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璐（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从译本形成过程看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的适应与选择

唐文璐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摘要：理雅各英译中国典籍在翻译史上享有重要地位，是理雅各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准确把握目标读者、取舍翻译原则和方法的结果。从译前、译中到译后，翻译活动的每一步都体现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对理雅各译本形成过程的分析说明，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注重考量和协调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影响因素，并与之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适应选择论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年）作为系统研究和翻译中国典籍的西方汉学第一人，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他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译者历史和静态文本的语言学特征上，而对环境给他造成何种影响、他如何适应环境以及其对翻译产生了何种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事实上，译者从来不是孤立的，译本也不应该与文本外因素割裂开来，翻译过程实际就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通过文本与环境互动的过程。基于理雅各特殊的时代身份及其翻译活动具有的典型意义，从宏观角度审视他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有利于深化对译者身份和作用的理解。本文拟借助翻译适应选择论，以译本形成过程为轴，来探讨理雅各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

一、翻译对象上的适应与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翻译生态环境因素所左右”。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是译者不断根据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选择的过程[1]。翻译活动中译者所面对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译什么”。理雅各选择翻译中国典籍，是完成传教使命、促进交际以及文化输出等多个维度目标的现实需要。

理雅各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源于教会的客观需要。在这个翻译生态环境中，读者因素是不容忽视的要件，因此身为传教士的理雅各被“选中”也不足为奇。理雅各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古典文学基础也促成了其被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所选中，而他自幼对中国的好奇和热爱也给研究和翻译提供了源动力。

事实上，选择中国典籍作为翻译对象也是对时代背景适应的结果。强大的儒家意识形态让理雅各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人，要融入相对封闭的中国，了解中华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何况作为一个传教士，需要与中国人进行更多更深入的交流，作为中国思想根基的传统典籍更不可忽视。他曾在《中国经典》第一卷前言中说明，“一个西方来华传教士，如果他没有完全掌握那些中国经典，还没有亲自调查那些中国圣贤们曾经涉足的思想领域的话，他就不适合他所担当的职责和正在从事的工作”[2]。

研究翻译中国典籍的最终目的还是输出基督教文化。一方面，理雅各把中国典籍视作一项重要资源，力图在其中发掘中国传统思想与基督教的相通之处，如将儒家思想中的“天”等同于基督教思想中的“God/Heaven”，将“孝”译为“piety”或“filial piety”，较之翻译家辜鸿铭的“good”和汉学家刘殿爵的“good”或“dutiful”，明显多了一丝宗教意味。他采纳了这些中国人熟知且不违背基督教义的概念，以期用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传播西教；另一方面，理雅各等人采用适应性传教策略，也是希望培养出一批兼具传教热诚和本民族文化特性，能反过来向同胞宣扬基督教文化的华人青年，这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异质文化间的交流。

可见，理雅各将中国典籍作为研究和翻译对象，一方面是他对自身能力和需要的适应与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可以说，在选材阶段，翻译生态环境的客观要求和理雅各的主观倾向形成了同向合力，于是中国典籍的翻译既是必要，也成为必然。

二、翻译原则上的适应与选择

明确了翻译对象，译者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译”。既然是以传教为出发点，那么典籍中知识信息的传递自然重于文学欣赏性的表达。理雅各将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印在《中国经典》的每卷上，体现了他“对于原文的忠实，要超出对于行文雅致的关注”[3]前言的翻译原则。这里的忠实，即在保证内容准确和可以理解的基础上，再现原文行文特点。汉语喜用对称重复结构来增强气势，理雅各便常以相同手法对译。

英语忌反复冗余，但理雅各认为译者“没有改动的自由，除非原文译出来让人绝对看不懂”[3]前言。原文作为源语文化的载体，其内容直接指示文化意象，结构形式也能反映源语世界的思维模式。要尽可能多地向读者传递源语文化，译文不仅要尽可能保持原文意象，还要尽量遵从和展现原文的语言规范，向原文靠拢，尽量少作归化处理。正因为此，当译文文采与忠实发生冲突时，出于保留原文特色的考虑，理雅各选择了文采让步于忠实。翻译原则体现在具体译例中，可以比较两位译者对“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一句的处理。理雅各译为“To tell, as we go along, what we have heard on the way, is to cast away our virtue.”[3]324与翻译策略取向偏向归化①的刘殿爵的翻译“The gossip-monger is the outcast of virtue.”[4]146相比，理雅各更重视保留原文句型包括主语形式。

