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媛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重回历史现场——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的翻译目的研究

乔媛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3）

[摘要]从史学视角解读译者的翻译行为是翻译研究的根本，否则翻译研究只会沦为感悟式的文本鉴赏或主观武断的个人评价，缺乏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以西方汉学家翟理斯《聊斋志异》翻译目的研究为例，细读该英译本序言，梳理译者在外文报刊上就英汉翻译原则与他人的争辩，提炼他在其它译著中相关的翻译观点。认为公允地评价翻译不应仅局限于是否忠实原文，而需纵观特定历史时空内译者的具体翻译行为；提出从历史宏观视角全面考量该小说外译的成功范例，有助于建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介模式。

[关键词]翟理斯；《聊斋志异》；翻译目的；历史现场

《聊斋志异》英译本数量之多、译者队伍之大是中国小说外译史上一大奇观。翟理斯是众多英译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历经两年之久，选译原著中164个故事，1880年由伦敦德拉律公司（Thomas De La Rue & Co.）出版，题为《聊斋志异选》（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908年为上海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和纽约佳作书局（Paragon Book Gallery）重新出版；1916、1926、1936经上海别发洋行三次再发行。当代以来，美国纽约多佛出版社（Dover Publications），新加坡格雷布拉出版社（Graham Brash Publishing），美国塔特出版社（Tuttle Publishing）在1969年，1987年，2010年又重新出版了该译本。这些不断再版数据说明翟理斯该译本促成了《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这同时引起了国外学者如艾兰·巴尔（Allan Barr）[1]、朱迪斯·泽特林（Judith T. Zeitlin）[2]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探究。

1　操控论背后的思考

翟理斯英译本在国外百年来阅读热情一直未退，而在我国内学界却并未得到相应的研究力度。1981年王丽娜的“略谈《聊斋志异》的外译本及民族译本”[3]一文中才首次略有论及翟理斯译本。随后二十年翟氏译本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关注，直至本世纪初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研究从数量上逐年增多，但多数学者以翻译文化派方法批判翟理斯不尊重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意识形态操纵下删减和改写了原著[4-6]。

笔者对“文化操纵论”持不同看法，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虽未一一忠实对应原著，但他所采纳改写、异化等翻译策略建构了不同于彼时欧洲眼中的中国形象，使得中国小说进入了西方文学话语体系，具有不可磨灭的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翟理斯为何选择那样的翻译策略？任何一种行为都会受到目标或目的制约，且从时间上始于精神性目标的确立。那作为精神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翻译也不会例外，因而翻译目的不仅影响翻译过程，更是翻译活动的原点，当属任何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和发起之初。那么翟理斯的翻译目的为何？我们只有回归翟理斯那次翻译活动的起点，分辨制约他翻译活动的种种内外因素，方能厘清翟理斯翻译行为的过程，唯有如此方能有理有据地评价他译本的策略选择。

本文拟还原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的历史现场，追问“翟氏何时何处接触到聊斋原著”，“因何缘由笃定信念翻译这本短篇小说集”，“如何的个人观念和历史背景推动他的翻译活动”等关键性问题，考察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背后的翻译目的，公允评价其译本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翟译本共八个版本，后来七版均删减了初版序言的第一部分“个人观点（Personal）”和其中一些注释。还原历史现场须以翟理斯1880年版《聊斋志异》为研究底本，因而下文提到翟理斯《聊斋志异》英译本皆是初译本。

2　与《聊斋志异》结缘的历史现场

2.1自发性的翻译行为

接触是因受人委托的翻译，还是接触后的自发性翻译？这一问题是决定译者行为的第一要素。翟理斯的翻译行为属于前者或后者是本文关注点之一。

翟理斯1877年3月39日在《华洋通闻》（Celestial Empire）第一期发表了《罗刹海市》（The Lo-Cha’s Country and Sea Market）。他的第二篇译文《续黄梁》（Dr Tseng’s Dream），刊登在1877年4月12日版的《华洋通闻》。发表时间于他自己在译本序言里所言相符，他称“1877年春天我在担任广州副领事一职时开始翻译蒲松龄的《聊斋志异》”[7] xiv。

