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蒙

(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1167)

国内学界关于国家成长问题的研究述评*

王 蒙

(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1167)

国家问题是政治学研究领域永恒的主题。中国近现代以来国家成长的曲折以及当代国家发展面临的挑战,使得学界日益关注国家成长这一重要议题。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国家成长的研究已有一定的规模,路径多种多样,有必要对此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分析发现,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已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具有本土资源优势,不过在学术积累、前沿理论嫁接和研究方法方面仍存在改进的空间。

国家;国家成长;中国;政治

国家问题是政治学研究领域永恒的主题。中国近现代以来国家成长的曲折以及当代国家发展面临的挑战,使得国内学界日益关注国家成长这一重要议题。目前对于国家成长尤其是中国的国家成长的研究已有一定的规模,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阶段性的总结。

根据学术界共识,国家在形式上表现为政治共同体,本质上涉及利益分配,包括了围绕公共权力而产生的各种活动。从实体上看,它包含政府与社会两大主体,从政治格局上看是一个控制或整合体系。现代国家是近代以来在现代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共同体。[1]1-2现代国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扩展;主权观念;高密度的行政等级体系的诞生、多元政治与控制辩证法;与国际关系同源、暴力垄断与内部绥靖;资本主义体系;跨国交往等。[2]4-5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与成长是矛盾运动的结果。国家成长即是政治矛盾运动的发展——从实体来说是政社矛盾以及阶级/阶层/集团矛盾运动的结果;从价值来说是集体与个人、普遍与特殊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自历史长时段观察,马克思主义点明了国家成长的一般阶段:弱国家(封建主义)—民族国家构建—宪政国家的初级政治解放—经济平等、社会自治的高级政治解放—国家消亡。国家成长包含有丰富而复杂的内容。

一、关于国家成长问题的综合性理论研究

关于国家成长理论的研究,西方是先导。杨雪冬在对国外理论界关于现代国家构建①国家成长、国家构建、国家建设等概念在本文背景中几乎是同义词,所以讨论不作严格区分。的研究作了综合分析后,指出其有多个视角:第一,以“公民资格”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国家构建,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歇尔和本迪克斯。第二,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讨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主要是埃利亚斯。第三,强调资本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人物是蒂利。第四,从社会权力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人物是迈克尔·曼。第五,从革命的角度研究现代国家构建,如巴林顿·摩尔。第六,提出国家具有“潜在的自主性”,代表人物为“回归国家学派”。第七,提出现代国家制度的可移植性限度问题,主要人物是福山[3]。

贺东航则初步指出了研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成长的四条主线:一是国家官僚体制建设;二是国家能力建设;三是政权合法性建设;四是社会生长状况。这四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筑起国家建设的分析框架。[4]作为拓展,林尚立等著《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一书全面探讨了以下内容:“有效政治在大国成长中的作用”、“有效领导:政党在国家转型中的作用”、“民主:中国改革的政治资源”、“法治国家:大转型时代的稳定与发展”、“制度化国家:以宪政提升国家政治能力”、“共和容纳多元:开发协商以创造有民主”、“自治与参与:基层民主与大国治理”、“凝聚核心价值:意识形态凝聚发展共识”等,都围绕“有效的政治创造中国有效的发展与成长”这一主题展开,属于广泛讨论。[5]周全华的《中国政治现代转型的轨迹》、林尚立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以及杨雪冬的《中国国家构建简论:侧重于过程的考察》都以普遍政治史的角度考察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成长,或注重政党作用,或注重国家政治结构与形态,或注重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都是综合性的理论探讨。[6-8]

二、关于国家成长问题的具体研究

目前,国内学界对国家成长的具体研究集中于本土关怀,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具体有以下路径:

第一,从制度创新或法治角度看中国国家成长。林尚立等著《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探讨了“从修宪到宪政: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1992年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创新”、“在运行选举制度中推进民主”、“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等议题。[9]杨光斌的《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和曾峻的《公共秩序的制度安排》分别探讨了制度变迁和制度理性选择与国家政治发展的关系。[10-11]刘建军探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与国家形态更新的关联,认为人大制度的有效运转和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决定中国国家建设的基础要素之一。[12]潘伟杰力图把中国法治建设与国家转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探讨了国家转型设定的三种不同模式(革命模式、建设模式、发展模式)对法治建设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同时分析了三种模式下的法治建设对国家转型的意义。[13]

