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荣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龚鼎孳与顺康朝之政治风云

李小荣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龚鼎孳是由明入清的贰臣，他在清初因维护汉人利益，受到以冯铨为首的北党打击，被时人看作南党成员，却在陈名夏等人失势后不降反升，受到顺治帝的重用。但是作为一名身事两朝的文人，他的仕途沉浮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文章试图通过梳理龚鼎孳在清初党争中的表现，考察他身为贰臣的复杂心态，从中窥见由明入清贰臣痛苦改变和适应的心路历程。

龚鼎孳；顺治；康熙；政治

龚鼎孳（1615-1673），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末清初诗人，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崇祯七年（1634）进士，明亡后降清，历官刑部、兵部、礼部尚书。著有《定山堂集》等。

龚鼎孳是由明入清的大臣，他在顺治朝十七年经历坎坷，因丁忧请恤典被弹劾，顺治三年回家守制，被冷落六年，顺治九年被召回京，顺治十年到十一年连升四级，顺治十二年十月到十二月连降十一级。龚鼎孳的宦海沉浮与清初政治风云变换息息相关。

1 南北党争中累及声名

1644年五月，清军入关，龚鼎孳降清。占领京城后，多尔衮连续发布文告，阐明不计前嫌、任人唯才的宽松用人政策：“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1]多尔衮还亲自邀请一些前明官员到朝廷任职，如冯铨、陈名夏，前者是明代阉党余孽，后者是曾经降闯的复社文人，都是有前科的前明臣子，却都被多尔衮超擢任用，以期他们尽心为新朝出力。事实上，此二人入仕清廷后，的确都能各司其职，但自明代中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党人成见，以及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还是导致两人政见不合，并暗中较劲。冯铨等主动迎合满人统治者，陈名夏等人则更多地为汉人争利益。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表面看是前明阉党与东林、复社斗争的延续，实质上则具有满汉相争的意味。

龚鼎孳与陈名夏同为复社旧人，交往密切，后因政见不合可能绝交，但在对待以冯铨为首的阉党余孽问题上，两人立场一致。顺治二年（1645）八月，给事中许作梅、吴达等弹劾冯铨等旧明阉党众人，所劾罪状却俱无实迹，摄政王多尔衮不满吴达等人的故明作风，不愿纠结此事，给事中龚鼎孳却在这个时候提出新的罪证，即：“冯铨乃背负天启党附魏忠贤作恶之人。”随即冯铨反驳道：“忠贤作恶，故尔正法。前此铨即具疏，告归田里。如铨果系魏党，何为不行诛戮？又何为不行治罪？流贼李自成将我故主崇祯陷害，窃取神器。鼎孳何反顺陷害君父之李贼，竟为北城御史？”王曰：“此言实否？”鼎孳曰：“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徵亦曾归顺唐太宗。”王笑，曰：“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已身不正，何以责人？鼎孳自比魏徵，以李贼比唐太宗，殊为可耻。似此等人，何得侈口论人。但缩颈静坐，以免人言可也。”既而又曰：“此番姑从宽，免尔等罪。如再蹈故明陋习，不加改悔，定不尔贷。”[2]

可见，在当时案件已经明了的情况下，龚鼎孳继续纠缠于冯铨在前明所犯诸罪状，杀伤力不够，它违背了此前多尔衮一再强调的不计前嫌的用人原则。龚鼎孳曾经投降李闯，自身未立，没有资格弹劾冯铨，由此导致他弹劾失败，反被冯铨反唇相讥而自取其辱。同样是投降，降清就是归顺，降闯就是变节，这种道德判断虽然有愚人和自愚的成分，但在当时是顺应了时事，符合清廷统治者的心理的。这次弹劾案让多尔衮彻底否定了龚鼎孳的人品，再加上龚鼎孳多次纠结于明末旧怨弹劾奉劝，他成为北党的重要攻击目标。

顺治三年（1646）四月十五日，龚孚肃去世，龚鼎孳六月丁父忧，上《乞赐恩恤疏》请赐恤典。工科给事中孙垍龄疏言：

鼎孳，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蒙朝廷拔置谏垣，优转清卿，曾不闻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媚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已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讣，而歌饮留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独冀邀非分之典，夸耀乡里，欲大肆其武断把持之焰。请饬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议，降二级调用。寻遇恩诏免。[3]