序言中，他又称“在调任至厦门担任代理领事时，我还有一半翻译工作尚未完成”[7]xiii。翟理斯是在1879年6月26日出任厦门副领事，1879年还未完成他的全部翻译工作，最终成稿是在1880年发表。从1877年到1880年出版，翟理斯约耗时两年多才完成聊斋的翻译。序的结尾处，翟理斯说到：“翻译这部小说得到的启示和愉悦远远超出了其中的艰辛”[7] xxxii。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翟理斯《聊斋志异》是由伦敦德拉律印刷厂（Thomas De La Rue & Co）出版。伦敦德拉律公司并非一家出版社，而是一家印刷扑克牌、邮票、货币等的印刷品厂。该工厂成立于1830年，1855年开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刷英国邮票，直到1896年才正式注册成为私人公司。这样公司与后来出版该译本的上海别洋行出版社不同，后者是发行有关中国话题的专业出版社，而前者只是一家印刷厂。那么翟理斯的这部呕尽心血作品为何是由德拉律厂出版呢？在1875年翟理斯出版的《中国札记》扉页上印有“此书作为朋友的象征献给华伦·德拉律（Warren De La Rue）”字样[8]。华伦·德拉律正是该厂老板托马斯·德拉律（Thomas De La Rue）的儿子，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与翟理斯私交甚好。

由此可知，翟理斯的翻译作品是由自己私人好友的印刷厂出版，并非是收到赞助者之一——出版商——所托的翻译行为，是一项自发性的翻译行为。

2.2趣味汉语学习的需要

明确翟理斯的翻译行为是自发性而非受动性之后，关注焦点之二是在成为译者之前，翟理斯作为读者是何时、何处接触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1867年翟理斯作为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汉语学习。那时候公使馆的汉语教学刚刚开始摸索。教学材料十分匮乏，翟理斯在和他父亲的信中提到，翻译学生的教材就是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的《语言自迩集》和马礼逊的《五车韵府》[9]；同时，“学习过程漫长、枯燥，令人生厌”[7] xiii。那时具有语言天赋的翟理斯就已经意识到课堂学习效果有限，需要在课外通过广泛的阅读来提高汉语能力。当时西方的汉语学习者普遍认为单纯的汉语学习趣味低、效果差。而中国小说尤其是传说可以让汉语学习变得生动有趣。丁义华（Edward W. Thwing）在《中国评论》有关中国小说的一篇文章里提到学习汉语并认为在小说中外国学生会发现“中国典籍艰深晦涩，而中国故事和传说会让汉语学习变得有趣”[10]，“了解中国的古往今来”[10]。

翟理斯来华同年（1867年），英国驻中国外交官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在香港的《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杂志第一期出版了《酒友》（Boon Companion）。他对于蒲松龄的文笔称赞不已，“文体异常精炼和纯净，犹如出自古代史家之手，在这种简洁的文体之外，又辅之以广博的学识和随手拈来的实例，其资料源远流长”[11]。梅同时认为，《聊斋志异》是从中国普通民众至朝廷重臣乃至皇帝都格外青睐的书。“他的译文开始引起英语世界对来自东方国度的神奇世界的关注”[12]。梅辉立的译文是否引起西方对于中国的关注，我们无法通过史料确证。但翟理斯应该是受到梅辉立的影响才深入阅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序言第三部分参考书（Bibliographical），翟理斯称这164篇故事中有一篇转引自梅辉立在《中日释疑》的一篇翻译，并且另外四次也提到梅辉立的译介。笔者细读译本后，发现《莲香》（Miss Lien-Hsiang）一篇的第152条注释中，翟理斯直接引用了梅辉立对于中国日历的阐述，并标注转引自梅辉立的《中国辞汇》（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7]180。《中国辞汇》是梅辉立在1874年出版的一本汉语学习教材，里面收录了四篇聊斋志异故事。

