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像时代,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正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之中,从而改变着我们的审美方式.2011年,由严歌苓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金陵十三钗»被搬上大荧幕,这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影片,一上映就获得了各方的好评,这也促使我们开始关注小说文本本身.在当今文化语境中,更需要重提经典,应回归文学经典的文本阅读,借助图像使人们再次发现经典的魅力.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G8275(2015)05G0096G02

收稿日期:2015G09G16

作者简介:孙笑(1991G),女,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把世界表述为“图像时代”,指出了世界作为图像被把握和理解这一现象. [1]179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文学作品成为当前影视创作的重要源泉,这不仅打破了文学经典一贯的权威地位,也使文学经典以新的形式走进大众的生活.2011年,由严歌苓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这部斥资6亿的战争题材的商业影片,一上映就取得了不菲的票房成绩.张艺谋在保留核心故事的基础上,对小说进行了较大改动,这再一次将经典文学作品从文学文本到影视文本转变的意义和尴尬推到了风口浪尖.虽然«金陵十三钗»的电影版本可以使人们再次回归到对小说文本的阅读上,但是改编过后也面临着缺失文本审美意蕴、人物删减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文本与影像的互动———«金陵十三钗»的改编

巴拉兹认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影片制作者在着手改编一部小说时,就会把原著仅仅当成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 [2]280电影与文学作为两种艺术形式,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改编后的电影与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差异.电影作为一种影视艺术,具有时间上的限制,而文学则没有,文学作品可以把作者想要表述的一切内容详细说出来,而电影却不能.为了让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看清故事的整体脉络,把握到原著想要表达的主题,就必须对小说原著的所有细枝末节进行删减,包括小说的主要人物、主要情节和小说本身的叙事方式等.

(1)人物、情节的改编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普通的南京民众,在极度严寒的环境中,在国家存亡之际,同仇敌忾、奋起反抗,终于重获新生的故事.1937年的南京,残破不堪,满目疮痍,以赵玉墨为首的窑姐们闯入了以孟书娟为首的教会女学生所在的教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群体,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同吃同住,她们从最初的互不相让到最后的共同抗敌,表现出了在极端环境下的人性之光.这本小说篇幅不算太长,但是要改编成一部146分钟的电影,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张艺谋导演将焦点放在两种女性群体上,删减了赵玉墨的情感线索,删除了法比等主要人物,增加了李教官、约翰这两个新的人物形象.这样的处理不仅可以理清故事的整体脉络,而且符合电影的创作要求,叙事简洁、矛盾冲突更加集中,更契合观众的欣赏水平.

首先,小说原著中重点刻画的两个军人:戴涛和李全有,转换成电影里的李教官.戴涛和李全有为了逃命躲进教堂,被日军发现后被残忍杀害;而李教官是为了救助小兵王浦生才来到教堂,安顿好他后便立刻离开,并且在日军进驻教堂时抵抗到底,最终牺牲.李教官是在战争中死去,这是作为一个军人最后的骄傲,这样的改编不仅契合原著,而且使得中国军人的形象更加高大.其次,电影中删减了小说里最重要的两个男性人物:英格曼神父和法比,以假神父约翰来代替.小说文本中,英格曼神父是女学生和教堂的保护者,法比虽然有时举止轻浮,但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守护教堂,但这二人在电影中都被约翰所取代.约翰为了赚钱来到教堂,为了保命假扮神父,而后看到女学生的惨死联想到自己夭折的女儿,这才承担起了保护女学生的责任.为了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和立体,张艺谋导演将赵玉墨与戴涛之间的情感纠葛转移到约翰的身上.这样的改编不仅可以赚取更多的眼球,而且在情节安排上更显合理.

(2)叙事视角的转换

在小说原著中,作者运用了两种叙事视角:叙述人“我”以及“我”的姨妈孟书娟.叙述人“我”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但不是亲历者,所以从“我”的口中讲述出的故事会失去一些真实性,因此加入了“我”的姨妈孟书娟的叙事视角,通过这两种视角的灵活转换,来增加故事的丰富性和立体感.作者将“我”和“我”的姨妈书娟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在“我”的描述中,让读者通过“我”的姨妈书娟的视角来观察这些妓女们的一举一动,制造悬念,提高读者的审美感受.但是在电影中,只运用了书娟的视角,观众通过书娟来了解这些妓女,体察她们的内心,这样的改动简练了影片的线索,使剧情更加简洁易懂.

