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中侠

（池州学院思政部，安徽池州247000）



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乡土历史教材——《池州抗战史稿》解读

祝中侠

（池州学院思政部，安徽池州247000）

[摘要]在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教育教学中，优秀乡土历史文化资源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池州抗战史稿》作为综合反映池州抗战的历史著作，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地方文化资源。抗日战争中的池州战场抗战，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认真梳理、总结和应用这一优秀文化成果，并与高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相衔接，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池州抗战史稿；民族精神；抗战精神；乡土教材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由池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持编撰的《池州抗战史稿》正式出版发行了。这部综合反映池州抗战的历史著作，带着池州市委市政府的重托，凝聚了池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全体同仁的心血汗水，全方位再现了抗战时期池州战场可歌可泣的战争场景，它为我们保存了一段珍贵的、不应忘却的记忆，是池州人民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也是对池州抗战历史的最好纪念。《池州抗战史稿》作为一部厚重的乡土历史教材，其字里行间无不折射出中华民族恢宏的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①。在《池州抗战史稿》面世之际，我们谨以安徽池州战场抗战为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为主线，以《池州抗战史稿》为主要内容，对七十年前发生在池州大地上的那段尘封已久、渐去渐远的抗战历史做一简略梳理，也看作是对这部蕴含浓郁乡土气息的历史教材的肤浅解读。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教。

1　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池州国共合作

池州地区国共合作是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上积极酝酿，并在全国性抗战全面展开、日军军事势力逼近华中之际适时进行和完成的，在时间跨度上大约经历了从1937年底至1938年底的近一年时间，在合作形式上既有政治合作又有军事合作。

1.1政治合作——池州抗日“青干班”、“动委会”的成立

国共在池州的合作，首先是政治领域的合作。拉开池州国共合作序幕的事件，是1937年11月石埭青年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的创办。该训练班由国民党第七战区（刘湘、陈诚为正副司令）司令部政治工作委员会（简称“七政”）主办，以石埭县崇实中学教职员为基础，在校长、国民党左派人士孙梅轩的协助支持下，创建于广阳镇西门夫子庙（广阳镇一直为石埭县治所在地，现沉没于太平湖）。参加人员大多为崇实中学教师、学生、毕业校友和社会上进步知识青年，共约五十余人。培训班以培养从事敌后抗日工作的青年干部为目的，名义上是由“七政”组织，但负责具体培训工作的则是中共党员。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崇实中学青年救亡干部训练班取得了较好效果，短期内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力量，同时亦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略方针，扩大了我党影响，不少学员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抗日前线。

除“青干班”外，从1937年冬到1938年底，池州境内的贵池、青阳、至德、东流、石埭等县相继成立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民众总动员会（简称“动委会”），“动委会”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中共充分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动员并组织民众实行全面抗战，从而为形成抗战大联盟、掀起全面抗战高潮打下基础。此外，“动委会”还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为我党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2军事合作——皖南新四军与驻池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合作

池州地区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实质性合作，是活跃在皖南一带的新四军与国民党池州驻军之间进行的。

1938年5月，新四军在皖南集结后，根据军部指令，新四军第三支队（张云逸、谭政林为正副司令员）进入芜湖、南陵、铜陵、繁昌、宣城、池州、安庆等地作战。为了加快池州一带新四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合作，1938年初夏，陈毅以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公开身份来到池州青阳，在城东木镇会晤了国民党第三战区川军第50军军长郭勋祺，双方都表现了精诚团结合作抗日的诚意，很快达成了军事上配合作战和在战略武器及物资上对新四军予以大力支持的战略合作意向。随后，陈毅受国民党青阳县县长朱毅生的诚挚邀请，在县城何家祠堂国民党青阳县政府举办的“军政干部训练班”上作了题为“团结对外，坚持游击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会上，陈毅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向培训班学员表示慰问，接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针对部分学员中存在的疑虑问题，阐明了当前形势、任务与对策。陈毅指出：大敌当前，国共两党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化敌为友，团结抗日，共赴国难。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陈毅深入浅出，声情并茂，铿锵有力，学员反响强烈，深受感染，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不日，训练班根据陈毅的建议，建立起“青阳农村工作实施区”，组织广大学员深入群众之中，广泛进行抗日动员、开展游击战争等宣传工作。

