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胥吏与宗族社会——以家谱为中心的考查

2015-03-19程源源

池州学院学报 2015年5期

关键词：明清时期宗族

程源源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明清徽州胥吏与宗族社会——以家谱为中心的考查

程源源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胥吏是中国封建时期长期存在于官场的重要角色。明清时期，胥吏的权力进一步扩大，缺乏有效监管使胥吏操权柄、谋私利的情况非常普遍。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强大，宗族通过家谱中的凡例、家规家训等，极力反对胥吏为非作歹；同时，对“良吏”充分褒扬。宗族的压力使徽州胥吏任职表现较好。对明清徽州胥吏的探讨，有助于认知明清乡村绅权建构与社会认同。

[关键词]明清时期；胥吏；宗族

胥吏制度作为古代官僚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明清时期，一方面胥吏的权力扩大，“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皆付之胥曹”[1]；另一方面，对胥吏的歧视也日益加深。关于明清胥吏的研究，大多都是在探讨“胥吏为害”这一方面，本文从徽州家谱资料的记载入手，对徽州的胥吏作一考查，并探讨宗族控制与胥吏任职表现之间的关系。

1　关于徽州胥吏

胥吏地位卑微胥，指的是供官府驱使的劳役，负责催征赋税、维持治安、把守关卡、看守仓库、看管和押解犯人、押解官府物品的杂事；吏，指的是在官府承办具体公务的人员，负责文书事务，如收发公文、保管档案、誊录文书、造报账册、处理各种文书等文案工作。他们没有特权阶级的社会地位，但明清时却有很多人愿意做胥吏。因为做胥吏有诸多好处。首先，作胥吏就可以免除自身的其他种种差役，获得一个免役的权利。其次，胥吏的社会地位毕竟要高于一般百姓，更重要的是，胥吏可以收取“例费”，按不成文的陋规，胥吏每干一件稍涉钱财、或由他们出面的政府事务，都要从中得到点好处，算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手续费”。再次，胥吏毕竟是步入特权阶层的一个门道，明朝规定，胥吏在服役供职一定年限后，经考核无过错，即为“考满”，可获得作官出身。

赵吉士在《徽州府志·吏才》里说到：“若吾乡则殷实之家借以庇风雨，计其上下班役之期，糗糧而往往惴惴焉，惟恐有意外之失，而巨豪大蠧绝未有焉，其或邀半绾之荣者，恶可以不忘之。”也就是说在徽州充任胥吏的，大多都是殷实人家，借此躲避赋役，作恶多端的胥吏是非常少见的。

许承尧在《歙事闲谈》中，对徽州胥吏不为大奸的原因有说明：“书吏操纵之弊，是处皆然，徽俗则否。充是役者，大都钜姓旧家，藉蔽风雨，计其上下之期，裹粮前往，惴惴焉以误公为惧。大憝巨滑，绝未之闻。间有作慝者，乡党共耳目之，奸诡不行焉。则非其人尽善良也，良由聚族而居，公论有所不容耳。‘里仁为美’，不信然哉？”[2]。殷实之家的成员往往为了获取社会地位、保护家财、逃避徭役等目的而充胥吏。他们由于本身家庭富裕，不以获取经济收入为主要目的。徽州胥吏没有“大憝巨滑”，不是因为其本身良善，而是因为徽州聚族而居，宗族势力强大，为奸作恶之徒，不能容于乡里。

2　胥吏在家谱中的形象

2.1以警世的形象出现

《吴越钱氏七修流光宗谱》中：“子弟一入衙门，其心术即化为枭獍，其行径即化为鬼蜮，以祖宗父母之身而效奔走于呼叱，受辱于鞭笞，可痛孰甚焉耳。其人方哆然自视为得意，舞弊挟诈，见事生风，倚三尺之威以恣其渔獐，敛万人之怨，莫厌其贪婪，即使其乘强横之运，以暴致赢余布旅，踵而灰飞烟减，造物之于此辈报应甚显且速，必然之理也，上堕累世之门户而汙玷于祖宗，下遗无穷之罪孽而降殃及孙子，人世之大耻大辱孰有甚于此者乎，若夫习优伶之为下流，投营伍之为败类，虽罪有轻重，要之同为倡优隶卒，乡党不齿，有一于此众，可斥之不许入谱。”极言胥吏之害，以父母之身受辱，这是不孝的典型；不知廉耻，渔肉乡民，谋一己之私；声名败坏，有辱门风，贻害无穷，并以不得入谱这一家谱中最严厉的惩罚，警示族人不得为胥吏。从中也可以看出，对胥吏的歧视有一部分是针对这个职业本身的，觉得胥吏是“身入贱籍”，以父母所给之身供人驱使，这种对这一职业本身的歧视，无疑也会影响人们对胥吏个人的评价。

