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玲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0.引言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是爱尔兰伟大的小说家，也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死者》出自《都柏林人》，是该小说集的压卷之作，被誉为西方文学中的经典名篇。W.W.罗伯森评述：“《死者》是爱尔兰国土上产生出的最佳短篇小说。”[1]（P77）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思潮起源于尼采哲学的质疑理性的思想、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及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解构主义“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及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2]（P67）。解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德里达曾说：“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 ”[3]（P20）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惯于 为世界设立一个本源或曰‘终极能指’”[4]（P108），从这个本源出发，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基础上，如语言∕文字、真理∕谬误、本质∕现象、男性∕女性、自然∕文化等，而所有这些对立，其中一方总是高于另一方，二者是本源与衍生的关系，如真理高于谬误、本质优于现象、男性高于女性等，由此便产生了男性中心主义。“在男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男性处于等级制中的优等地位，而女性则处于卑贱地位。 ”[5]（P81）解构主义批评方法旨在对这种非正当的男性权威、男女二元对立进行解构，因而为乔伊斯的《死者》提供了全新的解读方式。

1.寻求男主人身份的挫折、焦虑

《死者》中第一次让男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感到焦虑的是与看门人的女儿李莉的冲突。当晚迟到的加布里埃尔进门第一个与之交流的是李莉，在李莉帮加布里埃尔脱掉大衣后两人短暂交谈中，加布里埃尔触痛了李莉的敏感心事，“‘我想最近某个好日子我们会去参加你和你那年轻人的婚礼了，对吧？’女孩回头瞥了他一眼，苦涩地说：‘现在的男人全是骗子，千方百计占你的便宜。’”[6]（P254）李莉可能被男人骗过始乱终弃，正 如乔伊斯在小说《两个浪子》中的女人一样，所以被加布里埃尔问到男人这个敏感的问题时，在心酸与愤怒的共同作用下冲动尖刻的回答不免让加布里埃尔感到尴尬。加布里埃尔“满脸通红，仿佛他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遮住了他那一双敏锐而不安的眼睛”[6]（P254）。加布里埃尔从开始以友善、高兴的口气与李莉交谈，到后来满脸通红觉得像是自己做错了事，为了缓和气氛给李莉的圣诞节小费也被拒绝，他男主人身份的认同遭遇失败，以致他到楼上客厅参加舞会后，“仍然因那女孩尖刻突然的反驳而有些失态。 这使他情绪低落”[6]（P255）。

性别社会学认为，“性别角色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不是男性和女性固有的个人特性。男性和女性应该是什么的‘现实’，是社会地位构成的。 ”[7]（P4）而在以男性中心主义为典型特征的父权制社会文化中，男性气质代表着正面价值，而与之相反的女性气质则象征着负面价值，“男性以造物主的身份支配女性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女性身体通常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承载着男性对女性的规划”[5]（P82），“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观念”[9]（P38）。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加布里埃尔早已习惯了支配女性、以自我为中心，在他心里，女性是依附性的、被支配的，所以他说话很随意，以一副男主人的高姿态来打趣李莉的感情私事，李莉尖刻的反驳使他不知所措，内心的优越感与碰壁的失败感交锋，颠覆了他心中固有的女性消极被动的形象，寻求男主人身份所遭遇的挫折使他情绪低落、焦虑不安。