在军事斗争中，川军第50军先后在芜湖、池州、安庆一带与新四军第三支队相互支援、配合作战，破坏日军桥梁和交通，抗击日军。

陈毅的池州之行以及随后新四军与国民党川军第50军为代表的军事力量间的战略合作，表明池州地区的国共合作局面最终形成并得到了良好发展，这是池州抗日斗争得以持续进行和稳定发展的现实基础。

2　不畏强暴、前赴后继的池州正面战场抗战

正面战场是抗战时期主要由中国军队控制的连片国土与日军侵华推进线上日控区对峙交战而形成的战场，由于抗战时期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控制连片国土的军事力量多为国民党军队，因此在传统意义上我们一般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池州境内正面战场的抗战态势与国民党在其他地区的情况大抵相同，正面抗战基本集中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而且包括池州在内的安徽省属于中日军队大型会战的侧后方，因此，抗战初期阶段的池州抗战属于武汉会战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驻池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艰苦抗战，但因实力相差较大，池州大部分地区仍旧沦陷。在战略相持阶段，驻扎在池州一带的国民党军与日军之间主要进行了规模及烈度均为有限的拉锯战，双方互有得失。

2.1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的战斗

2.1.1悲壮惨烈的长山、香山阻击战（1938年6月）1938年6月24-29日发生在池州至德县（现池州市东至县）境内、以护卫长江马当军事要塞为目的长山、香山阻击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武汉会战（1938.5-10）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马当江防要塞的是隶属于江防司令部（司令刘江）的国民党第16军下辖的53师、167师。中国军队有数万人参战，数千人阵亡，中日军在此进行了反复争夺，此役是战略防御阶段池州正面战场抗战中规模最大、战况最惨烈的攻防战。因日军强大火力且突然袭击占有的优势，长山、香山阻击战终告失败，马当要塞失守[1]。

2.1.2煤炭山炮兵阵地攻防战（1938年8—10月）池州位于安庆、芜湖之间，处于日军长江运输的重要部位。贵池煤炭山（因形似馒头，亦称馒头山）国民党炮兵阵地对日军长江航运构成了巨大威胁，三个月内共击沉日军大小舰艇共10艘[2]。日军为消除这一威胁，除派遣战机不断轰炸我阵地外，还在海空军的掩护下，于1938年8月底派兵强行登陆，力图扫荡我江岸炮兵以掩护长江航运。我第三战区军第23集团军面对优势敌军的疯狂进攻，进行了英勇悲壮的阻击战。在近两个月的攻防战中，敌我双方伤亡严重，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67师奉命被迫放弃煤炭山阵地。

2.1.3誓死守土的贵池保卫战（1938年8—10月）贵池保卫战是日军于1938年进攻贵池以来，我抗日部队为保卫贵池所发生的一系列攻防作战的总称，主要战役有三次：

（1）马踏石登陆战：1938年8月1日，日军第六旅团一部从贵池城西20公里处的乌沙镇马踏石一带登陆。驻守此处的中国政府军145师和新7师各一部，奋起阻击，一度重创敌军。但日军不甘失败，再次组织大规模登陆，最终中国军队不敌后撤[3]。

（2）牛形山阻击战：牛形山位于贵池江口附近，濒临长江，扼守长江航道。日军为保卫长江航道的贯通，解除我牛形山军队对长江航道的威胁，在马踏石登陆的同时，又在江口附近登陆，威逼牛形山。在此驻守的国民党军与敌交战十多天，死伤惨重。由于众寡悬殊，牛形山守军被迫撤退[4]。

（3）127高地争夺战：贵池127高地（即猫儿山）是贵池城西的屏障。1938年10月22——27日，日军调集三个连队向此地发起猛烈进攻，并实施空中轰炸，国民党军凭借坚固工事，固守阵地，顽强阻击。终因实力悬殊太大，死伤太重，不得不弃守127高地，守军也撤出贵池。28日贵池陷落[4]7-11。