翟理斯的自述和文献材料都指向一个结论：在枯燥的汉语学习过程中，作为英国公使馆学生的翟理斯为了提高学习兴趣和效率，开始阅读中国小说，他对中国小说的了解是通过当时最重要的两份外文报刊《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和《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有关中国小说译介和原著。而正是梅辉立在《中日释疑》和《中国辞汇》上翻译的几篇聊斋故事让他与《聊斋志异》接下了不解情缘。可以说翟理斯阅读《聊斋志异》正是出于愉悦而鲜活汉语学习材料的追求。

3　历史现场中的翻译目的

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对原著的阅读是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的物质性起点。物质性接触的起点并非一定是精神性翻译过程的起点。对于自发性译者来说，物质接触后产生强烈驱动力的才是精神性翻译的原点，即个人的翻译目的。

那翟理斯目的是不是仅仅把《聊斋志异》视作为汉语学习教材之翻译？考证翟理斯自发性的翻译目的是本文关注之重点。

3.1与西方就中国社会之辩

序第一部分“个人观点”中，翟理斯希望:

“纠正一些低能、狡猾之辈灌输的错误观点，而西方读者轻易地就这把这些错误观点当做了关于中国的事实”[7]xiv。翟理斯非常坦诚地指摘一些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向西方传递了有关中国的错误观点。他随后再次明确表述了此观点：“虽然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籍出版了很多，但是书中信息并非一手资料；那就意味着，在这些书中，中国很少能够替自己言说。……中国的风俗习惯不断遭到我们的嘲笑和指责，归根到底是因为西方媒介扭曲了中国的形象”[7] xiv。

他对西方观点的怀疑早在其1875年出版的《中国札记》就有所体现，在这本书封面上他引用英国著名哲学家斯宾塞的名言“我们无法公平判断一个被歧视民族的制度”[8]。翟理斯引用这句话暗含着对于中国遭遇的思考。遭受歧视的中国是否能被让西方正确地认知？翟理斯对于西方震耳欲聋的质疑表明了他具有独立的批判精神，试图拉开他与当时西方意识形态的距离。

翟理斯《聊斋志异》序的最后一段，翟理斯则清楚表明他翻译此书的动机是对上述状况的回应：

本书是一位中国学者客观描述的自己祖国和人民，通过阅读此书大家才可以认识到中国人真正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为了让欧洲人清白明白地理解该书（蒲松龄的内容），我在译本添加了注释。作为一名观察者我没有丝毫篡改这位中国学者亲身经历，请大家相信本书内容的真实性[7]xiii。

翟理斯认为蒲松龄《聊斋志异》这部著作的内容可以提供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而非当时欧洲大陆所认为的中国社会。这就是翟理斯最为明确和直接的翻译动机。不论翟理斯是否能够真实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否能够客观反映中国人当时的思想风俗，他到底是怀疑了西方话语下的彼中国，他确实要去描绘他所见所历的此中国。翟理斯翻译目的之一就是描绘“中国社会”这个他者形象，这是他翻译活动之基础。

翟理斯或许无法成功拨开西方社会赋予他本人的“集体无意识”，但是我们断然认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西方姿态来操纵中国文学，就是一个含有偏见的判断。我们对于翟理斯的研究是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间点上去判断一个十九世纪末的译本。我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本身就有这样的集体无意识——“芥蒂对文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多大程度再现文学作品中‘原汁原味’中国元素”[13]。我们之所以宽容对待杨宪益译本而或多或少介怀翟理斯译本，是因为我们把自身置于译本的空间和时间之外。回到翟理斯个案的田野是我们研究之本，否则研究结论只是空中阁楼。

