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俊祥

（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安徽池州247000）



抗日战争时期池州正面战场述论

黎俊祥

（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安徽池州247000）

[摘要]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后，池州地区正面战场正式形成，在日军的不断进逼下，池州部分地区沦陷。在池州这一方国土上，以川军为主体的国军对日寇的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先后掀起了长山、香山阻击战，炮击长江日军航线，煤炭山阻击战，皖江冬季攻势作战等进攻或防守战斗。爱国将士为保家卫国做出了重大牺牲，同时在战场指挥、战略配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使得抗战整体效果不著。

[关键词]池州；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兵锋直指武汉。池州作为沿江重地，是日军溯江而上进攻武汉的必经之地，由此遭受了日军的疯狂进攻，池州地区正面战场正式形成。本文在梳理池州地方文史资料、川军抗战史资料及部分档案的基础上，回顾池州地区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以缅怀抗战先烈。

抗日战争时期，驻守池州地区的主要为唐式遵率领的川军第23集团军。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分赴南北各个战场对日作战。第23集团军开赴东南战场，属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主要布防于青弋江以西到江西的湖口以东，繁昌、铜陵、贵池、青阳等地为该军的重点驻防区。23集团军下辖21军，下属146、147、148师；辖50军，下属144、145师和新编第7师，是第三战区的主力之一①。与23集团军遥相对峙的是日军116师团，其兵力部署在湖口到芜湖的沿江一线。

1　池州部分地区沦陷

1938年初，日军即出动飞机轰炸池州地区重要据点。5月以后，为配合日军各路向武汉的推进，日机大规模地轮番轰炸池州各地。8月1日，日军在乌沙江岸的马踏石、李阳河和江口洪家冲一带登陆，随后向前江口、牛头山、殷汇方向进犯。10 月22日，日军进逼西门外孔井，23日日军强攻贵池。川军在抗日民众自卫军两个中队的协助下，在北门清风岭、东门百牙山、西门127高地构筑了防御工事，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10月27日下午6时起，中国守军及民众撤出县城，工兵于夜间炸毁了南门外石拱大桥。10月28日，日军进占贵池城。至1938年底，梅埂（今梅龙，下同）、江口、煤炭山、马衙、池口、殷家汇等19个乡镇先后为被日军占领，沦陷区人口计13572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0%。1939年12月，贵池县境殷屯公路以北地区全部沦陷，日军在境内设置了50余个据点[1]。

青阳县作为23集团军50军驻地，亦被日军重点进攻。1938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了大、小春山。次日晨，日军兵分两路，继续向南入侵。12月初，日军先后攻占杨西冲、茗山、丁桥地区，12月13日，日军占领50军军部所在地木镇。12月15日至23日，50军组织144师、新7师等部进行反攻，敌我反复争夺，最终于23日收复木镇及乐华、中山、锡麟等联保，往通、博爱、利民三联保（今新河乡地区）及店门口、陈家大山等地沦为敌占区[2]。

从1938年7月13日起，日军不断轰炸东流、至德两县境内所有较大的集镇。9月16日，日军侵占大渡口、姜坝两地，10月4日，日军占领瓦垄、香口乌石矶。10月28日，日军攻克东流县城。到1939年春，日军已在东流长安铺、青山、历山、大峰山、虎山等处修筑起战壕、岗棚、碉堡[3]。

经过数月激战，池州沿江各重要据点和有利地形大都为敌先后攻占，以保障日军长江运输，对23集团军形成牵制。23集团军则退守南部山区，与日军形成相持局面。

2　抗日战争时期池州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

池州地区正面战场的抗战，同国军在全国的抗战态势大体是一致的，但未有明显的反攻阶段，因而可粗略地分为防御和相持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抗战开始到武汉会战结束。此时，国军在池州地区的抗战属于武汉会战的组成部分，虽经艰苦抗战，但池州部分地区仍旧沦陷。这一阶段的抗战主要是武汉会战的外围作战，包括属于马当要塞保卫战的长山、香山阻击战，以及为保卫我炮兵阵地的煤炭山攻防战。第二阶段从武汉会战结束到1945年。这一时期，敌我据点犬牙交错，双方中小规模的攻防作战层出不穷，互有得失，大致有九华山阻击战、冬季攻势作战、青贵战役、三攻贵池城、东流反扫荡作战等。