2.2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作战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敌我双方亦发生数次大规模会战，驻池第23集团军或直接参与作战，或予以战略配合。如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第23集团军对日军第116师团所据守的湖口、彭泽、马当、贵池、繁昌等沿江要点发起多次袭击。1942年5月爆发的浙赣战役，第23集团军以144师、第148师、鄱阳湖警备部等，守备安徽铜陵至江西湖口沿江防务。

除此而外，在池州境内还发生了规模不等的若干次战役，它们分别是：

（1）九华山阻击战（1939年4月）。1939年4月18-19日，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由贵池境内的刘街出发，另一路从贵池境内的茅坦出发，向九华山进犯。沿线驻防的国民党新7师、144师与148师进行了殊死抵抗。但由于武器装备较差，在日军立体式猛烈攻击下，驻守将士大部阵亡，九华山失守[5]。

（2）陈家大山攻坚战（1939年12月）。陈家大山位于贵池县茅坦乡境内，高约500米，离长江仅20余华里，因其战略地位重要，1938年12月，日军115师团占领该地并建立了据点，派遣重兵防守，以保障长江航道的畅通。1939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决定：在1939年底前恢复从繁昌到彭泽沿江南岸军事据点，并建立强大的炮兵阵地，阻塞日军长江航道运输线。在这些据点中，陈家大山首当其冲，成为我方收复沿江据点中的第一个目标。

第三战区司令部部署的这场攻坚战，总指挥为第23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1939年12月16日黄昏时分，反攻战斗打响，在连续三天的激战中，主攻部队对陈家大山日军据点共进行了7次猛烈进攻，战斗十分惨烈，终因敌我力量悬殊，40师副师长方日英身负重伤，119团和120团团长阵亡，两团官兵几乎全部阵亡，最终未能攻克日军阵地[6]。

（3）青贵战役（1940年4月）。1940年4月22日至29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5师团、17师团、116师团，加上汪伪长江游击司令王普部，向国民党第23集团军驻守的长江防线（湖口至繁昌）发动了全面攻势，其范围涉及繁昌、南陵、贵池、青阳等地，简称“青贵战役”。“青贵战役”是驻池第23集团军在皖南抗日相持阶段规模较大的一次战役。是役以九华山、白马塘战斗最为惨烈。在青贵战役中，歼敌约2000人，但第23集团军伤亡亦相当严重，尤以第50军伤亡最重。最后我军被迫撤离军部所在地青阳县陵阳镇。至今青阳县杨田镇还留有当年百姓掩埋阵亡将士的孤魂碑[7]。

（4）东流反扫荡作战（1940年11月）。1940年11月中旬，敌116师团集结6000余人，大炮20余门，在飞机掩护下，于11月20日向东流一带进行扫荡。我驻守部队第146师与148师（驻赣东）两面夹击，激战一昼夜，敌人伤亡惨重。至27日黄昏，敌人全线崩溃。是役日军伤亡官兵约1700余人，我军伤亡官兵800余人[8]。

除以上具有一定规模的对日作战外，驻池一带的国民党军还在日军盘踞的贵池城和周边地区组织有效袭击，如三攻贵池城（1940年5月11日、15日、20日）、炮击大团山（1941年秋）、袭击大沽山（1941年秋）、奇袭三角尖（1942年元旦）等，歼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4]7-11。

3　百折不饶、坚忍不拔的池州敌后战场抗战

除正面战场抗战外，敌后抗战在池州所在的皖西南地区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池州敌后抗战既包括中共组织的新四军和游击队抗战，也有国民党实施的长江水雷战，还有地方民众自行组织的武装抗战等。

3.1新四军在池州一带的抗日斗争

在皖南事变前，在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在军事行动上既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进行敌后游击战的方针，又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第三战区、第五战区的战场指挥。新四军不仅从战略上，而且从战役战斗上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

1938年7月，新四军第三支队根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开赴铜陵、青阳、贵池等前线抗战。

1939年1月，为配合国民党第三战区抗击日军，新四军第三支队一营在青阳县柯冲成功伏击来犯日军，毙伤日军60余人，新四军在池州境内首战告捷，副司令员谭震林亲临庆功大会，对此战进行了高度评价[9]。

