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士大夫在开州的政治、文学及意义——以唐开州刺史韦处厚、唐次、崔泰之为考察对象

马强
（1.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400715；2.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汉中723001）

[摘要]唐代开州地处偏僻，为唐朝中央贬官逐臣的重要的流放地之一，这反而使这一“蕞尔下州”与唐代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文化人物发生“交集”，结下“良缘”，并对开州文化地位的提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唐代流贬开州的士大夫们并没有在这里颓废消沉，而是移风易俗，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并且创作出了不少富于思想与艺术价值的诗赋作品。他们在艰难忧患中体现了士大夫们可贵的富于儒家政治使命感的政治节操和卓越风范，也为开州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并在渝东北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里，我们将主要考察唐代韦处厚、唐次、崔泰之等几任刺史贬谪开州的背景及其在开州的政治实践及其诗歌创作等。

[关键词]唐代；开州；刺史；移风易俗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1-0044-05

[收稿日期]2014-09-17

[作者简介]马强，陕西汉中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理工学院历史与旅游学院“汉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12BZS033）。

一、导言

在唐代，地处巴峡之间的渝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凋敝，文化落后。在空间距离上与当时国家政治中心的“两京”（长安、洛阳）山水远隔。加之自然地理环境恶劣，又属于汉夷交错地带，被唐人称之为烟瘴荒僻之乡，因而成为唐朝中央贬官逐臣的重要的流放贬谪地之一。如政治与文化名人白居易、陆贽流贬忠州（今重庆忠县），元稹贬谪通州（今四川达州），刘禹锡贬谪夔州（今重庆奉节），偏远的巴峡地区因之与他们“幸运”地结缘，为唐代巴渝地区贫瘠的文化史增光添辉。山南西道的开州（今重庆开县）虽只是一个偏僻荒陋的“蕞尔下州”，唐代却先后有窦智纯、崔泰之、杜易简、柳公绰、唐次、窦群、穆质、韦处厚、崔泰之、宋申锡等一大批名臣显宦自京师贬谪于此，或为刺史，或为司马①在唐代流贬开州官员中，窦智纯、崔泰之、杜易简、柳公绰、窦群、穆质、韦处厚、崔泰之任职开州刺史，宋申锡、杜易简、王伾、温造为开州司马。，在偏隅之地的开州历史上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唐代开州一带不仅地处偏僻，而且土地贫瘠，地理条件恶劣，社会经济之落后与民众生活之贫穷是触目惊心的，直到唐代中期，开州一带民众的生活方式仍然十分原始。在社会秩序方面，唐代的开州在战乱时曾经是兵匪横行，杀人如麻，以致杜甫有诗云：“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1]卷229，2490。若真象杜诗所写，连官居堂堂五品刺史的朝廷命官，其性命都无法保全，可见渝州、开州一带在战乱时期社会秩序的恶劣。但杜诗所写毕竟只是短暂的反常的社会映像，而且很可能系误传②杜甫《三绝句》所说开州、渝州刺史被杀事可能系杜甫误闻、误传，因为当时蜀中动乱的主要地点在绵州和遂州，故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主要文献均无渝州、开州刺史被杀的相关记载。历代杜诗注家对此诗的注解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人仇兆鰲《杜诗详注》卷十四曰：“此三章，杂记蜀中之乱。首章伤两州之被寇也”；宋人郭知达《九家详注杜诗》卷九注为：“鲍云《崔宁传》所书山贼也。前年渝州杀刺史，谓段子璋陷绵、遂。今年开州杀刺史，谓徐知之反，有乘乱者开州。成都远，不知其故，史不书，失之”。两相比较下，钱谦益《钱注杜诗》的考辩则颇有道理：“渝州杀刺史，鲍钦止谓段子璋。子璋反梓州，袭绵陷剑，于渝无与也。开州杀刺史，鲍谓因徐知道之反。知道反成都，去开州又远甚。师古注：吴璘杀渝州刺史刘卞，杜鸿渐讨平之。翟封杀开州刺史萧崇之，杨子琳讨平之。黄鹤云：事在大历元年（766年）与三年（768年），考《杜鸿渐传》，无讨平吴璘事。大历三年（768年），杨子琳攻成都，为崔宁妾任氏所败，何从讨平开州。天宝（742-756年）乱后，蜀中山贼塞路，渝、开之事，史不及书，而杜诗载之。师古妄人，用杜诗而曲为之说，并吴璘等姓名，皆师古伪撰以欺人耳，注杜者之可恨如此”。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师古注杜诗所言人物、史事，皆为虚妄。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山南西道·开州（盛山郡）》以萧崇之为上元元年（760年）开州刺史，显然系盲从师古伪造史料误植，不足为信。，毕竟战乱

