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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悲剧的彻底性

2015-04-15曹学琴

焦作大学学报 2015年3期
关键词:宝黛悲剧红楼梦

曹学琴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论《红楼梦》悲剧的彻底性

曹学琴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39)

文章试从三个方面对《红楼梦》悲剧的彻底性展开论述,说明其与中国古典小说“大团圆”结局的不同之处以及这种悲剧的彻底性给后世作家创作带来的启发。

红楼梦;悲剧性;“大团圆”结局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自其出世以来,文人学者对它的鉴赏和评论不可胜计。如今的“红学”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红学”研究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包括曹学、版本学、探轶学、脂学等。“红学”现象足以证明《红楼梦》在文学和史学等方面的巨大价值。

《红楼梦》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我们说,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因于它在创作方面的突破性。鲁迅曾盛赞《红楼梦》:“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而这种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方法最深刻地表现在小说悲剧的彻底性上。王国维也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2]。

1.悲惨的人物命运

《红楼梦》的悲剧性首先体现在小说人物的悲惨命运上,特别是其中众多女性的命运。

《红楼梦》开篇提及作者的创作意图:“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3]《红楼梦》塑造了众多纯真美丽、才华横溢的女性形象,其中“金陵十二钗”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然而这十二个如花美眷却无一逃脱悲惨的人生结局。死亡是西方悲剧真实性的最后印记,《红楼梦》也有多次写到死亡。林黛玉最终魂归离恨天,“花落人亡两不知”;贾元春“荡悠悠,把芳魂消耗”;迎春在富家公子无休止的蹂躏下“一载赴黄粱”;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秦可卿是“画梁春尽落香尘,终落得悬梁自缢”的惨局。余下的女子,要么生死不明,如“终陷泥淖中”的妙玉;要么终日生活在痛苦和无聊中,如独守着有婚无爱婚姻的薛宝钗,“独卧青灯古佛旁”的惜春,享受着“镜里恩情,梦里功名”、心如槁木死灰的李纨……

“金陵十二钗”的悲惨命运让人扼腕叹息,除此而外,其余的各异女子也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如晴雯终因“风流灵巧招人怨”,导致了“抱屈夭风流”的惨局。另如金钏跳井、思棋撞墙、鸳鸯上吊等,上演了一幕“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群芳悲剧。

2.悲剧的内在性、普遍性和必然性

《红楼梦》悲剧的彻底性还体现在此种悲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上。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这各不相同的不幸就消融在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日常生活中的不幸才构成真正的悲剧,因为它没有直接缘由,自然而然而又无法摆脱。王国维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2]。《红楼梦》主要描写贾府众儿女的日常生活。曹雪芹就是在对他们普通而又普遍的衣食住行和家庭琐事的演绎中,为我们上演了一场真真切切的悲剧故事。正是这种普遍性,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常融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切身体会。也正是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日常叙事和“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对比中,形成了强大的悲剧艺术感染力,给读者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

我们也可以从小说的细节描写中体会贾府衰败的必然性。焦大的那一番话:“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3]透露了太多的信息。探春也是红楼中为数不多的清醒之人,在抄检大观园时,狠扇了王善保家的一巴掌,并发表了著名的“百足之虫论”。另外,如惜春、黛玉等也清醒地感受到贾府必然衰败的颓势。《红楼梦》采取的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写法,各种具有暗示性的虚幻情节和诗词曲赋都为我们揭示了这种种悲剧无法避免的必然。

说到《红楼梦》悲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不得不谈谈宝黛间的爱情悲剧。

封建社会的婚姻都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黛玉双亲早故,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即使于宝黛自身而言:他们惺惺相惜,两情相悦。然而,在黛玉,她没有父母兄弟做主;在宝玉,纵然他贵为王侯将相的子孙,婚姻仍然无法自主。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吃人”的封建礼教。

中国自古来崇“礼”,儒学礼教更是深入封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礼教体系最初是源于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需要,但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巩固,“礼”转而对人情有着强大的抑制力。如果将宝黛爱情悲剧仅仅归因于时代是不够全面的。在《红楼梦》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已然离我们远去时,它所带来的悲剧感染力却并未随之消亡。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封建礼教正以新的内容出现,如婚姻中就强调“门当户对”。宝黛二人即使生活在当代,他们完美的爱情理想也不一定实现。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会掩埋他们的诗情画意,宝黛二人也可能不得不为了生计到处奔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是现代人普遍的感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规则。鲁迅也说:“《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4]所以,如若将宝黛二人置于现代,他们的爱情能否完满,我们并不敢妄下定论。