这一针对龚鼎孳的弹章再次成为后世笑柄。然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孙垍龄所弹劾龚鼎孳娶名妓顾媚为妾之事，发生在明代，如果按照多尔衮的不计前嫌的用人原则，这一条当然不能成为指责龚鼎孳的罪状。其次，所谓置“父母妻孥于度外”之罪状也是靠不住的。据余怀《板桥杂记》记载：

元配童氏，明两封孺人。龚入仕本朝，历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随宦京师。且曰：“我经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顾遂专宠受封。[4]

可见龚鼎孳的原配顾氏是因为不愿意入京，与其父母久居合肥的。再次，所谓“闻父讣，而歌饮留恋依然如故”也是有一定原因的。龚鼎孳的父亲于顺治三年（1646）四月十五日去世，然而由于当时国内战乱不断，音信阻隔，直到两个月后，远在京城的龚鼎孳方得到消息，在此之前，以龚鼎孳风流才子的性格与顾媚能诗善画的才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歌饮留连”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足以成为弹劾之罪证。龚鼎孳得到父讣之后，按照规定请恤典也是符合规定的，并非“非分”之举。

由此可见，孙垍龄所指责的罪状多数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弹劾更多出于打压与排挤的目的。然而这两次事件却严重影响了龚鼎孳的声誉，对龚鼎孳打击很大，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意为宦，试图逃避纷争漩涡。从龚鼎孳顺治三年（1646）七月后到顺治七年（1650）之间所作的诗歌来看，龚鼎孳流连江南未返京的原因，不仅在于朝廷未征召起复，更在龚鼎孳自身“逃”的复杂心态。

2 满汉相争中进退失据

多尔衮执政时期，龚鼎孳因过分执着于前明党争旧怨累及声名，为多尔衮不喜，过了一段漂泊江湖的流放日子。多尔衮去世不久，欣赏龚鼎孳才华并赞之为才子的顺治皇帝开始提拔他，顺治九年，补授原官太常寺少卿，顺治十年四月又升为刑部右侍郎，顺治十一年二月调任户部左侍郎，两三个月后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任职都察院期间，他为罪犯平反，日必数十件，“事虽奏当，有毫发疑，必推驳至尽，至辍匕箸，展转含毫，获有生机后已。同事或期期不可，必动色力争，至再三不厌”[5]，招致满族权贵的不满。清廷统治者在统治初期固然需要一批故明官员来协助制定纲纪、佐理政务，然而，“在当时‘首崇满洲’的情况下，真正权力掌握在满族勋贵的手中，他们不会、也不允许他人分享或觊觎这种权势”，他们也不会让汉族官员因维护汉人利益而触犯他们的权益。顺治十二年（1655）底，龚鼎孳因在满汉问题上每持两议，被顺治帝连降十二级，顺治帝谕吏部：“朕每览法司覆奏本章。龚鼎孳往往倡为另议。若事系满洲，则同满议，附会重律。事涉汉人，则多出两议，曲引宽条。果系公忠为国，岂肯如此。龚鼎孳蒙恩擢任总宪，不思尽忠图报，乃偏执市恩。是何意见。著明白回奏。”[2]龚鼎孳鼎遵旨回奏引罪，顺治帝却认为他“偏执沽名。且回奏支饰，大负擢任。下部议罪。”后经部议龚鼎孳应革职。顺治下旨降八级调用。十二月再降一级，后又降三级调用。

清廷定鼎中原不久，多尔衮在顺治三年（1646）正月宣称：“天下一统，满、汉无分别。”[6]表面满汉不分，实际实行的是满人至上的原则，满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官印由满官掌管等。因此，各部门处理案件时，汉人为自保多附和满人，涉及汉人的条款自然相应严格。龚鼎孳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敢于每持两议，自然得罪满人。

