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蕾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鉴诫录》及其中表现的佛教思想

陈蕾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五代后蜀文学家何光远所著的《鉴诫录》，是一部留存至今的笔记小说，此书从侧面反映出唐五代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文化底蕴。《鉴诫录》作于何光远文学生涯的前期，当此之时，南方佛教思想盛行，因而《鉴诫录》吸收了一部分宣传宗教信仰的轶事传闻，以达讽谏之效。从中亦可看出当时民间的佛教文化，其主要宣扬包括因果报应、因缘前定和万物有灵等在内的思想观点。

[关键词]《鉴诫录》；何光远；佛教思想

笔记小说是五代文学体裁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现存数量颇丰，为其后对唐五代时期的文献考辑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这一时期笔记小说和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南方十国盛行的佛教思想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有关佛教的题材较多，主要宣扬佛教思想里的因果报应、事皆前定和万物有灵的观念。《鉴诫录》作为五代后蜀何光远所撰的一部笔记小说集，其中也不乏褒扬佛教的因素。在纷繁的唐代佛教小说中，《鉴诫录》并不具备代表性，但其书中流露的佛教思想反映了当时后蜀民间佛教思想流行之盛，为五代文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1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在五代后蜀的发展情况

1.1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迄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是外来宗教中最早传入我国的宗教。魏晋时代对佛经的大量翻译，加速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开始了佛教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交流融合，并且逐渐演变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学。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局限与政治与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及文学文化方面其皆有涉及。“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在其著作《佛教征服中国》中讨论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文化和社会因素，认为这种外来宗教的传播，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输入，同时也是一种崭新的异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和融合”[1]269。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2]9可见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较为深刻，而文学领域中的小说，其取材来源就有与佛教经义息息相关的作品。

1.2佛教在五代时的民间化趋势

自唐代李渊父子建立起统一的王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全盛时期。佛教文化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达到了鼎盛阶段。佛教在隋代佛教宗派形成的基础上，入唐后又相继建立起许多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有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作支柱，创造了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代表了当时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而佛教的进一步普及化，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之后的五代人文风俗铺垫了浓厚的宗教信仰。

唐末五代时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的社会状况，在北方中原由于时局动乱不堪，经常发生战争，而北方的各朝统治者对佛教大体上施行抑制整顿的政策，因而佛教在北方的发展并不顺畅。佛教在南方十国却收到了君主的保护和推崇，进而能够稳定地流传。同时，佛经的大肆流行对佛教的民间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熟读佛家经典可以帮助学子求科入第”的说法，更是掀起了一股仕人学子诵读佛家经典的热潮，对佛教的大力流传带来了裨益。由此可见，五代时民间的佛教信仰依然大量存在，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鉴诫录》中多有涉及佛家观点，向世人宣扬佛力灵验，告诫人们一切为神明所定，启教人诚心礼佛，注意现世修身。

2　《鉴诫录》中反映的佛教思想

何光远既为其书命名为《鉴诫录》，必有讽刺时事，劝勉世人之意，而在当时盛行的佛经故事的叙事结构多以描绘善恶因果，劝人施恩造福为主，故而何光远势必会录入一些宣传宗教信仰的轶事传闻，以达讽谏之效，从而使《鉴诫录》带有浓厚的宗教信仰色彩。

现举其中六例，说明其隐含的佛教思想：

2.1善恶因果说

早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前，我国文化中就存在祸福因果的理念。如《荀子·劝学》：“荣辱之来，必象其德”[3]236。《左传·隐公元年》有云：“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观点，并没有解释具体的善恶行为会导致怎样的祸福之报，而是从总体上指明一个人的善恶之行会促成其人生相应的祸福趋向。与我国固有的祸福因果观念不同的佛教善恶因果说则具体解释了个人的善恶诸行为什么会导致相应的报应产生。“《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八云：‘已作不失，未作不得。’一个人的所有思想言行，小至一念之起，一言之发，一事之作，无不造成一种业力。这种业力，具有不报不休的特点，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祸福之报。只有此报应实现，业力才会消失。反之，如果没有某念、某言、某事，也就没有相应的业力，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祸福之报。故而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有因，则必有果；无因，则果必无”[4]。在《鉴诫录》中就体现了佛家这种业力报应之说。

