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勇，张彩云

（1.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2.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安徽淮北235000）



试论介存斋的词史思维和词史贫乏症

张兆勇1，张彩云2

（1.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235000；2.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编辑部，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介存斋论词以“词史”为核心范畴，在他看来，词以“词有词史”而尊体。介存斋作为一个常州词派的传承人物，“词史”说的确深入理解了张氏的意内言外说。但介存斋以感慨架空词史，从宋词所具有的丰富史料涵容来说，除表现对意内的创意外，更严重在于所同时溢出的词史贫乏症。

[关键词]介存斋；词史思维；词史贫乏症

若干年前，武汉大学的青年学者谭新红以其清晰思路和准确表达全面阐发了介存斋的词学成就[1]74-97，至今读起来依然有启发。

他首先定位介存斋是常州词派的有效传承者，张氏之学至他内容才被扩大，在他看来，介存斋的成就在于破与立。其具体内容就是截断众流穷正变，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谭新红以为，介存斋所谓破者在于破除浙西以醇雅、清空纠结姜、张，而使词风让位了周邦彦“浑然”词风。

他指出所谓立者在于提出“尊体”说，从而继承张惠言所宣扬以忠爱缠绵关涉儒家诗教的教化思维，尤其是强调指出介存斋不局限于张惠言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而提出词史说，指出介存斋强调词人的价值在于“以拯危扶困的志向坚守情操的高尚情怀，使词成为后人论世之资。”

这些断语可谓是大抓准瞄，的确点出介存斋作为常州派承先启后学人的关键性。但统观其阐述，总觉得意犹未尽，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1　作为词史的内含及与尊体说的关系

介存斋论词所推出的“词史”与“尊体”均应是重量级的获人瞩目的范畴，一般地说，如不加以辨析，很容易将“尊体”作为最核心范畴和切入点，即介存斋首先提出尊体，以为介存斋为了说明并强调尊体意识又提出“词史”说。即是说尊体说是最核心范畴，是词史所以被提出的原因。在笔者看来，“词史”才是介存斋最核心范畴。宋词作为一代文化遗产介存斋以史鉴突出之，以“词史”命之，不仅是因为一个士人中华文化的史鉴意识，表现对宋词史于何处，从词切入认知宋人遗留下来的历史信息的深沉自觉，还在于就此通达传承广大张氏之学。据史料在此他做得很自信。介存斋自我表白所传承的张氏之学云：“词乃意内言外，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讽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如果说上述是张氏的理论核心，那么，据此介存斋有三点发挥：

词的意义在于它深刻的历史性。

词的历史性在于它是情之史。

词所以是情之史乃在于词的特质是它凭藉各种质料以其特性借以表达情。

的确，像许多学人指出的那样，介存斋也就此超越了皋文。皋文只是强调了词对一个文人个人之情的表白，介存斋更看重情乃时代盛衰之果，词人之情更多是由于盛衰现实，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而出由衷之音。

揣摩一下介存斋虽曰传承涵容张氏之学，但他实际上已标举了两点和张氏不同：

一者，他心目中好词除去表达情还表达情产生之由，尤其从时代盛衰意义上。

二者，他心目中的好词之情一定不是拘于个人之情。

这样一来，介存斋心目中词的价值首先在于是词人传达的情盛衰史。

其次，此所谓情的盛衰史指词中人情物态随其人之性情境界以感慨而主体化，依人情而传达，这里有两层意思，一者有强烈主体性，二者亦可以说，在他看来，所谓词有词史指一首词实际上是情的迁变史，换言之，后人所谓领略词有词史实质上是领略先贤关于因社会盛衰作用而发生的情感的流程，依照介存斋后来对自己的总结，他终于将张氏哲思领到此。的确不论从其思路还是从其讬意均够厚重的，所谓“尊体”自然亦应从此找有其理由，放到他的滋生时代又正好能与其前辈学人沈德潜（1673-1769）的格调说相呼应[2]。这应是其价值所在。

2　寄托说的创造转换

在介存斋这里，无疑“寄托”说重要或炫人之目，那么寄托说究竟担当着什么角色特征？在笔者看来，寄托说是他历史说的逻辑之推演。介存斋在此用力在于指出，寄托说是词史所以为史的可能及途径。

