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红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瞿秋白《多余的话》研究视阈之探讨*

金 红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

瞿秋白《多余的话》自问世起就争论不止,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各种猜测纷纭。如何更客观地解读《多余的话》,关键在于如何为其定位。《多余的话》具有复杂性与多义性,但它更是作者坦诚内心的表达。它有三个研究视角值得关注,即政治、学术、审美。此三种视角有可待深入、求真希冀、广阔的拓展空间之特质,是读者走近《多余的话》的主要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材料的出现,《多余的话》的研究成果自会卓见迭出,但以求真的态度解读这一特殊文本,可以更进一步地走近瞿秋白,还原历史。

瞿秋白;《多余的话》;视阈

由于历史原因,瞿秋白《多余的话》自问世起就令他自己陷入了争议的漩涡。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各种猜测纷纭,说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繁复多义性。从研究视阈上看,作为记传体式、散文写法的真情告白,同时作为中共党内重要领导者牺牲前的狱中所记,《多余的话》势必会引导人们从文学与政治两个层面进行解读。文学与政治虽属于两个不同的视阈,却又是既交叉又共融,文学作品既可以从文学本身透视其涉及与涵盖的非文学维度,政治文章也可以从政治视角参透政治之外的其它内涵。因此,这一文人与政治家双重身份留下的《多余的话》,给后人预留了多种研究的空间。笔者试从政治、学术、审美三方面出发,进一步探讨《多余的话》的研究视阈,以求教于方家,并期冀以此引发对《多余的话》研究的若干思考。

一、政治解读:可待深入的视阈

瞿秋白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将《多余的话》编入“政治理论编”,这一做法本身说明《多余的话》具有政治性。同时,它又被放在“附录”类别中,表明编者虽强调瞿秋白的政治身份,但又不无纠结。的确,对一位曾是执政党领袖的人物盖棺定论,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话语,必可折射他的内心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印迹。在作者、作品、环境、读者等诸多因素的交叉作用下,《多余的话》即使是一篇纯粹的文学作品,但作者的政治身份不可避免地成为分析与解读作品的重要前提。因此,学界较多着重从政治角度研究《多余的话》。①诸如李克长《瞿秋白访问记》(《福建民报》1935年7月3—6日)、王亚朴《怎样看待〈多余的话〉》(《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刘福勤《〈多余的话〉所涉及立三及共产国际问题》(《江苏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季甄馥、张梅毅《革命忧思录——读〈多余的话〉》(《瞿秋白研究》第2辑,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林勃《并非“多余的话”——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人民日报》1995年6月16日)、何振东《“历史的误会”与历史的教训》(《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刘华《炼狱中的狂沙与真纯——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政治文化审视》(《兰州学刊》2005年第2期)、侯涤《最后的告白,忠贞的信仰——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研究》第16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所依赖的《多余的话》“原真性”材料还是不全(所谓“原真”,是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仍然拿不出《多余的话》手稿;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难对1949年以前《多余的话》政治解读的具体内容做深入研究),再加上纷纭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是瞿秋白在党内以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复杂地位和处境,使人们很难判断当时的政治解读究竟是如何定位的。

政治解读有很强的时空特色。据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一文所述:“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且急切地把两者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做出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文章还提到,曾有人问过主席是否读过《多余的话》,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并问大家“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雷颐还提到陆定一的回忆:“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杂志,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后来,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就是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1]18-19但在1950年12月,毛主席又说:“他(瞿秋白)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2]9由此,单从政治层面就可以判断时势因素对评价历史人物的影响。建国初编辑《瞿秋白文集》时毛泽东主席的肯定说法与当时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密切相关,而1960年代初毛主席的看法则离不开当时强调的阶级斗争。至于毛主席将方志敏与瞿秋白作比较,其潜在原因或许仍然是瞿秋白作品中矛盾心态的表达。

“文革”结束后,瞿秋白在政治上得到平反。但中央对《多余的话》的政治解读仍然很谨慎。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1]21而这一连串的“没有”和“不是”,从逻辑学的角度并没有告诉我们《多余的话》究竟是什么。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1]21至此,瞿秋白冤案被彻底平反,彻底推翻“自首叛变”的结论,肯定瞿秋白被捕后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需要进一步研讨的是,党内及学界虽然已经明确瞿秋白毫无“自首叛变”言行,但从政治角度解析这一曲折过程的来龙去脉、厘清“瞿案”之于我党政治生命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目前研究还不多见。尤其是还有一些比较难啃的“关节点”。比如,对于同一个文本,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会有“临难不屈的意志”与“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截然相反的评价?如何解读《多余的话》的“政治”倾向性?与此相关联的,如继1982年为瞿秋白彻底平反后,中共中央等政治领导层对《多余的话》是否有新说法?如何在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文本进行更加细致的政治解读?

