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星星，何自荣

(1.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兰州理工大学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引言

《诗经·卫风·氓》主要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由相识到相恋，再到最后相弃的整个过程，男子与女子自小相识，“总角之宴，言笑晏晏”，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但面对婚姻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女子还是抱以谨慎的态度，对氓说“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媒人的作用可见一斑，然而媒人在西周社会的婚姻缔结中究竟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又发挥怎样的作用?西周《周礼》有云“中春二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1](P327)在法律和礼义所不禁止“私奔”的二月，诗中女子并没有和氓选择“私奔”，而是坚持“秋以为期”，以期一个形式合法的婚姻，然而在宗法等级制度森严，礼制严苛的西周社会，统治者为何允许“奔者不禁”?本来西周关于婚姻缔结规定了一系列的程序，即所谓的“六礼”，在男子与女子“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后，男方携带礼物向女方家提亲，然而“六礼”在西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婚后女子承担了氓家里的全部劳作，勤勤恳恳没有违背婚姻，但是氓却有了新欢，西周“一夫一妻制”的本质是什么?“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尽管女子勤俭持家，但最后还是被粗暴地抛弃，“三不去”原则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保护奴隶社会妇女的婚姻权利?文章将针对上述问题，对西周婚姻制度的实质进行分析。

一、媒人与西周婚姻关系的缔结

(一)媒人产生的原因 在群婚制时代男女的结合不需要中间人介绍，正如《列子·汤问篇》所言:“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直到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由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为了保证财产和地位由自己亲生的后代继承，群婚时代的自由结合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此时婚姻中联络男女双方的中介——媒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根据陈顾远先生在《中国婚姻史》中对“媒人”的定义，媒人具有中间人的性质，是买卖婚时代的产物，当买卖婚过渡到聘取婚时代，买妻卖女之居间人演变而为媒妁。[2]媒人一般都是由本氏族内部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他们为青年男女的婚姻奔走，充当成人之美的社会角色，备受人们的尊重和信赖。

(二)媒人的作用及存在的必要性 西周社会非常注重媒妁的作用和功能，“男女无媒不交。”“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周礼·地官·媒氏》规定国家设媒氏“掌万民之判”，管理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的婚姻。《诗经·鄘风·螮蝀》篇中说道:“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3]意思是说女子不通过媒妁之言，不禀报父母而同旁人私通，为社会所不齿。婚姻的缔结，缺不得“父母之命”，更少不了“媒妁之言”的撮合。在西周媒人的出现也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1.男女双方信息需要媒人进行匹配

“同姓不婚”是西周婚姻所遵循的原则之一，人们在长期的种族繁衍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因而形成“同姓不婚”的禁忌。然而在宗法制度森严的西周社会环境下，男女有别观念和礼制的束缚无处不在，尤其是在小农社会信息闭塞，家庭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了解的现实情况下，如何才能得知与婚嫁有关的信息?此时媒人的作用立竿见影，如果男方看中了某女子，则可以请媒人代替自己前去探访，询问并反馈女子的相关信息，以确定生辰八字是否相符，是否门当户对，在对双方家庭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媒人扮演着信息传递的重要作用。在西周媒人做媒的过程也是其履行职责的过程，如判断男女双方的结合是否有违礼制，以及是否符合婚姻制度的相关原则，这些也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

2.两性关系也需要媒人进行指导

西周时期人们关于两性关系认识不清，存在普遍的淫乱现象。《左传》就有关于周人“淫乱”的记载，比如《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说的是卫宣公和父亲的姬妾私通，生急子。又如《左传》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讲的是齐襄公和文姜通奸的事情。无独有偶《诗经》里面也有描写或讽刺社会淫乱现象的篇章，如《诗经·齐风·南风》描写兄妹相奸，《诗经·邶风·新台》描写卫宣公强行霸占儿媳的事情。为进一步规范两性关系及婚姻关系，以防止社会淫乱的发生，媒人扮演了两性指导和宣传婚姻制度的重要角色。“凡男无家女无夫者，即为主婚，以王命会之，免其怨旷，一则保人廉耻，一则顺民所欲……俾鳏寡者各如其愿，无私合之名，免淫奔之俗，于社会风化所关甚大也。”[3](P289)

