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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创作之比较

2015-04-15徐鹏

焦作大学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罗密欧与朱丽叶柳梦梅朱丽叶

徐鹏

(焦作大学人文学院,河南焦作 454000)

《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创作之比较

徐鹏

(焦作大学人文学院,河南焦作 454000)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是中西戏剧创作的两座高峰。把他们的传世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进行对比分析,探求两者的异同及形成的原因,将有助于探索中西古典戏剧(曲)的艺术特征和发展规律。

莎士比亚;汤显祖;戏剧;创作;异同;比较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土比亚和中国明朝时期的汤显祖是在大致相同的时间节点上中英两国为世界文化奉献出的两位戏剧大师,其代表作均写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莎士比亚以四大悲剧蜚声西方舞台,汤显祖以“临川四梦”驰名东方剧坛。日本戏剧权威青木正儿在他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以极高的评价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在题材来源、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戏剧冲突的编排等方面,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似之处。这种创作上的异同,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中西方戏剧(戏曲)创作中的不同发展轨迹,更有助于分析研究中西戏剧的共同发展规律。

1.相似的题材来源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的题材来源是古代传说或前人著述,但在表达的思想内容方面均融入了作家生活的时代气息。如果说,两剧在题材方面有什么共通的地方,那就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中国,无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前夜,一切具有人民性的作家,通过剧本表现他们深深关注的时代重大问题——自由恋爱同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不可调和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取材于意大利的一个传说故事。莎士比亚结合文艺复兴的时代特点,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新的加工改造,使原故事中单一的爱情悲剧表现出社会变革时代两个阶级——新兴的资产积极与封建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与较量以及酿成的悲剧。剧情的发生地虽在异域的意大利维洛那城,而实际上影射的是十六世纪末叶伊利莎白女王时期英国城市的现实生活。剧中人物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得到市民拥护、象征王权和统一的亲王,另一类是世代积仇结怨、流血械斗、扰乱社会治安的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个世家贵胄,他们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封建割据势力的代表。时代在前进,这两个世家贵胄的后代——罗密欧与朱丽叶,却在一次家庭舞会上坠入爱河,他们无视家族宿仇,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理想,最终秘密成婚。然而偏偏在新婚之日,罗密欧由于刺死前来向他寻衅滋事的朱丽叶的表兄提伯尔特而被法庭判罚——流放他乡。而在此时,朱丽叶的父亲又逼她嫁给帕里斯伯爵。为了忠诚自己的丈夫,朱丽叶勇敢地喝下了劳伦斯神父给她的佯死的安眠药,终被家人葬在家族的墓穴。罗密欧信以为真,赶到墓穴,在朱丽叶的“尸体”旁殉情自杀。朱丽叶药劲过后发现爱人已死,也用匕首刺进胸膛,倒在罗密欧身旁死去。劳伦斯神父向前来的亲王以及蒙太古和凯普莱特讲述了悲剧的缘由,这才使两大家族放弃积怨,化干戈为玉帛。

《牡丹亭》的故事脱胎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南宋时期南安太守杜宝的独生女儿杜丽娘,一天在丫鬟的陪伴下,到自家花园赏春游玩时触景生情,不由地联想到自己的婚姻大事,似梦非梦中见一书生向自己倾吐爱意,自己对对方也爱意甚浓。梦醒后,一切皆化为乌有。杜丽娘由此闷闷不乐,祈盼再次游园寻找前日的梦景。但时过境迁,美梦终不可得,杜丽娘郁郁寡欢,为情而亡。临死时,把自己的自画像埋在石下。三年后,书生柳梦梅进京赶考,恰巧途经杜家祠堂,并拾到杜丽娘的自画像,于是挂在书房,欣赏观之。随后杜丽娘鬼魂不甘寂寞,主动前来跟柳梦梅幽会,同时又叫柳生掘坟打开自己的棺木,还魂成人,与柳梦梅成亲。戏剧最后,柳生高中状元,奉圣旨与心上人喜结秦晋之好。

