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系统中游移：劳伦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

2015-03-18马若飞惠州学院外语系广东惠州516007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5年11期

马若飞（惠州学院外语系，广东惠州 516007）

马若飞
（惠州学院外语系，广东惠州 516007）

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最为著名与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对劳伦斯进行全面研究，其诗歌是不可或缺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中国对劳伦斯的译介始于上世纪20年代，至今约有100年的时间。全面地梳理劳伦斯诗歌在中国译介的三个阶段，并从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阈出发分析每一阶段的特点及其原因，将有助于劳伦斯诗歌研究在国内的进一步深入。

劳伦斯；诗歌；译介；多元系统理论

引言

劳伦斯（D.H. Lawrence）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一生著作颇为丰富，主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游记，散文，评论和绘画等。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最为关注的是劳伦斯的小说，劳伦斯的诗歌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忽视”（Ellis,2002:XV）。然而，劳伦斯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并且诗歌创作贯穿其整个文学生涯，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帕金斯（1979）曾言，假若劳伦斯只写诗歌，他一定会被看成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读劳伦斯的诗歌读得越多，就越会意识到他的不同凡响。（Salgado，2005：149）劳伦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已近百年，有必要系统地对劳伦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进行梳理。而且劳伦斯的诗歌和其小说、戏剧、散文、绘画等在诸多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互文特征，对劳伦斯诗歌的译介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劳伦斯。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视阈出发，分三个阶段较为全面地梳理和分析劳伦斯诗歌在我国的译介：第一阶段，“初入系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第二阶段，“由边缘趋近中心”——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游移边缘”——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一 “初入系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根据 20世纪 70年代特拉维夫学派的埃文-佐哈尔（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的发展与其他文学是相互关联的；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的组成部分。翻译文学有可能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边缘或系统中的任何位置，甚至还可能分布在好几个系统中。埃文-佐哈尔认为在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可能会占据主要位置：第一、当文学还处在“幼年期”或处于建立的过程中；第二、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小”状态时；第三、当文学出现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Even-Zohar,1990:47）

从广义上来说，所有与翻译有关的现象都能够成为多元系统研究的对象。我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劳伦斯的作品，并对其部分作品进行译介。1922年，胡先骕在《学衡》上发表《评〈尝试集〉》，斥责劳伦斯品格卑下，对劳伦斯本人及其作品表示不屑一顾。“知识圈负责宣传和推广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诗学的发展方向……”（杨柳，2010：18）而且“知识界对于翻译诗学的控制主要以文学批评等形式来进行”（杨柳，2010：19）。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胡先骕对劳伦斯的评论决定了劳伦斯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劳伦斯作品一进入中国就受到了一些人士的反对，从而影响到劳伦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1929年，《小说世界》第18卷第四期发表了苏兆龙翻译的劳伦斯的诗歌《风琴》，这是公开发表的劳伦斯诗歌最早的中文译本，这标志着劳伦斯的诗歌翻译开始进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因为“五四”以后，西方各国文学思潮蜂拥而入，呼吁改革和关注现实的外国文学作品便成为翻译的首选，情、欲和死亡等主题更是刺激着译者的实践欲望。

情、欲、死亡也是劳伦斯诗歌中的重要主题。“情欲和死亡主题在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上是一种忌讳，诗歌翻译带来的西方情欲与死亡主题抒写范式对中国诗坛予以了巨大的冲击。”（汤富华，2013：124）劳伦斯诗歌中关于情、欲、死亡的主题与“五四”时期一些诗人对情欲和死亡的表达可以说是颇为契合的。比如；1924年《晨报副镌》上就刊登了徐志摩翻译的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的《性之海》（The Ocean of Sex）表达了人们对情欲的认识和追求，另外徐志摩还在《雪花的快乐》中大胆地展现了性的欲望；李金发的《汝可以裸体……》和邵洵美的《蛇》等都大胆露骨地表现了人的情欲。而且，在此期间，以厄兹拉·庞德（Ezra Pound）引领的意象派诗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些诗人也冲破了旧有的观念，开始关注“死亡”的主题，如：李金发的《死者》、郭沫若的《死亡的诱惑》、王独清的《失望的哀歌》和《但丁墓旁》、朱湘的《死》以及闻一多的《死水》等都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死亡”。因此，仅从理论上看，作为意象派诗人的劳伦斯的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应该有很好的土壤，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九一八’后，国难日深，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考虑自己应如何为时代和民族歌唱，于是‘再现型’的现实主义诗歌以它真实再现生活的特点成为诗歌的主流。”（金钦俊，2001：14）而劳伦斯的诗歌“是他一生中的欢乐与痛苦以及思想感受的重要记录”（吴笛，2013：7）。从30年代初直到40年代末，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劳伦斯的诗歌与中国当时的各种诗歌流派和诗歌创作的主题与表达方式日生隔阂，渐行渐远，这决定了劳伦斯的诗歌在这一时期只能游移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不可能进入多元系统“中心”，即便被人忽略也不足为奇了。

二 “由边缘趋近中心”——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状态，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最终在当时多元文化形态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眼里曾含着泪水’的诗人在50年代初期充满这希望、光明和欢乐。自然，由于诗和政治关系过于密切，诗的发展道路与曲折的政治历史几乎是同步进行。”（金钦俊，2001:63）为配合时代政治运动，“颂歌”和“战歌”成为了当时新的诗歌主题。“经济上的贫困与政治上的斗争限制了读者的审美需求、作者的创造心态和文学流通所必要的自由开放。……很多有才华的文学家的‘失语’、‘转向’乃至‘消失’均可以看作是这一限制的结果。”（金钦俊，2001:331）与此同时，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也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说政治意识形态左右了当时外国文学的译入。在50-60年代，为了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系统和借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国翻译文学系统的中心主要是俄苏文学所占据。（查明建，2015：138）在持续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劳伦斯各类文学作品的译介在中国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劳伦斯的诗歌译介更显冷寂。而这一时期，西方对劳伦斯的研究却一直在进行，尤其是1960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解禁后，劳伦斯的作品声名大振。1964年英国出版了品托和罗伯兹主编的《劳伦斯诗歌全集》，又将劳伦斯诗歌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劳伦斯诗歌研究的重要催化剂。（徐勤良：2013）这些有利因素为后一阶段劳伦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创造了条件。