第二,从财政或政治经济史角度看中国国家成长。刘守刚《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近现代中国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一书研究了中国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所伴随的从传统财政转为现代财政的过程。[1]20-21该书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财政领域重大变革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分析其中蕴含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以及国家成长的过程与逻辑特征。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李芳的博士论文《财产权利、制度变迁与国家成长》认为,私有财产权的生长和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基本路向。

第三,从官僚制/行政体制演化看中国国家成长。张康之从行政发展模式的变化考察了政社关系与国家成长,认为国家行政发展经历了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的发展过程。[14]李强则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角度分析了历次行政改革方案,试图理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改革对国家发展的意义。[15]

第四,从权威构建或权威转换看中国国家成长。周光辉、彭斌回顾了共和国60年来政治发展的历程,认为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基本逻辑是:党和政府首先通过政治组织化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通过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加强政治制度化与民主化的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从而实现构建现代国家的宏伟目标。[16]刘晔从公共权力理性化方面研究了中国的政治成长,具体通过公共权力理性化的发生(现代国家的建立)、发展(党政关系的调整)、传统因素(官僚制)、外部环境(全球化)、内在要求(市场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效治理)等,揭示了理性国家在超大规模社会成长的逻辑与现实。[17]此外,林尚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叶麒麟的《现代国家建构:我国党政关系演进的一种解读》、王建华的《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一项基于中国情境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等分别考察了政党或党政关系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关联。[18-20]

萧功秦的《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转型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三十年》等系列文章指涉新时期中国国家权威模式的转换——从列宁主义和“全能主义”体制到“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新权威主义体制”。[21-22]李强也指出,从全能主义国家到后全能主义国家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构建现代国家,其面临双重任务,即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的能力,在限制国家专断权力的基础上强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23]

第五,从国家能力变迁看中国国家成长。王绍光、胡鞍钢所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明确提出:为了顺应现代化的要求,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建立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维持整个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都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提高国家能力(包括中央政府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推进改革与开放的能力,以及加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能力)。[24]樊鹏、汪卫华、王绍光的《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一文[25]和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欧树军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认证能力研究》则分别研究了国家强制能力和国家认证能力在现代中国的发展。

第六,从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自治或公民社会的发展看中国国家成长。顾昕的《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和康晓光的《论合作主义国家——中国政治前景的选择》强调中国式国家成长应采用法团主义/合作主义的路线以使国家社会双方得到共同发展,这是中国的现实之路。[26-27]叶长茂、虞崇胜对国家与社会的平衡结构进行了强调,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给国家政治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国家应顺应民主要求持续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但同时能够控制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国家与社会之间应建构协作式平衡关系。[28]杨光斌等著《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一文也表达了类似意思,认为必须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关系。[29]

徐勇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探讨了村民自治在中国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他认为,新时期成型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作主,通过农民的主动参与,并在农民的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从而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并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30-31]叶麒麟则尝试从社会个体政治角色的现代性变迁角度来审视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殊成长历程。他认为,在西方是由臣民直接到公民的政治角色变迁过程,而在中国则是经历了由臣民到群众再到公民这一变迁轨迹。[32]王星的《1978年以来中国“国”与“民”关系之历史演进》[33]有异曲同工之妙。俞可平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治理的意义》和王名的《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则详细探讨了中国当代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形态变化的关系。[34-35]容志的《从阶级革命到制度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社会重构》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剖析了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重构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梳理出国家权威崩解、国家权威重建、国家消解社会以及社会重建的历史脉络。[36]

第七,从政治文化、政治知识或意识形态看中国国家成长。何历宇以“政治知识化”概念为基础,对现代政治的成长过程和内在机理给出了别开生面的解读,探讨了“权力与知识的广泛结盟”、“启蒙思想对现代民主制度的促进”、“政治知识在民主制度运作及改进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37]刘建军也对“现代政治的诞生与成长:一种知识维度的解析”、“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政治知识基础变换”等议题进行了探讨。[38]闾小波的《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也做了知识化视角的政治成长研究。[39]而任剑涛的《意识形态与中国改革》则考察了与国家的现代转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型。[40]

第八,从政治发展战略或成长阶段看中国国家成长。早先的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关于“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激烈论争,这涉及政治发展战略问题。之后,学界基本归于渐进式改革路径认同,虽然观点仍不尽相同。林尚立指出,现代化发展一是需要建构有效的权威体系,以创造秩序;二是需要发展有效的民主体系,以保障权利的维护和权力的合法性。中国选择的是从政治有效性出发累积合法性的政治发展路径。[41]陈明明强调以民生政治为主轴来推动国家建设,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由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三步走的战略系统,是以民生为主导的先易后难的渐进过程。[42]叶长茂的《制度转轨的政治艺术:当代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研究》和徐湘林的《寻求渐进政治改革的理性:理论、路径与政策过程》也都对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43-44]