2.1.1恶有恶报说此类如卷十《见世报》该篇叙述了刘自然利用权谋夺取黄知感之妻的美发以讨好小妾，知感之妻为求夫安毅然剪发，但刘自然却背信弃义依然让黄知感征军南行，最后全军覆没。后“黄妻日于灵祠陈状。后黄家牝马忽生一驹，及堪乘骑，方觉左肋下有刘自然之字，多般辩验，字益分明。邑人传之，遂达廉问。元戎乃召其妻子识认，刘之长子曰：‘某父平生唯好酒肉。但能饮酒食肉，是某父也。’馿遂饮酒数升，啖肉数脔，仍以头揩尼其子，泪下如绳。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竟为不可，出入鞭打，以报夫雠。刘子耻于姻亲，郁咽而卒。后累经丧乱，无复闻焉”[5]5948-5949。刘自然遭到报应，转世为驴投身黄家，承受罪责和凌辱。作者在篇末引用了王梵志的诗“欺诳得钱君莫羡，究竟还是输他便。不信但看槽上驴，只是改头不识面”[5]5948-5949。表达了他对不守承诺之人将会受到惩罚的思想观点，体现了佛家恶有恶报，因果报应的佛理。

通过转世为畜受罚一类的题材在唐传奇中也有很多，这类文献大部分直接通过宣传因果报应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进而强化社会道德规范，多见于唐代《法苑珠林》和宋代《太平广记》这两类书中。《太平广记》中《牛偿债》一小节，五则故事全部是讲人亡后堕入畜牲道，还生前负人之债的事情。其中一人名“路伯达”，负债不还，还对着债主在佛前发誓：“我若未还公，吾死后，与公家作牛畜。”那人一亡，债主家牛即生一犊，“额上生白毛，成‘路伯达’三字”。一人名“戴文”，“家富性贪，每乡人举债，必须收利数倍。”后戴病亡，“邻人家牛生黑犊，肋下白毛，字曰‘戴文’”。此皆和刘自然转世成驴，左肋下有“刘自然”之字情节相似，可见《见世报》只是仿照唐代小说而采用的较为程式化的表达方式，其真实性自然不必考证，这里不仅能看出五代小说对唐传奇的继承和借鉴，从此中反映出的唐五代的文化背景才更值得探求。

又如卷七《亡国音》：“《后庭花》者，亡陈之曲；《思越人》者，亡吴之曲”[5]5919-5920而对前蜀后主咸康年间内臣严凝月等为迎合后主竟唱《后庭花》《思越人》等艳丽的亡国之曲导致亡国的行为，撰者可谓深恶痛绝，从而暗示了前蜀后主王衍最后会由于荒淫无度，贪图享乐，导致投降后唐被杀的结局，从中也体现了佛教中对骄奢淫逸等行为会降报应的思想。何光远平生受元白诗风影响，收录多讽喻之诗，好以自由洒脱的言语风格来达到警世喻人的目的，其在《鉴诫录》中像《亡国音》篇流露出对前蜀灭亡的慨叹和追忆的作品有很多，从中可见其“鉴诫”之意源出有因。

2.1.2善有善报说此类如卷七《雪废主》：“天成初，明宗临朝，宣王蜀旧宰臣王锴、张格、虞传素、许寂、御史中丞牛希济等，各赐一韵，试《蜀主降臣唐》诗，限五十六字成。王锴等皆讽蜀主僭号，荒淫失国，独牛希济得川字，所赋诗意但述数尽，不谤君亲。明宗览诗曰：‘如牛希济才思敏捷，不伤两国，迥存忠孝者，罕矣!’当日有雍州亚事之拜，至今京洛无不称之”[5]5920写前蜀被灭以后，后唐明宗宣王蜀旧宰臣以《蜀主降臣唐》为题作诗，众人皆讽刺后主僭号，只有牛希济所赋诗云前蜀运数已尽，没有谤及故主而得到唐明宗的欣赏，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五代人文思想的影响，宣扬了佛教善有善报之说。

2.2因缘前定说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因缘前定一说，但总体来说并没有佛教表达的深刻，让人信服。《鉴诫录》中，佛教的因缘前定思想也有所体现。如卷二《前定录》，此篇叙述宰相薛贻矩通过院僧悟因得知自己的前程仕途，百日拜相之事。宰相薛贻矩请僧悟因结坛持楝，乞其警戒。悟因果见神人相报云：“薛主簿为曲断公事一件，取钱五缗，却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还其钱，即可牵复。不然者，无计矣”[5]5886-5887。院僧于是告诉薛贻矩让其警戒，薛贻矩遂反省自己的功过是非，寻便还钱，改正公事，最后果然当上宰相。从此他为官清廉谨慎，每事审细，大凡公事，不敢造次而行。从中反映了佛家的因缘前定之说，宣扬了做官清廉公正便可步步高升，享受福祉，倘若贪赃枉法便会打乱原定美好仕途的观点。

