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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道德与叙事
——《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风景意象解读

2015-04-10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0期
关键词:罗什克劳玛利亚

周 丹 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1620)

风景、道德与叙事
——《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风景意象解读

周 丹 丹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1620)

风景是一种独特的叙事语言,风景的道德隐喻与小说情节发展密切关联。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风景在美学的意义上隐喻了人物的道德境地和道德选择,由此铺垫和预演了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结局。风景作为叙事策略的使用,展现了奥斯汀精致的叙事技巧和高超的小说技艺。

风景;道德隐喻;情节预演;叙事

1814年,简·奥斯汀的第四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Park)甫一问世,便引起评论界和读者的众声喧哗。赞赏者称其完美动人,贬斥者责之单调乏味[1]88-93。美国批评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在论文集《作对的自我》(TheOpposingSelf)中说,该书具有“追求静而排斥动的偏向……(它)赞赏的不是社会自由而是社会静止。它也写了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敏捷迅速和轻松愉快的气质,但却认为它们与幸福和德行无关,认为它们是对美好生活的威慑力量,因而加以拒斥”[2]226-227。可见,与奥斯汀一贯的主题一致,该书具有浓厚的道德意味:道德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小说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它肯定的是一种因为静止而获得幸福的道德原则。

但是,小说叙事中弥漫的并非沉闷的道德说教。应如何理解奥斯汀的道德叙事与情节安排?在此,风景的道德隐喻(landscape as a metaphor of morality)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Banfield指出:地方的美学意义可以指涉道德,由此导致小说中场景设置与人物性格之间的特殊关联[3]3。在小说开始不久,奥斯汀浓墨重彩刻画的众人关于索色顿庄园改造的讨论及其之后的游园活动片段,为我们提供了探讨风景、道德、叙事三者关系的绝佳个案。

一、庄园改造

18世纪开始,英国的庄园改造(estate improvement)之风甚盛。当时崇尚的造园风格是抛弃规则的几何式园林,创造不规则的自然风致园[4]224-245。自然风致园产生的原因和背景相当复杂,它受到英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中国造园艺术的影响。自然风致园体现了浪漫主义追求心灵解放、追求自由的精神。《曼斯菲尔德庄园》中提到的勒普顿(Humphrey Repton,1752-1818)就是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园林设计师[5]221。

由于园林设计理念及技术的革新,庄园园林化成为当时的普遍潮流,“把整个庄园变成一种花园,把地产变成美丽的自然风光”[4]230,成为当时的新贵族和农业资产者追求的时尚。小说中,罗什渥兹先生看了勒普顿为史密斯改造的康普顿庄园后,说他再回到索色顿庄园的时候,感到“索色顿那副样子像一座十足的阴森可怖的监狱”[6]48。在众人游园之前,小说便安排了一次众人对于索色顿庄园改造计划的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罗什渥兹先生计划砍掉老树以符合当时的园林设计理念,这一计划受到大家的赞赏。亨利·克劳福特则被大家推荐来帮助罗什渥兹先生进行庄园改造。但是,当众人欣然赞成罗什渥兹先生的计划时,唯独范妮觉得砍掉老树让人感伤。罗什渥兹先生认为,有两三棵繁茂的老树,长得离房子太近,把它们砍掉了,景色会大为开阔。当范妮听说了砍树的计划后,她的第一反应是:要砍去林荫道旁的树!多可惜!这会使你想起科伯的诗句:你倒落的荫路大树啊,我又一次为你们无辜的命运而悲伤[6]51。范妮的引诗出自科伯(又译为考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的《工作》一书第一卷中的一段,该段写到约翰·斯罗克摩顿爵士圈围并改进他在威士顿·昂德沃斯的地产的事情。范妮的反对与其说出于她的美学品位和趣味,不如说是为了捍卫和古老的树同为一体的传统价值观念。在此,范妮的坚守与其他人的求新形成鲜明对比。

