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辉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正当其时
——以美国重返亚太为背景

李晓辉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美国重返亚太是美国21世纪外交战略的一次大手笔，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21世纪的重大课题。面对美国的新一轮挑战，中国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中国大安全外交战略，可谓正当其时。

美国重返亚太；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战略博弈

当前，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机遇来自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力度，而挑战则来自美国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遏制。现实的国际局势决定着我国的外交性质。我国的国家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国家安全形势严峻。

2011年，美国依托联盟体系，密集调整东亚核心战略，频频军演，强化传统盟国关系；积极开展军援外交，扩展安全领域；开展经济外交，真正将“巧实力”外交政策落实回归。2011年10月，希拉里在《外交政策》学刊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正式提出美国政策重心“转向”亚太。美国重新布局亚太，其核心是在加强与美国传统盟友合作的同时扩大战略合作对象，以帮助美国分担其在全球的安全责任。美国重返亚太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次战略调整和力量的“再平衡”，旨在重新配置资源，将战略重点转向在美国看来对美国利益影响更为深远的亚太地区。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大国，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中之重。

2011年，美国公布新《国家军事战略报告》，认为亚洲出现新的力量中心，美国在太空、海洋、网络空间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鉴于亚太地区出现“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作战能力”的对手，提出“海空一体战”[1]。同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演讲，高调宣布亚太是未来美国外交的重心，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逐步落实美国重返亚太的大战略布局。早在21世纪初，美国媒体就直言不讳地公开坦承“美国加强太平洋军力，实际上是借打击恐怖主义和弹道导弹防御，来增加美国的火力，同时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太平洋，以抑制野心勃勃的中国。”[2]亚太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之一，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构想是通过亚太安全事务的全面参与，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亚太共同体，”确立并维护美国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主导性优势，为其“领导世界”、一极独霸天下的21世纪国家战略目标服务[3]。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巨大的现实挑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中国国家安全的现状

1.1 国家安全总趋势

21 世纪，中国国家安全形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台湾问题、中日关系、朝核问题，以及南海和东海争端仍处于争论之中，这其中都有美国插手的背后因素。面临如此复杂的周边局势，中国必须转变国家安全观念和加强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此前，我国也曾计划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没能成立。以往，由于国家的工作重点在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势单力薄，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和部门支持，仅靠外交为主导的外事处理机构很难应对综合的安全威胁，难以将国防、经济、公安等力量握成一个拳头，以致在处理对外事件中明显缺乏前瞻性和对国际局势的有效把握。长期以来，与国家经济战略相比，中国国家政治与安全战略的研究明显偏弱。在相关领导层和工作部门中，政治学知识普遍缺乏，安全意识多停留在一些原则和空泛的概念上，过分相信经济因素对政治问题的影响，或习惯于用“以经促政”的思路应对、搁置政治难题。这种情况与国内的改革进程以经济为中心、经济先行有重要关系，也与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有关。现在则到了必须转变认识、加强国际战略的政治与安全战略顶层设计的时候。过去中国实力地位处于明显弱势时，西方强国对华关系中政治和战略的博弈性处于相对较低的程度。现在的形势大大改变，而中国外交由于缺乏全面清晰的顶层设计、安全战略设计，难以形成应对激烈博弈局面必需的内部强有力的统筹协调，容易发生顾此失彼、甚至为局部利益而损害大局的情况[4]。国家安全是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战略性利益，应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科学性。

对中国来讲，亚太变局给中国的和平发展既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也形成了新的挑战。面对大国的战略博弈、激烈的海洋竞争和频繁的局部动荡，我国安全环境的复杂性、敏感性、不确定性增大，战略压力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二个显著上升期。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如此多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有着如此多的邻国和如此多的遗留争端的国家，这些特点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周边关系特征。第一是邻国情况复杂，与中国关系变数多，近而不亲者多。第二是遗留争端复杂多样，包括领土的、历史的、海域的、人文的等等，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发酵。第三是局势随着中国兴衰而动，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强势而崛起，不断激起涟漪，引起多重反应，并出现新特点，由弱势中国下的关系向强势中国下的关系演变[5]。中国国家安全的总趋势可以概述为：一是中美关系处于合作——冲突——再合作——再冲突的周期性波动状态，但这不是一种无限的循环，而是在螺旋式上升的。同时，随着美国战略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的国际压力明显增大；二是中日之间战略互惠关系一直处于模糊状态，时不时地由于利益交锋和历史问题出现新的紧张，特别是钓鱼岛争端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一次次触及国人的底线，引发两国不友好关系的出现；三是中国周边的关系更加复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南海争端各方的关系时不时出现大的波动。由于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加之历史和边界问题，一直想展现大国角色的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出现诸多不和谐的因素。