以上战斗择其要予以记述。

2.1长山、香山阻击战

发生在至德境内的长山、香山阻击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当是日军朔江而上进攻武汉的必攻之地。马当要塞由彭泽的马当山和至德的长山、香山等阵地组成。至德县境内的长山距马当山不足10公里，是马当要塞的核心阵地之一，香山则是马当要塞的前哨阵地。

为加强沿江要塞的指挥，刘兴于1938年6月被任命为江防总司令，负责指挥马当、湖口、九江等要塞。第16军军长李韫珩担任马湖区要塞总指挥，下辖53师，167师，马当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马当要塞守备第1、第2营，炮兵教导第1、第2队[4]794。

马当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为临时成立，司令王锡焘，下辖3个总队和1个陆战支队第2大队。陆战支队第2大队大队长杜隆基将8门日造三八式七五野炮，安放在长山南面中间洼地的隐蔽阵地中。第2总队3个步兵大队，防守长山已构成的要塞防御阵地，其中布置了8个钢筋水泥的重机枪掩体。第3总队第1大队，部署在香口江边一带，以四七海炮控制这一带的江面。第16军第53师313团部署在香口至东流以南的江边阵地上，防止日军登陆。

6月22日，日军波田支队与海军第11战队从安庆西进以图马当，但在我空陆军顽强抵抗下，日军被迫放弃从江上进击的计划，改由长江南岸向马当迂回进攻[4]795。以此揭开了国军长山、香山阻击战的帷幕。

24日凌晨4时，日军以小艇从香口江边登陆，随即向守卫香口的53师313团发起猛烈进攻。此时，313团连以上主官多已奉命离队去参加16军军长李蕴珩所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典礼。守军对日军突袭既无防备，临阵又无人指挥，香口遂告失守，随后，香山等阵地也相继失守。

日军在占领香口、香山等阵地后，于24日早8时，向长山发起了猛烈进攻。驻守长山阵地的第2总队队长鲍长义率所部英勇抗击，多次击溃日军进攻。26日晨，羞恼成怒的日军竟对国军释放毒气，使国军损失惨重。午间，鲍军已牺牲3/4，指挥所亦被包围，授命赴援的第167师师长薛蔚英却迟迟未到，鲍长义只得下令撤退[5]764。下午4时，马当要塞失守。

马当要塞失陷后，第九战区司令官陈诚于27日命令罗卓英、李韫珩必须收复马当要塞及香山阵地并予以确保[5]743。28日子时，第49军105师313旅向香山东方山麓攻击，战至卯时收复香山，日军退至香口。此后，该旅继续向香口进攻，至29日子时，终因敌阵地坚固、国军疲劳过度，又逢波田支队主力在香口登陆，增兵2000余人，空中飞机和江上军舰也以强大火力支援香口，最终未将香口攻下[5]745。

长山、香山阵地对马当要塞的防守至关重要，国军和日军在此处进行了反复争夺，国军有数万人参战，数千人阵亡。

2.2邀击敌舰及煤炭山攻防战

1938年6月26日，马当要塞失陷。7月4日，波田支队攻占湖口，兵锋直指武汉。在保卫武汉战役中，截断日军长江航运以阻止日军军用物资及兵力的运输，至关重要。早在《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中，国民党方面就提出“第三战区沿江要击炮兵，更应排除万难妥为部署，俾发挥威力，截断敌舰长江联络线”[5]727。蒋介石在给前方的指令中多次要求沿江炮兵邀击敌舰。如1938年7月26日，蒋介石致陈诚电中指出“已令三战区加强沿江炮兵”[5]753，8月6日致徐永昌电中提出“设法封锁长江马当下游，断敌运输归路”[5]759，8月31日蒋介石致顾祝同等密电中一方面对三战区邀击敌舰予以肯定，另一方面提出具体策略，如“炮兵阵地应常变换，务选航线接近我岸之处所”，“射击目标以输送船为主”等[5]776。9月5日，蒋介石又密电顾祝同、唐式遵等，要求“三战区沿江守备部队，不分昼夜，指挥邀击炮兵”，“对敌人之增援或补给舰船，予以更大之损害，摧毁其运输工具，而达遮断敌后方唯一之交通线”[5]784。