二、从文本阅读到影视欣赏———«金陵十三钗»文化审美意蕴的缺失

文学作品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文学作品通过语言来营造一个多元立体的世界,读者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获得不同的审美愉悦.而电影则是通过直观的视觉传达和听觉影响来为观众创设一个具体的影像,通过场景的不断变化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塑造出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向观众传达出导演和编剧们想要表达的内容.因此,在由小说文本向影视作品改编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小说作品本身审美意蕴缺失的问题.

(一)民族批判视角的消失

在原著中,作者在抨击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犯下的重大罪行的同时,也反省和批判了中国人自身的行为.小说开篇,就指出南京遭受如此巨大的灾难主要在于中国人本身,由于政府判断失误,下令所有士兵撤离南京,这一举动导致南京城里所有手无寸铁的百姓以及未收到撤离命令的下层士兵遭到日军的疯狂屠杀;而后李全有和王浦生侥幸躲过一劫但最终难逃日军的屠杀,也是由于有中国人告密.在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人自身的批判,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反思.尤其是小说中将英格曼神父和妓女们设定为女学生的保护者,更是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巨大讽刺.

但在电影中,一开始就通过书娟的视角描述了日军的强大和中国士兵的弱小,这才导致了南京的沦陷.然后通过李教官救助女学生这一情节,表现出了中国军人的高尚品格.李教官在发现日军进入教堂对女学生施暴时,不顾自身安危,迅速地在教堂周围巧设战场,消灭了来教堂骚扰的敌人,也牺牲了自己.在李教官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英雄主义情结以及中国人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虽然电影做出这样的改动更加符合观众的心理,但是却没有揭示人物的复杂心理和精神成长历程,使民族批判的意味大大降低.

(二)女性主义色彩的淡化

在小说中,女学生是纯洁善良的,妓女们是肮脏下贱的.自古以来,女性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而赵玉墨这些窑姐们更是生活在会底层的底层.由于战争,她们进入教堂,不仅被神父看不起,而且被女学生唾弃.最终为了保全女学生,神父选择把她们交出去,只因为神父认为“她们不够纯,是次一等的生命”.对于神父的决定,赵玉墨只能接受,因为这是她们的宿命,身为妓女,本身就是受到蔑视和唾弃的.而女学生是民族尊严和纯洁的代表,保护她们就是在保护民族尊严和纯洁.以玉墨为首的窑姐们也曾是天真的少女,她们明白女学生的处境,保护女学生等于保护她们的当年,所以她们选择代替女学生赴宴.而当她们被带走后,就获得了女学生的尊重和同情,她们开始模仿窑姐们的语调和行为,以此来解放自己.小说描写了两种不同的女性群体的精神转变,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

但在电影的描述中,窑姐们起初是置身事外的,但由于日军在清点女学生人数时,一个妓女为了找猫被日军当做女学生也被记录下来,这样就把女学生和窑姐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当看到这些女学生为了保全自己的纯洁选择自杀时,赵玉墨她们跳了出来,只是因为要改一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骂名.电影表现的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优良品质,是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妓女们英勇赴宴的行为,因此淡化了小说原著中的女性主义色彩.

三、图像时代对文学经典的反思

«金陵十三钗»这部电影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上映以来,关于改编效果不及原著的苛责之声众多,这使我们不得不对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现象进行反思.在图像时代的今天,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阐释方式.但是,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进行改编时也产生了一些会使文学经典的内涵和深层价值被削弱的现象,如对商业价值的过度渴望,对文学经典本身的颠覆改编等.因此,如何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是值得社会关注和思考的.

不可否认,影视作品作为文学经典重新走进大众生活的一种新的方式,对文学经典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文学经典进行影视改编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重新关注小说文本,要回归到文学经典本身的阅读上来.接受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姚斯曾经说过,“文学作品并不是对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的客体,并不是自言自语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是一部乐谱,时刻等待着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同变化的反响.” [3]按照他的观点,文本本身存在许多意义空白,读者通过阅读,结合自身的经历来填补这些空白.因此,文本的阅读过程也是它的意义再创造的的过程,是读者对文本符号创造性建构的过程.尽管影视改编会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经典的关注和传播,但也有其弊端,对于这种新生的形式,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地否定或排斥,而是对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现象进行理论反思,认清其利与弊,判断其是与非.在此基础上,积极建构文学经典影视改编的系统理论来指导新的文学经典影视改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