2.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内涵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的题材均来自于前人的著述,故事发生在异域或异地,但是两剧所表达的中心思想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罗密欧与朱丽叶》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理想和封建压迫、封建恶习之间的冲突。作家讴歌青年追求自由爱情,宣扬个性解放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而汤显祖的《牡丹亭》歌颂追求自由和爱情、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青年,赞扬他们要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先进思想和战斗精神,唱出了时代的心声。这种时代精神,正是通过青年男女特别是女主人公朱丽叶和杜丽娘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体现出来的。在两剧中,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为女主人公安排了曲折复杂的爱情追求,经历了一系列的痛苦和磨炼,因而显示出的内心世界比男主人公更为细腻、丰满,也具有更为勇敢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完美高尚的性格特征。

3.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异同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美丽纯洁,热情大方,敢作敢为。她在舞会上一见倾心地爱上了仇家之子罗密欧,虽然内心已经有了一种预感到“昨天的仇敌,今天的情人,这场恋爱怕要种下祸根”了,但发自肺腑的爱情之火和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追求,使她轻视封建阶级视为圭臬的贵族爵徽和姓氏,抛弃贵族小姐的羞涩与胆怯,在月夜向罗密欧抒发了对爱情的呐喊。当罗密欧向她表衷心并指着皎洁的月亮发誓爱她到天荒地老时,朱丽叶马上阻止他说:“啊,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要是你愿意的话,就凭着你优美的自身起誓,那是我所崇拜的偶象”。这番话不仅是朱丽叶对罗密欧的爱情宣言,而且焕发出人文主义的理性光辉。因为按照中世纪的习俗惯例,神圣的上帝、皎洁的月亮是至高无上的,对上帝、对蓝天、对月亮发誓,人们才会信服,如今朱丽叶却不凭上帝、月亮起誓,而相信自己所爱的“人”,这充分说明了朱丽叶的爱情是建筑在肯定人权、人性,否定神权、神性的人文主义思想根基之上的。

朱丽叶在追求爱情自由的过程中,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道德和虚文俗礼。她爱慕罗密欧就直截了当地向心上人直接表白。在父母逼她嫁给自己不爱的帕里斯伯爵时,朱丽叶忠于对罗密欧的爱情,不惧父亲的威严、母亲的责怪,公开反抗。从新兴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婚姻观念来看,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朱丽叶高举起这面旗帜,反映了这个资产阶级新女性的思想光辉。为了真正的爱情,朱丽叶毅然喝下神父交给她佯死的药,犹如她事先对神父所表的决心:“无论什么使我听了战栗的事,只要可以让我活着对我的爱人做一个纯洁无瑕的妻子,我都愿意毫不恐惧,毫不迟疑地做去。”当她佯死醒来后发现心上人已经殉情时,便毫不犹豫地挺起胸膛,勇敢地拔出匕首自刎而死。这种宁死不向封建传统道德屈服的反抗精神,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美学意义。剧的最后,男女主人公的鲜血终于使两大家族抛弃前嫌,互为对方的青年铸造一尊金像,这充分说明:人文主义的爱情和仁爱精神定能战胜封建的包办婚姻和家族仇恨、新道德必然战胜旧道德的历史趋势。虽然剧末男女主人公双双悲惨地死去,让读者或观众不免扼腕长叹,但是全剧的气氛仍然是积极的、乐观的、向前看的,是一曲热情颂扬自由爱情的壮丽赞歌。

