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小 乐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元结“以文为诗”论

彭 小 乐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以文为诗”的概念始于韩愈。早在韩愈之前，唐代古文运动先驱——元结的诗歌已呈现出“以文为诗”的写作模式。元结的诗歌长于叙事描写，在诗歌创作中融入大量的议论，并采用散文化的语言进行创作，因此呈现散文化倾向。全面探究元结诗歌散文化的特质，对进一步认识“以文为诗”在唐代的发展颇具意义。

元结；诗文关系；诗歌散文化；以文为诗

诗歌与散文作为两种古老的文学体裁，会受到文学思潮、创作主体、文风变革等因素影响，出现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进而产生文体新变。韩愈首次明确提出了“以文为诗”的创作理念。然而，文学的革新非朝夕之间所能完成。“以文为诗”早在李白、杜甫诗中已有体现，唐代古文运动前驱——元结的诗歌也呈现这种倾向。关于韩愈的“以文为诗”学界论之详矣，李白、杜甫“以文为诗”的现象亦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对元结“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却少有问津者，仅张明华《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1]略有分析。全面探究元结创作中的诗文关系，进一步认识元结“以文为诗”的写作手法，可以充实对唐代“以文为诗”的整体研究。

一、大量的议论入诗

议论是元结诗歌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元结提倡儒家诗教观，主张诗歌发挥救时劝俗、以补时弊的功能。天宝后期唐代社会陷入政治、经济等多重矛盾，具有忧患意识的元结在诗中揭露社会弊病，规劝君王行仁除弊。天宝六载(747)，元结“以文辞待制阙下”，作《皇谟》三篇、《二风诗》十篇，“将欲求于有司，以裨天监”。在《二风诗》中，他对尧、舜、禹、殷宗、周成王这五位贤明仁君和太康王、夏桀、殷纣、周幽王、周赧王这五位亡国之君的作为发表议论，旨在劝诫天子需以仁明、慈顺、劳俭、敬慎、清一为重，以德立身、勤俭治国，切勿逸惑、苛纵、淫暴、用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灾难。在《闵荒诗》中，他引用大段议论入诗，借古刺今：

炀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祸，以为长世谋。居常耻前王，不思天子游。意欲出明堂，便登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与玄造侔。河淮可支合，峰扈生回沟。封陨下泽中，作山防逸流。船舲状龙鹢，若负宫阙浮。荒娱未央极，始到沧海头。忽见海门山，思作望海楼。不知新都城，已为征战丘。当时有遗歌，歌曲太冤愁。四海非天狱，何为非天囚。天囚正凶忍，为我万姓仇。人将引天钐，人将持天锼。所欲充其心，相与绝悲忧。自得隋人歌，每为隋君羞。欲歌当阳春，似觉天下秋。更歌曲未终，如有怨气浮。奈何昏王心，不觉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欣提矛。吾闻古贤君，其道常静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嗟有隋氏，惛惛谁与俦。[2]179

诗人以隋炀帝“隋德滋昏幽”为中心论点，详论前朝君王祸国，总结历史教训，规劝天子学习古代贤君的静柔、慈惠、端和，避免重蹈隋亡覆辙。安史之乱后，元结曾辞官居樊上，目睹战争带给无辜百姓的伤痛，他用诗歌记载这些画面，痛恶战争对平静山居生活的破坏及无以复加的沉重赋税。《喻常吾直》可证：

山泽多饥人，闾里多坏屋。战争且未息，征敛何时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况假一官，而苟求其禄。近年更长吏，数月未为速。来者罢而官，岂得不为辱。劝为辞府主，从我游退谷。谷中有寒泉，为尔洗尘服。[2]27-28

没有休止的战争，催促不停的赋税，已成为底层百姓的沉重枷锁。朝廷将缴税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参数，“近年更长吏，数月未为速”，无法完成上级任务的官员无奈只能引咎辞职，因而出现官员频繁替换的反常现象。该诗通过对上述现象的议论，深化诗歌的批判主题。广德二年(764)，元结任道州刺史，地处湘南一隅的道州常受夷狄入侵，“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然而更为不堪的是，“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朝廷催促缴税。在这种内忧外患、民不堪负的情形下，官吏仍然催促百姓缴纳赋税，身为刺史的元结对这种不知民生疾苦的剥削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诗《舂陵行》曰：

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

诗人批判繁重的赋税及官员的催促与逼迫，呼吁为官者体恤百姓、减免赋税。该诗的议论部分再现了这位具有仁爱之心的封建官吏的强烈愤懑与为民请命的坚定决心。同样，《贼退示官吏》中“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的议论振聋发聩，语气坚硬地批评统治者“不如贼”。元结通过议论发表其对社会现实的观点，他对时弊的揭露与正义善良的呼唤，使得杜甫称赞其“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

