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本立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犹太研究、犹太人-基督徒关系及达尔文*
——丹尼尔·兰顿教授访谈

王本立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丹尼尔·兰顿(Daniel Langton)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犹太人-基督徒关系史教授,其教学与研究涵盖诸多领域:犹太人-基督徒关系史;多语境下的现代犹太人思想与身份,包括犹太人的《新约》研究;英国改革派与自由派犹太教的起源;以色列与锡安主义;大屠杀神学;犹太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互动等。迄今为止,他已出版或发表了大量专著、著作章节及期刊文章①丹尼尔·兰顿教授编撰的已出版著作包括:Claude Montefiore:His Life and Thought,Parkes-Wiener Series on Jewish Studies.London:Vallentine Mitchell,2002;Children of Zion:Jewish and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the Holy Land,Cambridge: Woolf Institute of Abrahamic Faiths,2008;Normative Judaism?Jews,Judaism and Jewish Identity,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Jewish Studies 2008;The Apostle Paul in the Jewish Imagination:A Study in Modern Jewish-Christian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Jews and Christians:Perspectives on Mission,Cambridge:Woolf Institute of Abrahamic Faiths,2011;Writing the Holocaust,Writing History Series,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1;Judaism Section in Encyclopedia of Sciences and Religions,Heidelberg:Springer,2013。他也参加过不少著作的撰写,并且在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此外,在过去10年中,他还接受了BBC广播电台的数次节目采访。,是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兰顿教授在曼彻斯特大学内外被委以如下重任:犹太研究中心联合主任、《麦穗:曼彻斯特犹太研究期刊》(Melilah:Manchester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联合编辑、英国犹太研究会(BAJS)会长、欧洲犹太研究会(EAJS)秘书。他也是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犹太论坛、剑桥犹太人-基督徒研究中心(CJCR)学术顾问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校外组织的成员。此外,他还是南安普顿大学帕克斯犹太人-非犹太人关系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目前,他正在主持一项名为《达尔文犹太人:进化论、犹太思想与宗教关系》的利华休姆重点研究项目(2013-15)。

2014年8月至2015年8月,在我赴曼彻斯特大学艺术、语言与文化学院访学期间,丹尼尔·兰顿教授担任我的导师。我利用他和我的几次不定期见面机会,就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犹太研究若干领域的现状与趋势、以及他自己正从事的研究项目《达尔文犹太人》的方案、进展和重要性,对他进行了学术采访。这次访谈的英文稿已经丹尼尔·兰顿教授审定,其中文译文如下:

王本立(以下简称王):兰顿教授,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或许由于犹太人在多方面表现杰出,加之他们多灾多难的经历与中国人有些相似,许多中国人对犹太人及其历史、包括您研究中已经涉及的一些问题颇感兴趣。首先,作为曼彻斯特大学犹太研究中心的联合主任和校外几家类似机构的成员,您能否介绍一下该中心的来历,并对照英国的类似机构,谈谈它的特色?

丹尼尔·兰顿(以下简称兰顿):曼彻斯特大学具有久远而辉煌的犹太研究与教学历史,拥有杰出学者如亚历山大·奥特曼(Alexander Altmann)(他于1941年建立了犹太研究所)、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爱德华·沃伦道夫(Edward Ullendorff)、梅厄·瓦伦斯坦(Meir Wallenstein)(他担任过塔布/希伯来文化协会会长,并且创办了《麦穗》杂志)、利昂·尤金(Leon Yudkin)等。自1866年起,《塔木德》(Talmud)①犹太教的口传律法总集,是仅次于犹太教成文律法《托拉》的主要经典。专家托拜厄斯·西奥多雷斯(Tobias Theodores)在这里讲授《圣经》希伯来语。曼彻斯特大学从1930年代起,作为英国大学的先行者之一,开设现代希伯来语课程;在1944—1955年出版《麦穗》,它是英国最早的现代希伯来语犹太研究期刊之一;在英国大学中率先授予现代希伯来语学士学位[首批两位毕业生之一为1949年毕业的大卫·帕特森(David Patterson)]。