2.3《鉴诫录》中其他推崇佛教的地方

2.3.1描述佛道之争中佛位居上风的作品在唐初即有的佛道之争，其在《鉴诫录》中亦有所反映，并且通过佛教与道教的交流，体现佛教的影响力之广大。如卷十《高僧谕》，陈妻高氏因开杀戒，被城隍神责问，高氏遂诵佛经《三伤颂》《一钵歌》而得到城隍神的谅解之事，强调了佛教信徒必须严守戒律，否则会有所报的观念。录文如下：

王蜀乾德初，有小军使陈（失名）妻高氏，即高骈相公诸院之孙，先于法门寺受持不杀戒，二十余年，后届蜀，因与男娶妇。亲族劝令屠宰，高亦从之，旬日之中，得疾颇异，不录人事，口但荒言。既而三宿还魂，备述幽冥之事。初遇黑衣使者，追入岐府城隍庙，神莪冠大袖，与一金甲武士对坐。使者领高见神。武士言语纷纭，诉高破戒，仍扼腕骂高曰：“吾护戒鬼将也，为汝二十余年食不受美，寝不遑安。岂期一起杀心，顿隳戒行。命虽未尽，罪亦颇深，须送冥司，惩其僭犯。”城隍神回问高曰：“汝更修何善，赎此过尤？”高平生常念《上生经》，至此蔑然遗忘，只记得《三伤颂》《一钵歌》，合掌向神厉声而念，神与武士耸耳立听，颜色渐怡。诵至了终，悉皆涕泪，谓高曰：“且归人世，宜复善心。”高氏拜辞未终，飒然起生。乃知大善知识，所著句义，与佛齐功[5]5944-5946。

在古人观念中认为神存在于与人们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一切事物中。于是在民间故事里，城和隍被神化为城市的保护神。道教把城隍神纳入自己的神系，称它是保国护邦、剪除凶恶之神。所以城隍神可视为道教之神，《高僧谕》中城隍却被佛教的经义所感动，原谅了高氏过失，这也从侧面说明佛教当时在民间影响的广大深远，其在百姓心中的地位可以和道教论衡。

2.3.2描述攻击佛法而受罚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鉴诫录》中，虽然有许多篇目都反映了佛家的教理思想，但是其中也有从反面来衬托佛家思想的作品，如卷十《攻杂咏》：“又大慈寺东北有池，号曰放生池，蜀人竟以三元日多将鹅鸭放在池中。裕因谒主池僧不遇，当门书一绝句，自此放生稍息矣:‘鹅鸭同群世所知，蜀人竟送放生池。比来养狗图鸡在，不那阇梨是野狸。’裕后咏深沙一绝，因暴疾而终，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其灵也。诗曰:‘瞋眉努目强乾嗔，便作阎浮有力神。祸福岂由泥担汉，烧香供养弄蛇人。’”从中所见秀才陈裕下第弃举，喜欢嘲讽戏谑，毫无忌惮，对放生池肆意嘲谑，为此受到神明惩罚。撰者言其诗“虽无教化于当代，诚可取笑于一时。”警戒世人做人需谦虚谨慎，切忌轻浮焦躁。

在《鉴诫录》中，反映民间信仰的作品如卷九《鉴冤辱》，讲述了刘知俊掘得一物是为“冤辱”所凝而成，只有许诺为其平反冤情才会消解的奇闻。卷六《神口开》写神人为凡人辨别曲折，分清善恶的故事，从而体现了神灵的神通广大，加深了对其的坚定信仰。

3　结论

何光远撰写《鉴诫录》时大致在广政四年，后蜀政治相对较为稳定，佛家思想正朝着民间化的趋势发展，所以其所招录整理的作品多有浓郁的宗教气息，通过向人们展现其所熟知的关于宗教理念的事例，告诫世人孰是孰非，规范人们的道德修养，托神喻示世人针砭前蜀时弊，切勿重蹈覆辙。此外，《鉴诫录》中有关于佛教的一些思想亦对唐五代民间佛教盛行情况的一种反映，促进了对佛教在唐五代时发展情况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M].李四龙，等，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章诗同.《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4]赵杏根.佛教因果说与中国文学[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1):19-22.

[5]傅璇琮，徐海荣.五代史书汇编《鉴诫录》[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6]陈尚君.何光远的生平和著作——以宾仙传为中心[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10):113-118.

[责任编辑：余义兵]

作者简介：陈蕾（1991－），女，江苏南京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07

DOI:10.13420/j.cnki.jczu.2015.05.017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02(2015)05-00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