郑永年探讨了民主政治确立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历史逻辑,认为中国也应大体遵循此种逻辑,先进行必要而基础的国家建设,之后再大规模推进民主化,建立一个强大的、容纳民主政治因素的并能推动民主政治的政权机构。他的新著《中国改革三步走》也体现了类似思想,指出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的“三步走”战略可能是中国发展的理想道路。[45-46]叶麒麟则指出,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经历了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到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的转换。[47]而李辉、成武《国家构建理论与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一文提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阶段论:民族国家得以真正的确立;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力。[48]叶本乾也持相似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要沿着以下路径进行:一是国家加强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二是国家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三是健全民主制度,公民社会的发育和生成,法治和宪政的建立。通过以上路径,实现民族—国家、民生—国家与民主—国家。[49]

第九,中国国家成长的动力考察。李景治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因探析》全面分析了中国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包括经济体制改革、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外部环境变迁、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等。[50]熊光清则针对网络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网络政治对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等都会起到促进作用。[51]也有学者强调社会抗争或社会运动的重要作用。谢岳在《社会抗争:国家性变迁的民间反应》中指出,社会抗争随着政策的调整与贯彻而发生变化,政治变迁塑造了社会抗争,社会抗争反过来也塑造了国家政治。文章借用福山的“国家性”概念,从国家功能、国家能力与合法性三个方面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政治原因,以此说明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向。[52]

第十,从政治整合看中国国家成长。南京大学2012年王蒙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过程中的政治整合研究》依次考察了作为历史遗存资源的传统帝制中国的政治整合、开启现代国家成长的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整合、体现国家主义体制消长的新中国的政治整合,以及现时代中国的政治整合实践,力图以政治整合为视角,系统地对中国的国家成长历程进行专门研究。

三、一个拓展性的述评

以上列出了目前国内对(中国)国家成长问题的若干研究路径,总体来看成果丰硕。虽然国外对国家成长的研究是理论先导,国内学界也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其也具有明显的本土关怀。比如,注重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一般意义上的党派)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与中国国家成长的紧密关联;基于“时空压缩”与“后发困境”背景而提出的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国家成长阶段安排;考虑到国家权能的广度与深度、限制与发挥的辩证关系等。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是进行国家成长问题研究的重要指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国家的历史性发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或者拓展为广义的阶级/阶层互动)直接推动国家的成长与变革。另外需强调,(现代)国家成长是双向的,国家与公民、权力与权利相随共长。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现代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化和监控的扩展,必然增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相互联系,所牵涉的互惠性程度越高,控制辩证法为从属群体提供影响统治者的可能性也就越大”[2]246。哈贝马斯也认为,在现代社会,公共权威覆盖到了私人领域之上,国家权力也被社会权力所取代,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53]迈克尔·曼更是将“强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的消长作为国家演进的主要特征。[54]这也是研究者应秉持的重要理论原则。

应该承认,在该研究领域,本土的学术积累和西方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在前沿理论嫁接和应用方面仍有不足。例如,可以进一步借鉴奥尔森研究国家兴衰的理性选择和利益集团竞争视角[55];借鉴蒂利在军事/战争方面讨论国家成长的路径[56];借鉴福山依据“国家—法治—负责任政府”三维框架对大历史的考察方法[57],还应更加注重现时代新鲜经验的探讨。由此,希望学界的相关研究能进一步推进,以提升我国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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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燕)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the Problem of State Growth in the Academic Circle China

WANG M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Nanjing Jiangsu,211167)

The problem of state is an eternal subject of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The intricacy of state growth of Chin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its modern times and th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in front of it make the state growth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in its academic circle.In recent years,researches by various means on the problem of state growth by scholars in this field has accumulated to a certain scale,making it necessary to sum them up for the stage.It has been found by analysis that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in China have absorbe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west and at the same time possessed a resource advantage at home,but there is still a space for improvement in academic accumulation,frontier theory graft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state;state growth;China;politics

D03

A

1672-0695(2015)05-0013-06

2015-07-15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目标下的公共权力制约路径研究”(12ZZD011);南京工程学院创新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矛盾化解与公权制约的路径选择研究”(CKJA201206)

王 蒙,男,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