并非唐代开州社会生活的常态。一般而论，地处渝东北的开州，偏僻穷陋，又非通都大邑，所受到的战争影响实际上相对较小，更多的常态是偏僻宁静，近乎与世隔绝。因而唐代一批贬客逐臣来到开州，反而常常会有某种从险恶宦海沉浮中得到“解脱”之感。唐代的开州在诗人眼中，有不少可以称道的方面，生态环境较夔峡要相对优越即为一例。如夏日气候就比云安（今重庆云阳）凉爽，杜甫在寄开州友人诗中曾经深情地说：“白水青山空复春，征君晚节傍风尘。楚妃堂上色殊众，海鹤阶前鸣向人。万事纠纷犹绝粒，一官羁绊实藏身。开州入夏知凉冷，不似云安毒热新”[1]卷229，2489—2490。这是说开州虽然也属“蛮荒”之地，但夏日气温比起杜甫流寓的夔峡还是要好得多，从而表达了大诗人杜甫对开州的向往之情。

唐代开州在隋代巴东郡盛山县基础上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始置，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为盛山郡，肃宗乾元元年（759年）复为开州，领盛山（治今重庆开县汉丰镇）、新浦（治在今重庆开县南门乡新浦村徐家坝）、万岁（治今重庆开县东北65里旧县坝）3县。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开州（盛山郡）》考证，目前有史可查证的唐代开州（盛山郡）刺史（太守）计有31人[2]第十三编山南西道·开州，2851-2867。李唐王朝共存在290年，若按唐朝地方官员3年转换它任制度，从理论上说应该总共产生有100个左右的开州刺史，可惜这近100个开州刺史的记录资料大部分已经湮没无传而难以考索了。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全编》对唐代开州历任刺史的考证可谓搜罗颇广，用力甚勤，但也只是考出了唐代开州刺史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筚路蓝缕之功确实值得钦佩。遗憾的是《唐刺史考全编》作为一部文史工具书，因受体例限制，其对唐代刺史的考证主旨，主要是考证并排列唐代各州郡的刺史（太守）姓名、籍里及其任职的时间和先后顺序，而对每一任州刺史的生平事迹很少进行详细的考察。从地方史角度看，严谨求实地弄清历史上曾经在本地的任职官员及其生平事迹不仅是一项基本的学术任务，而且对于进一步挖掘本地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本地知名度也有重要的意义。这里拟就唐代开州韦处厚、唐次、崔泰之三任刺史的任职背景及其在开州期间的政绩、著述、交游等略加考察，并就唐代贬谪官员对开州的的文化影响和意义略陈管见。

唐代的开州与同样地处巴渝的巴州、通州、涪州、忠州、夔州一样，是唐朝中央流贬“罪臣”的重要选择地之一。有唐一代的开州刺史、司马，自然大多都是贬谪外迁的“逐客”。他们要么因党争而被排挤出京，要么因耿直忤犯皇帝而流贬远乡，当然也有极少数因犯科枉法而受到惩处的失足官员。环境一旦改变，他们远离险恶的政治漩涡，视流贬苦难为身心解脱，失意也罢，苦难也罢，全然已非心灵羁绊，以偏远小郡为南山桃园，视野草岩泉为人生知己，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人生！同时身膺儒家“修齐治平”“致君尧舜”使命感的唐代士大夫们，即使是在被远贬异地的偏郡僻乡，也依然不忘自身的使命，在流贬地要么关心民瘼，移风易俗；要么兴利除害，改善民生；要么著书立说，赋诗作文，倡导礼乐，在艰苦忧患中不坠青云之志，体现出传统士大夫可贵的精神品质和价值取向[3]，唐朝几任刺史在开州的政治、文学实践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韦处厚贬谪开州及其开州诗的影响

