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播大军人员构成探析

祝国超

（长江师范学院，重庆408100）

[摘要]平播之役是遵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在李化龙统辖下的这支号称50万人的平播大军虽有政府军，但更多的是土司兵。官兵不过8万，而“土司七之”。另外，还有“日本降夷”若干。了解这支奇特的大军的来源与构成，对于深刻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与特点、土司时期的民族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对待土司的政策都将有所帮助。

[关键词]平播之役；官军；土兵；日本降夷；以夷制夷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1-0018-04

[收稿日期]2014-11-05

[作者简介]祝国超，男，四川合江人，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乌江流域民族间信任和谐与社会稳定发展研究”（12BMZ023）；长江师范学院“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创新团队”建设计划资助项目（2014XJTD04）。

平播战争是明神宗万历皇帝与播州土司杨应龙集团之间展开的一场战争，起因于16世纪的杨应龙叛乱，而根本原因则是播州土司的“尾大不掉”[1] 8。这场战争，明朝廷调集军队24万，与之对垒的播州土司军队15万。在黔北这片土地上，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近40万，动用人力近100万，血战100余天，死伤10余万，最终以明朝廷获胜、杨氏败亡而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影响深远：大明王朝经过包括此役在内的“万历三大征”，其国运由盛而衰；杨家将后代在播州700余年的土司统治宣告结束；播州这个中原通向云贵的“咽喉之路”因改土归流而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李化龙调集的24万（号称50万）平播武装，“官兵三之，土司七之。”[2] 642由此推知，政府军（官兵）约8万人，土司兵16万人，土司兵是政府军的两倍。此外，在政府军里还有一类很特殊的人群——日本兵。这里拟对这三类兵源——政府军（官兵）、土司兵和日本兵（日本降夷）作一简要的分析，希望借此加深对播州土司和平播战争的研究。

一、政府军（官兵）

朝鲜战争①朝鲜战争（1592-1598年）：万历二十年（1592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并企图通过朝鲜侵略明朝。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史称朝鲜之役（又称援朝逐倭之战）。战争一波三折，1598年丰臣秀吉突然病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历时7年的朝鲜战争以中朝胜利而告结束。（1592-1598年）刚刚结束，万历皇帝即任命李化龙为总督，带兵镇压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经过整整一年多的充分准备，李化龙集结了全国20多位著名将领、15个省的正规部队、10余万土司武装、川黔等地30万运夫，做好了平叛准备。

这20多位将领，个个骁勇善战，刘綎、陈璘、麻贵、董一元等还是抗倭大将，他们刚刚打完朝鲜战争便随李化龙西征而来。这些身经百战的著名将领的带兵，为平播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刘綎乃将门之子，人称刘大刀，力大无穷，善于用兵，“智过孙吴”[1] 370、“素有威名”[3] 998、“海外威名甚殷”[1] 370。据《明史》记载，连杨应龙都“颇惧”之，所以李化龙把最要紧的纂江路交由刘綎负责。刘綎原本与杨应龙交情颇深，“夙与应龙昵，人皆疑之。”[3] 999初闻令其征播，刘綎借故推诿，后在李化龙力荐下受命。他带领纂江路军士，一路奔杀，“首克三囤，犹如拉朽；再破三渡，势若燎毛，逆贼因之丧胆，一路遂尔荡平。”[1] 370他巧夺娄山关，智取海龙囤，为平播战争立下关键性的战功。娄山关乃入播之门户，地势相当险要，“万峰插天”[3] 1001。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两个人攻破了娄山关，其中一人就是刘綎。因之，平播之战，“刘将军綎为军功冠”[3] 1002。

在来自15省的这支平播大军中，政府军（官兵）约有8万人。另有从云、贵、川、湖等地调来的土司兵16万人。《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均说是：“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这支军队，以川、湖、贵三省为主，有的远从陕西和浙江而来，有一些是曾经参加朝鲜战争的老兵，但大部分是从地方部队和土司武装抽调而来[4] 546。平播大军由15省所调兵力构成，但我们翻检《平播全书》及其相关材料，仅找到14个省。其中在《平播全书·报进兵日期疏》中提到13个省，它们分别是陕西、甘肃、河南、延绥、浙江、山东、天津、云南、广西、宁夏以及湖广、四川、贵州[1] 69。加上“原未议及”的福建[1] 8，一共14个省。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李化龙到达重庆，经过详细的谋划，平播大军兵分8路，每路约3万人，于1600年正月十五日在重庆誓师，二月十二日分川师四路、湖黔四路，共8路大军。“每一支先头部队都由精锐部队带领”[4] 546，从北面、西南面、东面合围播州，进剿杨应龙。