《程氏族谱》对胥吏的规范相较而言要和缓不少：“生平荣辱所关实在乎品行，端则人遂从而敬之，品行不端则人遂从而忽之。凡我族中如有子弟，奔走衙门、武断乡曲、或害人、或骗人，与一切自轻自贱而坏乎名节者，宜同声共击之斥其非。”主要从品行不端这个角度来考量，名节败坏，可群起而斥之。一方面，不提倡族人为胥吏；另一方面，即使为胥吏，也要小心谨慎，不得坏自己一世名节，不容于乡里。

徽州地区健讼之风盛行。家谱对这一现象大多是禁绝的态度，不少家谱的《家训》专有“禁家讼”，“禁诉讼”这一条。胥吏对诉讼这一司法活动的影响是很大的。被告如果向其行贿，案件开审可能就被故意延迟，负责记录被告供述的胥吏可能会在笔录上作某些变动，胥吏还会把尽可能多的人扯进案件中，以图勒索钱财[3]。《吴越钱氏七修流光宗谱》中，“书曰敦叙九族，敦者聊之以情，所以合疏也；叙者秩之所以礼，所以聊远也……。尝怪世之惯斗者，在家人则分不遵，偏不惮卑屈以下胥吏，世之健讼者，在家人则铭铢不让，偏不惜资财以殉请托卒之，家不和而行道皆传为议讪，内无助而邻里得肆其欺凌，岂不深可痛哉？吾故为敦叙之说，而尤以禁讼为谆匕者，盖重有所感也夫。”对整个宗族而言，遵守礼仪，讲求敦叙之义，宗族内的矛盾，由房尊、族长定曲直。对在族内斤斤计较却对胥吏耗财奔走请托的，“深可痛哉”，作者有感而发，可见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

2.2以家族榜样形象出现

胥吏任期5年届满之后，是有资格进入官场的。通过“考职”，会被授予品级或任以适当官职。“杜由吏员授山西氓州衙知事，升四川都护衙经历，”“熷以书字见重于王直，指超桼府掾，后考中正入品，恩免省祭径授山东郯城县县丞，升辽东广宁前衙经历”[4]。“汉，字大川，号蜜齐（大谱载密巷），尚富公长子，新安衙吏，授北京太仓衙经历，转虎贲衙经历，父母及妻皆膺锡命，升授青州府莒州同知，致仕后侍父黄山桥居焉”[5]。“宜墇，字子道，号养齐，谦公次子。善经先型，事兄如父，好读书，愽通典故，由掾史授汾水县典史”[6]。在徽州的谱碟里，此类记载不乏其文。

在家谱的世系记载中，有功名的人其生平事迹毋庸置疑会被较详细的记录下来，大部分普通人只会记录其生卒年份、婚嫁对象。对有功名人的突出，既是彰显家族地位的需要，也有勉励后人读书仕进，以这些先祖为榜样。胥吏作为官吏群体的一分子，也是有这一殊荣的。

《棠樾鲍氏三族宗谱》世系中载：

琛，字以重，行正二十，洪公次子，能立事。洪武初以良家子选充县掾吏，差往婺源办事，城中夜半失火，延烧甚炽，有司欲开城门救，而守御官坚不肯，公曰：“苟延烧官库及官府交书，谁任其责？若开城门，有罪某请当之。”由是城门遂开，民得运水入救。明日事闻上司，嘉公识权变。又当持有分司按临至境，遇疑狱不能决，公为剖析轻重，深合事宜，分司曰：“曹吏中有斯人耶！”因得举保，赴京授兴武衙知事……，晚年康健，抚孙成立，劳苦而有功，尤人所难者。生元至正甲申，卒明永乐壬辰，享年五十有九。

这段记载，生动的展现了鲍琛的机智善断，识大体，是不可多得的吏才。

“鲍义，字公尚，礼佳公子，洪武中举充郡吏，于时乡里群小结党为害，赖公悉力扫除族党”[7]。作为地方官与平民连接点的胥吏，不止是上传下达、作刀笔文案工作。他们身为本地人，对外来不知民情的地方官影响是极大的。这一影响不仅仅只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方面。

3　胥吏与宗族关系

家谱记载中有不少胥吏家境殷实，有的甚至是非常富裕。“汪童讳容，永真公长子，少读书，永乐十一年以税粮满千斗，有司举保，历政都察院十七年，除山东曎县丞”[8]。因纳粮千斗而为县丞，家境富裕可以想见。有的胥吏出生于富裕商人家庭，胥吏鲍琛之父鲍洪“尝偕从兄君茂贾江汉，多获资利，增置产业”。

