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露

（安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61）

论白先勇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

杨小露

（安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安徽合肥 230061）

白先勇的小说成功塑造了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形象，虽然这些女性来自社会各阶层且形态迥异，但她们无一不遭受着生活带来的重创，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论文第一部分对白先勇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进行了分类，分为平民女性、贵族女性和下层女性三类；第二部分分析了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一方面可归结于作家的个人气质和独特的文学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与作家对小说主题创作的把握有关；最后一部分阐述了白先勇笔下悲剧女性的塑造方式。研究白先勇笔下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这些悲剧女性形象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在当代文学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女性形象在白先勇小说中占据重要位置，分析作家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书写，有利于深入了解白先勇的创作风格。

白先勇；悲剧命运；女性形象；塑造方式

0.引言

白先勇是一位善于刻画女性形象的男性作家，因其自身独特的身份和经历，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有着悲惨的命运。白先勇是一位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往往流露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但他笔下的女性命运并没有因为作家主观的怜悯之情而有所改变，面对她们苦难的人生，作家并没有为她们寻求苦难命运的解脱之道，她们往往随着时代的没落而一步步走向毁灭。学界历来重视对白先勇笔下女性形象的探讨，并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白先勇作品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在造成其笔下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以及塑造手法这一问题上仍可深入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进一步概括和分析了白先勇笔下女性形象的共性和特性，并深入阐释了作家的创作动机和高超的创作手法。

1.白先勇小说中悲剧女性形象的分类

1.1 性意识觉醒的平民女性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都是男性占主导，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是受压迫的对象。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中国女性的思想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也获得了一定的解放。白先勇笔下的平民女性形象，大多数成长于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又不断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思想意识不断变化，被压抑的性意识已然觉醒，又受困于现实，不免陷入心灵和社会的双重困境。这类女性形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福生嫂（《闷雷》）和玉卿嫂（《玉卿嫂》）。福生嫂对自己丈夫的态度和婚后性苦闷的表现，可谓是新时代女性才有的思想意识，虽未达到起身反抗的地步，但已明显与旧时代女性划清界限；而玉卿嫂对爱情的追求更明显地体现出性意识的觉醒在女性身上的烙印。玉卿嫂就像是另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福生嫂，在玉卿嫂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女性性意识的觉醒，还能看到她在性意识觉醒的推动下对爱人的自主选择和对爱情的捍卫。但在那个新思想出现但并不成熟、社会体制老旧残缺的男权社会里，她们的命运正如《伤逝》中的子君，压抑自身情感顺从传统伦理道德是悲剧，用不成熟的方式去追求爱也终将是悲剧，这不仅仅是玉卿嫂、福生嫂的个人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1.2 落寞的贵族女性

白先勇小说中还有一群生活在社会上层的贵族女性，她们都有过风华绝代的过去，然而命运无常，她们最终都难逃青春不再，晚年凄凉的悲惨命运。《游园惊梦》中的钱夫人和《秋思》中的华夫人就是这类女性的代表。她们都属于上个世纪中国妇女的上层，是有身份的官太太，同时享受了传统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和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但都由于丈夫的失势以及年华的逝去而谪居异地，孤独终老。这类女性共同的特点，是她们总是沉湎于过去的美好的回忆，而不敢面对现实世界的失落，她们是完全活在过去的人，然而回忆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使她们心灵饱受苦楚。在这类贵族女性身上，最能清楚地看到时代巨变和世事无常的蝉蜕，最能体现作家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的感慨，对濒危的传统文化乡愁的哀叹，以及对人类生命的有限和对人类无法常葆青春的万古怅恨；作家不仅在她们身上寄寓宏大的文化主题和哲学命题，艺术上也采用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手法，取得了良好的阅读效果。与他描写的下层女性相比，对于贵族女性白先勇更多的是侧重于写她们精神上的苦楚，笔法较为含蓄。

1.3 灵肉分离的风尘女性

白先勇小说中还有一类下层女性，她们占据了白氏女性世界的半壁江山。这类女性大多为风尘女子，她们或为空军乐队的歌女，或为舞厅的交际花，或为娼门的女经理，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艰难生存，并无人权平等可言。白先勇充分描绘了这类下层女性的悲惨人生，她们虽性格不同，形态各异，但在命运上却有着相似之处，即她们的人生都充满着苦难与挣扎，她们的爱情都是灵肉分离的悲剧。典型代表如朱青、娟娟、“总司令”、于丽卿、耿素棠等。白先勇在塑造这类下层女性形象时，侧重于通过描写她们的肉体与灵魂的冲突来强化她们的悲剧色彩，同时向读者展现出她们所处的社会的畸形和病态。在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的安排上，白先勇虽然运用富有感情的笔调，对其笔下的悲剧人物表现出了同情和哀叹，但并没有给她们指出一条摆脱悲剧命运的途径，他虽全方面写出了下层女性的悲惨生活，但又并非要“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与作家本身的审美趣味有关，这也使他小说中的女性有着一种独特的凄婉的魅力。