政治解读可以向更深更广的视阈拓展,如何深入、如何处理事实与理论、逻辑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是研究者进行政治解读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学术解读:永远的求真希冀

学术乃天下公器,对《多余的话》的学术解读,首先遇到的是置疑《多余的话》的真实性,即判断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认定为是瞿秋白的文字的问题。学界《多余的话》真伪辨,大致分成三个阶段:即1935年至1963年的“伪造”说; 1964年至1976年的“叛徒自供”说;“文革”结束至今的“瞿秋白所作,但是否曾被敌人篡改仍存在些许歧义”说。①详见郭思敏《〈多余的话〉研究述要》,载《瞿秋白的历史功绩》一书,唐茂松、汤淑敏、张寿春、叶楠、蒋兆年选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丁玲对《多余的话》的认同曾得到学界的首肯,她1980年撰文说自己读《多余的话》时,“仿佛看见了瞿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3]。丁玲的认定只能说是一种感性判断,从文学审美维度可以这么说,若从学术维度,则显得证据不足。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叶楠《瞿秋白生平考辩四则》②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叶楠《瞿秋白生平考辩四则》,载《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对《多余的话》“真”的认同也很有代表性。但必须明确的是,我们现在研究《多余的话》参照的都是抄本。也就是说,今天的研究者都是基于这一“真”的抄本进行的,这却是学术研究之“忌”。

执行杀害瞿秋白、时任国民党第36师师长兼抚州警备司令的宋希濂曾这样回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4]41(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以此揣测,我们现在看到的《多余的话》,很可能是经过改动的。因此从学术维度讲,现在的很多解读只能说是一种假设。若未来有真的手稿出现,学术解读的价值将会更高。

学术研究,是一种疑问式研究,质疑精神是研究的出发点。我们细品《多余的话》,也定能察觉出其中隐约透露出的怀疑与思考的精神。而这,又恰恰体现着学术精神。由于自身的思想局限和现实原因,瞿秋白不可能对共产国际、中国革命、历史的走向做出结论。如果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最终遗言,应该如何理解与评价?学界多是从瞿秋白人格角度对《多余的话》的精神内涵进行研究。③如刘德华《灵魂解剖的奉献——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福建党史月刊》1988年第9期)、何景强《诚实的自我解剖与蒙受的内心愤懑——试析瞿秋白〈多余的话〉》(《惠州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刘福勤《复杂的人自剖复杂的意识——〈多余的话〉研究之一》(《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吴小龙《悲情·人格·思考——〈多余的话〉究竟要说什么》(《随笔》2002年第4期)、赵晓春《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人格及人格形象》(《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白葵阳、钟菲《“坦白”告别的灵魂潜语——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人格特征》(《瞿秋白研究文丛》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这似是能够走进《多余的话》的入口,多年的研究成果也确实证明了这一入口的诸多合理性因素。但是,在一个充满政治的社会里,研究瞿秋白这样的政治人物,人格角度往往显得单一,显得力不从心,更何况还有许多推断性的因子存在。

比如关于“民主”的话题。曾有党内老同志将陈独秀与瞿秋白比较,认为陈独秀有家长作风,瞿秋白比较民主。瞿秋白《多余的话》中《文人》一章可见瞿秋白面对党内矛盾纷争时的一些情形:“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什]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5]714-715瞿秋白作为党内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些“策略”和“方法”,是否可以理解为他如何实施“党内民主”、因“怕争论”而在各种方针政策之间做着某种“调和”呢?这种“调和”算不算“民主”?他与陈独秀等其他领导人的做法有无本质的区别?