(三)媒人既促进婚姻缔结又妨害婚恋自由 媒人在我国源远流长，“从西周开始一直到现今媒人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它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走向了文明和进步。”[4]为男女双方实现符合“六礼”程序要求的婚姻目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媒人”也暴露出其在西周婚姻制度中的局限性。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推进和发展的过程，西周的婚姻制度不可避免的会对后朝后代产生影响，而过分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抹杀了婚姻关系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意愿，也必将为造成很多爱情悲剧埋下了伏笔，这就严重地限制了男女的恋爱自由，以及婚姻双方对婚姻的自主选择权。虽然媒妁行为符合当时的“礼法”要求，也维护了社会秩序，但后期实质上已成为封建包办婚姻的帮凶，成为社会的一大诟病。

二、西周“奔者不禁”新解

(一)“奔者不禁”的缘由和真正内涵《周礼·地官·媒氏》载:“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关于西周男女相恋，仲春二月可以私奔的解释历来争议不断，有学者认为这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历史遗留，并将“奔”解释为“淫奔”，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主要理由在于:《周礼》又称《周官》，主要讲述的是周代的官职和政治制度，《媒氏篇》也是出自于《周礼》中的一部分，试想“周公制礼”，以“礼”来规范社会行为，又为何会鼓动男女“淫奔”，故笔者认为《媒氏篇》中的“奔者不禁”一定是在满足一定社会条件下缔结婚姻的特殊现象，而条件应该包括“奔”的时间和“奔”的年龄两方面。

1.关于“ 奔”的时间

关于“奔着不禁”的时间，原文中引出的时间是“仲春之月”，也就是每年的春天二月份，依据古文记载，婚嫁一般集中于秋冬季节，姚际恒《诗经通论》说道:“古人行嫁娶必于秋冬农隙之际”。[5]故聘问嫁娶之事皆在秋末至春初的农闲时节举行。而仲春之月是西周社会嫁娶的尽期，也就是从事农桑之前的最后期限内，若此时适龄男女不具备缔结婚姻的某些条件，而无法缔结婚姻的情况下，比如“六礼”程序繁冗复杂，男方没能按照“礼”制的规定行婚嫁之事，此时若再禁止结婚，势必会减少缔结婚姻的总数量，影响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因而统治者才不得不放松“礼”制限制，才“令会男女，奔者不禁”。

2.关于“奔”者的年龄

关于古代婚龄有“三时”之说，即正时、及时和失时，所谓的“正时”指男子20至30，女子15至20；“ 及时”是指男子 30， 女子 20；“ 失时”是指男逾30，女逾20。有学者认为，“令男30而娶，女20而嫁”中的年龄是“正时”的年龄，但在人均寿命只有40余岁的西周社会，男女婚嫁“正龄”不可能会那么晚，这不仅有违背人生理发育的规律，同时也违背统治者鼓励生育的政策，在农耕社会里，人口就意味着最大的生产力和财富，就意味着国力。《周礼·媒氏》中“令会男女”的“令”字就集中体现了统治者鼓励婚姻、鼓励生育的这一思想。[6]因而“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的年龄不是“正时”的年龄，而是“及时”的年龄，说明西周男女只有快到晚婚的年龄，才可以逾越“六礼”强制性规范而行婚嫁之事。

而《周礼·媒氏》所谓“司男女无夫家者而会之”中之“会”并非称男女约会，而是针对男女婚嫁而言的，其规定所“会”的对象，除超过婚嫁年龄者，因而男30、女20以上仍未能备礼而婚嫁者，在仲春二月可以不必以“礼”的规章来行婚嫁之事，男子可以直接和女子结为夫妻。“仲春之月，奔者不禁”的经文原义当在于此。

(二)“奔者不禁”鼓励婚恋，利于发展农耕生产“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并不是群婚制时代的遗俗，更不是没有条件的“私奔”，而是在特定时节特定条件下男女婚姻结合的特定形式。这种结合从社会角度来说，适时满足了青年男女的婚嫁需求，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积极促成婚姻又有利于人丁繁衍，而对于农耕文明的西周社会来说，增加人口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必备要件。同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人口的多寡与国家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因而适时的鼓励婚姻和促成婚姻，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社会普通大众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可尽管统治者鼓励婚姻，却不能真正做到保护适龄男女婚姻的自由和权利，也无法改变阶级社会中男女婚姻不平等性的社会根源。