杜丽娘是《牡丹亭》中的古典美女形象,她不但有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之貌,更兼娴雅深沉、纤弱端庄的姿态。由于生长在一个达官贵族家庭,严格的封建教育从小就在杜丽娘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朦胧的自由意识,使她不愿意像前辈妇女那样,被三从四德、贤妻良母等封建礼教所束缚。笼罩在封建伦理道德阴影之下的贵族小姐生活,使杜丽娘觉得压抑、难耐,感叹青春韶华将要一去不返,希冀自由幸福、温馨快乐的婚姻生活早点来到。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终于使她不顾一切,在梦中与一青年男子共享巫山云雨,“千般爱惜,万种温存”的人生乐趣,使杜丽娘对自由爱情更加渴望,也希冀去大胆实践。这是杜丽娘身上久被压抑的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实现爱情自由的集中体现。这同朱丽叶在爱情之夜对着月亮抒发自己对罗密欧的爱慕之举,有着殊途同归之效。为了达到爱情自由的目的,对于父亲的训斥和母亲的劝诫,杜丽娘全然不顾,依然去花园“寻梦”。这一大胆的举动,不啻是少女对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更是杜丽娘反抗性格的进一步升华。可是残酷的现实是寻梦不得,杜丽娘相思成病,最终抱恨而死。杜丽娘的为真正的爱情而死,可以说是在封建社会被礼教扼杀青春、幸福和生命的千百万妇女的血泪控诉。剧作家为了进一步突出杜丽娘的“大逆不道”和对爱情理想的执着追求,运用大胆的想象和奇妙的浪漫主义手法,让杜丽娘的鬼魂主动大胆地和人间的柳梦梅相会,后又要求柳生挖坟开棺,使她复生。剧作中杜丽娘的努力抗争,对世俗道德的否定反抗,使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子和柳梦梅这个活生生的男子有情人喜结连理。杜丽娘的生死过程,是封建社会争取爱情自由的一线光明。剧作家正是通过塑造的杜丽娘形象,热烈地歌颂对“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真挚爱情的勇敢追求,借以抨击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和婚姻制度对人性的禁锢。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是足堪与崔莺莺媲美的典型形象,使广大深锁金闺、渴望自由的少女们的传神写照。剧本一问世就在男女青年中间哄传起来了,有史书记载:“《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这话并非夸饰之词。

朱丽叶与杜丽娘虽然都出身于贵胄世家,同时又是反抗包办婚姻的封建叛逆者、自由幸福的追求者,但是体现在她们身上的反抗的强弱、主动与被动的分野还是泾渭分明的。在追求爱情方面,朱丽叶是个积极、主动、大胆的实践者,她义无反顾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踢开阻碍这一理想实现的一切绊脚石。这些举动同朱丽叶生活在新旧两个阶级激烈较量,且资产阶级力量已经比较强大、男女之间有了公开交往的大背景不无关系,这也使她得以和罗密欧一起跳舞、谈情说爱,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成为可能。反观杜丽娘的反封建礼教、追求爱情却带有自发式的浓厚的幻想与妥协色彩。虽然杜丽娘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丝毫不亚于朱丽叶,但由于中国明代封建势力的顽强保守、孔孟礼教对人们行为的束缚,男女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单独接触的机会。这样,杜丽娘的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只能是一厢情愿,剧作家也只能通过梦境和鬼魂的非现实行为来实现杜丽娘的理想。如果说朱丽叶对爱情的执着是义无反顾、充满着必胜信念的,这是因为在她身上至始至终洋溢着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青年男女那种充满生命活力、相信自己力量的时代气息。反观杜丽娘却不得不顾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被羁绊在“三纲五常”的枷锁之中,尤其是经历了死而复生后,从封建正统的思想考虑,恳求父母认可他们的婚姻,摆脱不掉“前夕鬼也,今夕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的封建礼仪的羁绊。而且杜丽娘在追求爱情自由的过程中,始终挣脱不了夫贵妻荣的封建思想的牢笼。她鼓励支持柳梦梅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希冀他们的婚姻能够门当户对,光宗耀祖。柳梦梅状元及第后,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母亲说,“爹爹高升,柳郎高中,小旗儿报捷,又是平安帖。把神天叩谢。”由此可见,杜丽娘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是带有某些妥协色彩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形象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意义。

如何理解朱丽叶与杜丽娘形象的同中有异呢?这和莎士比亚与汤显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新旧阶级之间激烈较量的时代特点,使莎翁笔下的朱丽叶身上蕴含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生命活力和相信自身力量的精神气息,因此才能不顾父母之命,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同心上人相爱、结合,直到以死殉情,成为剧作家极力塑造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形象。而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却是中国封建势力十分顽强、孔孟礼教强化到程朱理学的时代,由于缺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新兴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这就造成杜丽娘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叛逆与对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追求,始终摆脱不了三纲五常的封建桎梏,只得寻求非现实的梦与魂、取得父母承认与皇帝赐婚这一传统戏曲中的固有套路来实现。朱丽叶的佯死到真死,杜丽娘的真死到复活,正好反映了不同时代特点对剧作家创作的影响与制约,及其在不同的艺术形象身上所打下的不同印痕。