韦处厚（773-828年），字德载，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长安区）人。元和（806-820年）初年进士及第，授秘书郎。改咸阳尉。元和十一年（816年）外放为开州刺史。穆宗即位，为翰林侍读学士，唐文宗时官至宰相。

关于韦处厚流贬开州刺史的时间和原因，据两《唐书》本传，系受宰相韦贯之置相遭贬事件牵连。《旧唐书·宪宗纪》在元和九年（814年）九月纪事中列有一个贬放僻远恶州人员名单，其中韦处厚的名字赫然在列。“丙子，新除吏部侍郎韦贯之再贬湖南观察使。辛未，贬吏部侍郎韦觊为陕州刺史，刑部郎中李正辞为金州刺史，度支郎中薛公干为房州刺史，屯田郎中李宣为忠州刺史，考功郎中韦处厚为开州刺史，礼部员外郎崔韶为果州刺史。并为补阙张宿所构言，与贯之朋党故也”。韦贯之为唐宪宗时重臣，元和九年（814年）授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在对待河北藩镇问题上与另一宰相裴度发生冲突，又遭言官张宿弹劾诬其结党，结果被罢相，并被逐出京城，贬为湖南观察使。韦处厚因曾支持韦贯之而受到牵连，被视为同党，以考功员外郎之职贬谪为开州刺史。韦处厚被贬开州，其任职时间大约两年多。刘禹锡《唐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处厚文集序》说：“公（韦处厚）在伍中，出为开州刺史。居二年，执（挚）友崔敦诗为相，征拜户部郎中。至阙下旬岁间，以本官知制诰”[4]卷605，刘禹锡，唐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处厚文集序。韦处厚在两年后因友人崔敦诗在朝中为相，得到关照，被征召回京，担任户部郎中与知制诰的显位要职。韦处厚在贬谪巴峡僻郡期间，对大巴山地区社会经济的贫困及其生民的贫穷艰辛有深切的感受，因而后来在回朝任职后能对国家的一些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切中时弊

的批评。如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户部侍郎张平叔不顾实际，强制推行“榷盐法”，实行食盐专卖，严禁天下百姓私盐交易。韦处厚当即上奏发表自己的意见，此即著名的《驳张平叔粜盐法议》。他以山南西道兴元府山地经济实情为依据，竭力主张减轻秦巴地区百姓的经济负担，“臣尝为开州刺史，当时被盐监吏人，横搅官政，亦欲盐归州县，总领其权，尝试研求，事有不可。盖以设法施行，须顺风俗。……且据山南一道明之。兴元巡管，不用见钱。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皆因所便。今逼（俾）之布帛，则俗且不堪其弊。官中货之以易绢，劳而无功”[4]卷715，3255。据《唐会要》载，韦处厚的奏议言之有据，合情合理，使得长庆二年（821年）的“榷盐法”最终因扰民过甚而被废罢。“上览之，称善。令示。（张）平叔词屈，其法遂罢”[5]卷59度支使。同时，这道奏议因对唐代后期西南地区山区实物贸易有真实的反映，常常被研究唐代经济史的论著所征引，其史料价值非同寻常。

