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波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青海西宁，810000）

老子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早的使中国哲学开始讨论最为抽象的哲学概念，有了中国特色的形上哲学。从此角度来看，老子的“道”论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部分，但并不能表明我们完全可以用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概念来解释老子的“道”论。老子对自己提出的一套学说体系，曾有如此的评价：“吾学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明确地印证了老子建构玄之又玄的形上哲学，其真实动机并不是为了充分展现逻辑分析的能力和纯粹的玄思，而是为天下提供一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实践指导，也就是说老子的“形上学只是为了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1]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理论来解释老子的“道”论，就很难全面的理解把握老子的思想，甚至会完全取消它的实践品质。故而只有把老子的“道”论哲学还原到现实的知、行过程中，把超验的玄思和真实的经验生活沟通起来，才可以深入的理解老子形上哲学的魅力。

一、老子形上哲学中的“道”

“道”在中国哲学里具有十分丰富的涵义，即使在老子哲学系统内部，不同的文字脉络间也表达着不同的意义。有的时候指的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无形无相的本体范畴，有时也指的是具体的规律和准则。如何理解老子哲学中的“道”，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老子》首章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老子明确地指出“道”有两种，其一是可以言说之“道”，其二是不可言说和表达的“常道”。所谓可以言说，就是能用日常经验概念来表述和把握，这样的“道”显然没有超出具体的形象范围。作为世界统一性第一原理的“道”则是要超越于经验语言的层面，老子重视的就是不可表达的“道”。对于这种“道”老子还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他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至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老子·第十四章》）。“道”不仅不可言说，而且是超感官的，因为它无形无相，恍惚不定。对于这样一种玄妙精深的“道”，老子又用了一个极其传神的概念来等同于它，那就是“无”，意思就是没有任何规定性。老子对“道”进行如此的设定，就使得“道”超越了特殊时空中的具体之物，使其获得了无限的普遍性。正如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所论述的“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2]具体事物总是分门别类、是此非彼。只有无声无臭、无相无形、混混沌沌的“无”才有无限的涵盖性与超越性，才能成为整个存在的本源形态。

“道”虽然是超形象的“无”，却又有着无限的能力，是生化天地万物的宗主。《老子》中指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是混然而成的，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已经存在。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寂静而空虚，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长存永不停息，循环运行而永不衰竭，可以作为万物的根本。老子又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明确地提出了天地万物是由“道”所生成的，“道”是宇宙的本初。“道”除了具备如此的能力之外，它本身还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也就是说它是永恒的，无生无灭。对于有着如此丰富内涵的“道”，它显然不是一个存于经验中的实在个体，其无限的涵盖意义彰显了“越出特定的存在视域，从整体或总体上对存在加以把握”，[3]36而显示出形而上学的特点。

在老子哲学中这样一个抽象玄远的“道”，又并非完全的与具体时空相隔绝，因为它始终对万物发挥作用，使其能在现实经验中以万物的规律或准则的形态显现出来。如此不但显示了“道”本身内涵的丰富，同时也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抽象概念意义，而获得了真实的品格。做为万物的规律或准则的“道”，在现实中的表现是十分生动的。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进而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揭示出了万事万物有向它的反面转化的可能性。老子认为对立转化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针对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老子从方法论的角度又提出了应对的具体准则“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一切事物，有时减损它反而能使其增益，有时增益它反而却使其受到减损。老子还补充为“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自然的规律，如同张弓射箭，弦拉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举高一些，拉得过满了就把它放松一些，拉得不足了就要加把力。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补给不足的。可是一般人的法则却不是这样，要减少不足的，来奉献给有余的人。老子认为在应对万物变化的现实时，天地与人类都有各自相应的反应。天地是无私欲的，真实的再现了道的规律品质，表现为合“道”的准则；而常人却私欲膨胀，做出与天道相悖的行为。因此人真正的行为准则应是效法“道”，做到“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

不难看出，老子论述的玄妙的“道”，特别强调其无规定性和未分化形态。这种思维方式从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无疑是形而上学思维的进步。老子“道”的提出，使中国哲学跳出了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具体某种或多种具体事物的理解模式，从而提供了更近乎本然世界的解释。虽然如此，老子并不满足于完全停留在形上的思维成果中；而是要由此拓展出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要落实到人间，向人们提供行动智慧，使人能够做出合乎“道”的行为。这就说明老子的“道”论哲学，并不是满足于一种逻辑分析或抽象思维的需求，而是指向现实的人生与政治。因此，老子的形而上哲学最终要体现到人类真实的知行过程中，通过该过程显现形而上之思的智慧。

二、在知行过程中理解形上之“道”

老子在其哲学系统中，论述玄妙的“道”，其目的是引向一个政治理念：“无为而无不为”。这个政治理念就是由“道”的品质所引发出来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通过对“道”的论述，就是向王、侯等统治者提供政治行动的方法论指导；由此可知老子的整个学说，都要以能落实于具体的知行过程中为目的。老子的这种理论进向，突出了形而上的道和具体知行过程的联系，从而有别于纯粹的形而上学理念。

（一）知“道”