1.2 与美国的冲突是中国21世纪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学者阎学通在《美国的霸权与中国安全》中指出，“中美矛盾的强度是美俄的2倍，是日美的6倍，是欧美的4‐6倍”[6]。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最大的，也是最紧迫的。新时期，美国更加重视在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各个功能性领域里制定和维护有利于它的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这是美国当今外交的新特点[7]。中国虽然没有成为美国明面上的敌人，但也没有成为关系稳定的合作伙伴，中美关系总是呈现一种起起伏伏的特征。

由于中国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及与之不相对应的综合国力，一项错误的或者不科学的外交姿态就会成为众多国家的假想敌。因此，中国每一个战略决策都需要谨小慎微，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领先世界的科技能力使得美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用军事手段来维护其核心利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就是很直接的例子。可以预见的将来,亚太地区最大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中国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崛起，对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也将大大加强。而同时，由于中美不同的实力和对亚太地区所具有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在安全领域与经济领域出现巨大的分歧与分裂，进而体现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中，加剧了亚太地区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扩大，影响了亚太秩序的稳定。

我国目前处于前所未有的安全局势，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外交战略早已不适应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大四小”⑧的局面更需要中国采取主动外交，积极寻找外交出路，打破美国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包围。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采取积极外交和主动外交的战略，稳固传统中俄关系，加强与亚、非、拉美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就是为了更好地为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好的建设性作用打好基础，让中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支持的声音和良好的国际声誉。

2.国安会的成立正当其时

2.1 是布局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举措

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于2013年11月12日正式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开始用一种世界性大国的身份审视国际社会，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国家安全呈现与之前不一样的局面，国家安全问题更加复杂，需要国家多个部门共同协作，有效保护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能够更加有效整合各个部门的力量，更加有力地进行协调，协调的层级更高。这将有利于国家安全工作的整体规划，统一集中力量，协调行动。

关于中国是否具有外交战略一说，否定者认为中国外交疲于应对，缺乏统筹，有欠系统，证明中国缺乏外交战略。随着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的转换不断深化，对国家安全的解释也在不断调整，这就要求构建集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因此，国安会不应成为一种政策解释机构，而应该成为国家真正的智库和规划布局国家战略的智囊团。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战略发展的机遇期，借助中国在世界上的良好国际声誉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是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全球化时代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国家安全涉及各方各面，国安会的成立顺应了世界趋势，符合现代化国家的安全需要，标志着我国国家安全战略谋划和运筹能力的成熟。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强烈，特别是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就是对中国实现战略性的围堵。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步伐的加快，亚太地区事务必将增添更多的不稳定因素，朝核危机的极难预测性和非常规性特征让中国在应对美国挑战时多了许多的顾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当把握好本国策略，维护本国利益，加强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共同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因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国如何布局国家战略、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

2.2 是实施大安全战略的重大实践

国家安全战略是指综合运用和发展一个国家的各方面力量，为实现国家安全目标而进行的全局性筹划和指导[9]。21世纪，传统的军事手段已经不是大国之间竞争和冲突的主要手段。以非传统安全和地区冲突引发中国国家利益受损正在成为中国大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在地区冲突中，中美两国都有着极大的合作前景和合作愿望。在应对恐怖主义、环境问题、打击国际海盗等问题上，中美两国更是需要加强合作。因此，未来中国的大安全外交能否实现，将取决于中国与美国关系能否得到有效的处理。