也有研究者认为龚鼎孳在顺治十二年之所以会遭到如此的贬谪，并非出自顺治帝本意，而是顺治帝迫于满族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也应该是出自顺治帝的本意。顺治帝毕竟是满人皇帝，他最终要维护的仍是满人利益。此举也是为了调和满汉之争，打击南人的气焰，以维护满人利益。事实上，导致龚鼎孳连降十二级级调用的原因不仅在于此，还在于龚鼎孳的党人身份。龚鼎孳仕清之前是复社的重要成员，入清之后他仍然没有忘记明代党人之争斗，与吴达等人继续和冯铨等明末阉党余孽作对，不断在朝堂上弹劾相关官员，继被多尔衮斥退后，在顺治执政后仍继续攻击冯铨等人。例如顺治十一年，龚鼎孳有奏“大学士冯铨、尺寸靡效。罪过颇多。”顺治帝下旨：“冯铨罪过，累经宽宥，谕旨甚明。若伊尚有隐罪，龚鼎孳先宜指参。何待责令回奏，始引冯铨抵塞。甚属无谓。”可见，龚鼎孳等人所奏并没有实在的证据，又是一些在清初统治者看来无伤大雅的小事，反复弹劾，确实没有意义。这也可以看做龚鼎孳明代党人习气的一种延续，也是他性格中不够圆滑、不够识时务的体现。再加上陈名夏案，使本来持明末党争误国之见的皇帝认为龚鼎孳有党人之嫌，因此降级调用，也是为了杀一儆百，希望灭除明末的党争余波。顺治十三年二月在南苑召内院汉大学士翰林及部院尚书以下四品以上诸臣后所发表的训话可以作为原因之一的注解，他说：“今人多结朋党。究其结党之意，不过互相攀援，以求富贵耳。若然是，有损而无益也。朕常为党人思之，既恐党类之不合，复恐声名之不闻，与往来周旋之不至，又恐事发祸随被人举首，戚戚若此，何若为国效忠安受富贵之为荣乎？纵使党与已成，及陷诛戮，孰能庇免？即如诛陈名夏黜龚鼎孳时，其党曾有一人出而救之，或分受其过者乎？且多有因而下石者。是名为朋党，而徒受党之害也。审乎此，则何不寝其朋谋，而尽力于国家邪！”[7]可见，顺治帝对龚鼎孳身上的党人习气是深恶痛绝的。

但是顺治帝还是非常欣赏龚鼎孳的才华的，因此虽降十二级却并未革职。顺治十三年四月，又降补为上林苑监蕃育署署丞。后又因党庇吴达一案，被罚奉一年。后奉使颁诏粤东，邓孝威同行。道经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岁暮抵粤。次年岁暮抵京。之后在京任国子监助教（从七品），顺治十七年又被降三级，在内调用。严正矩在《大宗伯龚端毅公传》中说：“上固鉴其忠直，聊于裁抑中寓意。往例降职官多不入署理事，公以官无大小俱应供职无缺。”其中所包含的寓意也许就是其后所说：“朕固欲大用之，但才气太盛，姑养以竢。”根据常例，龚鼎孳降级如此之多很难继续署理事物，但是顺治帝却每次都要求龚鼎孳继续署理事物，并且一直把他留在京城，并没有贬至外藩。而龚鼎孳对世祖皇帝对提拔、恩惠也时刻铭记在心，康熙年间所上的奏疏中多次提到这一点，在《明白回奏疏》中说：“臣蒙世祖皇帝简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因法司各案多执两议，降级调用，复屡降至国子监助教。然臣回忆顺治十七年部院甄别，拟臣降调外用，荷世祖皇帝特恩不忍弃臣于外。奉旨‘龚鼎孳着降三级，在内调用。’自此臣得留居京秩，不至沉沦外僚。以至今日邀我皇上之隆恩亦即世祖皇帝之遗恩也。”[8]由此可见，顺治帝一直非常欣赏龚鼎孳，但是却因为他的“才气太盛”要以多次裁抑来历练历练，而此处所谓的才气太盛，事实上应该就是指龚鼎孳在满汉问题上的坚持己见、每持两议，以及前明党人习气的残留。可惜的是，顺治帝英年早逝，龚鼎孳没来得及在顺治朝得到重用。直到康熙二年以后龚鼎孳才恢复原官，之后又升为刑部、兵部、礼部尚书，龚鼎孳后期仕途平顺，在满汉问题上的态度也渐趋平和，这也许正是清廷所希望的臣子态度。而龚鼎孳在经过了顺治朝的宦海风波后为政态度的转变正是清廷对汉臣奴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3 康熙朝仕途平顺

经历过顺治年间的宦海风波，龚鼎孳似乎也逐渐领悟到自己的坚持的毫无意义。康熙初年，龚鼎孳再次出仕。然而这次出仕，龚鼎孳已经逐渐削去自己早年的锋芒，虽然他仍然坚持为汉人谋福利，保护文人，然而做事的方式也显得更加圆滑，符合官场的规则。龚鼎孳心态改变的一个典型体现就是他在康熙八年鳌拜案中的表现。

