜古迹。诸如广州的三归寺、王仁寺，达摩“西来初地”的西来庵、王园寺（今光孝寺）、宝庄严寺（今六榕寺）等，韶关的南华寺，香港的灵渡寺，清远的飞来寺等。至南北朝时期，广州已建有佛教寺院87所之多，均体现了建筑艺术与佛教文化的融合。道教有越冈院（三元宫前身）、冲虚观（原葛仙祠）等。民间信仰有各种神庙，还有一种特殊的建筑粤祀祠。《汉书·郊祀志》载：“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说明南越人笃信神鬼，以鸡占卜，至迟在汉武帝时已将粤祀祠形制搬到首都长安。

岭南园林作为中国四大园林之一，早在南越国时的广州就已有辉煌成就。1995年在广州的原南越王宫旁边发现“南越国御苑”。考古专家经过多年挖掘和研究，认为“早在两千多年前，东方园林设计的精髓之处，已经在岭南地区被运用得极为成熟和完整了”。［6］它具有许多特色和精巧的工艺。比如，王家花园中有一座仰斗形状的大型水池的遗迹：一条狭长的曲流石渠蜿蜒而过。它从位于其北部的，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石构蓄水池中通过“木暗渠”引白云山之水入园。泉水流过底部密排着的黑色卵石，在急弯处砌着的“水潭”和“渠陂”中产生漩涡，一路蜿蜒180多米，在花园西侧再次顺着“木暗渠”流进珠江，这一池粼粼碧波“来无影去无踪”。这套沟渠结构的巧夺天工，与现今的园林艺术相比也毫不逊色。渠面有石板平桥，旁边铺设奇石。花园中发现大量果核的残骸，表明这里有过硕果累累的荔枝树和桃树等，曾经是绿树浓阴的园林。陈伟汉认为，南越国御苑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年代最早，保存较为完整的园林遗迹，是岭南园林的源头。巴比伦空中花园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但荡然无存；欧洲现存最早的园林遗迹是公元2世纪建于罗马的哈德良离宫的柱廊园，比南越国宫苑晚二百多年；过去认为中国最早的园林遗迹是唐代的曲江池(西安)和绛守居园池（山西），都比南越国宫苑晚约千年。广府园林的这一发现和发掘，改写了中国园林史，使岭南园林再次彪炳于世。

（二）隋唐至清中叶。

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从南越传统建筑形制发展为以汉形制为主体，同时大量吸收海外建筑形制和风格，但广府地方特色依然鲜明，呈现出建筑更加多元化的发展和兼容的面貌。

民居方面，继干栏式建筑后，广府典型民居“三间两廊”此期得以定型。其基本格局是一列三间悬山顶房屋，明间为厅堂，两侧次间做居室。屋前设天井，天井左右两旁建廊，叫做两廊。右廊开门通街道，左廊多做厨房。珠三角此类民居尚存不少，如广东东莞明末清初民居遗址就有三间两廊民居，三水乐平镇大旗头村有保存完好的此类建筑群。［7］在三间两廊民居的基本格局上，后来发展出清末近代的西关大屋。

公用建筑在此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墙和楼阁建设方面，广州宋代三城规模不断扩大。明代，广州城垣建设进入大发展时代。明洪武十三年（1380）前后将宋代三城合一，城围长21里，并在越秀山顶建镇海楼。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在城南筑外城，周长6里多。现在仍存横贯越秀山，断续长1000多米的城墙。清顺治四年（1647）进一步扩建，在新城以南增修东西两翼城，直至珠江边。香港九龙有宋王台行宫遗址，为香港八景之一。肇庆的端州古城始建于北宋皇祐年间，经宋元明清多次扩建修缮。周长2800米的古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存完整。此外著名的遗址还有：始建于北宋中期的惠州古城；明洪武年间初建的柳州东门城楼、深圳南头古城和大鹏所城，等等。

公共建筑方面著名的还有极富广府特色的商业街市。街道一般较窄，两边排列着一间紧接一间的商店，小巧而外观统一。店门一般高出街道一个台阶，漆制招牌挂在店门两侧的柱子上。这些商店多为两层楼木构建筑，下层店面，上层是店主及家人住宅，设较陡的楼梯或梯子上下，通常二楼上有一圈回廊，廊顶上有天窗。此为后来近代骑楼街市的前身，充分体现广府的重商文化精神，后逐步扩展到潮汕、客家和海南等区域。因为商业和街市的兴旺，传统茶楼建筑，尤其是平民化茶楼首先在广州兴起，构成与岭北迥异的生活文化特色。

