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青小说中的女性主要出身于中产阶级或新兴资产阶级家庭,她们所受的旧伦理道德束缚较小,在交际范围、教育及工作权利等方面均享有较大的平等和自由,生活独立于大家庭之外,因此她们从一开始就瞄准了经济地位这一获得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基础,并为之不断奋斗,把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重要性置于生育、婚姻尤其是经济独立之下。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则大多出身传统大家庭,她们即便有钱也身处旧家庭伦理规训的束缚之下,即便能受到男性一样的同等教育和工作机会,她们内心的痛苦和纠结也远远大于行动,甚至可能成为精神“废人”,并很快在旧秩序的强大文化心理结构下慢慢消失。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3X (2015) 04-0037-03

收稿日期: 2015-05-05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性观念研究”,项目编号: 2014C153Y。

作者简介:刘 芳(1974-),男,云南镇雄人,云南省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张爱玲和苏青同属于上海“孤岛”中的重要女作家,两人曾经有对话、交往,同时又和胡兰成形成了微妙的“三角恋爱”式关系。两位女作家在小说中都比较关注女性的婚姻、爱情及性权利等女性解放主题,既有互相点评的《我看苏青》,也有《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的采访实录。因此,将两人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性观念进行对比,便能从某种意义上考察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境遇及社会地位。

一 张爱玲小说中的性观念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总是被封建礼教、经济依赖和封闭的交际范围团团围住、动弹不得。《金锁记》中曹七巧是抱着丈夫的灵牌结婚的,为了钱不惜扭曲和压抑自己的性欲,不敢越雷池一步;《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一旦挣脱交际范围的束缚,立刻就“夺”走了七妹宝络的相亲对象范柳原;《连环套》中的赛姆生太太靠不断与男人结婚来解决生存问题;就连《半生缘》中个体已经挣脱了交际范围和经济基础束缚的顾曼桢,最终还得因为全家的生计问题不得不屈服于姐夫,并为他生儿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其自传性质最强的《小团圆》算是给出了作家本人较为真实的生存处境:小说中的女性在经济上已经比较独立,能够出国生活,也可以较为独立地处置自己的身体。然而,盛九莉依然无法与男友邵之雍平等地拥有异性,她的“出轨”是邵之雍花心使然,她自己无力控制男友的花心。同样,她的母亲蕊秋之所以说一套做一套、拥有多个情人,也是其父亲乃德花心、不照顾家庭所导致,且已经走上离婚道路。

尽管《小团圆》仍旧处处呈现出经济地位、交际范围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阴影,但其中女性的处境已经有相当的进步:蕊秋可以去英国,还可以和三姑楚娣共享一个男人;盛九莉经济走向独立,在母亲的礼教监管下仍然能拥有一定程度的爱情和性自由;竺家二房的维嫂嫂为了报复丈夫和绪哥哥好;等等。这说明,女性已经可以逐渐获得和男性同等的性自由,而不是如张爱玲之前的《金锁记》和《连环套》等小说中女性那样为了经济和生存问题而压抑或“支付”性权利。不过,尽管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在性与婚姻上逐渐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依然能感觉到她们从旧家庭走出来的明显阴影。在诉求性权利时,她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旧的性秩序压力,因此行动比思考要少。在《小团圆》之外的小说中,她们都是思考大于行动,在《小团圆》中,她们把行动藏在思考之下,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性张力”。 ①难怪有论者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其实远比苏青的更加诱惑和色情:因为张爱玲小说的性诱惑力是一种“软性刺激”,它通过气氛的布置慢慢散发出来,“润物细无声”地让读者毫无还手之力 ②;而苏青小说的性诱惑力只是一种不必忌讳的直言,反倒在笑骂中消解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承受着性观念的煎熬,她们无时无刻不与自我和他人进行心灵与行为的双重搏斗。正如有论者指出,“张爱玲的小说里”,“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处处都为情欲所主宰”,“似乎她们的生存最专为着情欲的”。 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文明病”: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后不断地反思自身行为而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异化,被礼教和旧秩序所规训的主体挣扎着想要挣脱它们的束缚。这种心灵的挣扎,满含了心灵的痛苦与承担。在《小团圆》中,即使女性的经济地位与交际范围已经基本解决,但她们的性观念依然敏感和纠结,且占据了小说的主体地位。这让我们想起当年围绕《废都》的“颓废”问题而进行的种种争论。 ④

二 苏青小说中的性观念

如果说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一直纠缠于性观念和性行为、思想大于行动的话,苏青小说中的女性则刚好相反,她们似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讨论性的问题,更不可能将之作为主体。我们很少看到苏青像张爱玲那样在小说中营造性的氛围和环境,即便是《结婚十年》的洞房花烛夜,写的恰是新娘想上床睡觉的腼腆和纠结,绝无半点性刺激。 ⑤即使在后文描写夫妻同床共枕的欢愉时,性的快感也伴随着矜持的自责,转而淹没在害怕怀孕的苦恼中。 ⑥

而至于做新娘时用枕头撒尿以应急、生孩子时直接描写孕妇的感受与情状,也谈不上性的刺激:前者最多满足“窥阴癖”者的笑谈,后者也不过是类似医院纯科学的分娩过程记录或类似于法律文案上的作案记录而已,比起张爱玲的小说来简直枯燥乏味。不过,隐藏在它们身后的,恰是女性发出男女平等的诉求与呐喊,希望男性多关爱女性的呼声。小说接下来把描写养孩子、为了家庭经济问题而和丈夫、公公、保姆等人周旋作为主要内容,更证明了苏青小说的主题不在性。否则,小说在描写余白追丽英、丽英和崇贤出轨的情节时,必然不会放过大把铺排、营造性氛围的机会。因此,苏青在《续结婚十年·关于我(代序)》为自己被指认为色情作家叫屈和不满,也拒绝更改笔名去为更好的报刊撰文挣钱。 ⑦