曼彻斯特大学与起源于18世纪80年代。多年来,多位杰出的犹太学者曾任教于此。哈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②哈伊姆·魏兹曼(1874—1952):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著名宣言——《贝尔福宣言》(1917)的主要促成者,现代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当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教化学。他的同辈、杰出哲学家塞缪尔·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③塞缪尔·亚历山大(1859—1938):犹太人,1893年起在作为曼彻斯特大学前身之一的欧文斯学院任教,并很快成为该校的领导角色。1913年被任命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如今曼彻斯特大学艺术、语言与文化学院所在的大楼,即以他的名字命名。把他引见给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④阿瑟·贝尔福(1848—1930):英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贝尔福宣言》的起草者。。现代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刘易斯·纳米尔爵士(Sir Lewis Namier)⑤刘易斯·纳米尔(1888—1960):犹太人,1931—1953年任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其最负盛名的研究领域为英国议会研究。,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积极帮助过魏兹曼。

1996年,在现代犹太研究领域创立联合领导制,原有规则得到加强的情况下,犹太研究中心成立了。1997年,伯纳德·杰克逊(Bernard Jackson)教授被任命为领导,并与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菲利普·亚历山大(Philip Alexander,FBA⑥FBA即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可译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院为英国著名的全国性学术机构,1902年由皇家特许成立,其院士系直接任命,包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较大影响的英国各地知名学者及专业人员。)教授一起成为该中心的联合主任。2009年,杰克逊教授退休,由亚历山大·塞梅利(Alexander Samely)教授接任。2011年,亚历山大教授退休,丹尼尔·兰顿教授继任联合主任。

王:您是《麦穗:曼彻斯特犹太研究期刊》的联合编辑。我想该期刊应该是犹太研究中心本身及其研究实力的一个象征。请问英国的每个类似机构都有自己的期刊吗?如果是,那么《麦穗》的特色何在呢?

兰顿:犹太研究期刊越来越多,有些与大学相关。比如《犹太研究期刊》(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在牛津大学,《犹太文化与历史》(Jewish Culture and History)在南安普顿大学。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麦穗》最初使用的是希伯来语,并且是曼彻斯特大学推进现代希伯来语研究计划的一部分。1944—1955年,它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断出版之前,有5大卷共75篇文章问世。在第一卷的编辑前言中,罗伯逊(Robertson)解释说,创办《麦穗》的目的,是在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余波威胁的情况下,促进犹太学术发展;刊名指的是被摘下来、以便用手搓下其颗粒食用的麦穗(《申命记23:25》)。2004年,在曼彻斯特大学犹太研究中心的赞助下,该刊被作为新系列出版物重新推出。它现在使用的是英语。最近几期都有自己的主题,比如2013年的一期为以色列研究,2014年的一期为犹太人研究与《新约》。下一期即2015年的一期则将集中于犹太人与无神论。它是一份开源期刊,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免费网站(w ww.melilahjournal.org)查阅,当然读者也可以订购纸质版。

王:作为英国犹太研究会会长,您能否告诉我们关于该学术组织的一些情况,包括成立、会员、目标、作用、活动以及未来计划?

兰顿:我有幸于2002—2010年担任英国犹太研究会的秘书,并于2014—2015年担任会长。该研究会作为非赢利性学术团体与专业组织,成立于1975年。其目标是在英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全方位培育并提高关于犹太文化与历史的教学与研究。该研究会发起并支持犹太研究领域的研究与出版。例如,它每年7月组织一次学术会议,曼彻斯特将是2015年年会的举办地;通过鼓励参会及分别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年度学生论文竞赛的方式,支持学生的科研;负责协调对英国的犹太研究教学大纲及相关课程的年度检查;为英国犹太研究的跨学科性充分表现而努力(争取政府拨款等)等。

王:您也曾担任欧洲犹太研究会秘书多年,可否介绍一下这一组织以及它与英国犹太研究会的关系?