北面：主要为川军，兵分4路，从纂江、南川、合江、永宁成一条弧线封死播州北上通道。纂江路，原任总兵刘綎任主将，麻镇为参将，张文耀为监军；南川路，总兵马孔英任主将，率领参将周国柱、石柱土司马千乘夫妇、酉阳土司冉御龙等将领，徐仲佳为监军；合江路，总兵吴广任主将，率领游击徐世威等将领，参议刘一相为监军；永宁路，受吴广节制的原任副将曹希彬为主将，率领参将具文杰、永宁宣抚使奢世续（女）等将领，参议史族贤为监军。

西南面：主要为黔军，兵分3路，分别从乌江、沙溪、兴隆向播州进发，堵死播军南下通道，与北面平播大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乌江路，总兵童元镇为主将（乌江兵败后被撤职，李应祥代为主将），统领土知府拢澄、知州岑绍勃，带领永顺、镇雄、泗城等土司从乌江进发；沙溪路，又名水西路，童元镇参将朱鹤龄为主将，统领宣慰使安疆臣等由沙溪（今贵州大方、金沙）挺进；兴隆路，总兵李应祥，率领宣慰彭元瑞等由兴隆（今贵州黄平）直逼播州黄平司、重安司，参议张存意、按察司杨寅秋为监军。

东面：湖广偏桥（今贵州施秉）一路，扼进出湖广之要道。分两翼，一由白泥（今贵州余庆）总兵陈璘为主将，统领宣慰彭养正等将领；一由龙泉副总兵陈良玭为主将，仍由陈璘节制，副使胡桂芳、参议魏养蒙为监军。

8路大军部署完毕，大会文武于重庆，登坛誓师。二月十二日分道并发，向播州进军。

二、土司兵

播州土司杨应龙反叛后，各地土司奉调起兵“平叛”，平播大军24万中的16万是从各地土司兵中抽调而来的，土司兵是政府军（官兵）的2倍。平播之战以土司兵为主体这个事实反映出明朝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这16万土司兵是8路大军的主力，对平播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些土司兵，主要来自湖广、四川和贵州，另有少数土司兵来自云南、广西。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播州宣慰使杨氏所辖土司投诚而来。这又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播州杨氏所辖“五司七姓”。“五司”即真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七姓”指田、张、袁、卢、谭、罗、吴。由于长期的利益冲突，播州土司杨氏与所辖“五司七姓”关系紧张。原因是当时明王朝一方面在播州实行土司统治，“五司七姓”皆属播州宣慰使杨氏管辖，但同时朝廷又在播州设有流官，一些流官掠夺了不少本属杨氏独占的财富，杨应龙则从“五司七姓”中掠夺补充，“五司七姓”不堪其虐，双方关系紧张，所以当杨应龙兴兵叛乱时“所辖五司七姓悉叛离”[5] 976。如播州长官司何氏、播州千户长官宋氏、草塘安抚司宋氏等都主动“请讨（杨）应龙”。还有在征播战争中率先归附的真州长官司骆麟等也与杨应龙有积怨。同时参战的还有播州白泥长官司杨氏、余庆长官司毛氏，他们均主动地参与平播之战。其二是在赤水河流域处于播州土司与永宁土司管辖交界地的小土司。如仁怀里长官司、下赤水里长官司、上赤水里长官司、儒溪长官司等，在平播大军到来后先后投诚，他们或负责保护过境粮饷之安全，或带领所部土兵随大军入播征讨杨应龙，从而加速了播州土司政权的瓦解。

另一种是西南地区部分土司接受中央政府征调而来。服从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是土司尽国家义务的一种表现。我们通过翻检李化龙《平播全书》、张廷玉《明史》和部分地方志资料，发现中国西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土司都被卷入了这场战争。仅《平播全书》记载的土司就有：石柱宣慰司（包括同知陈氏）、酉阳宣慰司、水西宣慰司、永顺宣慰司、永宁宣抚司、容美宣抚司等大土司，还包括其他一些中小土司，如保