3.2与西方就中国小说之论

真实的中国社会是翟理斯试图翻译《聊斋志异》的动机之一，那么与其他译者就聊斋的小说本身之争辩则是出于对汉学的严谨学术态度，是他翻译的另外一个原因。

3.2.1实用论的中国文学与“耶稣会时代”西方对中国译介相比，翟理斯同时代的传教士、外交官们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和小说。原因之一，西方早期汉语教学内容的难度和形式的乏味让这些急需掌握汉语的人群需要通过阅读小说等来让语言学习变得生动、鲜活和有趣。原因之二，居华切实需要让这批来华人士要了解中国大众的生活方式，中国的风土人情，思维方式。伟烈亚力曾说：“中国小说可以让我们洞见中国的国民特性和风俗习惯，一直嬗变的语言；事实上中国人就是通过阅读小说来了解他们的历史，再反过来影响他们国民性的形成”[10]。丁文华提到：“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中国小说价值在于让汉语学习变得更加具有趣味性。很多中国经典枯燥艰涩，可是故事和传奇却不同。甚至在具备汉语阅读能力之前，若是想要学习汉语口语，学习者也可以让汉语老师教授一些流行故事，这样就能更加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更好地学习汉语口语”[10]。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小说引起当时西方汉学家的关注并非因为其本身的文学性，而是被当成一种学习的工具和一个了解中国的途径。中国文学只是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进入当时西方的视野。3.2.2文学性的中国文学翟理斯《聊斋志异》序的第一部分认为此书的翻译和出版可以能够引起对于中国其他方面的兴趣，而非过去关注的角度。西方过去更多关注中国典籍的翻译，而现在应该更多关注中国文学的翻译，因为中国文学其实一巨大宝藏，值得西方汉学家的重视[7]xiv。

而中国文学的研究应该首先开始于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他这一观点在1875年《中国札记》的文学一章里就有所展现。“1874年6月10日《字林西报》方根拔男爵称中国文学的价值超过了东亚其他国家，但是他又称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不能让人真正地领略中国文学之美”[8]。翟理斯认为“只有将几千部的翻译作品翻译成英语才能消除对于中国文学的误解”[8]。翟理斯对于中国文学文学性的认识让他完成了在《中国文学史》的一书，他自称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书写中国文学史的书籍。而国内很多学者如郑振铎等虽然认为这部文学史是一部出自业余者之手，可这毕竟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先河。

由此可见，翟理斯已然意识到中国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魅力、文学魅力和艺术魅力，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番见解远远高于他同时代一些汉学家，他们只把中国文学当做是语言学习材料的。他对于中国文学的推崇和译介引起西方对于中国小说、诗歌等方面的关注和重视。美部会传教士波乃耶（J. Dryer Ball）提到“翟理斯博士在这片昔日的荒野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花园，在这片貌似贫膺沙漠里找到了一片绿洲”[14]。

在中国文学这片绿洲里，翟理斯选择《聊斋志异》作为自己翻译的对象来消除一般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偏见和误解，可见他对于《聊斋志异》文学性的认同。翟理斯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一书里用了一章的篇幅阐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般来说中国小说和戏剧不能算作是纯文学，但是在实际中，如果不是在理论上，《聊斋志异》是一个典型例外”[15]。

他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序论及了小说语言简洁，晦涩用典，丰富暗喻等语言上的特点，称其是中国小说的典范[7]xxx。他提到小说的意义是对于科举时代的讽刺，而翟理斯之前的翻译者仅仅把聊斋故事当做是道教传说或是民间传说。翟理斯的理解也许不全面，但他领悟到小说的核心“悲愤之书”。他认为蒲松龄与十九世纪很有影响力的作家评论家卡莱尔在写作风格上有共通之处。卡莱尔风格就是质疑社会，使用晦涩典故、华丽的比喻、以及独特句式上。从用典、修辞以及对社会的批判角度来说，的确生活在清代的蒲松龄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卡莱尔确实具有可比性。这也是西方汉学界将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思想萌芽。