当我们对《多余的话》作政治与学术的互融性解读时,“真诚”二字往往映入眼帘。瞿秋白当然知道如果自己像夏明翰一样写绝命诗,然后慷慨赴死,也是一定会被戴上光环、尊为烈士的。但是他宁可被曲解,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做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5]719-720——难道瞿秋白真的认为自己是叛徒吗?当然不是。他当然知道一旦说出这番话,就一定会有许许多多不明真相的人认定自己是叛徒。他也十分明白这篇“多余”之词,定会引发“多余”之事。但是,坦白的瞿秋白却只愿坦白内心,不愿戴着漂亮的“英雄”皇冠赴死。即使是死了,也要说出真实的想法。这是不是一种忠诚的态度呢?“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入党誓词应该铭记在心,实践在身。当瞿秋白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时候,他的一生不仅实现了誓词中要求的一切,更有发人深省的学术般的人性叩问。瞿秋白以做学问式的本真态度,为自己“纠结”的心理与政治行为做了铺垫。他在主动走向生命的终点时,也完成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具有学术精神的政治立场。

胡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6]230那么,如何从学术研究维度来纠偏释疑、真正解读《多余的话》?现阶段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有很多。简言之,可有两种角度:一是史实角度。我们期望从现存的尚未完全公布的史料中寻找真相,如《蒋介石日记》中到底有没有关于瞿秋白被捕、处决的记载?因为目前学界还没有人进行整理研究并得出结论。再如目前台湾的档案、南京的民国档案等处究竟能不能查到《多余的话》的手稿?高春林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烈士就义前后》一文曾回忆说:“市上曾印行的《多余的话》的版本,是根据伪三十六师抄报南京的抄本。至于当时南京有无删改,没有见到印行本查对过。可惜,《多余的话》的原件,系我保存在档案内,档案在抗战前保存在南京三牌楼马标营房(即三十六师的南京留守处);因南京抗战失守,档案也遗失了。”[7]449(着重号为本文笔者所加)高春林这里确实说因战火导致档案丢失,但我们仍然不排除希望。因为就学界目前的研究情况看,还没有这方面的确实结论。另,前苏联解密档案中有无关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材料?党的领导人中,还有哪些人评价过或者提到过瞿秋白?我们应该做哪些层面的比较式研究?二是细节研究拓展。如《多余的话》一文前后用语的差别是什么原因所致?在电脑普及的时代,是否可以将《多余的话》与瞿秋白的其他文字做一些量化性比对来研究其写作特征?《多余的话》中,哪些是政治倾向性语言?哪些是文学性文本?两者的用意是什么?这些问题一时难以澄清,且在研究过程中还会出现新问题。但这些琐细的工作对于深入研究瞿秋白,实属必须。

三、审美解读:广阔的拓展空间

相对于学术解读的严谨,审美维度的解读则自由一些。但由于瞿秋白的特定身份,目前审美解读《多余的话》成果还不是很多①如叶楠《也是“心理记录的底稿”——〈多余的话〉的断想》(《常州教育学院学刊》1985年第1期)、韩斌生《心史·哲思·奇文——〈多余的话〉新探》(《瞿秋白研究》第6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罗宁《中国文人之美——〈多余的话〉给我的美学思考》(《全国瞿秋白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范立祥《试读瞿秋白的大散文——读〈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多余的话〉》(《瞿秋白研究》第11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刘岸挺《〈多余的话〉:回家之歌——论瞿秋白的诗性生命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5期)、李潇《伟大的灵魂,悲怆的情感——读〈多余的话〉》(《瞿秋白研究文丛》第2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因此这是一个较为宽广的研究视阈。

从审美视角入手,首先会遇到能否认定《多余的话》为文学作品以及它是否具有审美特质的问题。笔者以为,《多余的话》确为“文学作品”,即使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是一种特殊体例。但它是一部颇具创作潜质、由心而发的真诚告白,因此,审美解读成为必然,从审美维度升华出其它内涵也将成为必然。《多余的话》首先给读者的感觉不是豪放而是婉约:“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5]722这些《多余的话》中特别优美与感性的句子,仅对它做审美式解读的话,就可以给我们以美的语言、美的意境、美的情趣,以及美的思想、美的价值、美的心理期待等等信息。我们会很容易品味出其蕴涵着的高超艺术水准,同时还能以此揣摩瞿秋白此时的心态、情感。这对研究瞿秋白、解读《多余的话》,大有裨益。但审美解读难免不受到政治解读的制约,如同陈独秀在政治上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托派”分子后,他的诗歌、文论等大量作品也几乎不被提及,更遑论审美解读了。