三、“六礼”是西周宗法制度下婚姻缔结的程序

(一)“六礼”与《诗经》“六礼”是西周婚姻缔结的重要程序，一个符合“礼法”的婚姻必然遵循“六礼”的程序要求。“六礼”见于《仪礼·士昏礼》，具体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部分内容。

“六礼”在《诗经》中多有体现，如《齐风·著》、《齐风·丰》、《召南·何彼矣》、《小雅·都人士》、《车》、《鸳鸯》和《大雅·韩奕》等， 给我们展示了那一时期婚姻礼俗的一个侧面，而贵族王侯的婚嫁场面则更加宏伟壮阔，比如《诗经·召南·鹊巢》篇说道:“…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7](P117)贵族王侯的女子出嫁，备车百辆进行迎娶和护送。而关于“请期”《卫风·氓》有这样的描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男子以交换蚕丝为名，行谈论婚嫁之实，这是逾越“六礼”的，所以女子婉言推翻了婚期，并解释“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由此可见，西周社会婚姻缔结普遍遵循“六礼”程序的要求。

(二)“六礼”对包办婚姻的庇护“六礼”虽说只是婚姻缔结的程序性要求，但是“六礼”所代表的“重视占卜、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社会价值理念根深蒂固。婚嫁之事任由父母做主，听从媒妁指导，这也正是宗法制度下，“周礼”干预婚姻的结果。周代如此重视婚姻礼制，决不是从婚姻本身的意义上考虑的，而是出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大家庭利益的目的。[8]如《礼记·昏义》所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种婚姻的全部意义就是传宗接代。“六礼”重卜、重媒和重父母之命，唯独不重当事人的意愿，忽视爱情本身，客观上剥夺了婚姻当事人自由婚恋的权利，不可避免地要造成《诗经》中描述的男女悲剧。

四、西周婚姻妻妾制与继承制度

(一)“一夫一妻多妾制”与“嫡长子继承”“一夫一妻制”也是西周婚姻制度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一夫一妻”是指按照西周宗法制度的要求，无论天子还是平民百姓，一男子只能娶一个女子为正妻，由此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婚姻共同体，正妻必须经过聘娶大礼迎娶。而西周规定“一夫一妻制”的同时，还允许“夫”纳妾，即实际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夫在家庭关系中享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妻妾居于从属和辅从地位，但同时妻和妾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别，娶妻而纳妾，娶妻需按照“六礼”的程序迎娶，而妾的地位则相对要低的多，纳妾时的彩礼通常被称为“买妾之资”，妻妾身份地位不得僭越。对此，很多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主张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认为妻和妾地位尽管有差异，但无法改变妻妾的从属地位，但无论学界如何争议，这与现代婚姻法上所强调的“一夫一妻制”没有相同的源流，我国《婚姻法》所主张的是绝对的一夫一妻制，即一个符合法定婚龄和其他条件的男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且只能和一位符合法定条件的女子缔结夫妻关系。

妻和妾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分明，与西周的继承制度密切相关。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正妻所生的长子，“立嫡以长不以贤”这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其目的在于实现宗法家族内的权力和财产的顺利继承，而这也迎合了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缘于男女经济地位和权利的不平等 首先，“群婚制”过渡到“聘娶婚制”后，夫权占据了家庭关系的主导地位。夫享有经济大权，妇女是处于从属地位，不能平等享有权利，因而无论是“一妻”还是“多妾”，“夫”永远只有一个且处于家庭关系的中心地位，“ 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妇女结婚后，终身依附于丈夫。丈夫生前不得离异，丈夫死后自己也要守节。

其次，上古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在劳动生产方面，男子比女子更具有天然优势。因男子比女子能够创造更多的劳动成果，所以男子往往处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心。经济地位以及社会资源占有程度上的差别，就已经决定了西周男女在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此外无论是“法”还是“礼”，都强调妇女对于丈夫绝对的服从和忠诚，这也就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婚姻价值观，妻妾百般讨好丈夫，以防止被丈夫抛弃而得不到良好的社会资源的保障，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能“妻妾成群”的人在社会中必定占有相当数量的资源可供消耗和分配，也就是说能娶妻纳妾的人经济水平还是相当可观的，而经济水平也决定了男子可以掌控婚姻离合的大权。