2.白先勇小说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

白先勇笔下的女性都有着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作家用冷静客观却又极富同情的笔调叙述了她们的悲惨遭遇，但并没有给她们指出一条自救的道路，她们或自甘堕落，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或对命运做着绝望的反抗，最终仍逃不掉悲剧的结局。白先勇之所以对其笔下女性做出这样的悲剧书写，一方面可归结于作家的个人气质和独特的文学审美趣味，另一方面又与作家对小说主题创作的把握有关。

2.1 独特的个人气质和文学审美趣味

白先勇从小因体弱多病而处于被隔离的处境，这使白先勇有着一颗诗人般敏感的心；特殊的性心理取向也使白先勇有着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其笔下的女性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并且时常陷入不被人了解的孤独境地，人物性格大多数向内倾，甚至有精神异化的倾向（如《黑虹》里的耿素棠），这与作家独特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正因如此，白先勇刻画的悲剧女性才那么真实；贵族出身的白先勇生活在一个动乱的年代，其父亲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但随着国民党的失势，白家也随之衰败，从繁华走向沦落的巨大反差使他感慨良多；父母的去世和久居异乡的羁旅生活更使白先勇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和命运的无常，这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反映在作品中，便使他的小说充满着苍凉的悲剧气氛，小说人物也有着坎坷的悲剧命运。白先勇曾表示其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便是要“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因此，这些表现人生痛楚的文字便成就了以女性为代表的悲剧人物群像。白先勇深谙中国古典文化，《红楼梦》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红楼梦》的主题便是讲人事的辛酸，世事的无常，白先勇的小说主题也学习着《红楼梦》，如《游园惊梦》的主题意蕴就与《红楼梦》十分类似，表现出“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的历史沧桑感。白先勇继承了《红楼梦》的精神气质，在创作上坚持没落美学，他的小说“从本质上来说，属于那个没落的历史”[1]，相应地，置身于这段没落的历史中的个人命运也必将是没落的、悲剧的。佛家思想对白先勇的影响也很明显，他笔下的悲剧女性，不仅体现了现实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也深刻体现了“世事无常，浮生若梦”的佛学哲理。正因为有强烈的宗教情结，白先勇笔下的女性总是有一种宿命般的悲剧意味，她们面对自己的悲剧命运，虽然也有过挣扎和反抗，但最终都逃不过世事的无常和宿命的悲剧。如晚景凄凉的钱夫人，爱情上灵肉分离的金兆丽、朱青等。

2.2 深刻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

白先勇笔下的女性总是以悲剧告终，究其原因，除了作家的个人气质和审美情趣对作品的影响之外，还有作家对其小说主题的独特把握。白先勇是一位历史感和时代感非常强的作家，他希望通过对特定时期各个阶层的诸多女性的描写，展现她们那个年代的真实状况，使一个时代的悲剧在具体人物的个人悲剧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从而表达自己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白先勇并不仅仅着眼于她们作为弱势群体必然受苦的个人局限性，更着意强调她们个人不幸背后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讲述的是一群谪居台北的大陆人，西方现代意识的侵入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余毒交织在上个世纪台湾的社会生活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女性作为一种弱势群体必然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白先勇想要表达更深远的历史和社会意识，具体表现在女性身上便是她们的人生悲剧和爱情悲剧。白先勇想要在她们身上注入时代的脉搏，在她们身上烙上那个不幸时代的历史印痕，而悲剧能包含更深广的社会涵义和人生真相，因此，他笔下的女性总是悲剧的。如尹雪艳这一形象，她在别人眼中是冷漠无情的，在她身上看不到一般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她最擅长的便是逢场作戏，因为她知道在一个人性沦丧、道德败坏的社会里，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爱情，从而造就了她性格的扭曲和爱情的悲剧；又如《闷雷》中的福生嫂和《玉卿嫂》中的玉卿嫂，她们的爱情悲剧就包含了作家对男权社会里传统道德观念的控诉。