介存斋在此的价值是全面传承张氏之说，而且表现对“寄托”说的扩充，使张氏比兴寄托得以创造发挥。据介存斋自己说，他所以随董晋卿服膺张惠言“意内言外”说在于他越来越感到张氏之说最能深刻地把握词的特性，据他理解，言外者指词的内涵如何寄于言外，然对意内来说，言外者仅是平台，仅是隐喻，仅是深刻的描述传达。借用苏珊·朗格观点，它首先是材料，其次是材料所构成的幻象、情境。它既是所以构成幻象的张力，又是诉诸感觉的时空[3]。苏珊·朗格的观点很接近介存斋对张皋文理解的思路。

张惠言在此举例飞卿，最佩服飞卿词，介存斋也是，并对张氏理论有传神理解。其云：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宏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深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4]1630。

他甚至就此服膺柳永。推究一下也是这个思路。

耆卿为世訾誉久矣，然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4]1631。

言外者，其目的是为了向世人传达意内，所谓意内，概括起来，有这么几层涵义。

（1）首先意是感慨，特别是关于时代盛衰之慨。其云：“夫人感物而动，兴之所托，未必咸本风雅，要在讽言?绎，归诸中正辞不害志人不废言”[5]1637。又其云：“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4]1630。总之，介存斋大概留意于词最能传达社会的深刻变故。

（2）在介存斋看来，若更进一步聚焦，对词来说此感慨之意还应是指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而起变化反应，此感慨最终为莫不由衷之言，此应是有情之言，或曰情，它深深体现为意内依介存斋看法透过此能反观其人。他评价韦庄云：“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日柳，使人想见风度”[4]1631。又评冯延巳、皋文曰：“冯延巳为人专蔽固疾。而其言忠爱缠绵”[4]1631。

（3）意，再进一步解释应是指带思的情感品味。比如他评苏轼“人赏东坡粗豪，我赏东坡韶秀”。又云王碧山“碧山胸次恬淡，故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词以思笔为入门阶梯，碧山思笔可谓双绝”[6]1644。

在自张惠言以来常州词论家看来，对于一个词家来说，除了感慨好事，涵咏好情，还要利用词平台好情，发挥呈现好此情，换言之，词的意义在于最是情的传达媒介。其原因在于词最以“意内言外”以现身，常州派词论家也就此将思维重心转移到对词性探讨上的。作为常州词派的推进者，介存斋在此的观点很明确，即主张“词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之习气”[6]1644，主张“深化”反对“圭角”，应当以“无厚入其间”这正好是对“意内言外”的创造构思，这除了能从词特征所理解传承张氏理论上找寻理由外，也说明他正好呼应了当时已是文坛领袖的王渔洋主张[7]59-62，表现出词学与诗学的时代一致性。他的这个理论类似于西人苏珊·朗格的主张[3]，即诗不在于内容，而仅在于以这些内容为质料所隐喻定格的情思生发起止的张力。因而有着超越的美学价值。

介存斋不仅在此特别强调此主张，他也同时在此强调此观点的落实，他的核心观点即“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6]1643。

关于这个命题的涵义，介存斋阐发的也很清晰，其云“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断蝇翼，以无厚入有间，即习之，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欬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6]1643。

依介存斋的观点，一首好词必须有寄托，没寄托的词不是好词。他把这种词称无谓之词，他以为南北宋均有这种词。

对于此所谓“无谓”一个初学词者要回避，所以“学词要以用心为主”[4]1630。用心者即通过感慨途径而结成关于人情物态感慨的主体还原，从而升华出寄托。

对于一个所谓大词人的辨别亦应依此，介存斋反复向人指出白石的疏浅即如此。“白石号宗工，然亦有俗滥处、寒酸处、补凑处、敷衍处、支处、复处不可不知”[6]1644。

介存斋称寄托者是思，从而表明了自己对寄托说的推进与不一样。他的观点是从一首好词最终品相上来说是思与笔兼美。

一个词人一首词，若是有了思即应是上品。如他评蒋竹山云：“竹山有俗骨，然思力沉透处可以起懦”[6]1644。一首好词最终品相是思与笔兼美。介存斋推崇王碧山在于此。

他最推崇周美成亦无非因为此。

细玩“思”的涵容对美成来说仅止于指出一首词是否有寄托情志的创作构思。只可惜在于关于“思”的内含介存斋没阐述，要么就是他一概而将思视为词人触时物而生的感慨，显然有些泛化。