所以《卫风·氓》中尽管女子没有过错，“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但是氓这个男人却仍然可以“二三其德”、“至于暴矣”，而女子对此却没有丝毫的救济措施，经济上的独立才是制度和价值观独立的前提，在中国古代社会，妇女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思想价值观上都难以做到独立的地步，自己的命运难以自己掌控也是可想而知的。

五、“七出三不去”是西周婚姻解除和限制解除的条件

(一)“七出三不去”内涵与外延西周婚姻解除条件和限制解除的条件可以归纳为“七出三不去”，其中“七出”是解除婚姻的具体条件，而“三不去”则是对“七出”所做出的限制。[9]“七出”是指:一无子，二淫，三不顺父母，四多言，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男尊女卑和嫡长子继承制的社会现实下，不能繁衍下一代而断绝家族香火对于家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而此项为休妻理由之首。“口舌多言”指拨弄是非和离间亲属，破坏家庭和睦。“妒忌”一般是指对丈夫纳妾的愤恨和不满。“恶疾”是指耳聋、眼瞎、腿残疾等疾病。“三不去”是对“七出”的限制，一是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二是与更三年丧不去，三是前贫贱后富贵不去。第一是指结婚时女方父母健在，休妻时女方家人已世，此时休妻违背道义故不得休妻。二是妻和丈夫一起为已故公婆守孝三年，妻子已尽孝道，故不得被休弃。三是男女结婚时贫穷，婚后经夫妻共同努力而富贵，此种情况若休妻则不符合道义。

(二)“三不去”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女子婚姻权利是否所有的“七出三不去”都在实施的过程被严格遵守，答案是否定的。拿“无子”来说，虽然妻子没有生育子嗣可以被男子休妻，但此规定并非针对所有人，《易·同人》有记载“天子诸侯夫人不出”，《易·鼎卦》注云:“嫁于天子，虽失礼，无出道，远之而已。天子以天下为家，其后无所出故也。”从以上相关古代文献中可以得知，天子以及诸侯所取妻子即使“无后”，也不能“去”之。由此，我们猜想适用“无子而去”的对象只能是那些只有一个妻子或妻妾均没有子嗣的庶人了。

(三)“七出”是男方单方面的权利西周时代的“七出”是法律赋予男子单方面出妻的权利。这一权利男子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是一种选择性法律规范，它无强制性也无须经过官府判决。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置女子于卑幼的地位，因而出妻的特权往往操之于男方父母，有时并不完全出于“夫”本人的意愿，也就是说有权决定妻“出”的主体不仅包括“夫”，甚至还包括“夫”的父母。西周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会最大限度的保障君权、父权和夫权，进而稳定社会关系，在婚姻家庭方面，尽管规定“三不去”作为保障婚姻的制度，但归根结底“七出”休妻的权利仍在于男方。

结语

在西周社会，男女婚姻关系缔结必然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媒人一方面可以促进婚姻缔结，另一方面也会妨害婚恋自由，抹杀男女自由意志。尽管统治者提倡“仲春二月，奔者不禁”，但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增加农业人口和维护社会稳定。婚姻缔结遵循“六礼”程序，而“六礼”实为宗法制度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庇护。“一夫一妻多妾制”和“七出三不去”的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夫权，巩固宗法统治，而女子往往处于被动从属和被支配地位。阶级社会中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从根本上决定了男女婚姻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所以《诗经·卫风·氓》中的女子，尽管从父母之命，尊媒妁之言，严格遵守宗法礼教和婚俗，婚后也勤勤恳恳和任劳任怨，无任何违背法律和礼教的过失行为，但是却惨遭被男子抛弃，经济上的从属性和人身依附性是西周女子婚姻和命运多舛成为必然。

[1]徐正英，常佩雨译注.周礼[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4.

[2]张继军.先秦道德变迁论[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6.

[3]王秀梅译注.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郝建平.中国古代的媒人浅议[J].天府新论，2010(04):123-127.

[5]吴超华.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6.

[6]孙红彬.《诗经》中的“媒”与周代的“奔者不禁”[J].文博，2002(04):24-29.

[7]杨永胜主编.国学经典大合集[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2.

[8]杨 准.从《诗经》看周代妇女的地位[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2.

[9]吴慧娟.西周婚姻法律制度研究[J].兰台世界，2013(03):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