3.白先勇笔下悲剧女性的塑造方式

3.1 独特的叙事视角

白先勇曾经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专门研究小说创作，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对其小说创作影响颇深。西方现代小说注重打破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追求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以达到特定的叙事效果。白先勇认为：“观点（即叙事视角）非常重要，……你选的观点已经决定了写这部小说的成败的一半。观点的应用非常重要，因为观点决定了文字的风格，决定了人物的个性，有时甚至决定了主题的意义。”［2］叙事视角有多种，包括全知视角叙事、外视角叙事和内视角叙事。内视角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主人公内视角，即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另一种是见证人内视角，即叙事者和故事主人公有某种联系，叙事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叙事主人公的故事。白先勇小说在刻画女性形象时常变换多种叙事视角，从而满足作家进行环境渲染、气氛营造、主题彰显等需求，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悲剧主题愈加深刻。如《金大奶奶》《玉卿嫂》《一把青》《孤恋花》等篇运用了见证人内视角叙事。在这类小说中，作家均设置了几位重要“知情人”作为主人公悲剧故事的见证人和叙述者，主人公的人生经历都由叙述者即“我”的眼中看出，从“我”的口中向观众讲述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和主人公所处时代的历史变迁。这种叙事视角更容易对主人公所处历史背景和生存环境进行渲染，也更有利于作家表达更多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内涵，从而加深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凸显作品的主题。全知视角叙事原是一种传统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视角容易使小说失去悬念和真实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白先勇有些篇目在刻画女性形象时则采用了这种视角，但又在根本上区别于传统的全知叙事。如《闷雷》《秋思》《游园惊梦》等篇目就侧重于描写主人公福生嫂、华夫人、钱夫人等丰富矛盾的心理活动和意识流动，而对其他人物则仅作浅显的外在描写。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作家这样安排会使读者产生心理共鸣，使其笔下悲剧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加深了作品的悲剧表现力；而在有些篇目中作家更是有意地限制叙事者的能力，以达到特殊的叙事效果，如《永远的尹雪艳》中在刻画尹雪艳形象时，作家有意不让叙事者进入尹雪艳的内心，使全知全能的叙事者无法分析尹雪艳的思想情感和意识活动，只站在客观立场上叙事，这就有利于制造悬念，让叙事者也不能掌控尹雪艳的命运，使尹雪艳这位女性形象拥有了永恒的魅力。又如《黑虹》《香港——一九六零》等采用了主人公内视角叙事，因为这类小说的女主人公大都性格裂变，精神异化，她们在现实中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以她们自己的口吻来展开叙事是最佳方法。这种叙事视角消除了叙事者读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

3.2 典型意象的运用

白先勇在刻画女主人公的悲剧形象时，总是会出现对月亮、花、梦、冬天、色彩等的描写，这一类意象贯穿了作家创作的始终。白先勇在这些意象上寄托了某种特殊而又稳定的意义，想要通过对这些意象的描写含蓄而又艺术地传达出自己想要传达的思想主题或社会意识，这些意象是与作家本人的思想观念相融合的。白先勇小说中虽然有着意蕴不同、形态各异的意象，但它们又都有着相似的一点，即对它们的描写是为了渲染小说的悲凉氛围，从而加深其笔下女主人公命运的悲剧色彩。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独特的意象群落，白先勇塑造的女性形象才更加深刻，其悲剧命运有了这些意蕴丰富的意象作为渲染和烘托，小说更加富有艺术内涵和文化底蕴，其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更加富有张力。在白先勇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冬”这一意象，有些小说在叙述女性悲惨结局时，更是将主人公置身于“冬夜”、“暮冬”之中。“冬”在一年时序中的位置和本身的气候特点已然决定了它命定的悲剧色彩：“冬”暗示着“没落”和“完结”，给人的感觉是凛冽和肃杀，在“冬”的背景下展开的故事，肯定是悲凉衰朽的。在《金大奶奶》中，金大奶奶一生坎坷多艰，她在自杀的时候，正是十二月降临的时候，隆冬的冷风昭示着金大奶奶悲惨的结局，“冬”似乎也变成了死亡的象征；在《思旧赋》中，小说一开始便将故事的背景定位为“一个冬日的黄昏”，饱经沧桑的顺恩嫂和罗伯娘在暮冬的冷风中面对着痴傻的少爷时，更是深切体会到了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家族的衰败。两个老妇人的悲剧命运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被无限放大，也折射出了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悲剧。白先勇在刻画这些凄婉动人又饱含悲剧意味的女性形象时，不厌其烦地以“冬”这一意象作为背景环绕，就是要用“冬”所代表的气候特征来作为主人公的命运暗示。