韦处厚在开州时的具体政绩，惜历史记载失载而难考其详，但在开州刺史任上所作《盛山十二诗》[1]卷479却广为流传，并且有不少名家与之唱和，系开州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这在唐代文献中多有记载。《盛山十二诗》全无贬谪的凄怆悲伤，相反，诗人笔下的开州生活是恬静悠闲、充满田园牧歌式的恬淡。如《宿云亭》云：“雨合飞危砌，天开卷晓窗。齐平联郭柳，带绕抱城江”；又《桃坞》云：“喷日舒红景，通蹊茂绿阴。终期王母摘，不羡武陵深”。又《茶岭》云：“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盛山十二诗》一度在长安诗坛广为传布。在韦处厚回京后，张籍、白居易、元稹、李景俭、韩愈等多位诗坛名家竟争相与之唱和，其中诗人张籍依照韦诗原韵所作《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可谓是“克隆”了韦处厚的《盛山十二诗》，其想象中的开州更加富有诗意。韦处厚还因其任职开州和开州诗的盛名被时人称之为“韦开州”①如白居易有《和李澧州题韦开州经藏诗》，见《白氏长庆集》卷18；张籍有《和韦开州盛山茶岭诗》，见《张司业集》卷16。，这可算是开州贬谪对韦处厚带来的“意外收获”。当时文坛领袖韩愈为此特作《开州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十分推崇韦处厚进退淡然的人生态度，“盛山僻郡，夺所宜处纳之，恶地以枉其材，韦侯（侯：古代州刺史的尊称。韦侯指韦处厚任开州刺史。）将怨且不释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则跃跃以喜，不得利则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岂韦侯之谓哉”[6]卷21。同时，《盛山十二诗》让文坛领袖韩愈也深受震动，竟然生出对开州僻郡的向往，“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岩石、追逐云，月不足，日为事。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不知其出于巴东以属朐也”。据韩愈说，当时与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唱和者皆一时政坛显宦和文坛名流，“于时应而和者凡十人……和者通州元司马名稹为宰相，洋州许使君名康佐为京兆（尹），忠州白使君居易为中书舍人，李使君景俭为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武为秘书监，温司马造为起居舍人，皆集阙下。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为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韦侯俾余题其首”[6]卷21。在唱和者中，白居易、元稹、李景俭、温造、张籍等皆为当时政坛、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并组成为一个“豪华阵容”。可惜这些唱和诗在后世大多已经散佚无传，只有诗人张籍的和诗《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完整地被保存在《全唐诗》中。这一方面反映了韦处厚的开州诗在当时不同寻常的影响，也使开州的名声和地域形象第一次以诗化语言被如此热烈地传播到大唐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韦处厚在任职开州时还曾把当地的草药作为珍贵的礼物寄赠给远方的友人，从而展示出另外一种洒脱和真诚，对此诗人张籍还给予深情的回赠。“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闲人”[7]卷7，答韦开州寄车前子。比起元稹贬通州，陆贽贬忠州，这种坦然与洒脱自然是诗人承受苦难又超越苦难的体现，因为他相信一旦时来运转，必然有重见天日的欢愉。果然当朝中的政治“阴翳”散去后，韦处厚很快地重返政坛，授户部侍郎、知制诰，进入政治中枢。回过头来看，韦处厚的开州贬逐，不过增添了其几许人生跌宕的诗意回忆，就像古人所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否则其人生反而是单调乏味的。

韦处厚的开州诗作《盛山十二诗》，除在当时轰动一时、多人唱和外，在以后也产生了长久的广泛的影响。宋人编《文苑英华》《方舆胜览》《唐诗纪事》《困学纪闻》，明人编《蜀中广记》《全蜀艺文志》，清人编《全唐诗》《唐音癸签》均收录了韦处厚的《盛山十二诗》，可见其在文学史上备受重视的程度。

三、唐次流贬开州及其政治实践

唐次（？-806年），字文编。并州晋阳人（自称郡望北海）。中晚唐著名诗人。为唐朝开国元勋唐俭之后。建中元年（780年）进士。累辟使府。贞元（785-805年）初为侍御史，宰相窦参荐为礼部员外郎。八年（792

年）坐与失势的宰相窦参相“善从”，被贬谪为开州刺史。

唐次的仕途并不顺畅，在唐德宗朝一直被流贬在巴峡间而长期未得到重用，其任开州刺史竟然长达12年。《旧唐书》本传载：“（唐）次坐出为开州刺史，在巴峡间十余年，不获进用。西川节度使韦皋抗表请为副使，徳宗密谕（韦）皋，令罢之。（唐）次久滞蛮荒，孤心抑郁，怨谤所积，孰与申明，乃采自古忠臣贤士遭罹谗谤放逐，遂至杀身而君犹不悟，其书三篇，谓之《辩谤略》。上之，徳宗省之犹怒，谓左右曰：唐次乃方吾为古之昏主，何自谕如此。改夔州刺史”[8]卷190，5060。看来唐次本想借助著史辩谤向皇帝表示其忠心耿耿，岂料结果适得其反。唐德宗认为《辩谤略》有影射皇帝为“昏君”之嫌，遂一怒之下将其贬往更为偏僻的夔州，直到唐宪宗即位，唐次才奉诏还京，“与李吉甫同自峡内召还，授（唐）次礼部郎中”[8]卷190，5060。最后官终知制诰及中书舍人。元和元年（806年）病卒于长安。