鳌拜乃满洲镶黄旗人，早年军功赫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驾崩，玄烨八岁即位，顺治帝遗诏，命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大臣辅政。在四大辅政大臣中，鳌拜地位最低，但因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庸懦，苏克萨哈曾系多尔衮旧属，鳌拜得以结党营私，骄横擅权，竟违背康熙帝意旨，杀死政敌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临与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康熙帝觉察到鳌拜专权乱政，却又因鳌拜实力过大难以治伏，若当庭拿问，恐怕生出事端。于是设计由一群少年在宫内练习“布库”，即便大臣入宫奏事也不避讳。鳌拜误认为康熙帝懦弱贪玩，不以为意。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鳌拜入见，康熙帝命这群少年将鳌拜擒获。随后康熙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廷议当斩，又顾念鳌拜历事三朝，不忍加诛，仅命革职，籍没拘禁。不久鳌拜死于禁所，其子纳穆福后获释。

鳌拜案中，原鳌拜党羽或因罪被处死或被革职，牵连甚广。康熙八年六月初七，审理鳌拜案件过程中，鳌拜家人洪善、尼满供出总督白秉贞、原任巡抚张自德、尚书龚鼎孳、庶吉士王彦等均曾嘱托行贿，康熙帝得知，乃谕吏部等：“本当严究，从重治罪，但思此等嘱托行贿者尚多，非止伊等。朕已有谕旨：‘将内外各官、苟图幸进作弊者，俱从宽免。’今供出各官，亦俱从宽免罪。以后务须洗心改过、恪守法纪，副朕宽宥之意。如不改过恶、仍前作弊。定行加等从重治罪。决不轻恕。”[9]

八月，龚鼎孳上《请赐罢黜疏》，得圣旨“卿才品优长，简任秩宗，着益殚心供职，不必求罢，该部院知道。”[8]康熙十年五月兵科给事中王曰温参奏龚鼎孳负罪贪位不思引咎，龚鼎孳乃奉旨上《明白回奏疏》，详陈自己在鳌拜案中得康熙帝宽宥的心情：“感激涕零，且愧且惧，念臣以负罪之身受皇上莫大之恩，捐糜顶踵，何能称塞万一。自留用以来，竭蹶两年，实无寸补而感恩惧罪之年，刻刻交集于心，感恩则不忍遽言去，惧罪则不敢遽言去。值圣主焦劳忧旱之时，尤臣子奔走不遑之会，以是乞身之疏，执笔彷徨，稿数成而复毁也。”[8]龚鼎孳又奏疏中再次请求罢黜，康熙帝仍留任其为原官。

从以上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出，在康熙八年的鳌拜结党案件中，龚鼎孳虽然不是鳌拜一党的成员，然而在鳌拜担任辅政大臣期间，龚鼎孳曾经与其他官员通过各种途径贿赂过鳌拜。龚鼎孳在这次案件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之后的仕途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然而从这次事件中却可以看出龚鼎孳晚年心态的重要变化。

康熙元年到十二年是龚鼎孳在仕途发展比较顺畅的时期，此时他身历刑部、兵部、吏部尚书，作为并非以翰林出身的汉人官员，龚鼎孳已经算是位极人臣。明清以来士人发展比较讲究出身，若能在会试中考取好的名次，则能入翰林院，其他人可以通过考试，优秀者被选为庶吉士，经过几年学习后再进入翰林院。进入翰林院是当时士人仕途更好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考明清历代内阁成员，九成以上都曾经做过翰林。龚鼎孳科举的成绩自然不能直接入翰林院，但按照常例可参加馆选，优秀者入选庶吉士。龚鼎孳在顺治八年（1651）因停馆选而失去机会。据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七“本朝翰林迁吏、礼二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学士，至尚书则不复兼”，而龚鼎孳则属于“不由翰林而为礼书”者，属于特例，却正显示出康熙朝对龚鼎孳的信任与重用。康熙十年元日，龚鼎孳从九卿随班庆贺，蒙康熙帝驻辇宣召询问：“鼎孳能为古作及能为诗否？”[10]。顾景星也在其《白茅堂集》卷十六《哭合肥公十首》其十诗后注：“辛亥元日，庆贺两宫礼成，召至玉辇旁，问所著述，后遗表入，悉取具书。”[11]此后，龚鼎孳因病多次请辞未果。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龚鼎孳以病上《乞允回籍疏》，圣旨“卿才品优长，简任秩宗，正资料理者，着照旧供职，不必以病求罢”[8]慰留之。五月又上《谢照旧供职疏》，圣旨“卿才品优长，方切倚任，揽奏并未全愈，准假调理，俟痊日，即出供职，不必求请解任”[8]，求归不允。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康熙赐宴毕，召翰林院学士傅远曰：“满洲大臣患病，皆遣医疗治。今闻礼部尚书龚鼎孳患病，朕满汉一视，尔其同近侍侍卫吴海，率御医如文照往龚鼎孳家诊视。”[12]此后龚鼎孳回奏道：“臣夙昔多病，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在衙门办事，忽头痛眼花，即还家，病益增剧，虽倩医调治，尚未痊愈。今蒙皇上殊恩，特差近臣看视，微臣何以克当！”[12]傅远、如文照回奏后，康熙帝谕如文照说：“尔其用心调治。”[7]可见对龚鼎孳的关心。康熙十二年龚鼎孳疾益甚，乃上《乞回籍疏》，九月二日旨下“准解任回籍调理，病痊起用”[2]，然而未及返乡，即于九月十一日病情再发，乃《口授沥陈疏》，并于次日辞世，谥端毅。

