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中共七大

2015-04-10姜建芳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5年10期

关键词：整风王明毛泽东思想

姜建芳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

延安整风与中共七大

姜建芳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

中共七大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党章，二是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七大之前的延安整风，是保证七大取得这两项成就的关键一环。首先，围绕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可以阐述全党反思历史、修正错误、催生“毛泽东思想”的历程以及将其在七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其次，运用大量史料可以论述延安整风对全党否定王明错误路线、信服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最终促使七大选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二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正是延安整风铺平了道路，七大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地取得了以上成就。

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领导核心；中共七大；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已解散两年、中国共产党不再作为其下属支部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的。此次大会，距离六大已有17年。这是自党成立以来首次公开举行的规模最大、会期最长、出席大会代表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也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此时正处于抗战胜利前夜，“两个命运”的博弈开展在即。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夺取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为这次大会的召开进行了长期、充分的准备，其中，长达近4年之久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保证七大成功召开的关键一环。没有延安整风，也就不可能有七大的成功召开。笔者不揣冒昧，特就延安整风为七大的成功召开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进行浅探，以求教于方家，并以此纪念七大胜利召开70周年。

一、延安整风与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立即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没有时间考虑在思想上、理论上全面建党。再加上小农经济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许多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不懂得也不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党内多次出现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统治中央长达四年，历时最久，影响甚巨，对中国革命危害也最为严重。

遵义会议虽然终止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点，但是，会议仅仅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全党还没有机会全面开展清除主观主义错误的工作。诚如毛泽东所言，遵义会议只是“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1]373。

鉴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国共产党尚无条件彻底挖掘和清理“左”、右倾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之后较长的时间内也没有系统地总结党的历史。这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尤其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之间的这段历史，缺乏正确、统一的认识。不少党员干部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认识不深。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又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主张，在党内外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1940年3月，他未经中央同意，就再版重印了他的小册子《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过去的“左”倾错误辩护。他在这次再版序言中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做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2]591他这一挑战性行动，搞乱了全党的思想。一时间，孰是孰非，难以定论。全党困惑迷茫，无所适从。

以上情况表明，开展整风运动，彻查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作出权威结论，统一全党思想，已是当务之急。其实，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中央就萌生了学习科学理论、反思斗争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考虑。只是当时中央在陕北立足未稳，时机尚不成熟。毛泽东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一直在寻找时机。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及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号召全党学习马列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534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全党的理论学习。为给广大干部提供材料，毛泽东主持编写了《六大以来》一书，供大家学习和反思。1941年5月，毛泽东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学习作出方法论指导。9月26日，中央特成立以他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的学习研究组，领导学习马列理论，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统一认识。这一切，为后来的整风运动作了铺垫。

1941年以后，整风条件已趋成熟。此时，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红色首府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这为开展整风运动、审查历史提供了契机。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正式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亲自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此次整风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为主要内容，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之所以将整顿学风作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因为学风不正，必然会导致主观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容易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我党历史上的历次“左”倾错误，均根源于此。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最为典型。

王明，原是留苏学生，因聪颖勤学，背诵马列无人能匹，在党内享有“两腿书橱”的美誉。但他只会纸上谈兵，对马列词句照抄照搬，不能与实际结合，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由于其老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帮助，王明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开始了其“左”倾错误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及其追随者，将马列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摈弃毛泽东、朱德发明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力主打阵地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此举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给全党留下惨痛的教训。

由此可见，学风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党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自然成为整风的重点。

整风的方法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为此，1943年冬，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大家召开历史经验座谈会，结合自身实际，评说路线是非，探讨产生缘由，对20余年党的历史进行回顾，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各种错误。干部们通过对比遵义会议前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认识，思想觉悟得到了极大提高。

经过近四年的整党整风，全党的认识达到了高度的一致。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决议》客观全面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的种种表现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着重剖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杰出贡献。《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也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随着整风运动的逐渐深入，全党深感毛泽东领导的路线的正确，广大理论工作者开始尝试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冠以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形态，用来长期指导中国革命。

1941年3月，在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942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党的宣传干部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纪念“七一”的专论，首次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名称。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正式提出和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立即为全党接受和使用。是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4]88。

中国共产党在1943年前后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绝非偶然，它是延安整风这场全党范围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的丰硕成果。通过这场运动，全党进一步清算了教条主义错误，从理性的高度充分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共七大的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将其写入党章。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5]46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又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阐述。

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需要马列主义，但是中国国情特殊，问题复杂，照搬马列原理和别国经验断难成功。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马列主义。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使全党在思想上建立了牢固一致的理论基础，意义十分重大。诚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七大讲话中所言，毛泽东思想“是全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锐利武器”，“是使中国人民走向解放与进步道路的旗帜，我们要稳定地高举这面旗帜”。

后来回顾七大功绩时，毛泽东正确评价了延安整风的贡献。他说：“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6]298，“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6]304。

