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

(辽宁师范大学 中文系，辽宁 大连 116033)

浅论孟子“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

李 静

(辽宁师范大学 中文系，辽宁 大连 116033)

“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提出的，要求我们在阅读作品时既要了解作者生平、家世、性格、思想，又要考察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有利于帮助读者把握作品的主旨，提高读者的审美标准。但这种批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谨慎运用。

知人论世；文学批评；阅读欣赏

一、“知人论世”观念的提出

在文学批评及阅读赏析中，“知人论世”是一种最基本最实用的批评方法。它是由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提出的，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251孟子的这段论说本意是如何交友，但是人们把这种理论运用到文学作品的欣赏中，认为只有了解了作者本人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才能很好地把握文章的主旨。清代学者章学诚也对“知人论世”发表了见解：“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也，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2]302-303他认为“知人论世”由作者所在的时代和作者本人的机遇组成。简单地说，“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出身、家庭、交友、性情、思想等有关方面，“论世”就是论述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情对他产生的影响。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各项活动某种程度上都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要想全面了解一个人就必须详细考察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而通过对一个人的考察也能从侧面了解一个社会的情状。“知人”与“论世”就像事物的正反面，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在进行文学鉴赏与批评时决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应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

二、“知人论世”观念的合理性

“知人论世”的观念之所以在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受到众多理论家的重视，是与其具有合理的成分密切相关的。文学源于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都证明的客观规律。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道：“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3]7因此，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它所在的时代，它对社会生活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屈原《离骚》“兮”字的使用受楚地方言的影响，而这就使《离骚》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建安文学悲凉慷慨的特点则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有关。所以，研究作品时一定要把社会时代背景考虑在内。同时，文学作品也是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发现与创造，任何文学作品必须通过作者才能实现，作者特别是优秀作家对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文学不断发展的驱动力。作家对文学形式的不断探索，文体方面的完善，作品题材的选择等，都与作家的深厚知识、艺术修养、思想性情有关。所以，文学作品的鉴赏决不能离开作者这个主题。

中国文学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作品要“言志”，要“载道”，那么我们在品读文学作品时，有必要和责任把“道”发掘出来，以便深刻理解作品的主旨。中国文学具有含蓄蕴藉的特点，作品的主旨有待我们去发掘。而“人”与“世”是解读作品的最重要因素。诗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体，它具有辞约义丰的特点，在艺术方面多采用比兴、用典、烘托、联想、象征等表现手法，其主旨隐含在文字背后。所以，诗歌中很多托物抒情言志的作品，很难从字面上理解其意蕴，需要读者结合作为“人”的诗人自身情况与作为“世”的时代去解读文本。

三、“知人论世”观念的作用

(一)“知人”有助于了解文风的不同

任何作品都是作者人生经历的反映，是作者喜怒哀乐情感在笔尖的流淌。作者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心境不同，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就会呈现不同的风格。谈起王勃，我们就会想起他的送别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送杜少甫之任蜀川》)[4]116。这两句诗，境界高远，气势充沛，音调爽快，读起来朗朗上口。离别本是充满感伤的，但是王勃却把离别看得如此洒脱，这充分表现了王勃心念天下、豁达开朗、对前途充满美好向往的精神面貌。然而王勃后期的一些送别诗的格调就比较低沉，在诗中会经常出现一些“烟雾”的意象，如“江上风烟积，山幽云雾多”(《别人四首》其二)[4]156，“乱烟笼碧彻，飞月向南端。寂寂离亭掩，江山此夜寒”(《江亭夜月送别二首》其一)[4]154等这些朦胧的烟雾意象常常出现在王勃送别诗中，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未来的迷惑不解。前后送别诗之所以出现两种不同的格调，就在于王勃的生活经历发生了变化，他在没有被高宗逐出沛王府以前，是意气风发、乐观自信的，他深信凭自己的才能一定会有用武之地。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打破了他美好的理想，他因为《檄周王鸡文》，断送了美好的前程。他徘徊、抑郁、伤感，在进退之间矛盾纠结，诗歌明朗的格调慢慢被哀婉低沉的情感所取代。所以，阅读鉴赏文学作品时一定要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时的处境、心境，只有把握这些才能深刻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获得较高层次的审美享受。

作家的身世、个人经历、心理性格、思想都会对作者的创作产生影响。李白和杜甫都生活在唐朝却表现出不同的诗风。李白是个性的，他的诗句也是浪漫的，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5]85，“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5]177，“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5]173等诗句，都表现出气势壮大、想象奇特。而杜甫是写实诗人，所以诗风侧重于写实主义风格，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5]141，“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兵车行》)[5]139等诗句，都表现出杜甫关注时事，忧国忧民，笔锋更倾向现实社会生活的风格特点。二者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文风，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的个人经历、思想的不同。李白出身于商贾家庭，自幼接受了很好的家教，在青年时期曾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求仙访道，结交好友，这种经历对他洒脱不羁的气概、傲世独立人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使其在诗歌上形成了浪漫主义的诗风。杜甫的家庭是世代奉儒守官的，可以说儒家思想一直影响杜甫一生，加上他又经历了安史之乱，亲身目睹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困苦，儒家的“爱民”思想使他对生活在低层的人民报以极大的同情，所以他把自己的笔触到了生活的最底层，创作了大量反映战争、反映人民苦难的作品。由于长时间描写国计民生，使得杜甫表现出与李白不同的诗风即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李白诗歌着重抒发个性，关注自我；杜甫的诗歌则侧重关注他人，关注民生社会，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与二者的出身、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