其时，驻守皖南的第23集团军就承担着炮击日舰、阻断其长江航运、策应武汉的重要任务。

在池境内的炮兵阵地落座在贵池县梅埂附近的煤炭山（该地为历史悠久的煤炭矿场，南京沦陷前，该处有四大官股煤矿，亦称为馒头山）。该山东北端接梅埂场，西端距贵池约7里，全长约30余里，宽不过2里，高处达725米，低处亦有300米。煤炭山俯瞰长江，北端为峭壁，地形险要；加之长期开矿，山内井矿纵横，略加开拓便成防炮防空工事；煤炭山周边是沼泽港湾，通行极为不便，因此这里便成为炮击长江日军运输航线的绝佳之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国军在煤炭山构筑了坚固阵地，驻有重兵以掩护炮兵攻击敌舰及布置水雷。炮击敌舰约从8月开始，取得重要战果。据时任23集团军见习参谋的黄士伟、张代福及第21军147师439团团长骆周能回忆，煤炭山炮兵阵地3个月共发射炮弹7343发，命中2485发，击沉大小舰艇共10艘，其中有巨型运输舰1艘、中型运输舰5艘、汽艇4艘[6]188-189，被击敌舰重伤106艘，轻伤337艘[7]。早在8月8日，刘峙致白崇禧电中就指出“敌唯一之补给路线即长江之水路，经我空军爆炸及沿江邀击炮兵炮击之下，所予敌舰船之损害，甚著宏效”[5]763-764。

煤炭山炮兵对日军长江航运构成了巨大威胁，日军为消除这一威胁，除派遣战机不断轰炸我阵地外，还在海空军的掩护下，派兵强行登陆，力图扫荡我江岸炮兵掩护长江航运。国军面对优势敌军的疯狂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仅煤炭山725高地②，“失而复得六、七次”[8]。以下仅列举数次有据可查的战斗。

8月29日、30日，日军在贵池境内的上江口、乌沙夹、马塔寺、李阳河、前江口、牛头山等十余处登陆，到9月2日止，登陆日军总数在7000人以上，并有兵舰20余艘，飞机10余架。为掩护江防炮兵，确保皖南，国军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对日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9月1日，反攻作战开始。敌我血战至3日晚，全部登陆之敌，除李阳河、马塔寺两处外，其余均被击溃。4日，我乘胜追击，李阳河、马塔寺两处残敌，亦被肃清。4日晚，国军又向日军龟缩之最后据点马塔寺太子矶分三路发起进攻。战至凌晨，日军舰三艘驰援，援军有七八百人，面对国军的猛烈进攻，竟施放毒气，致使国军伤亡惨重。国军被迫撤往距马塔寺2里之纪家祠，马塔寺再次陷入敌手[9]。

9月13日拂晓，日军在梅埂左翼王家山附近强行登陆，突破国军阵地后乘势越过老庵，攻占老娘娘庙，并继续向前推进至新娘娘庙。146师438旅 873团对敌进行了顽强阻击，激战数昼夜，固守了煤炭山炮兵阵地[6]189。

10月6日下午2时，第67师199旅以397团为主力向725高地攻击，至下午6时，国军一部突入阵地。但日军不顾国际公法施放毒气，致使我攻入敌阵的官兵全部牺牲，国军被毒气阻于阵地外。7日，国军继攻725高地阵地，惜仍无进展，只能固守现阵地，以掩护炮兵向敌舰轰击。8日，日军116师团青山联队的一个大队，在兵舰及敌机掩护下，猛攻煤炭厂阵地，经过血战，日军败退。10日晨至11日，日军先后三次强攻麻埠潦，既有海空军掩护，又不断增兵，但均被击退。国军亦付出重大牺牲，麻埠潦守军大部牺牲。18日以后，日军仍不断增兵攻击煤炭山阵地。面对优势兵力及敌机的狂轰乱炸，第67师201旅402团坚忍不退，固守阵地，至10 月28日贵池陷落，始奉命转移[10]29-32。