对于理雅各的这种忠实，辜鸿铭虽然肯定了他的严谨，但仍明确表达了不满。在辜鸿铭传播中国文化、改变普通西方读者态度的翻译目的下，译文的易懂性和可接受性自然是首要关注的对象，形成与理雅各截然不同的读者导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原则概括为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5]。从以上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理雅各的忠实原则体现了他的多维适应与选择：首先，理雅各的翻译目的是介绍异国文化以达到知己知彼，其直接目标读者是传教士同行，无论是他们的语言水平、接受能力，还是阅读目的都决定了这样的翻译必须建立在忠实的基础上。其次，从源语角度看，中国典籍语言古朴精炼，哲理意境深远，富有权威性和神圣性，忠于原作语言和风格，体现了译者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再者，忠实严谨的释经原则与理雅各的经历和性格不无关系：大学严格的语言训练及在神学院接受的神学训练都为他的读经释经打下了扎实基础，苏格兰独立自由的宗教学术氛围和他从小养成的坚韧开拓的品质也间接促成了他严谨求真的翻译信条。

三、翻译策略与方法上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进入翻译角色后，会在语言、文化、交际等多个维度上作出一系列关于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适应性选择。这体现在理雅各翻译活动的每个阶段中。

1.源语输入阶段。翻译生态系统构成的要素包含原语、原文和译语系统[6]，好的译者不仅要重视原文，也应关注与原文相关的原语文本信息。中国典籍所涉知识甚广，有些甚至久远生僻，仅靠原文难有全面准确的认识。理雅各积极训诂考据，“贯串考核，讨流溯源……博采旁涉，务极其通”[7]218。他还广泛参考比较已有的拉丁、英、法、意等译本，慎重落笔。这有助于弥补认识的局限性，摆脱自身文化传统制约，准确理解译介对象，使得译之有据，减少了失误，保证了翻译质量。

2.译语输出阶段。其一，音译法和直译法。理雅各认为，译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应最大限度地贴近原作。因此在语言维的输出中主要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大量采用音译和直译方法，这在译文的字词句篇各层面均有体现。为还原原作风貌，理雅各对中国典籍中的人名、称谓等大量采用音译法，如“麒麟（Chi-lin[8]195）”“舜（Shun[8]447）”等。“为何译”“为谁译”决定了“如何译”。对于同样的问题，辜鸿铭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为消除陌生感，辜尽量去掉中国的专有名称，把绝大多数孔子弟子之名用disciple代替，甚至类比、借用目的语中已有的相应人名或专有名词来统一文化概念。

理雅各的直译特色是其翻译单位较小，甚至逐字翻译，具体表现为：首先，词序对应，如将“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译为：

I have been the whole day without eating, and the whole night without sleeping: occupied with thinking.”[3]302-303

其次，句型对应，如倒装句“大哉，尧之为君！”译为“Great indeed was Yao as a sovereign”[8]253，传递出原文的语气与结构。最后，修辞对应：如对偶句“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同以重复修辞格译为：

He would not serve a prince whom he did not approve, norcommandapeoplewhomhedidnotesteem.[8]369

实际上，理雅各为追求“形似”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译入语的自然流畅。如上面例句中时间状语“终日”的位置显然与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不符。中文重领悟，讲意合，求语义搭配，如“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一段便是典型的中式表达。原文一字一义，平铺直叙，没有任何连接词却实现了句间粘联。以下试分析在翻译上段对话时理雅各与辜鸿铭的不同处理：

理雅各译：The master said“Yu, have you heard the six words to which are attached six becloudings?”You replied,“I have not.”“Sit down, and I will tell them to you.”

“There is the love of being benevolent without the love of learning;——the beclouding here leads to simplicity. There is the love of knowing without the love of learning;——the beclouding here leads to dissipation of mind. There is the love of being sincere without the love of learning;——the beclouding here leads to an injurious disregard of consequences.”[3]215

辜鸿铭译：Confucius once remarked to a disciple, saying:“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six virtues and their failures?”“No,”replied the disciple.“Sit down then,”said Confucius,“and I will tell you.”

“First there is the mere love of morality: that alone, withoutculture,degeneratesintofatuity.Secondly,thereis mere love of knowledge: that alone, without culture, tends to dilettantism. Thirdly, there is mere love of honesty: that alone, without culture, produces heartlessness.”[9]481-482

理雅各通过直译对译，将“子”译为“the master”“六言”译为“six words”，以贴近源语语言。句式结构上，则基本按照原文逐字顺译，除“六弊”前增译“to which are attached”，其他几乎未做增删。后半部分的排比，理雅各同样译成三个独立句，原文的重复字词皆以相同手段“the beclouding here leads to…”再现。与之相比，辜鸿铭在这一部分译文中增加了序数词体现内在逻辑顺序，更切合目的语形式特点。同时在表达上通过同义替换、改换形式来丰富语言，并以偏口语化的语言创设出生动的对话情境。对比可见，辜鸿铭的表达更符合英语思维，易于读者理解，而理雅各的译文在形式上更能反映原文风貌，但同样因为原文形态的制约，译文略显生硬，不够通俗精炼。