兰顿:我的另一荣幸是在2010—2014年做过欧洲犹太研究会的秘书。欧洲犹太研究会是欧洲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中从事犹太研究的学者、教师与研究人员的专业协会,成立于1981年。其目的是在欧洲范围内为从事犹太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论坛与网络,并在大学层面推动和支持犹太研究。该学会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代表欧洲大陆这一领域大学层面研究的唯一组织。它起初是个自愿性学术团体,到2010年,取得了慈善地位。其主要目标是在大学层面鼓励和支持欧洲各国在犹太研究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增进对犹太文化、文明及其在许多世纪里对欧洲文化所造成的影响的理解。其主要活动包括组织学术大会(四年一次)与研讨会(每年一次),出版《欧洲犹太研究期刊》(EJJS),以及管理欧洲的犹太研究在线通讯录。这些活动涉及与各种学会——既有国家层面的(如英国犹太研究会)也有欧洲层面的[如欧洲以色列研究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Israel Studies)]——的网状联络。近些年来,新增的一项重要活动为资助信息与咨询服务(FIAS),其特色在于提供在线资助者数据库,其目的在于为欧洲犹太研究会的会员提供犹太研究资助渠道方面的信息与专家建议。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更多关于这一机构的情况,因为我近来修订了它的历史介绍。1980年初夏,在布朗大学任教的雅各布·纽斯纳(Jacob Neusner)教授发出了一份“关于欧洲犹太研究协商会议的提议”,开头如下:“我最近在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一些大学的讲学之旅,使我感到当前欧洲的犹太研究需要迈出稳定和加强这重要的一步。该函的目的,简言之,就是描述我看到的情况,建议采取朴实而具体的行动,以改进现状。”在经过数月充满激情的书信来往之后,纽斯纳教授向大约25位欧洲犹太研究学者发去邀请函,请他们参加组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拟于1981年5月11—13日在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由其时已接管所有筹备事务的盖泽·沃密斯(Geza Vermes)博士主持。会议召开时,外国的参会者下榻伦道夫酒店。参会者们也出席了纽斯纳教授在雅顿庄园所做的萨克斯讲座(Sacks Lecture)。组委会认为,定期会议、研究目录、一份简报、一份期刊,都是促进犹太研究的适当手段,并且当即开始贯彻这些决定。他们宣布来年7月开会,设计简报,并着手征求会员。纽斯纳教授在5月21日做完最后一次报告之后,离开了这一事业。这次活动和其他相关事务,都得益于麦克斯·里克特基金会(The Max Richter Foundation)的赞助。

1982年7月18—21日,第一届大会在牛津赫特福德学院召开,约100人与会。在其业务会议上,盖泽·沃密斯博士当选为会长,欧洲犹太研究会的第一个章程也通过讨论,为大家所接受。第二届大会按计划于1984年7月22—26日召开,地点仍然在赫特福德学院,会长仍然是盖泽·沃密斯。在这几年里,欧洲犹太研究会简报由哈利·E.盖劳德(Harry E. Gaylord)编辑并定期发行。1987年7月26—31日,在阿诺德·戈德伯格(Arnold Goldberg)教授的会长任期内,在皮特·斯卡佛(Peter Schäfer)教授与柏林犹太研究所的组织下,第三届大会在几乎位于东西德边界的格利尼科宫召开,参会者约150人。拉希950年诞辰为第四届大会提供了地点,本届大会于1990年7月8—13日在特鲁瓦召开,时任会长为加比利·热依那(Gabrielle Sed-Rajna)博士。大会开幕式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举行,约100人出席。第五届大会召开于哥本哈根,时为1994年8月14—18日,会长为乌尔夫·汉克森(Ulf Haxen)博士,约150人到会。1998年7月19—23日,第六届大会在托莱多举行,时任会长为安吉尔·塞恩斯巴蒂洛斯(Angel SáenzBadillos)教授,约400人参加。2002年7月21—25日,第七届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时任会长为阿尔伯特·范·德·海德(Albert van der Heide)教授,约350人参加。2006年7月23—27日,第八届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时任会长为拉西德·卡普拉诺夫(Rashid Kaplanov)教授,约480人参加。2010年7月25—29日,第九届大会在拉文那举行,时任会长为毛罗·佩拉尼(Mauro Perani)教授,约400人参加。2014年7月20—24日,第十届大会在巴黎举行,时任会长为朱迪斯·施兰格(Judith Schlanger)教授,共500多人参加。