此后，我炮兵编为皖南、赣东两个支队，改为流动作战，仍不时破坏日军长江运输线，迫使日军舰只能夜间行驶，航线亦挪向长江北岸。

2.3冬季攻势作战

1939年，随着双方战局的相对稳定，蒋介石对国军进行了整训。1939年10月国军第二次整训完成，战斗力得到加强，同时为了显示力量，争取外援，应对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所带来的困扰，国军从12月初开始以第二、三、五战区为主攻方向对日发动了冬季攻势。

1939年冬，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日寇兵舰、军船随时游弋于长江中，威胁我两岸城市，并进而侵犯我湖北地区，妨碍国军对各省的收复，着该战区直属防区内，选择临长江的制高点，构成坚固的要塞式工事，截断日寇兵舰、军船在长江中的往来”[11]179。而在池州沿江地区，原我邀击长江的煤炭山炮兵阵地在贵池沦陷后即为日军116师团占据，并在此屯有重兵。第三战区即选择煤炭山为进攻目标，以恢复邀击长江的要塞。

第三战区为此集结了25军40师、52师、108师、79师、67师和预备第10师、16师及第21军和第50军等部于煤炭山附近，25军为中央兵团，主攻梅埂至煤炭山正面之敌，21军为左翼兵团、50军为右翼兵团，以为牵制。同时，动员了青阳、石埭等县的数万民工，运输粮秣弹药，抢修公路，修复工事；还将苏联友军的重炮队调往前线配合进攻。但国军的行动被日军侦查得知，日军加强了防御，在煤炭山、725高地、陈家大山等处均配备了多门山炮、野炮，还从15师团抽调1个山炮大队，17师团抽调1个步兵大队以加强116师团。

12月16日傍晚，反攻战打响，但在日军海陆空军的密切配合、顽强阻击下，国军虽奋勇前进，各部仍进展缓慢。至19日，预10师攻上煤炭山，但遭到日机轰炸和日舰炮击，后续部队亦遭日机轰炸不能前进。守阵地的日军顽抗不退，预10师不得不退回山下。与此同时，50军144师主攻陈家大山，虽经英勇奋战，但仍未能攻占陈家大山。20日晨寅时，第50军第145师433旅434团突袭天屏山，击溃日军，占领了天屏山阵地③。25军所属的预10师也将守卫陈家大山的日军击溃，迫使日军后撤。但中央军的炮兵因通讯不畅而将占领陈家大山的预l0师误作日军予以猛烈轰击，使预10师遭到惨重伤亡。日军乘机反扑，预10师溃败。顾祝同见日军防守严密，第101、106师团又已增援而到，我方部队损失甚大，于是下令停止攻击，改为防守。陈家大山反攻战以失败告终[11]179-182。第50军军长郭勋祺因配合不力被撤职。

作为冬季作战计划一部分的反攻煤炭山战役由国防部作战厅拟定，蒋介石发布命令，顾祝同亲自指定23集团军唐式遵为前敌总指挥，专门调来战区直属重炮团，配大量苏联顾问参与指挥。同时从福建、浙江、湖南抽调了大量生力军，包括后来在衡阳保卫战中表现出色的第10军（当时叫预备第10师）。由此可见，反攻作战的准备是充分的。但其最终作战失败，除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日军海陆空军的密切配合外，过长的准备期导致计划败露，作战中的指挥失误、各部配合不力及偶然的通讯不畅也是重要原因。虽然反攻煤炭山的目的没有达到，但抗日战士英勇作战，“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枪炮轰鸣，数里外可闻”[6]199，日军伤亡大增，并使“扬子江航路在大通前面一时被切断”[12]，表现了国军英勇的战斗意志。

2.4长江布雷战

武汉会战之后，长江中下游江面为日寇封锁，阻击日军航运成为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之后的重要任务，而布置水雷则成为其重要途径。第21军军长陈万仞在1941年曾说“我们对敌人要象蚕吃桑叶一样，一口—口地吃，积小胜为大胜，即是我们用很小的代价，换得敌人几倍甚于几十倍的损失，才是真正的胜利。我们炸沉击伤敌舰，我们用一发炮弹，一个水雷，只花几十元或几百元的代价，就炸沉敌人价值几十万元或几百万元的兵舰，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却被许多军事指挥官忽略了”[10]51。盖强调布雷作战的重要战略价值。