阅读介存斋会发现，他经常指责词人词品的高低，可以说这是他细数轩轾南宋后期各家的法码。例如其指责蒋捷云：“梅溪好用偷字品格便不高”[6]1644。此处虽准只是此品已泛化，缺乏对思含融的开拓，介存斋其实仅是在强调词写法上思与笔的结合，戏玩其所评会发现许多词人也正是在此没如其眼。这其中，元祐词人有，过江词人有，南宋后期更有。而相比之下，在他看来，周邦彦则做得最好，所以是集大成者。在笔者看来，他并没有在思的内涵上深入开去，他所谓的思仅仅是北宋词的浑成，而“浑成”者仅止于所谓“无门缝”，以所谓“点水成冰”无接缝脱口而成为归趣。

在此，笔者想要说的是，其实介存斋已悄悄地跑题，也即是离开了对思的追寻，他能极其容易将从五代到两宋词人从思而通检，首先在于其实他没有思。跑题了。与思相比，他更强调笔。所谓笔，指为词造思的方式，表达捕捉能力，好多词人在他面前的高低究其原因其实是因笔而起。

介存斋标举了一种极佳的用笔法是複与脱的统一，显示着他将“寄托”以手段上推进了一步。在此之处，我们找到了介存斋心目中的好词。

什么是一首好词最终效果？

（1）一首词好在于其运笔上，複与脱的双向获取。其云：“词笔不外顺逆反正，尤妙在复在脱，复处无垂不缩，故脱处如望海上三山妙发，温韦晏欧柳推演尽致，南渡诸公罕复其至矣”[6]1645。

由此可见，他所谓的复与脱的统一，仅是运笔问题，他所谓的南北宋的区别最终仅是运笔的不同了。

（2）介存斋到此已全然不参以思了。仅在运笔了。他所谓的南北宋的高低仅是从运笔上区别。

纵观他对南北宋词人的轩轾亦的确如此，思在此要么变得很空洞，要么越来越边缘化。比如，评史达祖：“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笔多涉尖巧，非大家数，所谓一钩勒即薄者”[4]1632。又评吴文英：“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梦窗非无生涩处，总胜空滑。况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数，追寻已远。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闲散，使人不易测其中之所有”[4]1633。

3　针对宋词的介存斋“词史”意识的再评估

纵观介存斋的论述，我们无疑能感受到他所动用真心真感情，而且，个中怀抱着厚重的中华诗人的使命意识，决非是那种闲情逸致，高蹈隐晦，也非是那种为了一己之小怨而使气翘扛、任性。

但从侦破宋词历史价值来说，还有不少问题可做进一步协商，另外，如果就此讲其“推明张氏之旨广大之”则肯綮其质。若以为他截断众流而穷正变，则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究。

首先，作为一个词评家，评价宋词当然要联系自己的关于词特质标举的思路，但必须要结合宋词所赖依的历史，在笔者看来，这样才能保证宋词自身历史及所传承的情史与宋代历史的协调性，而其原因在于古往今来的文艺概如是。虽介存斋本人又特别强调其史的意义，但假如要问一下，对于一部宋词如果理解忽略了它赖依的历史因缘，那么我们又怎么可能从中还原出历史真相，或者说，我们若不在意宋词所还原乃自己的当代，那么它的“历史”者岂不空洞。

介存斋将自己的“词史”论奉为核心之论。其云：“介存之论论云：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世之谈者多以此为小技而鄙夷之，若介存者可谓知言也夫”[8]1638。（《潘曾玮刊词辨序》）但他再也没深入聚焦下去，落实一下宋词的特别历史氛围以及关于此的人与事、情与意。