1995年11月,在一位匿名捐助者的慷慨资助下,研究会的常设秘书处在雅顿庄园成立。该庄园是欧洲最大的犹太研究中心牛津希伯来与犹太研究中心所在地。1996年,在经过6年的间隔之后,简报的发布工作又重新开始。从这时起,执委会的业务会议每年举行一次。1998年,在欧盟等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第一份欧洲犹太研究通讯录的制作工作得以完成。2006年,新的在线通讯录发布,取代了1998年的纸本通讯录。同一年,简报在第17期之后,被改造成《欧洲犹太研究期刊》,由朱塞佩·威尔特利(Giuseppe Veltri)教授编辑。2009年,通讯录网站扩容,增加了犹太研究赞助者的数据库。2010年,增加了可以极大增进研究会内部联络的综合网站,其特色在于提供犹太研究方面的事件新闻,可申请职位、奖学金与研究基金的目录,会议及论文征集信息,以及其他资源。同样是在2010年,该研究会成为一家公益公司。2014年,它与牛津中心一起搬迁至牛津城中心的克拉林顿研究所大楼。

王:据我所知,英国犹太人是世界上被最早研究、研究也最为充分的散居犹太社团之一,而您的一些重要著述也可以归入英国犹太史研究。因此,可否请您对过去几十年这一领域的主要成就做一简要介绍,并对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做一展望?

兰顿:我最近刚完成一篇首次对英国包括英国犹太史研究在内的犹太研究史进行总结的文章。它将以“英国常绿宜人土地上的流浪犹太人:英国犹太人语境下的犹太研究”为题,出现在克里斯蒂安·魏泽(Christian Weise)、米利暗·图林(Mirjam Thulin)主编,柏林德古意特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欧洲的犹太研究:对比与跨国视角》一书中。当今在英国工作的最出色的英国犹太史学家有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大卫·塞萨拉尼(David Cesarani)、纳迪亚·法尔曼(Nadia Valman)、布莱恩·切耶特(Bryan Cheyette)、大卫·费尔德曼(David Feldman)、杰弗里·奥德曼(Geoffrey Alderman)、比尔·威廉姆斯(Bill Williams)等人,最重要的档案馆很可能是南安普顿大学的英国犹太档案馆。请允许我在这里附上我即将出版的著作中关于“英国犹太史研究会”一章的一小段,该研究会可是研究英国犹太史的最古老机构:

虽然早在1859年就已经开始讨论,但直到1893年,英国犹太史研究会(JHSE)①卢西恩·沃尔夫:《英国犹太史研究会的起源》,《英国犹太史研究会会刊》第7卷(1911—1914);斯蒂芬·马西尔(Stephen Massil):《英国犹太史研究会的建立,1893》,《英国犹太史研究会会刊》第33卷(1992—1994)。才成立。这事发生在广受赞誉的1887年英国犹太史展览会[是对保留于伦敦的手稿与其他资料的展示,以说明英国犹太人的历史。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雷兹(Heinrich Graetz)也曾到场,做了一场广受欢迎的演讲]和随后关于建立一个常设历史研究会的呼吁之后。展览会与研究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卢西恩·沃尔夫(Lucien Wolf)努力的结果,并得到了报纸编辑阿舍尔·梅耶斯(Asher Myers)和学者约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Jacobs)、以色列·亚伯拉罕姆斯(Israel Abrahams)等人的强有力支持。英国犹太史研究会很快就成为英国犹太权力集团的常见要素,这部分是因为它的研究结果在《犹太纪事报》(其编辑为梅耶斯)中受到“令人麻木的广泛报道”①塞萨拉尼:《〈犹太纪事报〉与英国犹太人,1841—1991》,第100页。,部分是因为其会长由英国犹太学术名人组成而不论其学术专长②会长包括L.沃尔夫(1893,1894,1895,1910,1926, 1927)、J.雅各布斯(1898)、C.蒙特斐奥雷(1899)、F.D.莫加达(F.D.Mocatta)(1901)、I.亚伯拉罕姆斯(1904)、H.戈兰茨(H.Gollancz)(1905)、M.加斯特(M.Gaster)(1906)、S. A.赫尔希(S.A.Hirsch)(1909)、E.N.阿德勒(E.N.Adler)(1912)、I.赞格威尔(I.Zangwill)(1924,1925)。甚至大拉比H.阿德勒和J.H.赫尔茨(J.H.Hertz)分别于1896年和1922年接受会长职务,并且各自在《会刊》中发表了两篇文章。,也部分是因为亚伯拉罕姆斯很成功地定期编辑并出版了研究会的《会刊》。③英国犹太研究会的《会刊》,和它的《杂录》一起,吸引了包含在本次考查范围之内的学者的强大支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投稿者包括L.沃尔夫(18)、I.亚伯拉罕姆斯(15)、H.洛伊(H.Loewe)(5)、H.戈兰茨(4)、E.N.阿德勒(4)、J.雅各布斯(3)、C.蒙特斐奥雷(2)、加斯特(2)、S.谢克特(S.Schechter)(1)、M.弗雷德兰德(M.Friedländer)(1)、S. A.赫尔希(1)、A.马默斯坦(A.Marmorstein)(1)。作为评论和传播犹太史的重要机构,英国犹太史研究会以有学识的团体自居,却无视自己对外行投稿的包容与鼓励。从一开始,重点就被放在英国犹太地方史上面,利用建国神话和一个可敬而根深蒂固的英国犹太族群对其东道国所做贡献的所有记录,映射出一种使犹太社团在英国社会合法化的辩护性关切④托德·恩德尔曼(Todd Endelman)在摒除英国犹太史研究会在写作时秉持“一种不加批判的赞美之精神”和“一种辩护的风格”的“业余爱好者”(可能包括L.沃尔夫、J.雅各布斯、H.S.刘易斯,并且明确包括C.罗斯)的同时,提出在1970年代以前,从事英国犹太史研究的唯一专业历史学家是美国出生和培训的劳埃德·加特纳(Lloyd Gartner),他是19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萨罗·拜伦(Salo Baron)的一名博士生。参见恩德尔曼:《英国犹太人,1656—2000》,第4-5页、第272页注8。;在这方面,英国犹太史研究会忠实地延续着英国犹太史学的方法,包括格蕾丝·阿吉拉尔(Grace Aguilar)的“英国犹太史”(1847)、赫尔曼·阿德勒(Hermann Adler)的《英国犹太人》(1870),以及詹姆斯·皮西奥托(James Picciotto)的《英国犹太史概要》(1875)。大体上说,英国犹太史不得不等到20世纪初左右,才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哈利·S.刘易斯(Harry S. Lewis,1861-1940)的《伦敦犹太人》(1900)中发现比较容易识别的现代社会史。

王:犹太人-基督徒关系史是多年以来您的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可否请您给我们简要描述一下该领域在西方国家的历史,并且对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历程、主要观点和学术特点做一详细介绍?