受道家文化影响，唐人衷隐，元结亦然，这种隐士情怀体现为雅好山水、穷老山林。他在《招陶别驾家阳华作》阐述阳华洞人不知世事：“海内厌兵革，骚骚十二年。阳华洞中人，似不知乱焉。谁能家此地，终老可自全。”接着对阳华岩作全景式描写，凸显其超然俗世的奇特异景，文末诗人再发议论：“始知天下心，耽爱各有偏。陶家世高逸，公不忍独然。无或毕婚嫁，竟为俗务牵。”该诗以议论入诗，议论在内容上占据全诗近半，且对升华诗歌的主旨极为关键。可见，元结的诗歌突破传统以诗言志的创作模式，他以大量的议论入诗，增强诗歌的思维宽度与思想深度，使诗歌说理性增强，呈现散文化的倾向。

二、长于叙事描写

元结的诗歌长于叙事描写。天宝十载(751)，元结以“乐府”之名作组诗《系乐府十二首》，旨在揭露时弊，反映民生疾苦。以《农臣怨》为例：“农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识天地心，徒然怨风雨。将论草木患，欲说昆虫苦。巡回宫阙傍，其意无由吐。一朝哭都市，泪尽归田亩。谣颂若采之，此言当可取。”该诗描写因朝廷失政，导致农臣遭受各种自然灾害而欲向天子申怨，申怨不得痛哭的画面。《去乡悲》描写一群孤苦的老人不堪赋税、官吏而离乡外奔的情景：“踌躇古塞关，悲歌为谁长。日行见孤老，羸弱相提将。闻其呼怨声，闻声问其方。方言无患苦，岂弃父母乡。”该诗篇首以“悲”字奠定全诗基调，次写孱弱不堪的老人相互搀扶前行的画面，引得诗人无限同情。元结的系乐府组诗均为客观描写，刻画了统治阶层的腐败与底层百姓的贫苦现状，虽然没有抒发议论，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的悲愤之情，言简意丰，引人深思。

在书写闲适生活、游山玩水的诗歌中，描写更为常见。元结在《石宫四咏》中描写石宫的春夏秋冬景色，四季分明，令人神往。《登白云亭》生动描写了白云亭笼罩在云雾间的朦胧美：

出门见南山，喜逐松径行。穷高欲极远，始到白云亭。长山绕井邑，登望宜新晴。州渚曲湘水，萦回随郡城。九嶷千万峰，嵺嵺天外青。烟云无远近，皆傍林岭生。俯视松竹间，石水何幽清。涵映满轩户，娟娟如镜明。何人病惛浓，积醉且未醒。与我一登临，为君安性情。[2]44

诗人采用递进式铺陈的辞赋创作手法，移步换景，按照游览白云亭的行踪展开描写，体现出景物描写的层次性。《石鱼湖上醉歌》写诗人夜醉石鱼湖一事。该诗以白描为主，重视细节描写，将诗人载酒、饮酒、醉酒放歌刻画得详尽生动，在灯火闪烁的夜色下一个醉汉饮酒吟诗的画面跃然眼前，彰显了诗人的浪漫情怀。面对洄溪的田肥稻硕，元结掩饰不住的喜爱：“长松亭亭满四山，山间乳窦流清泉。洄溪正在此山里，乳水松膏常灌田。松膏乳水田肥良，稻苗如蒲米粒长。糜色如珈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溪边老翁年几许，长男头白孙嫁女。问言只食松田米，无药无方向人语。浯溪石下多泉源，盛暑大寒冬大温。屠苏宜在水中石，洄溪一曲自当门。吾今欲作洄溪翁，谁能住我舍西东。勿惮山深与地僻，罗浮尚有葛仙翁。”元结将农家生活描写得诗情画意，充满浪漫气息，洄溪老翁的闲适生活在元结笔下让人向往。元结钟情于道州山水，他任道州刺史后，闲暇之余常游玩山水，他善于发现山水之美，一些普通的景观在其笔下变得生趣盎然。以《游右溪劝学者》为例：

小溪在城下，形胜堪赏爱。尤宜春水满，水石更殊怪。长山势回合，井邑相萦带。石林绕舜祠，西南正相对。阶亭无争讼，郊境入守卫。时时溪上来，劝引辞学辈，今谁不务武，儒雅道将废。岂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劝。