靖宣抚司、施州宣抚司、散毛宣抚司、独山长官司、平茶长官司、邑梅长官司、天全六番招讨司以及乌蒙、乌罗、镇雄土司[1] 69等。另有水东土司（贵州宣慰使同知宋氏。1599年河渡关一战，驻守乌江南岸马场马头的水东土司宋承恩被杨应龙偷袭，生擒带入播州）。这些被征调而来的土司，其总兵力共16万人。关于各地征调的土司兵数额，《平播全书》有一些相关的记载。如调酉阳宣抚司土兵10 000名、平茶长官司土兵3 000名、邑梅长官司土兵1 000名、石柱宣抚司土兵500名，石柱司土同知土兵500名[1] 265；马湖蛮夷长官司土兵1 000名，永宁土兵7 000名，镇雄府土兵1 000名，乌撒军民府土兵1 000名，乌蒙军民府土兵1 000名[1] 265等。仅《预行整备精兵听调》一令，就调土司兵30 000名[1] 264-265。这次调兵，只不过是平播战争所调土司兵中的一次，也是请调土司兵的一小部分。在此，我们仅就平播战争中的石柱、水西两大土司做一简要的分析。

石柱土司。石柱宣抚马千乘隶属于总兵马孔英为主将的南川路。石柱土司兵战斗力强，其白杆兵“为远近所惮”[2] 755。在战争开始前，李化龙听说石柱土司马千乘“忠勇过人，亦且机宜谙练。土司中得一马千乘，足可挡胜兵数万”[1] 510，于是下发一道《预行整备精兵听调》牌票，要求石柱等各路土司“亲自统领管押，即日启程至重庆一带听令分布”[1] 264。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二月，战斗打响，石柱土司被分到川军南川路总兵马孔英统领之下。《明史》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马）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马干乘妻、巾帼英雄秦）良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扼贼邓坎。”[2] 755《遵义府志·土官志》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初二夜，明军在军营置酒欢度春节，杨应龙军趁机发动偷袭，明军阵脚大乱。唯独秦良玉料敌将夜袭，与丈夫马千乘一起加强戒备。其他大军都惊慌失措，唯马千乘夫妇领兵奋勇杀出。此战，马千乘的军队擒获播州将领吴尚华，乘胜追击，连破金筑、青洲嘴、虎跳关、明月关、赤崖关、清水坪、封宁关等7大营寨，并且率领麾下“白杆兵”偕酉阳诸军奋勇攻破其天险桑木关。在平播战争中，秦良玉夫妇率领的石柱土兵作为四川军4路中的一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5] 975。对此，李化龙的评价是“该司功高诸土司”[1] 337；《明史》更说石柱土司“为南川路战功第一”[2] 755。

水西土司。在平播战争8路大军中，战斗力最强者为水西安氏土司兵和纂江兵。水西土司协助中央王朝平定杨应龙叛乱，做到了“不唯假道，且有助兵”[2] 895，对平播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水西与播州之间关系复杂以及杨应龙在战前对水西安氏采取“深结之”的策略，水西土司在战争初期持中立观望的策略，甚至还暗中支持播州土司，如向杨应龙送火药甚至偷偷借兵助战等。《平播全书》载：“该土司目把人等，多有与播人相往来者”[1] 361；“安兵自到后山，日与逆贼通书来往”“受贿通贼”[1] 363。针对这种情况，明朝廷决定拉拢水西土司，设法让其出兵攻打杨应龙。作为回报，朝廷应允在平定杨应龙之后将被播州占去的原属水西的水烟、天旺60里地归还水西。之后，面对杨应龙的节节败退，水西土司改变原来的中立立场，开始出兵加入到进攻杨应龙的队伍中。由于水西土司兵的加入，平播之战胜利的天平加速向政府一方倾斜，并最终打败了杨应龙。

“一将功成万骨枯”。以西南土司的英勇拼杀和巨大牺牲为代价，李化龙赢得了平播战争的完全胜利。但战争刚一结束，李化龙便开始拿播州土司和杨应龙的“败家身亡”以警告各大土司。他将发给各参战土司的炊用铜锅“尽数收回，改铸鼎器”，上刻铭文，分发土司，“永为鉴诫”[1] 379。其铭文曰：“惟星拱北，惟水朝东。惟天王御极，八方会同。惟西南夷，各世其封。惟敬天念祖，庶以不坠厥宗。顺天者吉，逆天者凶。以为不信，视杨应龙。”[1] 379其用心和对土司之不信任昭然若揭。平播战争不过是中央王朝“以夷制夷”、利用土司之间的屠杀消减对朝廷威胁的操纵之法而已[6] 36。

三、日本兵

平播战争怎么会有日本兵呢？原来，此次战争是在明廷与日本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的背景下展开的，所以军队有“朝鲜战役的老兵，一小批从朝鲜来的日本人也被征召。”[4] 546这“一小批日本人”是在朝鲜战争中捕获的“日本降夷”，后来被押解进京，交给万历皇帝处理。《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战俘被献给皇帝，后来被处死。”[4] 544既已被“处死”，怎么还会出现在播州呢？可能是有一部分日本兵应允参加平播战争而被免死。可知援朝战争所俘日本兵被征召入平播大军中是可信的。