此处砍掉老树的情节与《傲慢与偏见》中约翰·达什沃德清除山楂树丛、砍倒老胡桃树十分相似。胡桃树“本是罗马人移植来的,但它已经非常本土化了,而到奥斯汀的时代,它已被列入当地树种的行列,并不再是异国的树种”[7]275。也就是说,胡桃树已经成为英国传统的一部分,并且成为这种古老传统的象征和代表了。那么,约翰清除荆棘树丛的行为,实际上是“斩断了英国文化和英国自然之间的永恒的链条,因为,山楂是‘五月柱’的祖先,是五月一日花环的起源,是花屋中人的装饰物,是指定的一种装饰,即刻在教堂和旅馆上的花屋中人脸部肖像的叶子……就是单独的山楂树,传统上也颇受尊重(尽管经常不及灌木),并是安格鲁-撒克逊边界契约中经常被提及的。安格鲁-撒克逊人的北欧古字母B也是从山楂得名的”[7]275。

在这里,植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生物,而是具有了超出自然属性之外的社会属性的象征或隐喻性风景,它与社会生活、古老的传统习俗等密切关联,成为传统习俗、古老观念的代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将要被砍掉的老树与《傲慢与偏见》中的老胡桃树一样,象征了一种稳固的和连续性的传统道德的力量。通过为砍树而感伤这样一个细节的描写,奥斯汀凸显了范妮道德守护者的形象。此处风景的道德隐喻叙事只是开了一个头,在之后的游园中,风景的叙事将得以进一步铺展。

二、游园:室内礼拜堂

讨论了庄园改造计划之后,众人安排了一次实地的庄园“勘探”——游园。小说中,众人的索色顿庄园之游分为室内参观和室外游览两部分。在室内参观时看到的风景中,笔者将重点选择“礼拜堂”这一风景要素进行叙事分析。

室内参观的过程中,众人参观了室内房间,看了家族画像,但是在礼拜堂停留的时间最长:他们走进去。范妮原来想象着里边会更加辉煌壮丽,原来却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根据做礼拜的需要作了些布置而已——摆了许多桃花心木家具,祖先画像上铺有深红色的天鹅绒的垫子,此外再无什么更庄严、更引人注目的东西了[6]79。

众人走进礼拜堂的时候,作者选取了范妮的视角对礼拜堂进行描写。这隐含了范妮的道德感与礼拜堂原本应代表的道德约束之间的一种呼应。在此,奥斯汀没有选择克劳福特小姐或贝特伦家两位小姐的视角来描绘礼拜堂,这是因为视角的选择暗含着作者对人物的道德立场的肯定或否定。

但是,在范妮的眼中,礼拜堂却缺乏可观的风景:座位间没有走道,墙壁上没有拱形结构,没有碑文,没有旗帜。罗什渥兹先生介绍礼拜堂的时候说:这个礼拜堂很漂亮,过去早晚都使用,无一天例外。许多人都还记得,家庭牧师常在里边念祈祷词。但是,已故的老罗什渥兹把它废弃了。也就是说,礼拜堂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宗教功能了。

因其功能的不复存在,礼拜堂成为一处沉默的风景,不论是桃花心木家具,还是家族画像,或讲台和家族座位的紫布衬里和坐垫,它们都指向某种缺席。在奥斯汀的风景叙事中,这正是道德的缺席:索色顿庄园被铁栅栏围着,中心有一个空的、沉默的小礼拜堂。它是一种社会的关联物,在那里,道德准则和礼节规范不是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之上;在那里,牧师这一传达和维护这些原则的人是沉默的或被排斥在外的[3]9。范妮的视角以及她对礼拜堂的观察,从另一方面强调了她道德意识的自觉,正是因为这种自觉,她将代替废弃的“礼拜堂”行使守护道德之职。

三、游园:室外暗墙

室内参观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参观了第一层以后,大家都不想再继续参观,迫不及待地来到外面:门开着在引诱他们。室外游览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风景要素——暗墙(the ha-ha wall)。“暗墙是英国18世纪早期的风景园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革新。暗墙又叫‘哈哈墙’,因为游人看不见墙,以为可以前进,来到沟前才知道不能走了,于是哈哈一笑。英国园林理论家霍勒斯·瓦尔普(Horace Walpole,1717-1797)对暗墙的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770年的《论现代造园艺术》(OnModernGardening)里说:决定性的一招是拆掉了围墙,这一招引起了随后的所有招数”[5]201。暗墙的引入,“取消了英国园林里特有的、花园和园林之间的围墙或者栅栏”,从远处看不见的暗墙成为“花园的防卫性边界”[8]28。暗墙“取代了可见的、笔直的围墙,代之以在欣赏者这边的暗沟和倾斜向底部的、外面的围墙。因此,欣赏者可以一览无余地欣赏周围的风景,与此同时,荒野和家养的动物可以被禁止在精心设计的区域之外”[9]121。从风景美学的意义上说,暗墙“将围住的空间和没有围住的空间隔开”[8]27,空间上造成隔开效果,同时又不影响和限制视觉的自由,从而带来一种审美“想象的自由”[10]78,视觉的挪用在风景美学的层面上带来了新的内涵,“从所有者的花园中,可以没有限制地看到更加广阔的风景”[11]33,这种“风景”不仅具有视觉审美意义,同时也有财富、地产、权力的内涵。