(二)考察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利于理解作品内涵

文学是社会时代的产物，它或多或少反映着时代的某些现象、某些时代趋势。任何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都会受到时代背景、文化氛围、政治因素的制约。因此，要全面掌握一个作家的详细情况就必须认真考察他所处的时代特点。宋代李清照词风格调的变化就能解释这种观点。靖康之乱之前，李清照是生活无忧的，她有家人的疼爱，有美满的婚姻，她的心态一直处于悠闲自由的状态，因此她的词呈现出明朗欢快的格调。如“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令》)[6]4。作者的心情是欢快的，无拘无束，词的格调也轻快流利。靖康之变之后，李清照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挚爱的亲人离她而去，幸福的家庭被战乱摧毁，她也被迫逃亡。生活的巨大改变，像一层阴影笼罩着她，心理的苦痛只有通过诗词来宣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7]123-124从词中我们感觉到了词人失去了丈夫，她深刻感受到了孤独和寂寞，往日的一切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昔日鸿雁传书带来的是丈夫的相思，心里升起的是满满的幸福，现在眼中的大雁更多地引起词人心底难以名状的哀痛；昔日虽人瘦如秋菊，但那种孤高自诩的性情依然张扬，如今菊花残败凋落，生命易逝的悲哀时刻涌上心头。词的境界遂由明朗欢快变成了灰暗低沉。所以，假如不清楚作者所处时代的变化，只孤立地鉴赏作品，是难以深入理解作品的本质及作者文风变化的。

四、“知人论世”观念的局限

知人论世虽说是一种科学合理的文学批评方法，但它也不是完全适用于一切文学领域，在任何情况下都运用此法分析文学作品，则会走入文学鉴赏的死胡同。

(一)人品与文品的游离

人品与文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统一的，作品毕竟是作者个体性情思想的结晶。但是，二者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分离，即作品中所表达的作者经历、思想与作者本人真实的经历与思想是不一致的。文学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决不能把作品与作家两者之间等同起来。“文”与“人”不符的现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不乏其例。我们读潘岳的《闲居赋》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要隐居、不再涉足仕途的情思，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在作完这首表明心迹的诗后，反而与当权者交往，以此作为步入高官的捷径。胡跃生在《知人论世辨》中曾引用元好问对潘岳《闲情赋》的评语：“心画心声总是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怎信安仁拜路尘。”[8]对他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进行批评。潘岳在作品中没有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所以这首诗是很难用来表现其为人的。如果读者仍用“知人论世”的观念去解读这首诗，就会有很多迷茫。所以，这种情况下，“知人论世”在文学鉴赏这条道路上是走不通的。

(二)以偏概全，主观臆断

有些读者在解读作品时虽然也阅读了与作家有关的简介和时代背景的资料，但是由于没有大量全面地阅读，导致对作者某些经历、思想的遗漏。而仅以有限的资料去主观评价作品的内涵，这往往会以偏概全，不能准确地解读文本。很多读者往往以作家的特征去印证作品的特征，这种做法在很多情况下是毫无意义的。在读者的印象中，杜甫是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他的诗风呈现出“沉郁顿挫”的特点。所以，很多读者在评价有关杜甫的作品时总是用“一刀切”的方法，认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充满深沉的忧伤，具有“沉郁顿挫”的特征。但是，杜甫诗风还有“萧散自然”的另一面。读者抱着“沉郁顿挫”的诗风去解读杜甫表现闲适情趣的诗作，就会有牵强之感。时代是变化的，作者的经历、思想也是变化的，要全面了解作者不同时期的境遇及相对应的文风，才能准确地解读文本。

(三)画蛇添足，化简为繁

“知人论世”对于文学作品鉴赏而言只是一个外在参考物，文学作品有其内在的机制，有其内在规律。有些文学作品从文学内部的规律就能把握作品的主旨，所以没必要也无须再从“知人论世”去多方面论证，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把问题复杂化。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完整的，篇幅再短的作品也遵循文学自身的规律。我们以于谦的《石灰吟》为例子进行解读。按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要解读这首诗，就必须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对于谦本人及他所处的时代作详细的研究，但是如果这样就会加大解读的工作量。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这样，我们可以以这首诗本身作为研究点。这首诗是传统的咏物诗，而咏物诗的基本特点是以物拟人，“物”只是写“人”的一个媒介。我们在了解了这一文学特点后，就不难理解这首诗所描写的不是石头本身，而是借石头来表现自己坚强不屈、勇于牺牲的无畏精神和清白耿直的志向。这首诗的意蕴都融合在诗的音韵和格律当中，它符合传统诗的解题机制。所以，大量研究诗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于谦的行为、思想动态等都与这首诗的文学价值联系不大了，“知人论世”就没有必要用在这里了。

事实证明，要想把握作品的主旨，就必须对作者全面了解，了解作者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变化，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心境。而要理解作者文风的改变、作者思想的改变，还得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了解当时的文化趋势。总之，只有把“知人”与“论世”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深入理解作品主旨。但是，“知人论世”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知人论世”的同时，还要结合文学自身的规律，兼顾其他的阅读方法，如比较阅读、想象阅读、训诂释典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读文本。

[1]杨伯峻.孟子评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

[2]章学诚.文史通义[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3]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聂文郁.王勃诗解[M].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60.

[5]姜军.唐诗大鉴赏[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

[6]陈祖美.李清照的词与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7]惠其源.婉约词全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8]胡跃生.知人论世辨[J].曲靖师专学报，1988(1).

【责任编辑：郭德民】

2015-07-12

李静(1987—)，女，河南商丘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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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5)10-008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