右溪为元结所取名，此处本为寻常山水。在元结的描写下，这条无名小溪变得生机勃发。右溪春来水涨，水石尤异，山高井深，更有石林环绕，好一幅诗情画意的人间美景。

叙事在元结诗中较为常见。《雪中怀孟武昌》曰：“冬来三度雪，农者欢岁稔。我麦根已濡，各得在仓廪。天寒未能起，孺子惊人寝。云有山客来，篮中见冬簟。烧柴为温酒，煮鳜为作沈。客亦爱杯樽，思君共杯饮。所嗟山路闲，时节寒又甚。不能苦相邀，兴尽还就枕。”该诗以叙事为主，首联交代时间、地点以及农民丰收的喜悦，奠定该诗感情基调。次叙诗人烧柴温酒备食以候客人的准备工作，最后写客人未至诗人独饮兴尽而眠。这首诗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刻画出雪日盼友的生动画面。元结的诗歌叙事成分颇多，《登殊亭作》写诗人登上殊亭与人饮酒之事，《喻旧部曲》记载诗人听闻昔日军中旧曲与人同饮的经历，这些诗歌都以叙事为主。可见，元结在诗歌创作中运用大量的记叙、描写入诗，增强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

三、善用修辞手法

《宿丹崖翁宅》中“有若白鸟飞林间”描写屋宅旁边的流水，将潺潺流动的溪水比做直飞林间的欢快白鸟，颇具动感：

扁舟欲到泷口湍，春水湍泷上水难。投竿来泊丹崖下，得与崖翁尽一欢。丹崖之亭当石颠，破竹半山引寒泉。泉流掩映在木杪，有若白鸟飞林间。往往随风作雾雨，湿人巾履满庭前。丹崖翁，爱丹崖，弃官几年崖下家。儿孙棹船抱酒瓮，醉里长歌挥钓车。吾将求退与翁游，学翁歌醉在渔舟。官吏随人往未得，却望丹崖惭复羞。

《窊樽诗》运用联想，将窊樽比做龙蛇，写出斟满美酒之后石头若隐若现的朦胧美。《窊樽铭》将窊樽比做忽走忽停的动物，凸显其形态的惟妙惟肖。这些语句的描写对象指向同一物体——窊樽，从不同侧面刻画其形状，增加其形象性、鲜活性。

四、诗歌语言的散文化

元结诗歌以五言古体为主，其诗歌语言不大注重韵律。他创作诗歌旨在救时劝俗，以补时规，因此他常对周围的人、事、景有感而发，直抒胸臆。这些没有经过雕琢的诗歌语言带着口语般的质朴与平实，如“众坐吾独欢，或问欢为谁。高人党茂宗，复来官宪司”、“天下未偃兵，儒生预戎事。功劳安可问，且有忝官累”这些诗句大多随性而来，不究声律，不刻意对仗。元结诗歌，大多是如叙平常事的直抒性情。另，元结常以虚字入诗，如“峰谷呀回映，谁家无泉源”、“阳华洞中人，似不知乱焉”、“若在深洞中，半崖闻水声”，虚字的大量运用增进了诗歌的口语化、散文化。此外，元结还以散文的句法作诗。以《石鱼湖上醉歌》为例：“石鱼湖，似洞庭，夏水欲满君山青。山为樽，水为沼，酒徒历历坐洲岛。长风连日作大浪，不能废人运酒舫。我持长瓢坐巴丘，酌饮四坐以散愁。”这首诗打破格律，杂以长短句的形式行吟歌唱。

总之，元结的诗歌散文化倾向明显，虽人皆称“以文为诗”的写法始自韩愈，但其实在元结笔下，大量散文的写作手法已形诸诗，这一方面开拓了诗歌的写作技巧，另一方面也带来若干弊端。他将散文的说理方式混同于诗，使诗中的事、理过于粗、简、直、漏，冲淡了诗歌的文学色彩与诗性。另，元结的诗歌忽视平仄声律与大量虚字斡旋，消解了古典诗歌特有的音乐美感。只能说，元结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尚未成熟，直到韩愈，这一写作手法才得以发挥到极致。陈寅恪称赞韩愈“以文为诗”的手法：“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3]54可以说，元结诗歌的散文化创作是对诗歌这一文体的革新，为韩愈“以文为诗”的写作模式提供借鉴。

[1]张明华.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2]元结，撰,孙望，校.元次山集[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

[3]陈寅恪.论韩愈[M].上海: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郭德民】

2014-06-26

彭小乐(1985—)，女，湖南湘潭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文献学研究。

I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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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5)10-007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