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学 荣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逻辑再探
——兼评学术界两种流行的观点

王 学 荣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其相当的复杂性，学界对该问题的理解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亦有学者认为，“时代化是总体”，“中国化是本体”，“大众化是主体”，“这‘三体’形成三位一体”。实际上，我们在概括这一问题时，既要准确地反映这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同时又要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要而言之：“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中国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化”内在地蕴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意蕴，三者并非三个不同的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三个不同方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逻辑关系

一、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化”逻辑关系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逻辑关系，很多学者都作过相关的研究，但学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在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理解，代表人物有秋石和高放两位学者。下面分别分析这两位学者的观点。

秋石认为，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他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文中这样写道：“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表现都带着中国的特点和特性，深刻揭示中国具体实践的规律性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中国化是核心，是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原则、总要求；时代化是关键，是展现中国化和大众化科学性与先进性的重要标识；大众化是基础，是拓展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度与广度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要紧紧围绕中国化这个核心，牢牢抓住时代化这个关键，不断夯实大众化这个基础，实现三者的整体全面推进、深化协调发展。”[1]笔者认为，秋石所谓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中国具体实践的规律性并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所表达的恰恰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准确地说，这不应该放大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而应该像秋石上文那样分别阐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在这里，秋石将其笼统地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了，这至少不是特别严谨。至于秋石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笔者对此完全赞成。然而，秋石认为，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笔者对秋石的这一观点则有不同看法。秋石说“时代化是关键”，难道大众化就不是关键吗？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起主体性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根据这一原理，笔者坚信，人民大众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体，诚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1031既然如此，离开了“大众”这样一个“主体”，中国化、时代化将从何谈起？秋石说“大众化是基础”，难道时代化就不是基础？没有大众化，当然谈不上中国化；笔者亦认为，没有时代化，同样谈不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恰恰在于它是开放的、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这样说来，不仅时代化很关键，大众化也很关键；不仅大众化是基础，时代化同样是基础。既然如此，秋石所说的“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高放先生亦不赞成秋石关于“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这样的提法。高先生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一文中这样写道：“《求是》2009第23期刊出署名秋石的《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中国化是核心，是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总原则、总要求；时代化是关键，是展现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科学性与先进性的重要标识；大众化是基础，是拓展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度与广度的重要途径。’这里所说的‘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给人以启发；然而这未必是很准确的表述。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化既是核心，又是关键和基础，而大众化也可以说既是基础，又是关键(如果缺少亿万被马克思主义武装或受马克思主义熏陶的人民群众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3]于是，高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时代化是总体，中国化是本体，大众化是主体；这‘三体’形成三位一体，最终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当代中国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体。”[3]笔者认为，高先生的这一观点尽管也“给人以启发”，但也“未必是很准确的表述”。高先生认为“时代化是总体”，难道“中国化”和“大众化”就不是“总体”？高先生认为“大众化是主体”，其实这也是不准确的，这里的“大众化”显然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但“大众化是主体”这样的说法确实让人费解。不仅如此，高先生还使问题复杂化了。我们知道，无论是“总体”，还是“本体”，抑或是“主体”、“实体”，都是哲学上的术语，具有抽象性的特点，普通老百姓是不理解这些抽象的、深奥的哲学概念的，这本身就不符合“大众化”的要求。“总体”、“本体”、“主体”、“实体”等显然不是大众化的语言，如此抽象的语言，“群众不赏识”(毛泽东语)。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认为，要探讨马克思主义“三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就需要分别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涵。这无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三化”内在逻辑的前提和基础。

从目前笔者所查阅到的文献资料来看，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道：“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534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也就是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不能够“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意味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为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才能够“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化”。很明显，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表述。1942年，毛泽东又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4801961年1月，毛泽东再一次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说：“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6]450-451综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的多次阐述，我们可以将其内涵作如下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及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同时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科学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扎根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使之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关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没有明确提出过这一概念，但在马恩经典著作里面却可以找到很多与“时代化”相关的表述。例如，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经常被人们引用，“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7]220。这句名言就非常形象而深刻地揭示出了“时代化”的特征。马克思还这样说过：“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7]220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哲学需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立足时代前沿，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征，同样需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恩格斯亦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284笔者亦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同样需要不断赋予时代内涵，实现其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9]87。综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时代化”的相关表述，我们亦可以尝试着作出如下概括：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即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及时代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立足时代前沿，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特色，充分彰显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笔者曾经在《论马克思主义“三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话语体系》[10]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思》[11]等一些相关的论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作过一些探讨，并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概括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简单地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具体而言，是指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使人民群众能够理解、认同、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具体的实践。” 关于“大众化”，毛泽东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例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这样写道：“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2]841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亦写道：“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2]851

通过上述笔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三个概念的分别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化”内在地蕴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意蕴，而“时代化”和“大众化”本身亦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实现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过程，它们并不是三个不同的过程，而恰恰是同一过程的三个不同方面，三者辩证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当整体性地加以推进。

三、结语

秋石认为，“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高放先生则认为，“时代化是总体”，“中国化是本体”，“大众化是主体”，“这‘三体’形成三位一体”。笔者认为，我们在概括这一问题时，既要准确地反映这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又要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于是笔者主张：“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中国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化”内在地蕴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意蕴，三者并非三个不同的过程，而是同一过程的三个不同方面。当然，由此亦可以折射出这一问题确实有其相当的复杂性，经过多年的研究探讨，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理解仍然是众说纷纭。行文至此，笔者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路漫漫其修远兮，欲揭示这一问题的真谛，尚有待学界同仁持续不断地深入研究。笔者坚信真理愈辩愈明，因此不同学者之间展开争鸣和辩论，亦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本文观点仅仅代表笔者的一己之见，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若有不同看法，笔者真诚欢迎同仁共同商榷。

[1]秋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J].求是，2009(23).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高放.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位一体[N].学习时报，2009-12-28.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吴冷西.十年内战(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王学荣.论马克思主义“三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新话语体系[J].长江论坛，2014(3).

[11]王学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思[J].实事求是，2014(6).

【责任编辑：李安胜】

2015-04-16

王学荣(1984—)，男，湖南炎陵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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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5)10-003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