对七大的历史功绩，邓小平同志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1945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7]1-2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其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实现了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七大的成功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党，已经成熟起来。

二、延安整风与七大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层，并取得了军事指挥权，但当时的地位并不稳固。因为在组织上，中共中央是由张闻天负总责，他还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随后成立的“新三人团”，仍是“以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8]388。在1935年5月的会理会议上，军团长林彪曾对毛泽东指挥红军走“弓背路”，导致长途奔袭、减员严重的状况表示不满，要求撤换毛泽东，改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这种公开叫板的行为，充分说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尚不稳固。

抗战爆发后，王明于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央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并立即增补王明为书记处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将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又是书面报告，又是口头讲话，极尽批评指责之能事。其中心意思是“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那就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9]10。因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所以其报告对不少与会者产生了影响。再加上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中，王明一直被安排为向大会作政治报告的人选之一，使大家误认为他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观点和主张才是对的。这一切，使党中央核心领导人变得扑朔迷离，全党思想一度混乱。

1938年的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临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委托他带话给王明，说他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要王明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为持续近一年之久的王、毛之争画上了句号，也为即将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好了组织铺垫。

六中全会后，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的意见，张闻天已开始向毛泽东移交工作。张闻天先是把中央开会的地点从自己的窑洞转移至毛泽东的窑洞，然后又主动提出到晋西北考察而离开延安，为的就是让毛泽东放开手脚全面主持中央工作。

俗话说“羊群走路靠头羊”，一个政党更不能缺少核心领导人，而核心领导人的产生，绝非依靠有来头、有后台，他必须是从革命运动中产生出来的卓越人才。毛泽东，无疑就是这样的卓越人才。为此，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宣传他的才华，让他得到全党拥护、群众公认。延安整风，就为全党全面认识毛泽东提供了机遇。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查找错误倾向产生的各种原因，使广大党员干部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很多领导干部，尤其是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都从思想深处充分认识到以往的是非曲直。他们通过对比反思，觉悟迅速提高，对遵义会议以后的正确路线衷心拥护，对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心悦诚服。这一切，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此背景下，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一致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并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随后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主席团，处理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日常工作，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

同年6月10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对中共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更加有利。7月16日，一直在重庆从事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在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欢迎晚会上，周恩来发表讲话，赞扬毛泽东：“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更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0]133-138

上述情况表明，系统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针对王明1941年9月会议以来坚持错误、称病不出、推诿责任、对抗中央的做法，政治局于9月上旬至12月初，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讨论批判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左”的和右的错误。许多同志联系历史自我反省，在中央高层逐渐形成了对党的领导核心的共识。

博古在会上多次发言，认为党内存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他一度追随王明，犯了错误，对教条宗派和投降主义负有责任。博古不但深刻检讨，勇于担当，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的署名文章，称赞“22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11]。文章盛赞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舵手，表示要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英勇战斗。

张闻天全面回顾了个人的经历，认为毛泽东“不但是我党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并对他“心悦诚服”[12]706。

在与会领导人中，周恩来因长期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资历最深，发言也最有分量。他写出了5万多字的回忆，并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反思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各个阶段的错误，重点批判了王明，并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13]693。

朱德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问题总能想出办法”的人。“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办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14]1142-1143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不把王明的历史错误揭批透彻，就无法以正确路线统一全党，进而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为此，他主持会议并多次发言，分析批判，归纳总结，一直引导着会议健康发展。11月13日，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王明的宗派问题，说他是宗派中最主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15]294。

全党的揭批和帮助，最终使王明幡然悔悟。他虽一直称病没有到会，但12月1日，让其妻代笔写信给中央，声明完全放弃自己的错误，并愿“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9]24。

在此基础上，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分局发出《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除了列举毛泽东关于王明抗战时期的四项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外，还重点提出“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污蔑都是错误的”，“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16]143-144。

这一切凸显出延安整风促成的中共高层主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拥戴和信服。

1945年春，党的“七大”正式选出新的领导班子。代表们全票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也都获得了很高的票数。接着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政治局常委(俗称“五大书记”)。这表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及其权威，通过正式大会得到了全党的认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产生，是广大党员在斗争实践中作出的正确选择。这一领导集体的确立，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据师哲回忆，大会后，毛泽东曾对参加会议的苏联情报组成员弗拉基米洛夫评说过七大的意义，说这个大会为什么说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它最大的成功就是选举产生了一个好的领导核心(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这是革命胜利的保证[9]142。

后来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从这一代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7]298。

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坚强、稳定的领导集体，因而更加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共七大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与之前进行的长达近4年之久的延安整风密不可分。没有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达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高度团结和统一，也不可能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是由于延安整风，全党才从思想深处彻底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对中央的影响，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和组织障碍，党中央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地迎来了七大的胜利召开。延安整风运动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作出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其辉煌的历史功绩，永远闪耀着光芒！

[1]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9]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第3册[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

[10]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秦摩亚.博古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J].党史文苑，2011(9).

[12]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