园林建筑风格既有别于北方园林的壮阔，又异于江南园林人工造景的纤秀别致。其代表是五代南汉国的皇家园林药洲仙湖，以水体为主，“凿湖五百余丈，聚方士炼药于此”，它追求道家自然风格，亭台馆榭沿湖而建，不求高大壮观，而求隐于山水林木。近代岭南四大名园均受其影响，其中的顺德清晖园初建于此期，是明末状元黄士俊所建庭园，水木清华。风光名胜方面，唐代所建芝兰湖有西侯津亭，宋代时成为广州风景区中心。北面有流花桥（五代南汉时为芳香园）。西面从龙津桥至荔枝湾，总称西园（亦称西苑），五代时是南汉的西御苑，又名华林园或显德园，后称“刘王花坞”，地名今为泮塘。屈大均等人对其有绝美的描述。

特种建筑方面，宗教、庙宇和学宫等建筑兴盛。道教有五仙观、纯阳观、三元宫，佛山祖庙，三水芦苞祖庙，惠州元妙观，梧州白鹤观等。其中五仙观很能表现广府文化风格，其名起源于五仙的传说。五仙观凭借山坡的地势构筑，坐北朝南，用红砂岩凿成的一对麒麟分立在山门两侧，大殿重檐歇山顶，有“岭南第一楼”，现存的是明代木架结构，整体风格保留了早期建筑遗风，古拙简朴。其他庙宇建筑如梧州龙母太庙，玉林大成殿，北流大成殿，高州冼太庙书院建筑也是富于广府特色的建筑类型。广州书院建筑始于北宋，明清时有较大发展。一些书院建筑形式上与祠堂建筑十分相似，或为祠堂改作书院。如两进或三进，前座为仪门，进而为一院落，配以东西两厢为书斋，后座为大讲堂，规模和形式较为堂皇。许家祠、何家祠等是其代表。著名学宫有番禺学宫、南海学宫、德庆学宫、新会学宫、肇庆学宫、归善学宫、从化学宫等。

最能体现广府建筑开放、多元和兼容等文化特色和精神的是外来宗教文化与广府建筑的有机融合。此期佛教方面著名的建筑有广州的大佛寺、海幢寺、华林寺，新兴的国恩寺，肇庆的梅庵，新会的玉台寺，广西柳州的西来寺，香港新界观音山的凌云寺，澳门的普济禅院等。唐代的“蕃坊”建筑是这些文化特色的突出体现。唐代始“广州通海夷道”极大地促进海上丝路的繁荣，广府在贸易和文化上的优势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在广州侨居，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据记载，黄巢农民军攻占广州时，居住在城里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有12万多人。［8］广州当时已是世界各大宗教齐集之地。唐政府在广州城为他们划出特定的居住区，称为蕃坊，中设“蕃学”、宗教场所。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最早兴建的清真寺，寺内光塔成为广府对外交通和文化传播史上的重要遗迹。此外有为早期伊斯兰教士艾比·宛葛素建造的“清真先贤古墓”，濠畔街清真寺等古迹。蕃坊建筑有基督教各国和阿拉伯各国形制和样式，构成当时国内最具多元化特色的广府建筑文化。这一开放和兼容的文化传统为乾隆朝一口通商后，广府人广纳海外建筑文化精华，进一步丰富广府建筑文化的特色，奠定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1］韩强.岭海文化——海洋文化视野与“岭南文化”的重新建构［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第十章.

［2］李权时,李明华,韩强,主编.岭南文化（修订本）［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五章.

［3］岭南文化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6：718-719.

［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J］.考古,1972（5）.

［5］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6］走近南越王.［N］广州日报,2006-05-20.

［7］岭南文化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岭南文化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367-368.

［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207-208.

（责任编辑：刘岭峰2572756826@qq.com）

A Brief Description on the Ancient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the Khanfou Region

HANQiang，HANXiao
（Research Institute ofCulture and History,People’s Government ofGuangdongProvince, The South China Architectural Design Institute ofGuangdongProvince,Guangzhou 510030,China）

Ancient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Khanfou area generally located in the native-led architectural culture differs greatly from modern times.Based on the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as the warp and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 as the weft,the paper combs the main development clues of Khanfou’ancient architectural culture through three cultural periods,namely,independent development,the Hundred Yue nationality culture period,and the fusion period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Yue nationality culture,which runs through pluralistic,open,compatible,pro-business,pragmatic and other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irits.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Khanfou area;three periods of the development;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spirit

TU092.9

A

1008-018X（2015）06-0014-06

2015-09-03

韩强（1953－），男，海南文昌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韩啸（1983－），男，广东广州人，广东华南建筑设计院助理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