唐次在开州刺史任上致力于发展生产，建筑州城，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很有一番作为，政绩显著，是开州历史上一位难得的清官良吏。据权德舆《开州刺史新宅记》记载，唐次在任刺史之前，开州经济萧条，吏治弛败，城池残破，“乾元（758-759年）、上元（760-761年）之间，岁比凶灾，萑蒲相聚，戕害烧夷，州壤萧然。后之长人者，始葺蓬茨，仅蔽风雨而已。贞元八年（792年）夏四月，北海唐侯文编承诏为郡。既至，则敷宣化条，简易廉平，居者胥悦，流者自复，期月有成，三年大穰，狱有茂草，野无弃地”[4]卷494，2232-2233。虽然权氏为唐次所写的《开州刺史新宅记》难免有溢美过誉之辞，但也如实地记录了唐次在任职开州刺史后力除时弊、兴利除害很快地使荒陋的开州面貌一新的事实。不仅如此，《开州刺史新宅记》还记载唐次在开州任上针对州民向无水井、饮用艰辛的现实，发动民众，兴修水利，引山水进州城，改善民生，“乃并北山之下，习坎疏蒙，肱而引之于阛阓之东，顺其性而流不竭，通其变而人不倦荫”，真可谓是造福于民，泽被后世。

唐次在开州时的史学著作《辩谤略》，虽在德宗朝被认为是“谤书”而再遭贬谪，带来更大的麻烦，但在宪宗时却颇得欣赏，被认为很有资政借鉴价值。宪宗还特地令大学士沈传师与令狐楚、杜元颖等在唐次所著《辩谤略》基础上续修成10卷本的《元和辩谤略》，并付之史馆，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境遇宛若天壤。唐次在开州和夔州期间还留下有数篇散文，据《全唐文》卷480记载，计有《白帝祠祈雨文》《祭龙潭祈雨文》《祭蜀先主祈晴文》《祭杨判官八弟文》[4]卷480，2171等。这些散文作品皆为实实在在的“因时而作”的实用文章，或为祈雨祷晴，或为悼祭同僚。同时，唐次作为中晚唐文坛的知名诗人，他与权德舆、武元衡等政要人物友情甚笃。兵部侍郎、著名文学家权德舆有《唐开州文编远寄新赋累惠良药咏叹仰……聊书还答》，这是时任户部侍郎的权德舆收到唐次从开州寄来的新诗与草药后所写，朋友间的真挚情愫让正处在政治风波中心的权德舆感慨万端，不禁挥毫赋诗答赠，“风雨竦庭柯，端忧坐空堂。多病时节换，所思道里长。故人朱两轓，出自尚书郎。下车今几时，理行远芬芳。琼瑶览良讯，芣苡满素囊。结根在贵州，蠲疾传古方”[9]卷三，唐开州文编远寄新赋……。宰相武元衡有送别诗《送唐次》，同样情真意切。“都门去马嘶，灞水春流浅。青槐驿路长，白日离尊晚。望望烟景微，草色行人远”[1]卷316。都门饯别，灞滨折柳，驿路迢迢，淡入云烟，友人渐行渐远，心中的惆怅愈加沉重。武元衡贵为宰相，但这里完全没有官位悬殊的距离感，有的只是诗人间特有的真挚情谊，当然更反映出唐次在时人心目中的分量。唐次在元和元年（806年）病逝后，权德舆为之作《祭唐舍人文》，极为沉痛地回忆说：“俄出守于遐方，盛山、云安，风水迢递。屈此二郡，俄然半世。文章焕发，书札相继。辛酸苦言，欵曲嘉惠。顾我忝旷，愧君沦滞。屡封荐章，辄以人废。每与公范，交修宿契”[10]卷983。①（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983权德舆《祭唐舍人文》。权德舆的祭文回忆了唐次在巴峡间先后仕宦开州（盛山）、夔州（云安）的坎坷经历及其在此期间所作的诗文华章，高度评价了唐次的德品才学。