可以预见，21世纪，战略博弈将是中美对抗的主要手段。中美两国是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决定性力量，因此美国和中国的矛盾将是战略性的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对抗。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现了“大安全”的外交战略，提高了我国处理外交事件的效力，拉近最高决策层与事件原发地的距离，显著提高应对突发国际事务的反应能力，可以快速有效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安会成立后，中国应对外部安全的能力将会更加具有战略前瞻性，战略评估、战略分层、战略规划、战略决策和战略布局能力进一步增强，以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为基础，在国际社会中可以更加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有利于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安全在亚太，亚太安全系于中美两国能否恰当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

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性质决定着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性质。“作为中国周边战略的核心之一，在亚太地区防止争端激化冲突加剧乃至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是中国亚太政策要件。”[10]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但是又不可忽视的是中、美两国同属于世界性的大国，又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基于两国共同利益之上的合作依然会主导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21世纪，要本着政治上放眼全局，经济上互惠互利，安全上“斗而不战”等思路和决策来发展中美关系。美国也在逐渐调整对中国的战略思维。同样，中国也应当随着美国的战略调整而不断探索新的外交战略。

2.3 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步骤

我国近代以来鲜有大国的心态，面对美国如此大的战略抗衡,中国也该重新审视和定位中国当前的外交战略,积极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以双重标准制定对外战略，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式的民主，进行着新一轮帝国主义。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不断更新自我认识的过程，对外政策不断试探的过程[11]。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美国已然把中国当作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并要求中国承担世界性大国的责任和义务，美国以世界霸主的身份要求崛起中的中国跟随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指出：“对我而言，问题不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是中国是否准备好承担一个超级大国的责任。”[12]其实，中国大可不必去刻意掩饰自己国家的崛起，应该敢于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同时具有这种敢于充当大国的心态。同时，中国也应该增加更多的韬略，不可锋芒毕露，俗话说“枪打出头鸟”，这句话放在国际社会同样适合。中国不应在世界范围内过分炫耀国力，致使树敌过多，自食其果。

我国现在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性大国。显示中国是负责任大国最有效的办法是负担起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通过自我克制和约束的态度来传达自己的善意[13]。战略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这是每一个国家处理国际事务重要的原则，中国也应该积极调整，冷静应对，在和平外交大战略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去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在面临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和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理应由惯性的“模糊外交”，换句话就是一种“中庸外交”，上升到敢于外交，敢于向世界展现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大国外交，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3.结语

21 世纪的国际社会的主角仍然是大国，权力政治也不会退出世界舞台。美国重返亚太对本来就矛盾重重的亚太地区将增加更多的不和谐因素，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也就正当其时。可以预见，未来的亚太局势必将是中美双方战略的大手笔较量。不管未来走向如何，中国都将会是世界上美国战略布局中不得不多加考量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比较严峻。虽然仅凭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不能完全保证国家安全，但是，建立以最高决策者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实施机构，有利于中国把握好国际局势的战略方向，制定出与国际、国内局势相匹配的外交政策。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有效应对形势，让中国这艘航船航行得更加稳健，增强国民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1]王胜今.东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1）[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6.

[2]The Washington Times.October 2，2001.

[3]陈峰君.亚太安全析论[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81.

[4]崔立如.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若干思考[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2，（3）:3-5.

[5]张蕴岭.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与对策[J].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2，（4）:3-5.

[6]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26-27.

[7]王缉思.从美国外交新特点看中美关系[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1998，（6）:24.

[8]“一大”指中国，“四小”指越南、朝鲜、老挝、古巴。

[9]高争气.邓小平国家安全战略观[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1999，（4）:3.

[10]赵干成.亚太地区“再平衡”新格局与发展前景[J].亚非纵横，2014，（1）.

[11]Jan Ekster，Ulysses and the sirens.Studies 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lity[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18.

[12]Remarks by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Gen. Michael V.Hayden at the Landon Lecture Series,Kansas State University April 30,2008.

[13]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6）.

（责任编辑 娄扎根）

Chin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 Established at the Right Time——Taking the United States’Return to Asia-Pacific Region as the Background

LI Xiaohui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The United States’return to Asia Pacific is a big diplomat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ile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is China’s major issu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the face of a new round of challe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China’s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determine China’s major security diplomacy strategy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right time.

the United States to return to the Asia Pacifi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ational security;strategic game

D6

A

1008－7257（2015）03－0008－04

2014－12－18

李晓辉（1991-），男，河南驻马店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2014级中外政治制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