1940年4月和10月，军部及皖南部队先后两次粉碎日军数千人规模的进攻，巩固了皖南根据地。日军仅在青阳境内就被歼3500人以上[10]。

1941年1月7-14日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为坚持抗战，于1月25日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军长。部队由原来的六个支队扩编为7个师另加一个独立旅，人数由2.5万扩编为9万人。坚持池州一带抗击日、伪、顽军的部队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新七师根据新四军军部指令，于1943年冬成立沿江团，傅绍甫任团长，沿江中心县委书记黄先兼任政委。沿江团在空前困难的抗战环境中，坚持在贵池、东流、至德等沿江地带进行抗日斗争，在这以后的近两年时间里，沿江团成为池州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支柱，并完成了新四军7师与五师区域联系的重大战略部署。

3.2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抗战

抗战时期池州境内的中共地方党组织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上，随着池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全面开展而恢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在皖南事变前，先后重建的地方党组织主要是青阳工委（1938年10月成立于杨田，1939年9月改为青阳县委）、石埭中心县委（1939年7月成立于崇实中学）。因各种原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期间，我党一直未在贵池建立起地方党组织，但地下党进行了一些秘密工作，也有一些抗日武装活动。重建后的青阳、石埭县委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领导和组织广大民众，建立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皖南事变前夕，根据中共皖南特委指示，青阳、石埭等地党组织负责人和共产党员大都奉命撤至长江以北，仅有少数组织和党员继续进行秘密活动。

皖南事变后，为恢复皖南地区党组织，根据新四军七师和皖江区党委指示，1941年3月成立了铜陵前敌行动委员会，后改为铜青南党政军委员会，由何志远任书记，杨明为副书记。与此同时，中共皖南特委在无为成立，书记李步新，副书记黄耀楠，统一领导铜青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两年后改为中共皖南地委，所辖铜青南党政军委员会亦改为铜青南县委，书记、副书记分别为张伟烈、杨明，朱农为组织部长。为加强党对皖江其他地区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工作，1943年3月，成立了中共沿江地委（书记林维先，副书记黄先）和沿江中心县委（黄先兼任书记）。

从1943年3月开始至抗战胜利，池州党组织活动基本分为两大时期：

1943年3月到年底为沿江地委领导时期，下辖桐怀潜县委和贵青工委；1944年1月至1945年9月基本上属于沿江中心县委领导时期，此间先后成立了东彭工委、桐贵青县委、彭东至工委、贵西工委、贵桐县委。

在中共沿江地委尤其是沿江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池州境内的敌后抗日反顽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而且随着游击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先后开辟、分散的铜（陵）、青（阳）、贵（池）、东（流）、至（德）、彭（泽）等敌后游击区和根据地，也逐步联结成比较统一、巩固的整体，为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3.3国民党海军组织的长江防线炮兵游击战和水雷战

在安徽抗战史研究中，一般学者认为，八年抗战中，安徽抗战局面和全国一样，一直并存着两个战场：一是国民党军队担任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二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担负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否认国民党军队的敌后游击战。事实上，自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接近尾声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即将安徽划为游击作战区，决定以大别山为华中战略要点，进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争，并任命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因此在安徽敌后，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还是国民党领导的各种武装，在抗日斗争中都以游击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阵地战”[10]86。

国民党军在池州境内的抗日游击战，主要由第23集团军承担，以破坏日军长江航运为目的，主要手段有两种：炮兵游击战和水雷战。

3.3.1长江防线炮兵游击战长江航运是日军战略物资运输的水上生命线，武汉会战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整体实力对比面前，阻击日军航运、破坏其战略物资补给已成为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之后的重要战略任务。为此，1939年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给蒋介石的本战区游击战计划中，明确表示长江南岸的游击计划主要是“破坏由安徽铜陵至江西湖口间日舰运输”[11]。