瞿秋白在许多艺术门类中都有很高的造诣。从1949年到“文革”前,在他没有被定为“叛徒”时,因为他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人们更多提及他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创作则极少涉及。而当他被定为“叛徒”后,艺术创作也就成了他的罪名,许多人对他艺术造诣方面的了解来源于批判他的小报。瞿秋白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诗、书、画、印都有很深的造诣。从家族的传承上看,祖上是宜兴的望族,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懂医道。到瞿秋白这一代,虽然家境渐衰,但他还能够5岁起就持续进入私塾、小学、中学读书,18岁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优良的传统文化氛围,以及当时较为进步的西方语言与文化熏陶,使爱思考、爱学习的瞿秋白从小就打下文化素质与艺术修养方面的坚实基础。如他4岁便创作五绝《白菊花》:“今岁花开后,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7]26清雅而略带感伤的忧郁色彩,初见端倪。11岁前后开始学习诗歌、书法、绘画、篆刻等,尤其是篆刻,进步很快,经常给同学刻图章,平时还喜欢写些小品文。[7]181而那脍炙人口的“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江南第一燕》)诗句,直抒率真的浪漫情怀。《卜算子·咏梅》“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更是显现出他深厚的艺术修养与不凡的文学功底。

瞿秋白创作丰富且成就突出,仅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瞿秋白文集》就有14卷,500多万字,而他享年只有36岁。《文集》分政治理论篇和文学篇两部分。文学篇又颇具个性。比如其中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文,被认定为中国现代文坛最早的通讯、报告文学。他1920年创作的一组诗文《心的声音》(包括“绪言”在内共五篇散文,一首诗歌,凡六篇),不仅是瞿秋白的第一本散文诗集,而且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可以大书一笔。因为在白话文刚刚起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能够创作出像《心的声音》这样在形式、内容、语言、格调等方面均具“五四”现代意识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瞿秋白也因上述创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基于瞿秋白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以及《多余的话》本身所具备的审美特质,从审美视角深度挖掘,还可以找寻多种视角。比如,除了传统文化,瞿秋白还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原则。“多余的话”一语,明显源自俄罗斯文学中“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在文学评论领域也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这既说明瞿秋白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也暗示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内心充满着纠结。文学理论方面,当时的中国文坛受前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比较深。虽然瞿秋白熟知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但是如果我们再来认真研究《多余的话》,能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某些影子,再去细细品味瞿秋白有没有受到其他西方文化的影响的蛛丝马迹,这些暗含的细节,恰恰就是我们进一步研读《多余的话》、研读瞿秋白的重要关节点。

作品解读有多种角度,以上提到的政治、学术、审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身处不断变化的多维空间之中,虽然由于时空的距离,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掌握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随着历史的远去、相关利害关系的淡化,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客观、理性地解读《多余的话》。或者,随着新材料的出现,随着对共产国际、中国革命、斯大林、陈独秀等研究的不断深入,《多余的话》也一定会有更新更客观的研究成果出现。总之,不管有多少研讨角度,我们都要以求真、求美的态度去解读。只要有一点进展,能还原一点真实的历史,都是瞿秋白研究意义之所在。

[1]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J].炎黄春秋,2011 (1):17-21.

[2]林源.毛泽东对瞿秋白认识和评价的几个时段[G]∥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瞿秋白研究文丛:第7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3]丁玲.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光明日报[N].1980-03-21.

[4]江东林.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J].炎黄春秋, 2000(5):38-44.

[5]瞿秋白.多余的话[M]∥瞿秋白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何家弘.证据学论坛:第六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7]刘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谱[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袁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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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0695(2015)05-0049-05

2015-07-10

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2014年课题“个性体悟·家国情怀·文化理想——瞿秋白文学篇系列研究”

金 红,女,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