体现在两剧男主人公身上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罗密欧从小就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染,他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追求,热情有理智,还具备新兴资产阶级那种不怕一切的冒险精神。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他机智大胆,忠贞不渝,敢作敢为。最后,为了忠实于自己的爱情,他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罗密欧的身体力行,足以说明他是人文主义爱情理想的勇敢斗士。柳梦梅对爱情自由的态度则复杂曲折,更多地夹杂着名利、世俗的观念。虽然他对杜丽娘同样爱得真挚、深沉,为了使杜丽娘能从鬼魂变成活生生的人,他可以完全不顾世俗偏见,不怕触犯刑律,承担掘坟开棺的一切后果,面对顽固保守势力和官府的压力,毫不胆怯地为自己和杜丽娘的真挚爱情辩护。然而,柳梦梅的爱情追求至始至终停留在配合、被动的地位,而且又总是和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门当户对、名正言顺纠结在一起,他始终不忘“必须砍得蟾宫桂,始信人间玉斧长”。此外,柳梦梅同杜丽娘一样,其身上有着封建伦理道德和婚姻观念的深深的烙印。如金榜题名后,为了使自己与杜丽娘的爱情吻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哀求杜宝说:“老平章,好看我插宫花帽压君恩重”,希望杜宝看在皇帝赐婚的情面上接受他们的婚姻。两剧男主人公在追求自由婚姻上的不同的行为表现,同样是作家生活的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差异的反映,而这又是跟中英两国的资产阶级的兴盛、封建势力的顽固保守分不开的。

4.剧情结构上的不同艺术风格

运用偶然、巧合性事件来编织矛盾冲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在剧情结构安排上的相似点。《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罗密欧一见钟情的朱丽叶恰巧是仇人蒙太古家之千金,在他们私下教堂结婚的当日,罗密欧因械斗杀死了朱丽叶的表兄提伯尔特而遭放逐;朱丽叶与神父设计佯死又晚醒了几分钟,劳伦斯神父派给罗密欧的信使又没有及时把信送到,加上神父也晚来墓地一步,于是悲剧阴错阳差地铸成了。《牡丹亭》也充斥着偶然、巧合的手法。杜丽娘游后花园,梦中与一书生相会,而这梦中之人竟是以后同她真情相爱的柳梦梅;杜丽娘死后三年柳梦梅因上京赶考途经之路正是南安,偏偏又在此地失足落水,而把他从水中救起之人刚好是杜丽娘生前的家庭教师;于是,柳梦梅就在杜家暂住,一次偶然在杜家后花园散步,拾得杜丽娘临死埋在石下的自画像,看到画上分明暗指自己的“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的题诗。汤显祖通过这一环扣一环的巧妙偶合的故事编排手法,推动着戏剧矛盾冲突的发展,也使得故事情节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但是,纵观两剧在编织矛盾冲突、情节结构的安排上,却大相径庭。

(1)在剧情的收尾上,莎士比亚恪守亚里斯多德关于悲剧结局的论述,即“善良的英雄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不可避免的毁灭”。因此,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敢于激化追求自由爱情与维护封建家族荣誉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全剧以代表正义的男女主人公的惨死收场;而《牡丹亭》则回避矛盾,避免两种力量的正面交锋,相互妥协大团圆收尾。《罗密欧与朱丽叶》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安排故事结局,通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同强大的封建势力之间的搏斗而惨死,以表现青年男女所代表的新的人文主义原则同他们父辈所代表的封建世仇观念之间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最后又以两个家族互为对方铸造金像,宣告人文主义思想定能摧毁和战胜造成男女主人公死亡的封建势力;《牡丹亭》受儒学讲中庸和谐的美学思想影响,避免把冲突趋于尖锐导致人物毁灭,以新旧势力的妥协即双方皆大欢喜来收场。《牡丹亭》中“圆驾”一出,说白了就是对这种美学思想的形象化的阐释。本来剧中杜丽娘毫不顾忌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敢于追求爱情幸福、婚姻自主,使这一形象成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随后,剧情又以杜丽娘的因情而死对吃人的封建礼教提出谴责,使原本的矛盾激化,冲突尖锐对峙。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剧作家最后安排了一个具有妥协退让的大团圆结局,不仅弱化了杜丽娘的叛逆程度,而且也削弱了《牡丹亭》揭露控诉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思想意义。