对理雅各语言风格的质疑自始便有，如他的同事欧德理就批评其译文过于“庄重呆板”，几近“笨拙古怪”[10]106-107，辜鸿铭也认为这会让大多数英国读者“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9]346，对此理雅各有清晰的认识，但他权衡之后作出如下选择：“译者曾欲以更简洁活泼之文体重译此书。惟鉴于本人翻译之目的素为忠于原作，而非崇尚文采，乃决定维持原译。此并非否定雅致地道译语之价值，而是相信现译仍可兼顾翻译之正确性与文体之可读性也。”[11]由此，可见理雅各在面临源语与译入语冲突（或源语文化输入与译语读者习惯的冲突）时所作的主动选择。

其二，译注。仅有语言维转换，传递文化信息显然是不够的。一味直译容易带来欠额翻译，无法完整表达原文内涵。为填补语义空缺，完成文化维转换，理雅各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加注。现以《孟子·梁惠王上》为例，原文7章共分为57节，笔者粗略统计其中译注46条，义项超过120项。除阐释文本内容、概括各章思想外，译注主要起到以下作用：对专有名词和背景知识进行考据，如“梁惠王”[8]125、“乘”[8]127、“亩”[8]131、“俑”[8]133等；参照前人注疏提供出处，如“山林”[8]131、“衅钟”[8]139等；就译法加以评价，如“无以，则王乎”[8]138、“天下可运于掌”[8]143等，从而尽可能保留原文意象，传递文化底蕴。译注是理雅各学术型翻译的典型特点，其篇幅之庞大甚至引起了争议。对此他解释道：“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丝毫不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在意；但是，可能会有第一百个读者，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12]520可见，译注本身的价值是理雅各坚持作注的原因。翻译和注释的分工体现了他严肃的翻译态度，也反映了他对译作读者和译本功能的严格定位。

其三，绪论和索引。适应性传教工作要求传教士掌握中国人的思想内核，这就需要大量反复阅读典籍及相关文本。为此理雅各编写了绪论，为读者多层次理解原文提供了完整立体的体系。如《孟子》理雅各译本绪论篇幅长达123页，浓缩了他对《孟子》和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折射出他本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此外，为便于传教士深入研习，理雅各还在书末编写索引，提供主题词、专有名词和字词短语等多重检索标准。绪论、译文、译注及索引构成了其《中国经典》完整立体的体例框架，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翻译主体对于目标读者需求特点的自觉主动的考量。

其四，译后修订与反馈。诚然，陌生译名、凝重正式甚至有时不符合表达习惯的语言，以及大量注释破坏了译本的可读性，使阅读顿滞或跳跃，读者覆盖面也必然因此受到限制，但理雅各坚持读者定位，舍文学性以求学术性，此后再版也仅主要针对译名及注音方式进行调整，语言和编排则得以保留。而其译本历经重印，至今被奉为标准译本，说明总体上读者对其赞赏大于否定，翻译结果经受住了时代的检验。后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并获首届汉学儒莲奖，赢得了世界认可。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最佳翻译是从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与译者素质等译评标准来看，“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作品[1]。由此看来，理氏译本也确为高度适应选择的上佳作品。

正如Hermans所言，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13]。纵观理雅各译本形成的全过程，译文可读性与学术性的冲突始终存在。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理雅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作出了最恰当的适应与选择。通过翻译，他成功地将文化信息传递给既定读者，“开启了通往翻译以及西方逐渐修正（不过总是大概）对于中国的理解之路”[12]序。可见，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是相互制约的，只有充分考量其中各要素，善于适应选择与协调，才有可能形成相对和谐的互动关系，产出符合时代环境要求的译作。

注释：

①参见魏望东、刘殿爵《〈论语〉译本中无主句的翻译方法》，《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4年第1期第43-47页。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J].上海科技翻译，2004（4）:1-5.

[2]段怀清.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J].浙江大学学报, 2005（3）：91-98.

[3]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1：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

[4] Lau, D. C.. Confucius: the Analects（Lun Yu）[M].London: Penguin Group, 1979.

[5]胡庚申.例示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3）：49-52.

[6]胡庚申.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 （4）：90-95.

[7]王韬.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2：The Works of Mencius[M].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

[9]黄兴涛.辜鸿铭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10] Eoyang , Eugene. The Transparent Eye [M].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11]袁锦翔.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26.

[12]吉瑞德.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3] Hermans, Theo.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 London: Croom Helm, 1985：12.

（责任编辑：刘英玲）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ANG Wenlu
（Furong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China）

Abstract:James Legge’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mportan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s the result of consider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targeted readers, translation principle and methods. 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s the interaction, namely, selective adaptation and adaptive selection,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translation ecosystem. Analysis of Legge’s translation shows that as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should coordinate the factors in this system and seek for a positive interaction.

Key words：James Legg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5）03-0132-04

收稿日期：2015-02-24

作者简介：唐文璐，女，湖南常德人，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