与同时代的其他西方汉学家不同的是，翟理斯没将《聊斋志异》仅仅当做是一部汉语学习的教材，也没有把《聊斋志异》归属于鬼怪传奇故事。他翻译《聊斋志异》是意识到此书的文学价值，可以这样说，翟理斯是《聊斋志异》在西方第一位真正的知音。

3.3与西方译者就翻译之争

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亦是对于翻译之准确性的追求。当时的汉学界，很多西方译者根本不尊重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原著，翻译中随意改写的例子比比皆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位西方译者郭实腊就是这样一例。郭实腊在《中国丛报》1842年4月发行第二篇译介的《聊斋志异》翻译了六篇故事，“没有标题，每段介绍一篇，大致粗陈梗概，可谓错漏百出，我们只能从其叙述中大致猜测译介的究竟是哪一篇”[16]。

翟理斯曾分别就《新约》汉译、《庄子》、《道德经》、《成语考》英译问题同一大批西方汉学家、传教士分别在《中国评论》1881年第10期[17]239、1882第11 期[18]、1887第15期[19]、1888第16期[20]、1896第22期[21]，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焦点在于如何进行汉/英翻译。翟理斯在这些文章中公开指出一些译者的误译，他的这一做法遭到了雅理各（James Legge）这位西方汉学大家的公开批评。他在1888年“翟理斯《道德经》翻译的批评（A critical notice of Gile’s Remains of Lao Tsu）”一文中严厉指责翟理斯并不是在“指出别人的错误而是在进行人身攻击”[22]。

翟理斯这些翻译评论的确只是挑出一些琐碎的误译之处，但是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严谨求真的翻译态度。翟理斯在“释疑：翟理斯《道德经》翻译的批评（Notes and Querries: Dr. Legge’s critical view on Gile’s remains of Lao Tsu）”里是这样回应雅理各的批评：“我指出翻译中的错误并不是为了攻击别人；我曾经说过，现在再次声明，汉学基本目标应该是准确的翻译。”[17]239

在序的第二部分开头，翟理斯说到“没有一个外国人在提到作者蒲松龄不会犯错误。”[7]xxiii接着他指出小说完成时间应为1679年，而梅辉立在《中国辞汇》中却误作1710年。除了对于原著完成时间的时间之外，翟理斯在序中详细说明他对于小说标题的翻译。他认为小说标题的处理十分重要，是蒲松龄旨意的抒发，而以前的译者都忽视了对于该标题的推敲。

卫三畏先生将它（小说标题）译为《书斋里的消遣》（Pastimes of the Study）；梅辉立先生译为《奇事记或鬼怪传》（The Record of Marvels，or Tales of the Genii）。这两种译法没有充分译出标题的原意。‘聊’是作者书斋的题名，因为此字的不可译性，我斗胆将其译为Chinese，这样可以让读者了解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鬼怪传》不能充分说明此书的内容，它不仅包括了道教的魔法，还囊括了海外不知名国家的传说，中国人每日生活的种种，以及一些奇特的自然现象[7]xxviii。

翟理斯与《聊斋志异》之前译者就《聊斋志异》完成时间和标题翻译的讨论，这位译者对于翻译的求真态度，让我们不由得肃然起敬。“准确翻译”的理想是贯穿其《聊斋志异》的翻译的全过程。