老子“道”论哲学的高明处在于，率先跳出了经验的可感范围，而引向一个超感知的视域，突破了人们受制于形象思维的困境。因为感性经验的限制，人的很多知识是定向思维的堆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进一步地理解反思世界和社会。如人们沉迷于仁义礼智为社会和个人带来益处时，老子警醒大家“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 (《老子·第十八章》)。就是说当社会或国家一再过度的强调仁义礼智时，恰恰表现出真正朴实的价值正在消失。人们根据经验认定坚强、强大、暴力的事物才是最强盛的，从而不择手段的追求壮大自己，老子却又指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从而老子得出了“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结论。还有统治者自以为严刑苛政，巧智险诈才可以统御天下时，老子则认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把这些超出定势思维的智慧成果转化为行动的认识指导，才能使人的行动取得全面的成功。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老子对“道”的论述，在老子看来宇宙间事物种种的玄妙，都是由最为抽象“道”而来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就像一个大容器，但它里面所蕴涵的内容和运用的领域是用之不竭的。如此之功效是如何实现的？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即是说“道”对于万物无意于造作，因任万物本性之使然。这就是所谓的“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侍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大道是无私的，对待万物无所偏向，无所索取。但恰恰是“道”的这种“无为”成就了天地的大美，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显现。作为准则或规律的“道”，其作用表现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就是说自然的法则是，无需争夺却能取胜，不用语言表达却可以得到回应，此亦是无意造作的体现。总而言之，无形无相的“道”与纷纭万态的事物相比是虚静的，它自然无为，但是有孕育天地万物的大功。

老子对道无为而无不为的一番论述，其真实目的不是指向一种纯粹的天道观，而是向人和现实提供一种新的认识，新的智慧。老子对道无为的论述后，总是念念不忘人间该如何。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讲道的玄妙与无为，并没有忽视人，相反老子极其重视人的地位，重视具体现实而“走出形而上学的抽象形态，意味着从思辨的构造转向现实的世界”。[3]63推而言之，老子由论“道”而得到的“道”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用来把握存在的理论思维。从该意义上而言，构建一个抽象虚幻的形而上学体系，并不是他的最终动机。

当然，如果仅是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这仍未跳出抽象的论述层面，老子也认识到其哲学的关键在于真实的践行这种认识，他说：“吾学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老子·第七十章》）。在这种颇有感慨语气的文字中，反映了老子呼吁行动的态度。

（二）行“道”

在老子“道”论的指引下，人们可以审视到柔弱的力量，无为的作用。那么获得了这些认识以后，应该如何践履，老子又提出了一系列的行动方案。首先，“道”是虚空的，但正是这种无限制性可以辅成万物。因此，人在行动中应该认识到虚心能容的重要性。如果一味的追求各种满足，其结果只能是受其所遮蔽。老子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点出了过度的追求感性需要的满足，必然招致人在认识和行动上的失误。因此要“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只有保持虚静的态度，才能冷静的对待万物。其次，面对着“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规律，人应该突破常规思维，认识到守柔处弱的力量。具体来说，就是要在行动上表现为“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看到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运动；就应“生而不有，为而不侍，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世间万物都有其发生运行的规律，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主观的坚持要停在某一个状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所以人一旦功成，所处的具体环境、条件都会发生改变，要想保持住成果的最好方法就是功成身退。最后，老子还提出了如何认识道的方法。“道”是无形象，不可以用言语把握的，认识和理解它就不能采取追求经验知识所用的不断积累的方法，而应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求学的人，其知识要逐渐的增加；而求道的人，就要逐渐减少自己的主观意识、思维见解等，因为个人的主观见解，是依“道”而行的巨大障碍。人要想真正地认识“道”应采取的是，不断减少经验知识带来的影响，以一种近乎直观体悟的方式来获得理解。

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底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最高底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底，但又是不离人伦日用底。”[4]冯先生这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论述完全适用于老子哲学。老子虽然构建了形而上的“道”哲学，却始终没有放弃人间。他的所有论述都在于开启人们新的认识，并呼吁实践这种新认识。总之，老子整个有关“道”的哲学都没有离开人的知行过程。

三、老子形上哲学的失与得

老子多次对自己的学说有“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的感慨，然而，为什么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的话，也没有多少人能按照他所倡导的去做呢？笔者抛开现实情况的干扰，仅从理论上来尝试探讨原因。

问题首先出在老子过分的注重了“反”和柔弱的作用，对现实的存在采取了不信任和否定态度。这种思维模式虽有批判反思现实的积极作用，但也忽视了现实和经验的正面意义，其缺陷在知、行过程中体现的更加明显。从“知”的角度说，老子在认识上并未完全的贯彻自己提出的事物对立转化的规律，而是一再强调了“反”的一面。现实中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个时期相对稳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否则将陷入是非混乱的泥沼中。老子一再刻意强调与现实的“反”，就会导致人们很难全面地把握和认知事实，从而违背了一体的看和辩证的看的基本认知方法。从“行”的角度说，老子片面强调“柔弱胜刚强”“知其雄，守其雌”，以卑微守下之道处世的重要性，忽视了现实行动中必需的条件性。在不分析具体环境的情况下，全部以被动、柔弱的态度应对，很难有所作为。因此，荀子批评老子是“有见于诎，无见于信”，[5]即只看到了谦卑自守的作用，忽视了伸张作为的意义。同时老子以无为而实现有为，以不争而获得有争的行动谋略，多少带有些阴谋的色彩，会被视为权诈之术而受到抵制。

从哲学体系的角度看，老子哲学中又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从整体上突出了道的统一性、整体性或普遍的涵盖性”，[3]41使得他的道哲学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质。一方面过分的强调“柔”和“反”而忽视了现实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的“道”具有无限的涵盖性。这一矛盾让老子的哲学在体系上难以自圆其说，从而使其整个学说体系展现为一种抽象的形态。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将老子哲学理解为一种虚幻的形而上学体系，从其根本目的而言，老子是要把自己的学说体现在知和行的过程中，通过知“道”进而行“道”。所以，老子的学说体系主观目的上不是在努力建构纯粹的思辨哲学，而是为现实行动提供一种智慧指导。这与西方哲学追求绝对超验的形而上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和开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2:1．

[2]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老子指略[M].楼宇烈,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195．

[3] 杨国荣.道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 冯友兰.新原道[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3．

[5]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