虽然徽州不少胥吏是“钜姓旧家，藉蔽风雨”[9]，但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来自普通人家，程楚琦“为科差命子彦达充府吏”[10]，因没有缴纳赋税而让其子充任胥吏，鲍添佑“四岁而孤，值家事不给，备历甘辛”[11]，家境贫寒，可见一斑。屡试不第而为胥吏的也不乏其人，“曰煦，字淑和，时贵公三子。读书未遇，由掾属例授九品咨选”[12]。

胥吏中存在父子相承的现象。“民佑公，字彦达，楚公子。幼明敏立事，洪武初因田粮充吏，未几南北对迁，遂调西安府，计四年。适苏州太守悯其情以侍亲，放回后因程彦超事连及，公提京问戍二十年，道至桃园苏溪巡检司，以六月十六日寅时卒。同事程彦超质地葬之，人称佳兆云。生至元庚辰九月二十日卯时，年四十八”[13]。尽管程民佑为胥吏的历程十分坎坷，但其子仍为胥吏，“贵得公，字士恭，民佑公三子。俊逸多能，洪武初充府生员，除巡检二年，升泉州典史”[14]。不少胥吏虽不是父子相承，但也或多或少与胥吏有关。有父亲德高望重，为乡先生祭酒的，“膺仕者冠服，孙曾林立，人谓积厚之报”[15]，其子“尊父训为繁阳掾，考满当除，高尚不仕，优游田亩，内行淳备”[15]，虽为掾吏，但德行情操，仍然不坠家声。

家谱记载中，胥吏的行为更多的是从宗族的角度出发，对宗族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添佑，字思敬，行敬三十，凤公五子。四岁而孤，值家事不给，备历甘辛，稍长赘稠里汪氏，为复亨公婿。勤慎无失，往厚遇之。居十余岁，携妻子归宗室，为子孙计。声起乡闾间，未几太守陈公廉其才德，强为掾，守法清慎，丁内艰服，阕擢周府郎官，劳心茹苦恪其厥职，考满还乡，志存邱壑，家居终老焉[16]。入赘汪氏数年后，偕家归本宗。这种行为是宗族所提倡的，体现了宗族凝聚力的强大。

纂修族谱是实施教化，规范族众行为的重要手段，而其中家训、家规的教化作用更为直接。《绩溪璜上程氏续修宗谱》家训以“有一等不安分者入衙为隶卒、为书吏，舞文弄法，连累本宗，为祸不小。至于为优戏、为人奴、为僧道，皆系下贱，概不入谱。”把同为“贱籍”的胥吏、优伶、奴隶、僧道相提并论，在家谱里是惯常出现的。胥吏舞文弄法，有损宗族声望，对宗族的影响很大。因此家谱对胥吏从严要求，防患于未然。

族谱为达到以榜样励众的目的，对任职有良好表现的胥吏记载详备。“贵得公，字士恭，民佑公三子。俊逸多能，洪武初充府生员，除巡检二年，升泉州典史。在任四年，有政声”[17]。“积善公字庆余，任甫公之子也，仁甫公性严毅，训子义方，公委曲承顺，得其欢心，至其立心制行，耿介刚直，不肯随俗，俯仰尝博览经籍，尤谙法律，永乐中以掾吏给由，上京考授八品冠带”[18]。对这些已有品级或官职的胥吏，他们大多本身非常胜任胥吏这一职位，对法条律令非常熟悉，且不乏“良善之家”的子弟，品性刚直。家谱对他们的记载，以褒扬的口吻记述的，可见胥吏对宗族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4　结语

胥吏作为古代地方行政中的重要部分，不可或缺。但在徽州地区，虽然存在对胥吏的歧视，但宗族对胥吏的态度，更多的是警戒，在百陈其害中，是希望充任胥吏的族人内心警钟长鸣，知有可不为。宗族一方面规范胥吏的行为，一方面对作恶的胥吏施以惩戒。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及宗族势力面前，胥吏的行为得到较好的规范。考查胥吏与宗族社会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明晰明清时期的徽州基层社会状况，也有益于我们认知明清乡村绅权建构与社会认同问题。

参考文献：

[1]谢肇淛.五杂俎[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278.

[2]许承尧.歙事闲谈[M].合肥：黄山书社，2001：601-602.

[3]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5.

[4]徽城杨氏家谱：卷5[O].明崇祯3年刻本.

[5]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10[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6]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7[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7]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13[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

[8]程启东等纂修.槐堂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卷6[O].清康熙12年显承堂刻本.

[9]许承尧.歙事闲谈[M].合肥：黄山书社，2001：601-602.

[10]程启东等纂修.槐堂程氏显承堂重续宗谱：卷2[O].清康熙12年显承堂刻本.

[11]鲍光纯.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8[O].清乾隆二十五年一本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