4　结语

翟理斯英译本促就了《聊斋志异》在西方的经典化，葛浩文的英译本力助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这都是当今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如何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为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中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懈尝试各种项目，如“熊猫”系列译丛，大中华文库、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等。这些尝试的巨额投资揭示了翻译在这中间所承担的重要作用，背后也隐射了中国文学复兴的种种焦虑。然而令人扼腕的是所有的努力似乎收效甚微，翻译沦为口诛笔伐的对象。翻译在中国文学复兴的重压之下陷入了一个怪圈：本国译者的译本赢得了国内译界的口碑，却输了国外传播的市场；国外译者的译本在国内被批得体无完肤，可偏偏赢得了国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这一现象说明我国翻译界目前不能为整个翻译学科提供有利的理论导向，存在某些不足和弊端，如仅关注译本的语言质量、翻译技巧等，只介意是否忠实于“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翻译并不是在真空内进行的一项实践活动，它不仅仅只涉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更是包括了两种文化的对话，两个空间的碰撞，和两个时间的交错。因而，如果没有史学的考察态度与研究方法，翻译个案研究只能是窥见一斑，纸上谈兵，无法上升到学科的理论高度。

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视域融合给我们带来了“历史现场”这样的理论话语，其对历史学的意义不言而喻，对我们翻译史的研究也不无启发。翟理斯翻译《聊斋志异》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让该译本的翻译不仅具有译学价值更具有史学价值，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应得到学术界的更多关注。本文通过翟理斯相关论述和史料文献的基础，回到历史现场来探讨其翻译目的，旨在为翻译个案研究带来历史的厚重感和研究的新立意。本文对于翟理斯翻译动机的考察充分表明仅以原文作为评判标准的翻译研究不能说明翻译中的全部问题，以历史的视角和动态的眼光拓展我国翻译研究才是学界的路向。

参考文献：

[1]Barr，Allan.AComparative Studyof Earlyand Late Talesin Liaozhaizhiyi[J].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1985，45（1）157-202.

[2]Zeitlin，Judith T. Pu Songling shiji zhushu xinkao[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9，48（3）：608-609.

[3]王丽娜.《聊斋志异》的民族译本和外文译本[J].文学遗产，1981（1）: 149-158.

[4]余苏凌.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的道德和诗学取向[J].天津大学学报，2011，13（5）: 466-469.

[5]曾婳颖.《聊斋志异》还是《一个来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0，21（2）: 78-83.

[6]李海军、彭劲松.翟理斯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6（6）: 82-85.

[7]Giles，Herbert Allen.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M]. London: Thomas De La Rue & Co，1880.

[8]Giles，Herbert Allen.Chinese Sketches[M/OL].[2012- 10- 10].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133/2133-h/2133-h.htm.

[9]王绍祥.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2）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4.

[10]Thwing，Edward William. Chinese Fiction[J]. China Review，1897，22:759.

[11]王燕.“英国汉学家梅辉立《聊斋志异》译介刍议”[J].蒲松龄研究，2011（3）: 89.

[12]何敏.“英语世界《聊斋志异》译介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41（2）:148.

[13]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 10.

[14]Ball，James Dryer.Dr. Giles’s History of Literature[J].China Review.1900，25（4）: 208.

[15]Giles，Herbert，Allen.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M].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1901:342.

[16]王燕.“试论《聊斋志异》在西方的最早译介”[J].明清小说研究，2008，88（2）: 220.

[17]Giles，Herbert Allen. Notes and Queries: A Critical Notice of Giles's Remains of Lao Tsu[J].China Review 1880，16（4）: 239.

[18]Giles，Herbert Allen. Mr. Balfour’s‘Chuang Tszu’[J].China Review，1882，11（1）: 1-15.

[19]Giles，Herbert Allen. Notes and Queries: Giles’s Remains of Lao Tzu[J].China Review，1887，15（4）: 243.

[20]Giles，Herbert Allen. Notes and Queries: Notes[J].China Review，1888，16（4）: 238-241.

[21]Giles，Herbert Allen. Mr. Lockart’s‘Manual of Chinese Quotations’[J].China Review，1896，22（2）: 547-551.

[22]Legge，James. A Critical Notice of Gile's Remains of Lao Tsu [J].China Review，1880，16（4）: 198.

[责任编辑：余义兵]

作者简介：乔媛（1981-），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文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ASHK11-12D140)。

收稿日期：2015-06-12

DOI:10.13420/j.cnki.jczu.2015.05.025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5)05-009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