在此，可以下这种断语，如果说宋代词人以见事多识理透，成为了后人的论世之资，那么显然介存斋没有看透宋词，这是我们评价介存斋需要俚定的。

其次，诚然，介存斋过于强调感慨的路径，耐人寻味。但将此引入宋词研究还需要还原宋代历史的进程，尤其要尊重宋人道学旨趣对之的结成，并以此大量丰富的结语作为感慨所至，理由无疑在于宋词本有此特点。在此，笔者尤其想表达的意思是：感慨虽是词的总特征，但其内含有无穷丰富性，尤其是在宋代词中极其体现着开放性和时代意识。比如它有时针对于“去年天气旧亭台”，有时则针对于“天涯何处无芳草”，有时又针对于“梅子黄时雨”。这些与其说是对时事变迁的感慨，还更应是对人生的更深层次慨叹。

在这一点上，王国维显然出语比介存斋从容，他用伶倌之词与士大夫之词对感慨做了区分[9]，又用境界对同是士大夫词的晏欧等做了区分。当然，静安也有他的缺陷，在于他把境界看成是词人的自我孤立高悬的，也还没有和历史真正联系起来，还原出宋代士大夫的心灵变相的缘由来。

与之相比，介存斋则完全脱离了宋人的历史，尤其是脱离了宋代道学进程。无视词趣之中道学的存在，无视乐工、士大夫、文人词间的距离和不同历史意义[10]。

换言之，介存斋的思中不以道学内涵为内含，而将思完全统领于自己所树立的感慨上，这应是他史观贫乏症。至于为什么一定要以道学内涵为内含，原因在于宋词的进程正好上下左右着道学的进程。一些词人不是说受道学影响，而更准确表达应是宋词是道学的思维传媒模式之一，宋代士人对道学的体悟经常是以词来定格的。

例如，介存斋以刻意否定、征讨了偏狭的“一己”为词切口，从中当然能见出他的扩大情怀，但他显然没注意宋人于词中所处理的“一己”与宏大深沉的关系，宋代人往往将天道的体证从一己引入，言在此，意在彼。所以一己是研究宋词必需要的。现在想总结一下，在笔者看来，由于上面这些原因，导致他的感慨理论，尤其以感慨视宋人的思路落入空洞，这从他推美成为至上，对柳永过高评语最能看出，例如世人尽知，他对周美成最推崇，亦知他所以推周美成的原因。

“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读得清真词多，觉他人之作，都不十分经意。钩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钩勒便薄，清真愈钩勒愈浑厚”[4]1632。

在他看来，清真词之佳多半是钩勒的原因。此不要说对美成之于别人的比较就算是针对美成岂不空洞。总之，基于上述原因，从介存斋的词论中，我们能明显感到他其实不可能分清有宋一代不同词人所具有媒介历史，传达历史，涵容历史的不同价值。又，一些词人所以浅俗的原因。就此可以说他的结论接轨不了宋词所承载的历史。比如，欧阳修与苏轼应是什么关系，苏轼与少游山谷应是什么关系，苏轼与柳永又应是什么关系？到他这里看似清晰，其实糊涂①，至于南宋词人的历史意义应怎样认定，他也是越清晰越泛化。

立足于历史角度，我们不无惋惜地看到，南北宋诸家词，介存斋只能从笔上进退之、褒贬之，苏辛大家介存斋怨其所谓的“圭角”，显然这应是对历史资料的无视。

介存斋对南宋后期评估下了很大功夫，只是越屑细越不实，这在于他仅用心于从表达感慨之手法上拉开这些词人间距离。完全忽视了他们的历史意义与角色特征。

注释：

①笔者在《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一书中以为宋词的发展进程与北宋道学展开相表里，从欧阳修到苏轼再到秦少游，他们的词中的性情是三代人的性情，隐喻三代人的文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谭新红.词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74-97.

[2]张兆勇.沈德潜格调说的实质及儒学原旨[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95-99.

[3][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第一、三、十讲、附加篇[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介存斋论词杂著[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5]周济词辨自序[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6]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7]张兆勇.王士祯“神韵说”意蕴的再考察[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4):59-62.

[8]潘曾玮刊词辨序[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9]藤咸惠.人间词话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2.

[10]张兆勇.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余义兵]

作者简介：张兆勇（1965-），男，安徽五河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化；张彩云（1975-），女，安徽淮北人，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诗话词话。

收稿日期：2015-06-02

DOI:10.13420/j.cnki.jczu.2015.05.023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5)05-00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