1939年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配给23集团军两个海军布雷大队，在徽州郑村设立海军布雷办事处。办事处处长为刘世桢，第一大队长林遵，第二大队长郑天祥，下辖五个布雷中队和十多个小队。林遵、郑天祥及布雷队的大多数成员均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专业，具有浓厚的爱国热情。布雷队在东自铜陵，西迄湖口的700余里长江沿岸，展开了布雷战；掩护布雷部队的有145、146、147师部队；布雷地区集中在江岸地形复杂且日军守备薄弱的鲁港铜陵间、贵池前江口间、马当湖口间。

据147师439团团长骆周能回忆，“1940年至1941年上半年，在长江下游布放漂雷460余具（每具重100公斤），先后炸沉敌人兵舰、运输舰、汽艇达50余艘，炸伤敌运输舰20余艘”[10]50。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第23集团军对日寇沿江要点进行了突击，我布雷部队亦突至长江江面布雷[4]1047。

1944年7月，布雷队在新7师协助下在石龙章到前江口，黄湓到牛头山的江面，布放水雷18颗。此次布雷行动得到了新四军沿江团八连的主动配合，在布雷队遭受日军袭击时，沿江团帮助布雷官兵安全撤离④。

长江作为日寇重要的运输航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我布雷部队在长江江面的布雷作战，对日军的长江航运构成严重威胁，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海军大佐舰长曾悲哀地说：“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空军尚能预先写就遗书后应战，唯独一遇到水雷即行爆炸，就立即与舰同归于尽，欲写一遗嘱的短瞬时间亦不可得”[13]。日寇对布雷部队深恶痛绝，多次调集兵力扫荡我沿江抗日据点，上所述国军东流反扫荡作战即为一例。

3　国军在池州地区抗战的评价

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国军的抵抗大多以失败告终，池州部分地区特别是沿江重地沦陷。虽然如此，面对武器装备、军队素质均占绝对优势的日军的猛烈进攻，中国政府军队采用持久消耗战略，进行顽强抵抗，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大批爱国官兵为保卫国土奉献了生命。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一历史时，必须客观地正视国军抗战的贡献。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积极拉拢蒋介石及其政府。在日本政策的影响下，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不放弃抗日，另一方面警惕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采取“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此错误方针指导下，池州地区正面战场抗战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对日本的进攻仍旧予以坚决抵抗，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甚至发动了局部的进攻作战，如反攻煤炭山的冬季攻势作战、三攻贵池城、长江布雷等。但由于未能积极发动群众，加上国军的派系之争，导致无论进攻还是防守，战果都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当新四军在池州地区日趋活跃之时，国军不时发动反共摩擦，如1944年冬，新七师某团纠集贵池县常备队共2000余人，向贵东游击根据地进攻[14]。一些愿意和新四军保持良好关系，合作抗战的国军将领则被诿过撤职，如第50军第145师433旅434团团长胡世杰即因此被撤职⑤。这样就不能不影响到国军的整体抗日态势。

仅从战略战术及战场指挥等方面而言，其作战亦有许多可以检讨之处。

长山、香山阻击战的失败，马当要塞的迅速失守，有诸多主观因素致然。如第16军军长李韫珩在作战紧张时刻，却在后方举办“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会餐，调各部队主官参加24日8时的典礼和会餐。当鲍长义于24日拂晓发现日军并向马湖区司令部报告时，司令部人员由于参加典礼竟无人接听电话。守卫香山之313团士兵报告称：“连长去参加结业典礼去了，有的排长去受训，这时连里只有一个排长和一个司务长”[10]。18当长山阻击战激烈进行时，增援部队第167师师长薛蔚英又故意拖延，等到长山阵地全失仍未抵达。

另外，第三战区精心布置安排的强攻煤炭山的冬季攻势作战，仅持续了3日即停止攻击。当部队迫近日军阵地时，中央军的重炮竟误伤进攻部队，使国军伤亡惨重，未能及时攻克陈家大山。同时，右翼军团与左翼军团又未能和中央军团密切配合。战后蒋介石承认：“冬季攻势，本以截断长江敌之交通为主攻，当时第三战区以十四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1师团之敌军，并未受桂南以及其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至其任务未成，上下官兵不知奋发补过，而且弛懈偷安，视为平常，军誉扫地，廉耻安在？……而国军号令不严，士气颓靡，于此可见，岂尚有军纪与军誉之心存于其间乎？而其事后仅撤军长郭勋祺一人了事，不知其影响所及，岂止一军”[15]248。