(2)在剧情进展的节奏安排上,《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刀阔斧、快速紧凑。《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延续的时间很短。《罗密欧与朱丽叶》借用、改编亚瑟·勃洛克的长诗《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莎士比亚把原发生几个月时间的故事压缩为四天。在星期日晚上蒙太古的家庭舞会上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见钟情,当晚在朱丽叶的闺房上双方互诉衷肠,第二天就在教堂秘密结婚。同天,罗密欧因械斗杀死朱丽叶的表兄提伯尔特而被放逐,晚上同新婚的妻子度过仅有的—个婚姻之夜;第三天凌晨罗密欧便和朱丽叶诀别亡命流放之地,朱丽叶因父亲逼她嫁给帕里斯伯爵而服药佯死;星期四晚上在墓地发生男女主人公殉情的悲剧。这样,全剧的情节环环紧扣,层层推进,动人心弦,使读者观众时时在为主人公的命运担惊受怕。《牡丹亭》的剧情进展缓慢拖沓,故事延达数年,后半部多出的故事又游离于主题之外,与全剧表现的主要矛盾冲突——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保守的封建礼教的冲突几乎无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剧情安排,无非是为了适应“状元及第,奉旨完婚”的妥协退让的结局而设置的。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主题的深化,也削弱了剧情的紧凑严密,更给观众与读者以冗长杂芜之感。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在收尾处理和剧情进展节奏安排上的不同是有原因的:一是由于中英戏剧形式有差别。《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话剧的形式,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它需要戏剧所要求的结构严密、节奏性强;而《牡丹亭》则是以说唱为主的戏曲形式,它主要通过说唱来展开情节、描写景物、抒发感情和介绍人物与事件,因此,松散的结构、缓慢的节奏反而适合这种以唱为主的戏曲要求。二是因为剧作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民族文化欣赏价值观的不同。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较量中,以自身的蓬勃朝气,对封建势力发起了摧古拉朽般的攻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受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莎士比亚,自然会在戏剧作品中表现这种时代变化。《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惜用代表正义的男女主人公的惨死来揭露封建社会对人情人性扼杀的罪恶,并且全剧节奏进展明快自然、干净利落,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文主义者要求变革和自信乐观精神的体现。反观汤显祖生活的明王朝,封建保守势力占据着社会的精神领域,倡导的伦理道德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的顽固守旧和儒家学说的影响,无不在汤显祖身上留下烙痕,因此,看不到社会前进的方向,同旧势力作斗争缺乏必胜信心。这种思想情绪自然影响到他的戏剧创作,造成《牡丹亭》回避矛盾冲突,故事进展缓慢,情节疲沓冗长。《牡丹亭》喜剧的结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是剧作家自我安慰的空中阁楼。明朝时期虽然产生了资产阶级式的生产关系,但其力量还处在萌芽状态,汤显祖看不到这一新兴阶级必然胜利的远景,当时的中国更缺乏欧洲人文主义那样先进的思想武器,因此,剧作家最后也只能提出以“人情”反“伦理”的主张了。《牡丹亭》正是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恋爱之“情”,肯定人的本性和欲望,批判虚伪、冷酷、丧失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之“理”。这种主张虽隐含有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进步性,但是终究由于看不到实现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有效途径,对未来失去信心,便只好以传统戏曲常见的大团圆结局来求得精神上的慰藉了。

[1]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2]刘献彪,刘介民.比较文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3]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叶绪民.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5]陈惇.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孔占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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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06

徐鹏(1982-),男,河南焦作人,焦作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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