可见,苏青的重心不是性的问题,而是缠绕在性观念上的经济独立、生育孩子和婚姻问题。苏青小说中的女性主要为经济独立而奋斗,她们想方设法地要摆脱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就算是性权利,也要服从于这个主题:“贞操与女人真个又有什么相干?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的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 ⑧因此,“我”为了能有稍好的经济支柱抚养孩子,明知反抗也徒劳的情况下对丈夫和闺蜜的出轨装聋作哑,以至于丈夫最后惨笑着对我说道:“现在我可明白你的心了,我这次上了你的当;你实际上并不需要我,只叫我替你挂个虚名,来完成孩子们的幸福罢了。” ⑨在小说中的女性看来,抚养孩子问题和婚姻问题也比性更为重要。

当然,小说也描写了“我”主动给未婚夫写信的同时也喜欢工科学生应其民,但对方不解风情的幽怨,“我”结婚时吃瑞仙这个“风流小寡妇”的醋时的心理波动,在上海和丈夫去学跳舞时也吃醋与猜忌的“小心眼”,以及想要独占男人身体的想法与思想斗争。 （10）　不过,小说同样又很快转入女性应该得到丈夫的尊敬等男女平等的心事上来:埋怨丈夫希望“我”做到“女子无才”,不要自己写文章赚钱,也不喜欢我结交女性朋友,而“我”最终在现实的逼迫下一步步走向独立,婚姻也同时走向破裂。

可见,《结婚十年》中的性意识总是刚被提起又转瞬即逝,很快被重要的情节所冲淡和消解:“我”从做家庭主妇到职业女性、为了家庭和孩,子,和出轨的丈夫与闺蜜周旋、最终离婚而走向经济和自我独立。在这个过程的快速挺进中,性的问题总是被延宕和消解,从而附属于其它情节和主题。

和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带着旧秩序的镣铐一步步地迈向自由不同,在苏青的其它小说中,女性同样是一开始就有了猛烈地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和行动,而无暇停下来细细思量性的问题。《续结婚十年》一开始就命题名为“茫茫夜”,“我”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工作。在写到经济好转、与谈维明肉体欢愉时,也很快变为争论怄气和对武则天的女性命运沉思。而“我”虽然取得了更加独立和自由的地位,却是以金总理之类男性的经济支持为前提的,这其实还是一个“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探讨;在《歧途佳人》里,“我”营救史亚伦的过程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女人俨然有了和男子一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魄力和作用。

三 心灵负荷与经济压力:张爱玲与苏青小说中的性观念比较

如前文所述,苏青小说中的女性主要出身于中产阶级或新兴资产阶级家庭,即便是生活在农村,她们所受旧伦理道德的束缚也较小,享有与男性接近的交际自由、受教育权利以及工作权利,读书和工作使她们更容易摆脱家庭旧秩序的羁绊,从一开始就瞄准了经济地位,并为这一获得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基础而奋斗,把性观念和性行为的重要性置于生育、婚姻尤其是经济独立之下。从这个角度看,苏青小说中的女性几乎从一开始就抵达了恩格斯关于女性解放的理论与实践高度: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①

只有经济独立,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女性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否则,女性即便冲出闺阁,也“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②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正是因为经济地位低而无法真正独立,她们即便有钱但也身处旧家庭伦理规训的束缚之下,在交际范围等方面受到较大的“自律”和“他律”。她们即便能受到和男性一样的同等教育及工作机会,也依然生活在封建礼教的阴影下,内心的痛苦和纠缠远远大于行动,甚至可能成为《茉莉香片》中聂传庆那样的精神“废人”,即使像《半生缘》中的顾曼桢那样偶有突围,也很快在旧秩序的强大文化心理结构下慢慢消失。最有意味的正是《连环套》中的赛姆生太太,她嫁了好几任丈夫都在丈夫死后被大太太抛弃而一无所有,最终明白了自我解放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的独立。

总之,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大都身处大家庭的庇护与约束下,活动范围有限,但也大都衣食无忧,唯有心灵的痛苦不断折磨着自己;苏青小说中的女性由于比较独立于大家庭,更大程度上是自己谋求生活出路,因此在经济的压力下她们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思考有关性的问题,而是不断在生活实践中领悟和总结。

如果说,苏青小说中的女性在追求性别平等方面更接近看重实践的阳明心学或马克思实践哲学、较少过多心理负荷和纠缠而主动向外突围的话,那么,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就像染上了“哈姆莱特”式的心灵文明病,她们总是在重重叠叠的万般思虑中耗尽了毕生的光阴。

由此看来,即便处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空间的作家,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大不相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带着深深的封建家庭烙印,封建礼教杀人不见血的思想“黑洞”使这些女性甚至男性变成“精神废人”,他们寸步难行。苏青笔下的女性则显得更加“现代”,没有什么传统束缚,连性观念也很淡泊,而不像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那样欲盖弥彰。她们敢想敢干,致力于自立自强,能够为自己创造很多条件,冲破男性和社会的封锁与束缚,步入到男女平等的理想境地。或许,张爱玲和苏青对女性的关照重点与阐释各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与她们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 吕晓英)

江晓原认为礼教和性欲各执中国人的两端,就形成了性张力。(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王一心:《小团圆对照记张爱玲人际谱系》,文汇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65—166页。

同上。

可参看雷达:《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

于青,静思编:《苏青小说选》,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年6月第1 版,第153页。

同上,第198-199页。

同上,第323-332页。

同上,第309页。

同上,第310页.

同上,第199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1999年8月第3版,第76页。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