2.爱国者身份遭遇诋毁

在随后开始的四对舞中，加布里埃尔与多年的朋友、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爱佛丝小姐是舞伴。他们刚站好位置时，爱佛丝小姐早有准备地突然问他是否给《每日快报》撰稿：“‘你不觉得害羞吗？’‘我为什么觉得害羞呢？’‘好呀，我倒替你害羞呢，’爱佛丝小姐坦率地说：‘你竟然会为那样一家报纸写稿。我以前没想到你竟是个西不列颠人。 ’”[6]（P262）加布里埃尔又一次紧皱眉头、满脸通红，陷入窘困与焦虑。突如其来的尴尬让他不知如何面对，他是爱国的，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面对英国殖民统治下都柏林人的精神麻木和浑浑噩噩，在这一片精神荒原中难免有种疏离感与孤独感，他写书评与政治无关，只是想沉浸在文学中以逃离百无聊赖的现实。而这些心声在面对爱佛丝小姐讽刺性、攻击性的诘问时只化作一片沉默、尴尬、窘困与失语。在随后爱佛丝小姐与其谈到旅行时，加布里埃尔的回答开始变得结结巴巴，表述迟钝，诸如 “我刚刚安排好去——”、“每年我都和几位朋友去作一次骑自行车旅行，所以——”[6]（P262）、“‘果断’、‘强壮’、‘独立性’等词是人们常用于表现男子而不是女子的词句，这一事实恰好反映了父权制意识的主题。”[7]（P190）而在这一来一往咄咄逼人的盘问下，他的回答软弱犹豫，拉长着尾音，加布里埃尔满脸窘困，忐忑不安，正与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下男性果断刚强的形象背道而驰。

在加布里埃尔鼓足勇气说出他讨厌自己的国家这种违心话时，爱佛丝小姐仍不依不饶地纠缠下去，骂他“西不列颠人”，加布里埃尔为了躲避她逃到房间偏僻的一角与弗雷迪·马林斯的母亲交谈。爱尔兰人在他心中的幽默、仁慈、热情好客，祖国的牵挂，一刻也不曾远去，正是这份不能承受之重，才让加布里埃尔为逃离现实的沮丧和伤心而远游他乡。面对爱佛丝小姐对自己爱国者身份的诋毁，加布里埃尔的窘困与焦躁不安颠覆了男权中心下的社会性别模式，“男性，及所有从‘男性的’派生出的词汇——男人，男子气概，阳刚气质——往往意味着整个世界和他的成就，是男性在推动世界，创造世界”[8]（P204）。 在这里，推动事态向前发展的是爱佛丝小姐，传统男性形象的进取性和侵略性也体现在爱佛丝小姐身上。相反，被支配的、消极被动的、软弱的形象则是加布里埃尔，加布里埃尔的男子气概、阳刚气质以及男性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在人际关系和权力关系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3.身为丈夫的失败、顿悟

晚会结束后，加布里埃尔看到妻子在楼梯上的阴影里聆听楼上的音乐，被妻子优雅而神秘的气质迷住，“血液在他的血管里涌动；脑海里思潮激荡，骄傲、快乐、温柔、英勇……他为她属于他而幸福，为她的高雅和做妻子的举止而骄傲……刚一接触她那富于韵致、奇异而芬芳的身体， 便浑身涌动起一阵强烈的情欲”[6]（P281）。他怀着奔放喜悦的心情，幸福地来到旅馆，甚至激动得听得到自己心砰砰跳动的声音，正当他兴奋得浑身颤抖、满怀自信地要与妻子缠绵一番时，他的妻子却因一首歌想到昔日为她死去的青年而流泪，难过神伤。就在加布里埃尔甜蜜地回忆两人昔日的快乐时光，心中满溢着幸福时，他的妻子却在想着另一个男人，“加布里埃尔意识到他妻子的泪水是为一位早已死去的情人而流时所受到的道德上的冲击”[10]（P58），让他深感作为丈夫的失败，他们是如此亲近，却又异常遥远，他为那与他做对的永远也对抗不过的死亡力量而恐惧，他为自己这个丈夫所扮演的可怜角色而痛苦，刚刚那种自以为是的羞辱感立刻涌上心头。

“女性，在父权社会是亚当的肋骨，是旁支侧条，是身体外多出的翅膀，是性，是男性身体需要的存在。”[8]（P204）“男性文化心理的优越感使得他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去营造、规划心中的女性形象。 ”[5]（P82）加布里埃尔看到妻子出神地听着旧情人曾给她唱的歌，靠着自己的主观臆想追加给妻子优雅、高贵、神秘的形象，使他沉浸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幻象里，激动得忘乎所以，正当他在狂热的欲望驱使下要与妻子做爱时，却被疲乏的妻子拒之千里，这是多么奇怪的讽刺。在这里，女性已不是只有性，不是只是男性身体需要的存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的主体，她拒绝男人的粗暴征服而沉浸在自己的心灵世界，相反，男性变成了象征着传统女性的软弱而依赖的角色，充满着无力感与挫败感。