众人在游园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三组:第一组:埃德蒙、克劳福特小姐、范妮;第二组:亨利·克劳福德、玛利亚、罗什渥兹先生;第三组:朱丽叶、诺利斯太太、罗什渥兹太太。第一组中的三个人最先走到暗墙边:

又朝前走了几步,他们走出了树林,来到了他们刚才说的那条大路的尽头,路边林荫之下,有一条宽大的长凳,从那里可以越过暗墙观看庄园,于是,他们都坐了下来。[6] 88

埃德蒙、克劳福特小姐、范妮三个人坐在一个可以越过暗墙观看庄园的长凳上,只有范妮此后再也没有移动过。此处,范妮的“静止”状态与她在整部小说中的表现是一致的,这再次印证了特里林所说的:小说表现出“静”的倾向,以及对于“静”的推崇。在托尼·泰勒(Tony Tanner)眼中,范妮是一个“沉默之物”(the silent thing)。静止,意味着对道德规范的恪守,正因为如此,静止而沉默的范妮才能够由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外来者和陌生人,最终赢得主人托马斯爵士的信任,成为维护传统的托马斯爵士的“真正的女儿”。因此,托尼·泰勒说:这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孩什么也不做而最终获胜的故事。她坐着,她等待着,她忍受着。她最终通过婚姻,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很高的社会地位。她所获得的提升,是对于她非凡的静止状态的奖赏,而不是对她的活力的奖赏[12]143。

在游园的过程中,范妮静止在石凳上,成为其他人的运动状态的见证。而范妮所坐的位置,正处于暗墙和铁门的阻隔之处,这是一个重要的临界位置,它是所有的行为要受到检验的一个道德边界——暗墙成为道德的试金石。“正是在这个地方,范妮想要坐下来,并保持静止状态。她坐在一条长凳上,长凳对着一扇铁门,铁门隔开了花园之外没有围起来空间和荒野。”[12]161与花园隔开的荒野(wilderness)是规则和秩序之外的无规则和无序状态,在社会伦理的意义上,它意味着禁忌。荒野是风景的原始和自然状态,它没有受到人类文明的规范和道德的规训。就这个意义上而言,荒野意味着不受规约的道德失范或道德狂野状态。因此,暗墙和铁门成为道德与非道德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坐在暗墙边的范妮则化身为边界的守护者。虽然她无法成功阻止其他人越过暗墙,但是,“范妮不愿越过规定的界限,这代表了她的善良,并确保她最终获得幸福。这正如其他人缺乏约束,预示了他们最终的毁灭”[8]。

坐了一会儿之后,克劳福特小姐又站了起来,“我必须活动活动”,她说:“我是越休息越累。一直隔着这堵暗墙往那边看都把我看腻了。我要去隔着铁门看这片风景,看一看隔着铁门是什么样?”[6]89