兰顿:这可是个大问题!在休·麦克劳德(Hugh Mc Leod)主编的《剑桥基督教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有我写的一章,题为“基督徒与犹太人之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中可找到一份简短的答案。请再次允许我给你提供一小段摘录: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一些犹太作者,包括德国改革派拉比亚伯拉罕·盖格(Abraham Geiger)和英国自由派犹太教创立者之一克劳德·蒙特斐奥雷(Claude Montefiore)认为,在古代和现代,基督教学术都严重歪曲了犹太教,耶稣应当被看作某种类型的犹太人(比如法利赛人,或者律法时代的预言家)。可是,他们的著作被忽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学术界在《圣经》和《新约》研究领域内投入了更为认真的研究。这部分是由于若干美国和英国的基督徒学者,如长老会派乔治·福特·莫尔(George Foot Moore)和一位论派罗伯特·特拉沃斯-赫尔福德(Robert Travers-Herford)的影响,这些人对此前基督徒(特别是德国的)所描绘的“后期犹太教”和法利赛人提出了尖锐批评;部分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的犹太学者们在成功进入高等学府之后,试图对抗基督徒的一些支撑性臆断而做出的贡献;部分是由于居住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史学家,如约瑟夫·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和大卫·弗拉瑟(David Flusser)等人不受约束的著作。对他们而言,作为一名犹太人的耶稣,是犹太民族遗产的一部分。无论什么原因,来自所谓“犹太人对耶稣的收回要求”的影响,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进展,都有助于促成从犹太人的特定视角,对耶稣、使徒保罗以及1世纪的犹太社会予以更广泛的重新考察。结果之一是阻止那种诽谤犹太教、使耶稣显得原本激进的行为。

逐渐扩大的《新约》犹太学术团体和理解犹太人与基督徒关系的暗示对神学家也产生了影响。在《信仰与杀害同胞者》(1974)和其他著作中,美国天主教女权主义者罗丝玛丽·拉德福德·路德(Rosemary Radford Ruether)在鉴别基督教反犹主义根源方面,推进了英国安立甘教徒詹姆斯·帕克斯(James Parkes)和法国犹太史学家朱力斯·艾萨克(Jules Isaac)的工作。在确信犹太人否认耶稣为基督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犹太教遭受诬蔑的情况下,路德开始质疑高阶基督论自身的合法性。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反犹主义在基督教神学方面发展为基督论的左派”。但对其他人而言,这种修正主义并不恰当,必须对基督教神学和犹太教在其中的地位进行系统而彻底的检查。这种努力在美国主教派教徒保罗·范·布伦(Paul van Buren)的三卷本著作《犹太人-基督徒现实神学》(A Theology of the Jewish-Christian Reality)(1980-1988)那里达到了顶点,该著作试图根据单一契约统一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天启,并且视教会的首要使命为保护犹太人对《托拉》(Torah)的忠诚和他们的国家地位。然而,这些出现在信仰关系智力景观中的里程碑,决不代表更广范围的基督教社团,甚或一般意义上的基督徒学术成就。

关于我的个人观点,我想讲两点。第一点是人们需要记住犹太人身份、尤其是启蒙运动之后犹太人身份的复杂性。共同体深刻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分裂,在对形形色色的犹太宗教观、所谓的边缘形态,以及犹太身份的非宗教表达的故意包含行为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这意味着一种代表众多观点并且(极微妙地)把所有关于犹太教恒定不变的实在论臆断搁在一边的自觉努力,也意味着认真对待大屠杀和以色列国建国的影响,使之成为传统犹太教自我定义准则的可替代者。第二点是历史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在文化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普遍存在的相互影响。我不相信一种试图在不考虑非犹太人(特别是“基督徒”)对犹太思想与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的情况下,就欧美现代犹太教和犹太人身份达成共识的犹太人-基督徒关系研究能够获得成功。

王:您正在主持题为《达尔文犹太人:进化论、犹太思想与宗教关系》的2013—2015年利华休姆重点研究项目,并因而享受为期两年的研究休假。祝贺您!如果我理解无误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性的重要项目,是对您以往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现代犹太思想和英国改革派及自由派犹太教起源研究的一种延伸,基于其上的发现也自然值得期待。可否请您对这一项目的起因、重要性、计划、进展、预期效果及价值做一介绍?