广大读者从宝黛的爱情悲剧中联想自身,如宝玉在向黛玉表白心迹时引用《西厢记》里“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我就是那多才多病身”的话语也常从现代人的口中说出。这从侧面体现了《红楼梦》从古至今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我们在宝黛爱情必然走向悲剧的体验中感受着命运的捉弄和无法逃脱。

3.悲剧意识的坚守

《红楼梦》悲剧的彻底性还体现在对悲剧意识的坚守。

中国文学史上虽有很多悲剧题材的小说戏曲,但大多却有悲剧而无悲剧意识。作品大多遵循“喜—悲—喜—悲—大悲—小喜”的基本模式,以“大团圆”收尾,“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2]。这种戏曲模式和我国“温柔敦厚”的儒学传统有很大的渊源关系。儒家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长久以来,形成了我国“中庸”哲学,并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2]所以说,“大团圆”结局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红楼梦》摒弃了中国传统戏曲小说惯有的“大团圆”结局,坚守着自己坚定的悲剧意识,并没有在读者渴求侥幸之处给予人们半点希望,没有给读者脆弱的心灵半步退路。这里稍举几个例子予以证明:尤三姐是个刚烈不屈的女子,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具有鲜明反抗性格的女子形象。她钟情于柳湘莲,而柳湘莲亦在贾琏的撮合下将祖传的“鸳鸯剑”作为定礼转交给尤三姐。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于此,形成了这样的期待:二人定是天作之合,必将收获爱情。然而,小说并没有如读者所希望的那样往前发展。当柳湘莲知道了尤三姐的身份后,在认为“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3]的柳湘莲毅然决然地收回“鸳鸯剑”,反悔与尤三姐的婚约,这一切最终导致了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入道的惨局,与读者的心理预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并未给读者脆弱的灵魂半点可悲的同情;又如林黛玉在魂归离恨天之后,贾宝玉没有做到关于林妹妹的梦,而后贾宝玉入“太虚幻境”,所有的读者都渴望宝黛可以久别重逢,即使只是见一面也好,然而曹雪芹并未这样做,天人已然永隔……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又如贾宝玉本可以在中举后回乡重振门庭,和宝钗长相厮守,然而他并未这样做,而是毅然决然地放弃功名,遁入佛门,留得宝钗孤寂一生。这种种小说情节让读者在没有达到自己心理预期的情况下产生一种极大的失落感和悲壮感,使得小说悲剧的感染力更为显著。因而王国维称《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也”[2]。

4.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鲁迅曾对中国悲剧的不彻底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针对中国人对于现实生活中悲剧的麻木状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指出:“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4]因为不能够正视现实人生,特别是发生在身边甚至自己身上的悲剧,所以便发展了“瞒与骗”的艺术,生出“瞒与骗”的文艺来。这普遍地表现在中国古典戏剧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上。鲁迅毫不留情地指斥这种“乌托邦”式的圆满,是用“瞒与骗”造出一条“奇妙的逃路”。他坚决抵制文艺中“瞒与骗”的虚假。

这篇《论睁了眼看》写于1925年,当时文学革命的任务之一是破除陈腐庸俗的文学模式。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鲁迅强烈地反对旧文学,热情地介绍易卜生,积极提倡文学写实主义,对旧文学下的“团圆主义”进行严厉的批判,在批判中高度赞扬了《红楼梦》悲剧的彻底性,同时指出曹雪芹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敢于写实,去除了一切伪饰和偏见,将他所看到的人生完完全全地展示在你的面前,任人评说。由此可看出《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戏剧小说创作中的突破性。在这种悲剧彻底性的启示下,鲁迅开始了改造国民性的创作,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体察。所以,从《狂人日记》开始便一发不可收,在短短几年之内创作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其中,《孔乙己》《明天》《阿Q正传》《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等都堪称悲剧的艺术精品。鲁迅在自己的创作之路上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他认为,“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4]。

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是脆弱的,是“灰色的”,是“黯哑的”。由此,鲁迅对“瞒与骗”文艺的批判,对现今的我们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们应正视民族文化心理中较软弱的那部分,善于探索与抗争。这样,我们的灵魂才是真实而不屈的。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C]//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50.

[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J].教育世界,1904,(6).

[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4]鲁迅.论睁了眼看[C]//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20.

(责任编辑 娄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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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257(2015)03-0015-02

2014-10-29

曹学琴(1990-),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在读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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