检阅《平播全书》，我们发现平播战争有两次重大战役都能够找到这些日本兵的身影。现梳理如下：

其一是攻克娄山关。这是平播战争的关键性战役。娄山关为入播之门户，距离海龙囤只五六十里，为兵家必争之地。1600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一日，总兵刘艇带领30 000名纂江兵攻打娄山关，对方是杨应龙长子杨朝栋。李化龙在《平播全书·二报捷音疏》中记载，“至初一日丑时，杨朝栋等果先来犯，本职（笔者注：指刘綎）亲率官兵并各家丁、日本降夷达（鞑）子与贼大战。”[1] 75这里提到的“日本降夷达（鞑）子”，李化龙在《平播全书叙功疏》中被再次提及，可相互印证，“（刘）綎知贼势重大，亲统守备周以德，千把总刘可春、王珠、包正龙、曹柏、胡清、何成、雷震龙、马禹卿等各家丁、日本降夷，与贼血战。”[1] 139此战大获全胜，斩首26颗，俘获男妇31人。播军跳崖、带伤投箐死者无数。夺回被虏男妇3人，牛马百十余只、军器数百件[1] 99。同时，政府方面付出的代价是“阵亡内丁日本一名，重伤官兵三十二人，轻伤七十二人，箭伤倒死马一十九匹。”[1] 99娄山关大捷对明军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从此，播军从娄山关到海龙囤再也无险可守，于是明军一路南下，直插播州大本营海龙囤，杨应龙的老巢完全暴露在明军的炮火之下。

其二是攻占海龙囤。这是平播战争的决战之地。时间为1600年四月十六日至六月六日。四月中旬，8路平播大军全部汇集在杨应龙的老巢——播州海龙囤。大军坚筑长围，将海龙囤团团困住，前、左、右、后四面轮番攻打，播军四面受敌。六月初，平播大军发起总攻，六日凌晨终于破囤。这样，经过约50天的激战，海龙囤大决战以杨应龙的自焚而告终。在这次战斗中亦有日本兵的身影。五月十七日，当得知海龙囤周围有龙爪、望军、海云等囤，养马、养鸡等城，“皆海龙羽翼，必先扫除方可成功”时，刘綎兵分三路，自己“亲领指挥千把总李朝栋、何奋武、游汝壁、周大贤、何维翰、陈道南、王臣、陈子名、孟相等，并各日本降夷，逐处应援。”[1] 140五月二十五日，在刘綎部攻打海龙囤从山脚到山顶的囤前九关之一的铁柱关时，有“日本九儿”的战报，“移时，据日本九儿禀称，打死披银钱黑甲一头目，贼众难以找级。”[1] 112

从《平播全书》以上记述来看，日本兵的工种至少有两类。一类是“内丁”，属于勤杂工。“阵亡内丁日本一名。”[1] 99“内丁”都“阵亡”说明战斗之惨烈。另一类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只有作为作战人员才会被刘綎亲领去“逐处应援”；“各日本降夷”则说明参战日本兵不在少数。此外，从“据日本九儿禀称”这句话来看，这里的“九儿”是日本人名还是职务名称，抑或是什么别的？首先推想应是人名，或者是政府军对这名日本兵的称呼。如若是，则“九儿”本人应是一名比较重要的日本兵（日本降夷的头目），不是随便一名“日本降夷达（鞑）子”都有资格“禀称”并被李化龙所记录。

同时，《平播全书》还两次提到日本人的作战武器“倭刀”，似乎也在印证日本人的参战。其一是李化龙在《献俘疏》中记述，“献俘器物”一共有100件，其中就有“倭刀一把”[1] 129。这倭刀一把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阵亡内丁日本一名”[1] 99所使用亦未可知（西南地区土司不使用这种武器）；其二是在《发回陈总兵解献银器》中列举了镇守偏桥总兵陈璘缴获的战利品，其中有“倭刀一百零六把”[1] 381。这106把倭刀不属于播州土司兵的作战武器，当是“日本降夷”的作战武器。如是，则可印证平播日本兵的数量应当有数百人之多。

参考文献：

[1]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点校本）[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2] [清]张廷玉.明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M].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 [清]郑珍，[清]莫友芝，编；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遵义府志[M].1986

[6]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祝国超，周凯.石柱土司统治与民族间信任和谐研究[M].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1）.

[8]曾超.“杨保”名义演变考[M].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4）.

[责任编辑：丹涪]

□西南民族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