兰顿:这一项目聚焦于西方犹太人与达尔文或非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互动。早在查尔斯·达尔文出场之前,进化论已经在流传之中。然而,直到他的《物种起源论》(1859)出版并且以自然选择理论为首要机理之后,进化观才开始被宗教思想家们视为严重的挑战。与其他理论相比,达尔文坚持偶然进程、残酷行为和生命浪费是“生存竞争”所固有的,则更成问题。

欧洲和北美整个宗教光谱中的犹太人,和与他们相对应的基督徒一样,对一般的进化观早已熟悉。许多人已经从物种的蜕变中发现了一种对精神或宗教发展有用的相似性。但是,达尔文引发了惊人的变化,以致大量的人感觉到必须建立对抗的、相反的、综合的、或互补的模式以使犹太教适应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就本项目而言,这些对无疑是现代世界一种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观念的反应,大致分为三种兴趣语境。

第一个语境为宗教-科学辩论。这里有必要对特色化地存在于许多宗教-科学研究,关于创世说和进化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被共享的犹太人-基督徒方法,即把犹太人的方法归入基督徒的方法的假说提出异议。比如,20世纪哲学家汉斯·尤纳斯(Hans Jonas)就明确表示,他通过大量使用犹太神话和神秘主义中特色非常鲜明的语言和意象,对自发性防御与生物理论进行了综合。第二个语境是改进派犹太教的历史发展。其支持者从19世纪早期起就一直声称,他们争取调和犹太教与当代最好的科学思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改革派和自由派犹太教的大多数研究却倾向于忽视改革家们与进化科学的互动,可以说,是科学观吸引了最持久的兴趣。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出自美国改革派犹太教奠基人艾萨克·梅耶·瓦伊斯(Isaac Meyer Wise),以《宇宙的上帝》(1876)之名出版的12份布道书丛书。他以“同类相残”为由摒弃了达尔文主义的蜕变说,代之以有神论的解释。第三个语境是信仰之间的关系。在关于天地万物的基督教神学公共演说中,达尔文主义被赋予了良好的形象。诚然,自启蒙运动以来,在犹太人中间存在着对与基督徒思想相关的现代性做出反应的强大趋势。但是,达尔文主义在犹太人-基督徒辩论与对话中的地位并未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评价。19世纪意大利的伊利亚·贝纳莫泽格(Elijah Benamozegh)就是犹太思想家的一个例子,他怀疑自然选择理论和基督教神学,却又在阅读达尔文的基督徒解释者的进化理论时深受其影响。

王:您有未来的研究计划吗?在完成这一项目之后,您会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课题?

兰顿:有,我想考察犹太教徒反对无神论和怀疑论或与之妥协的路径。

王:估计您不得不在行政和其他非教学非学术工作方面投入大量时间。您在处理教学、研究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方面有什么秘诀吗?

兰顿:现代大学教师的大量时间花在官僚行政上。当行政工作明显与个人的学科领域相关时,那非常好——个人能够轻易发现付出的努力是如何惠及学科的。否则,我认为当事人只能不断提醒自己,在高等学府里拥有一份工作,是多么幸运啊!

王:非常感谢您为此次访谈所付出的宝贵时间、耐心,还有您富有启发性的解答!期待您的《达尔文犹太人:进化论、犹太思想与宗教关系》早日面世。

(责任编辑:王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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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0695(2015)05-0102-07

2015-06-28

苏州科技学院世界史省重点学科基金项目

采访者简介:王本立,男,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及犹太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