“月亮”也是白先勇运用最多的意象之一。“月亮”被白先勇注入了永恒意味，在这一永恒物象的见证下，人世间的荣辱兴衰、大悲大喜只不过是永恒中的一瞬，从而更加显现出个人命运的渺小和无常。在《游园惊梦》中，当钱夫人从窦公馆的露台上往天上望去时，“她看见那片秋月恰恰的升到中天，把窦公馆花园里的树木路阶都照得镀了一层白霜”①。天上还是那轮月亮，可人世间早已改朝换代，物是人非了，不仅意味深长地表现出钱夫人这一贵族女性的落寞，更是在个人的无常命运中注入了历史的沧桑；月亮这一意象在一些下层女性的身上更是起到了烘托和暗示主人公悲惨结局的作用。在《孤恋花》中，娟娟小小年纪就尝尽了人间悲苦，可以说是白先勇塑造的最为悲惨的下层女性形象。娟娟作为五月花的酒女，几乎整天被或凶恶或伪善的嫖客骚扰，在遇到性变态者柯老雄之后，她的生活变得更加惨不忍睹。在中元节那天，“天好像让火烧过了一般，一个大月亮也是泛红的”②，似乎预示着所有罪恶的爆发，果不其然，不堪凌辱的娟娟就在这晚杀死了柯老雄，自己也疯了。对“泛红的月亮”的描写，不仅渲染了娟娟的悲惨结局，更以月亮色彩的浑浊暗示了社会的罪恶；在《黑虹》中，厌倦了“鸡窝生活”的耿素棠毅然离家出走，但她离家出走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白先勇再次运用月亮这一意象来烘托人物内心情感和必将走向毁灭的命运暗示：“天上有一弯极细极细的月亮，贴在浑黑浑厚的云层上，像是金纸绞成的一样，很黄很暗”，这样压抑的氛围预示着耿素棠的不幸结局。除了“冬”和“月亮”意象的广泛运用，白先勇还以花的盛开或衰败来烘托主人公悲剧命运，如《秋思》中盛开的白菊花“一捧雪”，代表着华夫人荣华富贵的过往，它的枯萎也象征着华夫人繁华过后的凄凉结局；还有以一座城市的堕落来衬托人的堕落，如《香港——一九六零》中，余丽卿颓废的生存状况与香港这座堕落之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意象的广泛使用，扩展了白先勇小说的容量，使其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有着充分的鲜明度和饱满度。

4.结语

白先勇作为一位善于刻画女性形象的男性作家，由于其自身的身份和经历，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有着悲惨的命运，她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时间是永不停驻的，在历史变迁和命运之网中，她们的抗争是渺小无力的，“也许在白先勇看来，灿烂只是一瞬，而黯淡则是永恒；兴盛是变量，只有衰败才是恒量；拥有仅仅是一种偶然，失落才是命定的必然。”[3]因此，他用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艺术方式将这群女性的悲剧人生刻画得栩栩如生，对她们抱以无限的同情，彰显了作家高超的艺术造诣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注释：

①白先勇.台北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68.

②白先勇.台北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68.

[1]陈晓明.没落的不朽事业——白先勇小说的美学意味与现代性面向[J].文艺研究，2009，（2）.

[2]白先勇.白先勇自选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3]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75.

（责任编辑 孔占奎）

On Bai Xianyong’s Writing of Female Tragic Fate

YANG Xiaolu

（Graduate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61,China）

Bai Xianyong’s novels succeeded in shaping the fem ale images living in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The women came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nd had different forms,but they all suffered from the heavy blow life brought about,with a similar tragic destiny.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classified the tragic female images in the novels by Bai Xianyong,divided them into three types:civilian,aristocratic and lower women;the second part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heir tragic fate,which on the one hand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writer’s personal qualities and unique literary aesthetic interest and on the other hand be related to the writer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novel.The last part described Bai Xianyong’s way of shaping the feminine tragedy.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on Bai Xianyong’s writing the female tragic fate,on the one hand lies in the female tragic image had its own uniqueness,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haping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on the other hand,the female images in the novels by Bai Xianyong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So the analysis of the writing of the female tragic fate is conducive to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Bai Xianyong’s the creative style.

Bai Xianyong;tragic fate;female image;shaping method

I04

A

1008－7257（2015）03－0020－04

2015－03－19

杨小露（1994-），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