父权制社会的传统观念使加布里埃尔“笃信男性的成熟、 强壮、 独立性和权威性”[7]（P187），“男性禀赋彪悍，容易滥用他们的力量；而女性似乎天性纤弱，具有容易受害的资质”[7]（P187）。婚姻生活中的加布里埃尔以自我为中心，在家中施展自己的权威，强迫孩子喝麦片粥、练哑铃、戴眼罩，让妻子穿欧洲大陆人人都穿的套鞋，早已习惯享受自己的支配权力。甚至在晚会中，妻子提到想去高尔韦岛旅行时，加布里埃尔冷冷地说到：“你想去你可以去嘛。”[6]（P264）此处他对妻子的冷落与控制可见一斑。“男性气质具有表演性，需要得到自我身份认同和他人的确证”[11]（P215）。在当晚，加布里埃尔坐在桌首大模大样地为大家切鹅继而大肆演讲后，男性气质的表演性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认同，自信心大增的他仍自以为是地规划着即将对妻子的征服，然而结果事与愿违。在得知妻子曾有一段那么浪漫美好的感情，一个深爱妻子的青年曾为她死去后，加布里埃尔深感作为丈夫的失败，多年来沉闷枯燥的婚姻生活，自己对妻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使他觉得自己在死者的面前显得那么滑稽而微不足道。

舞会上，加布里埃尔在与李莉、爱佛丝小姐的交流中先后遭遇挫折，陷入恐慌与焦虑。经历了心情的几度沉浮，在与妻子的沟通中再次受到羞辱后，他深感作为丈夫的失败，那一夜，他小心地钻进被子躺在妻子身边，“大量的泪水充溢着加布里埃尔的眼睛”[6]（P287），越来越多的泪水积聚在眼中，这一次他彻底顿悟了。这一晚三次与之交锋、发生冲突的都是女性，颠覆了他心中固有的女性消极被动的形象。加布里埃尔的男性气质受到威胁，在人际关系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最后的顿悟在于他认识到了两性之间应该互相尊重，摒弃父权制社会所赋予的权威性霸权性的男性气质，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支配掌控女性，才能达到两性的和谐相处，摆脱失败的焦虑。

4.结语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背景下，男性处于等级制中的优等地位，而女性则处于卑贱地位；男性气质代表着刚强、果断的正面价值，而女性气质则代表着软弱、依赖的负面价值。男性象征着权威支配女性。解构主义是“一种对存在和形而上学进行思考的方式，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和本质的权威的质疑和商讨”[12]（P66）。作为形而上学表现形式之一的男性中心主义，解构主义对这种非正当的男性权威、男女二元对立进行质疑和消解，这种质疑和消解并不是单一地否定男性气质，破坏男性的主体地位，而是“主张二元对立的消除，反对任何中心和固定模式 ”[13]（P125）。

《死者》中乔伊斯通过对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在舞会中及舞会后相继与三个女人交流、遭遇挫折的描写，颠覆了他心中固有的女性消极被动的形象，加布里埃尔的男子气概、阳刚气质以及男性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揭示了他那自负任性的男性气质防线逐步崩溃过程中的焦虑和痛苦，强有力地打破了男女二元对立的先验预设，证明了父权文化所设定的男女特质的二元对立模式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乔伊斯要解构的是男性中心论，是父权制社会霸权性男性气质，而不是男性气质本身。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最后的顿悟在于他认识到了两性之间应该沟通，尊重对方，不再以一方为中心支配另一方，只有摒弃传统父权社会建构的以男性经验为基础的进取性侵略性男性气质，超越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才能摆脱焦虑，达到两性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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