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霞

(大同市博物馆，山西 大同 037009)

女真建国后，仍因辽代旧称，名大同为西京，为金朝五京之一，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金代西京的教育文化继承了隋唐汉文化，近百余年间，西京地区又不断受到女真草原文化与中原南宋文化的影响，其文化教育呈现多样性、独特性。正如杨启光先生所言: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之中，总是在既定的从先辈继承下来的条件里开始自己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借鉴活动。[1](P278)本文试就辽代西京的文化教育发展情况作一简略的概括和分析。

一、金代西京教育机构

女真族称雄中原，建立大金国后，为了巩固政权，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为了提高女真人的汉文化素养，金统治者将学校看作国之大政，风俗所在。故有“学校所在，风俗之所在也”。[2](P3151)

金统治者首先在西京大同府设立学官，教授诸部儿童学习女真文字。《金史》卷51《选举一》：“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3](P1133)待学业结束，择优录取至上京，赐封官职。如著名的辅政大臣纥石烈良弼、纳合椿年就是从学官中走出来的杰出的猛安谋克子弟。《金史》卷83《纳合椿年传》中记载:“纳合椿年本名乌野。初置女真字，立学官于西京 (今山西大同)，椿年与诸部儿童俱入学，最号警悟。久之，选诸学生送京师，俾上京教授耶鲁教之，椿年在选中。补尚书省令史，累官侍御史，改监察御史。”[3](P1872)由此可见，金统治者对本族人民教育十分重视。

此外，女真府学是西京地区又一重要的教育机构。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在中都、上京、胡里改、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西京等22处设置女真府学，其中西京路就有2处。府学置教授一员，尤以女真新进士为优，生员约有600余人。当然，生员来源设有规制，《金史》中记载:“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 ”[3](P1134)

除府学之外，统治者还参照中原传统教育制度，兴建各级学校。这一时期，书院制度在西京地区盛行。书院是我国中央集权制度特有的教育机构，是官府或私人藏书、教书以及治学的地方。至宋以后，随着私学兴盛，书院逐渐跳离官学围墙，从国家图书机关变成讲学、修业之所，为古代教育注入新鲜血液。金代西京大同府的翠屏书院可谓名噪北国。翠屏书院坐落于浑源州南3.5km的翠屏山上，是金代刘撝与右丞相苏保衡告老还乡后所建，二人均在此讲学授业。翠屏书院是金代西京唯一有记载的书院，然由于史料匮乏，其规模如何，体制怎样，现已无从得知。不过从金代浑源州进士世家、文人济济的盛况可管窥翠屏书院对当地教育的深远影响。

二、金代西京科举盛况

教育机构发展的同时，科举取士与日俱盛。金太宗天会二年 (1124年)，为了选拔人才，同时亦为了安抚归附的人民，在燕云地区首开科举取士。《金史·选举志》记载:“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3](P1134)后又规定，“策论试官，上京、咸平、东平各三员，北京、西京、益都各二员。律科，监试官一员，试律官二员，隶词赋试院”。[3](P1145)

在统治者的倡导下，西京地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名流辈出。最富盛名的莫属于浑源刘氏家族。刘氏在金朝五代共出进士9人，加上元初刘郁 (刘祁弟)，共10位进士。刘撝号南山翁，是金初天会二年(1124年)的词赋进士。子刘汲、刘渭是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孙刘亻品、刘俨、刘似前后恩赐及第，曾孙刘从益、刘从禹分别在大安元年 (1209年)、正大七年(1230年)进士及第。刘从益子刘祁、刘郁同样进士入仕。尤其是刘祁“文名满天下”，为金末元初文坛领军人物，对金元文学影响深远。刘氏一门五代才子，此乃古今鲜有，因此，著名文学家赵秉文为刘氏书曰:“丛桂蟾窟。”[4]

浑源雷氏，同样是金代有名的进士世家。雷思是刘撝的岳父，皇统二年(1142年)中进士，官至同知北京转运使。子雷渊，至宁元年(1213年)及第，是金末元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金代西京科举尤盛，入仕者多，除浑源刘氏、雷氏外，还有诸多进士及第者。据不完全统计，金代西京地区进士及第人物约有57人之多，涉及到西京地区的大同、浑源、应州、山阴、马邑、广灵、右玉、弘州、天镇、天成、丰州等，基本达到全覆盖。

金代西京地区科举取士十分兴盛，特别是应州、浑源，中进士者颇多，出现了不少进士世家，更有千古名流的文学大家，这种举世盛况自古鲜有，可谓空前绝唱。

三、金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金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影响。女真族策马扬鞭，灭辽国，覆北宋，定北京为中都，以大同为西京，开封府为南京，疆域扩展到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区域，雄踞中原。为了加强统治，金统治者因汉制，袭汉俗，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同时刊刻颁印汉文典籍，供女真人学习、鉴阅。金政府推行汉制，重视教育，无疑为金朝文学发展开辟良好的政治环境，西京文学的繁荣即是典型范例。

金代西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是浑源刘祁与雷渊，此二人在璀璨的金代文坛上颇负盛名，是金代文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所著诗集及文集对后世影响颇深。

刘祁(1203—1250年)，字京叔，自号神川遁士，是浑源刘氏家族最杰出人物。金末战乱，刘祁被困汴京 (今开封)，后历经艰辛，由河南、山东辗转两千余里回到故里，筑室名“归潜”以居。因感:“昔所兴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4]于是开始写《归潜志》，意在“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4]

《归潜志》内容涉及范围广，史料价值高，书中编著了金末百余人物小传，另附杂记遗事、金哀宗亡国始末、崔立谋乱及金盛衰原因等卷宗。此书与元好问《壬辰杂编》并称为金代两大史实著作，然元书已佚，独此书尚存，故弥足珍贵。金代史官研究金朝史料后说:“凡《从言》、《松漠记》，张棣《金志》等书皆无足取”，而“刘京叔《归潜志》郁与于元裕《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独有足微者焉。”[4]

雷渊 (1184—1231年)，字希颜，是金代宋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其诗文构思奇特、洒脱奔放、遒劲雄奇，在金代文坛独树一帜。元好问在《希颜挽诗》中，评价他为“中朝第一人”。除刘祁、雷渊外，西京地区还有李纯甫、刘郁等文学大家。正如刘祁所言:“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传《云中三老图》，魏参政子平弘州顺圣人，梁参政甫应州山阴人，程参政辉蔚州人，三公皆执政世宗时，为名臣。……余在南州时，尝与交游谈及此，余戏曰:‘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4]元好问更言:“晋北号称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时，发策决科者常十分天下之二，可谓富矣。”[5]

综上所述，金代西京地区的教育文化极至巅峰，不仅有女真直学、西京府学、乡学书院等这样的教育机构，还出现了前所未有、后代莫及的科举取士盛况，以至于出现了刘祁、雷渊、李纯甫这样的文学大家，这无疑为西京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的辉煌奠定基石。金代“晋北多士”的盛况一方面是金统治者大力提倡汉学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西京地区多民族融合下的产物，当时的西京是南北文士汇聚之地，是东西文化交汇之所，其文士辈出，诗学繁盛，是顺理成章之事。因此，从金代传世文学作品可见，西京文学在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1]杨启光.文化哲学导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

[2](金)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寿阳县学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3](元)脱 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金)刘 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元)元好问.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