三、崔泰之贬谪开州新考

崔泰之（667-723年），其父为唐高宗时名臣崔知温。崔泰之，两《唐书》无专传，其行状在《旧唐书·崔知温传》后仅有“子泰之，开元（713-741年）时为工部尚书”寥寥数语附录，其生平事迹几乎完全被忽略。好在近年来崔泰之的墓志已经出土并被著录刊布，分别被收藏、著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②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志汇编》上册，开元174，《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赠荆州大都督清河郡开国公上柱国崔公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76-1277页。其中个别文字整理有讹误，今重新标点断句。等

资料书中，其非凡生平始为学界所知。据其墓志，崔泰之曾经是发动“神龙（705-707年）政变”迫使武则天还政于李唐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中宗复位后，武氏集团残余武三思等继续擅权乱政，迫害忠于李唐的人物，崔氏也在被贬谪之列。关于崔泰之贬官开州刺史的背景，墓志有明确的表述，“居无何，奸臣武三思窃弄国柄，稍斥朝贤，出公（崔泰之）为洺州刺史。政刑具举，风泽斯洽，州人立碑颂德，于今存焉。（武）三思等情为盗憎，弥积嫌忌，转德州刺史，又换梓州刺史，迁为开州刺史，降为资州司马”。如此则崔泰之贬开州当在韦武集团大肆反攻倒算、清除参与神龙政变人士之时，据鲁才全《崔泰之墓志探析》①武汉大学鲁才全教授对崔泰之墓志有详细的考证，详见《崔泰之墓志探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0年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崔泰之由梓州左迁开州刺史的时间大致在神龙二年（706年）秋。四年后的唐隆元年（710年）六月，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杀韦后，一举铲除韦武集团，重新启用忠于李唐王朝的人士，崔泰之被很快地奉调入京，先授济州刺史，未及赴任又拜授国子司业，迁礼部侍郎。从此东山再起，在唐玄宗朝官位日隆，终工部尚书，于开元十一年（723年）病逝，卒赠荆州大都督。崔泰之在开州刺史任有4年之久，虽时间太长，但却是他时来运转的人生“拐点”。

此外，在唐代早期开州刺史中的窦智纯，也是一个重要的军政人物，以往因史书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无从知悉其更多的信息。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及文物资料，窦智纯之女为亲王妃，与李唐王室有姻亲关系。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窦氏曾因言犯上而被贬为开州刺史，褚遂良还曾经为之上表请求从轻处分，“陛下已出（窦）智纯为开州刺史，便是贬责正当，处分已毕。今之余事，只是穷逐语。但（窦）智纯戚属，贵望亲姻，既莅职居，官布在朝，相逢谈说，言议是常，兼复其妇积病在床，命悬朝夕，即日刑部官司及在朝士皆不欲陛下更穷此事”[10]卷617，请更不穷逐窦智纯表。窦智纯在结束开州任职后奉诏返京任何职，史无记载，但保存在陕西麟游县的唐《万年宫题名碑》，记述永徽五年（654年）唐高宗与皇后武则天巡游万年宫，在其扈从的高级将领中赫然列有“左武卫将军兼太子左卫率上柱国永富县开国公臣窦智纯”，应该是窦智纯在高宗初年担任负责宫廷警卫高级将领的珍贵记录。

五、结语

开州作为唐朝中央贬官逐臣的重要流放地之一，使这一“蕞尔下州”与唐王朝一大批重要的政治、文化名人发生“交集”，结下“良缘”，是诗人的“不幸”与本土的“幸运”偶合。从韦处厚、唐次、崔泰之等人在开州的事迹可以看出，唐代流贬开州的士大夫们并没有在这里颓废，他们在开州或者关心民瘼，倡导教化，移风易俗；或者兴修水利，改善民生；或者写作出不少有关开州山水风光的田园诗歌，这些诗歌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使偏僻的开州声名远扬，对开州知名度的提高和文化地位的提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 000多年前的唐代士大夫们在开州贬谪地的作为与诗歌，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士大夫们可贵的富于儒家政治使命感的政治节操和卓越风范，为开州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并在渝东北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清]曹寅，[清]彭定求，等.全唐诗[M].中华书局.1960

[2]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3]马强.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2）.

[4] [清]董诰，等.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 [宋]王溥.唐会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6] [宋]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7] [唐]张籍.张司业集[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8] [五代]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唐]权德舆.权载之集[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0]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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