龚鼎孳晚年对自己的原则的放松，在清初统治者一贯实行的“使功不如使过”[2]原则之下，龚鼎孳仕途并没有受到鳌拜案件多大的影响，总体发展日趋顺利，得到康熙帝的重视，先后担任刑部、兵部、礼部尚书。然而，仕途的顺畅并不能消解龚鼎孳内心的无比自责、痛苦、无奈。龚鼎孳在康熙五年（1666）所作《和答澹心兼寿其五十初度》中有“饱历仕宦趣，渉险若探汤”句，在老朋友余怀面前，龚鼎孳道出对仕途的深切感受，其中暗含着对仕宦生涯的厌倦情绪。龚鼎孳晚年多次请辞，其中应该也包含有对政治生涯的厌倦与无奈，而他在晚年对江南的无限向往中，也包含着对自己早年生活、理想的回忆和不舍。

总体来说，龚鼎孳作为一名孕育成熟于明代宦场的官员，明代的政治生活对他的心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进入清代，无论是政治气候还是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朝统治者面前，龚鼎孳对原有士风的坚持，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对新朝政治文化氛围的排斥性，两者的冲击与摩擦中，龚鼎孳作为个体、弱者，必定受到伤害。而他晚年对自己早年“清流”作风的弱化，也使得他逐渐适应了清朝宦海的规则，因此能够在官场平顺发展。应该说，龚鼎孳的升沉荣辱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更是当时政治斗争影响的结果。龚鼎孳的仕宦经历和心态改变正代表了由明入清的士人痛苦改变和适应的过程。

[1]（清）王先谦.东华录[M].续修四库全书本.

[2]世祖章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579.

[3]王钟翰点，校.贰臣传乙[M].北京：中华书局，1987:6593-3594.

[4]（清）余怀，著.李金堂，校注.板桥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4.

[5](清）周亮工.赖古堂集[M].续修四库全书本.

[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9632.

[7]（清）世祖章皇帝圣训[M].四库全书本.

[8]（清）龚鼎孳.龚端毅公（鼎孳）奏疏[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340-368.

[9]圣祖仁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405.

[10]（光绪）续修庐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1998：107.

[11]（清）顾景星.白茅堂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2]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38.

THE STUDY ON GONG DINGZI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OF SHUNZHI-KANGXI DYNASTIES

LI Xiao-rong
（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Anhui 241000）

Gong Dingzi is a turncoat official from Ming dynasty to Qing dynasty.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due to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Hans,he was hit by the North party lead by Feng Quan.At that time,he was considered as a member of the southern party.But after the downfall of Chen Mingxia he was promoted and was reused by emperor Shunzhi.As a civil official having served two dynasties,however,his ups-and-downs career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polit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This thesis attempts to analyze Gong Dingzi's behaviours in the struggle of early Qing Dynasty,and his complicated mentality as a turncoat official,to represent a turncoat official's torturous change and adapting mentality.

Gong Dingzi;Shunzhi;Kangxi;politics

K248；K249

A

1672-2868（2015）05-0084-05

2015-06-09

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龚鼎孳及其诗歌研究》；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A类重点学科项目《龚鼎孳与清初诗坛研究》阶段成果。

李小荣（1979-），女，安徽颍上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责任编辑：杨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