1940年的“青贵战役”，也存在抗战不力的问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4月29日向第23集团军唐式遵发电就指出：“此次敌犯青阳，我145师胡、曾两团未经激战即擅自溃退，对侵入之敌，更不知取积极行动予以致命打击。此种畏敌人惟危难之心理，是我革命军人之耻辱。144师及新七师所属亦不免有同样情形”[16]。

驻守池州地区的国军主要为川军，他们为池州地区的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和重大牺牲。但由于川军非蒋介石嫡系，部分将领担心实力损耗、伤亡过重而导致自己地位受损，因此，某种程度上存在拥兵自卫、不听号令，竭力保存自身军事实力的情况。如前所言在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中，21军和50军未能和主攻部队有密切配合。再如驻守贵池的第50军145师，总兵力按兵种师计算，最少应为6000-7000人，但实际兵力不足5000人，战斗力薄弱，吃缺现象非常严重[17]。这自然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和军队的士气。而第144师430团团长张昌德竟然因一己私利，胁全师大部投降日寇，成立“皖南独立方面军”，当起了汉奸⑥。

此外，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整个国军弊病逐渐显露，如蒋介石在1940年4月2日柳州军事会议训词中所言，“高级将领骄矜疏忽，精神弛懈”，“缺乏互助合作的精神”，还“疏忽”、“骄傲”、“欺骗”、“犹豫和滞疑”，至于普通官兵，则“赌博冶游”和“走私”[15]231-238！这样一支军队，即使做出了重大牺牲，又如何能取得应得的效果呢！

综上，对于国军将士在抗战时期为保卫国土，顽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作为后人自然应铭记在心，但对历次抗战的失误尤其是军队建设方面的失误尤应总结，方不违“以史为鉴”的训诫。

注释：

①第23集团军是1937年11月由川军唐式遵部奉令编组而成。该集团军总司令初期为刘湘，刘湘死后为唐式遵，初归刘湘第七战区指挥，刘湘死后第七战区撤销，改属第三战区指挥管辖。初期，该集团军只辖唐式遵兼任军长的第21军和郭勋祺的第50军。初下辖23军，1938年该军取消，部队并入21军。第50军于1938年2月编成。张文清的第25军、新编第四军都曾加入过该集团军的战斗序列。

②煤炭山距梅埂5里处的一处山峰，高达725米，纵长3里，称为725高地。

③天屏山战斗见该团团长胡世杰的回忆性文字《我在青阳驻防期间的见闻》，载《青阳史话》第4辑，1988年版，第92页。

④此次布雷见张有道：《战斗在贵西的岁月》，《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池州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404；胡胜利：《国共两党军队合作布水雷考》，《江淮文史》，2001年第2期。

⑤参见胡世杰的回忆性文字《我在青阳驻防期间的见闻》，载《青阳史话》第4辑，1988年版，第90页。

⑥参见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302-307页。

参考文献:

[1]中共池州市贵池区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池地方史[M].合肥:黄山书社，2011:118-119.

[2]青阳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青阳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2:41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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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义兵]

Chizhou Frontline Battlefield of Anti-Japanese War

Li Junqiang
（College of Tourism and History and Culture,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Anhui 247000）

Abstract:After Wuhan Battle broke out in 1938, the frontline battle in Chizhou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in⁃vasion of Japanese aggressors, parts of Chizhou was occupied. National Army, mainly including Sichuan Army, re⁃sisted Japanese invasion, launching Changshan, Xiangshan blocking actions, bombarding Japanese lane in Changjiang River, Meitanshan blocking action, Wanjiang winter offensive operation. The patriotic officer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protecting our homes and defend our country. Meanwhile, for the faults of battle command, strategic cooperation, the effect of resistance of Japanese aggression is not obvious.

Key Words:Chizhou; Anti-Japanese War; Frontline Battlefield

作者简介：黎俊祥（1981-），男，安徽金寨人，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11

DOI:10.13420/j.cnki.jczu.2015.05.00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5)05-0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