埃德蒙和克劳福特小姐离开这里,将范妮一个人留在暗墙边。范妮等待克劳福特小姐和埃德蒙回来,但是等来的却是游园中的第二组人——亨利·克劳福德、玛利亚和罗什渥兹先生。玛利亚想从铁门出去到园子里看看,罗什渥兹先生回去拿钥匙,但玛利亚却等不及他取回钥匙:“这座铁门,这条暗墙,给我一种约束与棘手之感。正如八哥鸟说的那样:‘我无法飞出牢笼。’”[6]92玛利亚引用了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所著《游历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ASentimentalJourneyThroughFranceAndItaly)中一个著名的段落里的一句话。“在这段中,小说的叙述者,即书中叫约里克的‘我’,在巴黎听到一只关在笼里的燕八哥朝他这样叫。这句话引用得恰到好处,很贴切地表现了玛利亚因为同罗什渥兹订婚而感到的紧张与不快,这正是她的意图。”[13]21-22因为玛利亚和罗什渥兹先生已经订婚,索色顿庄园作为罗什渥兹先生的财产和所有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罗什渥兹先生的代表和象征。玛利亚在索色顿庄园中因暗墙和铁门感到的约束,是玛利亚和罗什渥兹先生即将开始的婚姻给玛利亚带来的约束的投影,也是传统道德约束的象征。在“索色顿庄园和玛丽的婚姻之间具有一种隐喻关系”[3]10。“那道门——文明生活的传统所施以的严格约束的完美意向——被锁着。”[12]143门被锁着,意味着门和暗墙一样捍卫着荒野所代表的非道德力量的进入。但是,门所代表的道德约束对于玛丽亚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她无法忍受门和暗墙的制约,甚至没有耐心通过合法的途径——开门而入,她要翻越铁门。玛利亚的冲动受到亨利·克劳福特的支持[6]93。此处,要帮助玛利亚获得“自由”的亨利·克劳福特在小说后面的情节中成为已经结婚的玛利亚的引诱者,翻越铁门的“主犯”和“从犯”,在玛利亚与罗什渥兹先生的婚姻关系中,再次扮演了“主犯”和“从犯”的角色。“玛利亚和亨利·克劳福特最后的通奸行为——越过社会中的‘铁的’规范——在此被预示。”[12]161范妮对于玛利亚和亨利·克劳福特的行为极力制止:那些铁矛肯定会把你刺伤——你的衣服会被撕破,你会掉到沟里去的。你最好不要过去。[6]93“奥斯汀所用的粗俗说法‘掉到沟里’,延伸和扩展了那一时期妇女通常所被允许的空间。”[14]311此处所说的“空间”,是社会伦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暗墙这一地理空间在此成为这一社会伦理空间的风景隐喻。“玛利亚翻了过去,在荒野那边获得了一种可疑的自由。”[12]77“可疑”意味着玛利亚的行为经不起暗墙和铁门所代表的道德规范的审视,因此,玛利亚的所获得的自由实际上是违规和越轨的自由,而非小说作者要倡导的真正的道德自律的自由。

四、结语:情节预演的风景叙事

综上可见,索色顿庄园的风景叙事,是建立在风景的道德隐喻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风景的道德隐喻代表了人物的道德立场。在这部以“道德”为核心的小说中,道德立场决定了人物的最终命运。因此,风景的道德叙事成为情节的预演。小说故事发展的种子,已经在索色顿庄园之中预埋。庄园改造计划中,范妮对即将砍掉的老树的哀叹,是风景的道德叙事的最初展现。索色顿庄园游玩的过程中,礼拜堂的沉默是道德的沉默,暗墙则代表着道德的边界。道德边界之处同时蕴涵着道德危机和道德提升的契机。范妮静止在边界之处,成为道德本身的化身。克劳福特小姐好奇地要隔着铁门看里面的风景,玛利亚和朱丽叶则打破“铁门和钥匙”所象征的正确的进入方式,逾越了伦理规范的边界。只有范妮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提醒着大家的行为。她的静止本身成为道德的语言和伦理的示范。索色顿庄园的风景道德叙事为玛利亚、朱丽叶、克劳福特小姐和范妮的道德排列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层级和序列。道德隐喻的风景叙事,预演了她们最终的婚恋命运。风景的叙事由此成为小说故事情节叙事之外的另一条叙事线索,展现了奥斯汀高超的叙事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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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志华.外国造园艺术[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6][英]简·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M].姊佩,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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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窦武.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C]//建筑史论文集(第3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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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histon Spirn,Anne.TheLanguageofLandscape[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2]Tanner,Tony.JaneAuste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13][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慧辉,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14]Heydt-Stevenson,Jill.“Slipping into the Ha-Ha”: Bawdy Humor and Body Politics in Jane Austen’s Novels[J].Nineteenth-CenturyLiterature,2000,Vol.55,No.3.

【责任编辑:郭德民】

2015-06-26

周丹丹(1980—),女,湖北宜昌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风景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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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5)10-007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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