为此，国民党海军部配合第三战区，成立了长江炮兵游击队。海军部先后派出三组游动炮兵技术指导员前往池州境内的第23集团军，实地指导训练游动炮战技术。炮兵队“一般以连为单位活动，他们配备轻便炮火无需构筑专门炮兵阵地，利用江南沿岸连绵无际的芦苇掩护，随时潜至岸边，躲在芦苇丛中，向江中敌舰或岸边据点开上几炮，待敌回过神来，向发炮的地方轰击时，游动炮兵们早已抬着炮杆游动转移了”[11]268。这种炮兵游击战神出鬼没，对敌水上运输威胁很大，如贵池“煤炭山炮兵阵地3个月共发射炮弹7343发，命中2485发，击沉大小舰艇共10艘，其中有巨型运输舰1艘、中型运输舰5艘、汽艇4艘，取得重要战果”[2]188-189。

3.3.2长江水雷战与长江炮兵游击作战的同时，在新四军沿江团支持、配合下，池州境内国民党军队开展的长江布雷游击战也屡建奇功。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时间，因蒋介石一味“剿共”、军事战略观念的陈旧、经济窘迫等原因，中国海军几无建树，总排水量仅6.8万吨（1927年为6万吨），日军高达115万吨；海军人数2.5万，日军12.7万人。无论是海军编制、舰艇数量、装备质量、官兵数量均与日军有着天壤之别。抗战初期中国海军虽进行浴血抗战，但力量悬殊，遭受重创。中国海军作战失利后，被迫开始了漫长的长江水雷战。

长江水雷战主要由长江布雷别动游击队负责实施，该游击队成立于武汉会战后期，在武汉附近长江水域，布雷队员冒死冲抵日舰近前布施漂雷，成功炸沉敌舰多艘。武汉会战结束后，为进一步阻滞日军水上交通，海军总司令、上将陈绍宽提请在皖南第23集团军辖区设立布雷大队。1939年11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意在第23集团军设立两个海军布雷别动游击大队，第一大队长林遵，第二大队长郑天祥，下辖五个布雷中队和十多个小队。林遵、郑天祥及布雷队的骨干成员均曾留学海外，具有丰富的海军作战经验。“布雷队员们都是经过专门训练，具有制造、拆装、运输和下江施放漂雷的技术，也可称为海军中的一支特殊的游击队员。他们除自己下江布雷外，还兼任指导沿江驻防的陆军部队的制雷、布雷技术，后来，第23集团军各军、师、团几乎都有自己的布雷小分队”[11]269。布雷队在沿江守备区，东自铜陵，西迄湖口700余里的长江沿岸，展开了灵活机动、惊心动魄的布雷游击战。

长江作为日军重要的运输航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我布雷部队在长江中游江面的布雷作战，“共击毁击伤日军大小军舰、船、艇两千多艘（只），水运线路经常中断”[11]271，对日军的长江航运构成严重威胁，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海军大佐舰长曾悲哀地说：“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空军尚能预先写就遗书后应战，唯独一遇到水雷即行爆炸，就立即与舰同归于尽，欲写一遗嘱的短瞬时间亦不可得。”日寇对布雷部队深恶痛绝，以重金十万悬赏缉捕林遵，亦多次调集兵力扫荡沿江布雷队，先后发动了贵池青阳登陆战，狄港木镇攻守战、东流扫荡战、殷家汇、九华山等战役。

3.4池州地方民众的武装抗日斗争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将矛头指向了武汉。池州作为沿江重地，是日军溯江而上进攻武汉的必经之地，由此日军对池州进行了疯狂进攻。面对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自1938年7月起，池州民众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与疯狂的日本正规军进行殊死较量。这些抗日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贵池和青阳县境内，其具代表性的武装组织有五支：

第一支抗日武装为1938年秋由方瑛在贵池东部梅埂组成的“方瑛抗日武装大队”，同年冬他率队赴江北无为、桐城一带抗日。1940年5月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特务大队长，不久，方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2月14日，日军3000余人扫荡陈瑶湖抗日根据地，方瑛在掩护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1952年12月，贵池县观前区政府在梅龙王家山（今大通水文站院内），修建了烈士墓，与他长眠在一起的还有其外甥、新四军挺进团二大队战士何长生。

余下四支地方抗日武装均发起于青阳县境内，它们是：牛山抗日自卫队（青阳北部）、乔木抗日自卫队（青阳东部）、宾木抗日自卫队（青阳东部）、火焰山抗日自卫队（青阳东南部）等。

池州境内的抗日武装组织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大，但其开展的游击战争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池州境内的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鼓舞了池州人民的抗日斗志。

4　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民族精神

70年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

八年抗战中，安徽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是华中敌后抗战的中心。地处长江之滨、皖西南地区的池州，作为国民党第三战区作战区域、新四军及地方抗日武装主要活动地区，抗日志士怀着满腔爱国之情，以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的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必胜信念，驰骋皖江大地，纵横华中敌后，坚忍不拔，浴血奋战，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用青春和热血捍卫了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尊严，共同绘制了全民族抗战的宏伟画卷，是中国抗战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浩然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中壮烈不朽的篇章。

今天我们重温7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血雨腥风的抗战史话，是在清醒和理性的态度下面对历史，旨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②。这一主旨的深刻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铭记抗战历史，缅怀民族英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②。战火的硝烟虽已远去，历史却应该被铭记。在那热血和激情燃烧的时代，无数抗日民族英雄，为了使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九死一生，在华夏大地上演绎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剧。今天，我们以各种形式追忆70多年前那段峥嵘岁月的历史，既是警醒后人勿忘国耻，也是对成千上万民族英烈的深刻缅怀，是“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

第二，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环境。70多年前，由法西斯国家发动的那场人类文明史上的战争浩劫，使许多国家的大好河山尤其是中华大地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这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特别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却的一段悲痛血泪史。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必须牢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痛，勿忘先辈们的热血抗战，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9·3阅兵”典礼上所言：“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③。

第三，弘扬民族精神，开创美好未来。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铸就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凝聚而成的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折射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它“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④。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是当代每个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尤其在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的时代，抗战精神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自尊必先自强，落后就要挨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不足而后进。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为了使中华民族免遭别国的凌辱和侵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免遭成为战争的废墟，我们更要凝聚民族精神，弘扬抗战精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只有这样，中华大地方可坚如磐石，祖国上下方能国泰民安。这是历史的昭示，也是神圣的使命。

5　结语

作为《池州抗战史稿》编写的参与者之一，我深感作为一部厚重的乡土历史教材，其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参与者而言，它带来的不是成功的喜悦，不是研究成果的彰显，也不是为了对池州抗战历史刻意的学术研讨，而是为了那段不应忘却的纪念，尽一份应尽之责；是为了使蕴含着华夏民族精神特质的抗战精神得以升华和传承，为了使后来人了解中华民族坎坷前行的艰辛历程，这才是池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撰《池州抗战史稿》的初衷，也是所有参与者倍感欣慰的内心告白和由衷之言。《池州抗战史稿》作为汇聚池州抗战历史的文本载体，由于编写时间紧迫、资料搜集困难、编写水平有限等原因，尚存在诸多讹误错漏之处及其他问题。尽管如此，这部著作毕竟是一切关心、支持、参与者的心力之作，随着它的出版问世，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告一段落、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池州抗战史稿》的完成又仅是一个开端，它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地方文化资源，在发挥其追寻历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功能和价值上，在弘扬民族精神、培育人文精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上，在深入推进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抗战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历史征程上，将永远没有休止符。一片热土地，满腔爱国情。我们期望通过在历史的追忆中凝练出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伴随着池州这片热土地的泥土芳香，带着先烈们英灵的呼唤，代代传承，生生不息。让我们铭记历史，坚信“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②！

注释：

①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典礼上的讲话。

③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25日在纪念中共成立92周年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

④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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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义兵]

Local History Textbook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National Spirit——A Study of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in Chizhou

Zhu Zhongxi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Anhui 247000）

Abstract:Lo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in⁃heriting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in Chizhou is local culture resource with unique val⁃ue. Chizhou battlefield in Anti-Japanese War fully displays national spirit with the core of patriotis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xcellent local culture and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will help improve students’humanistic quality and cultivat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in Chizhou；National Spirit; Spirit of Anti-Japanese War; Local Textbook

作者简介：祝中侠（1963-），男，安徽太湖人，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教研项目（2012jyxm567）；池州学院人文社科项目（ZMS201104）。

收稿日期：2015-08-21

DOI:10.13420/j.cnki.jczu.2015.05.003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5)05-0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