进入80年代以后，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渐民主化使得文学创作和翻译选材更加多元化，经济领域逐渐开放，文化领域逐渐更为开放地接受西方的文学和艺术，开始重新认识西方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劳伦斯诗歌的译介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井喷式的”现象。这一时期，本土诗歌的创作摆脱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干的创作题材，各种诗歌流派在中国竞先出现，诗歌创作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诗歌创作和译介进入相对繁荣时期，这为劳伦斯诗歌的译介和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外，该时期劳伦斯小说的译介与研究也从客观上推动了劳伦斯诗歌的译介。劳伦斯诗歌在这一阶段的译介方式呈现三大特点：一、劳伦斯诗歌的纯零散翻译；二、劳伦斯研究过程中某些诗篇的自译；三、劳伦斯诗歌选集（中译本）的出版。

劳伦斯诗歌的纯零散翻译是通过一些比较经典性的诗歌而体现出来的，主要以期刊杂志抑或诗歌选集为载体。这一时期的期刊，如《外国文学》、《国际诗坛》等，先后发表了劳伦斯的《白花》、《冬天的故事》、《归来》、《新升的月亮》、《亲吻》等诗，数量达50余首。至于诗歌选集所收录的劳伦斯诗歌则更为丰富。《意象派诗选》、《中外爱情诗鉴赏辞典》、《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世界诗库第2卷：英国·爱尔兰》、《外国诗歌名篇导读》、《外国名诗选》等诗歌选集则收录了劳伦斯的《绿》、《窗畔》、《钢琴》、《新升的月亮》、《新娘》、《秋雨》等诗。对于这些选集而言，劳伦斯的诗歌译作成为其中鲜活的有机部分，但对于劳伦斯自己而言，这些诗作则是散落的珍珠，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感。这些期刊与选集中所收录的劳伦斯诗歌多为名篇，但在不同的诗歌选集中重复率较高。当然，由于劳伦斯这些经典性的诗歌艺术成就往往很高，主旨颇为深厚，也就自然赢得了译者的青睐，成了译者首选的翻译对象。这些诗歌或为译者兴趣而译，或是受邀而译，且这些译作大多翻译得非常成功，颇有经典之风范，多为颇有影响的知名译家所译，尤以袁可嘉、飞白、吴迪、裘小龙等译家为代表。

劳伦斯研究过程中某些诗篇的自译则是劳伦斯诗歌在中国译介的第二个主要特征。九十年代随着对劳伦斯研究的铺开与深入，劳伦斯诗歌的译介与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刘宪之(1991)主编的《劳伦斯研究》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顾明栋翻译了基思·萨加(Keith Sagar)的《开放的自我和开放的诗歌——论劳伦斯诗歌探索的几个阶段》(Open Self and Open Poem: The Stages of D·H·Lawrence’s Poetic Quest)中的诗歌，如《桃》、《石榴》等。上海文艺书版社出版了由蒋炳贤（1995）主编的《劳伦斯评论》，其中收录了殷惟本翻译的（英）维·德·索·品托的《不戴面具的诗人》，此译文中包含《农场之恋》、《傍晚的母鹿》等诗歌。这些研究文集中的诗歌翻译由于原文篇幅等缘故，译者只翻译了一部分，但这也为劳伦斯诗歌译介与研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地方，即不再依赖现存的某个译本，而可借助原文“自力更生”。暂且不说对诗歌翻译的质量高下，它至少丰富了劳伦斯诗歌的译本。从1995年到1997年，有关劳伦斯诗歌研究的论文中，出现了论文作者自译的劳伦斯诗歌共约30余首，如《桃子》、《无花果》、《亚尔古的英雄》等诗。这类自译的诗歌，不再局限于劳伦斯的名篇，而是译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需要进行选译，这对此后的劳伦斯诗歌多维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有利于将劳伦斯诗歌译介与研究引向纵深发展。

这一时期，劳伦斯诗歌译介的第三个主要特征则是劳伦斯诗歌选集（中译本）的出版。吴笛和黄锡祥分别选取了劳伦斯不同时期的诗歌进行翻译，进而结集出版。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吴笛（1988）翻译的《劳伦斯诗选》，翻译劳伦斯诗歌110篇。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黄锡祥（1990）翻译的《影朦胧——劳伦斯诗选》，翻译劳伦斯诗歌130篇，书名取自劳伦斯的《影朦胧》（Shadows）一诗。吴笛先生的译本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介绍劳伦斯诗歌的诗集，收录了“青年诗作”13首，押韵诗16首，《瞧！我们走过来了！》中的16首，《鸟·兽·花》中的7首，《三色紫罗兰》中的18首，《三色紫罗兰续编》中的19首，《最后的诗》中的12首，《集外集》9首。此译本涵括了劳伦斯诗歌各个阶段的典型作品，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劳伦斯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有利于读者对劳伦斯诗歌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吴氏译本基本遵循劳伦斯诗歌创作的变化特征，从强调形式上的押韵转换到看重内容中的情感，体现出忠实与通顺的翻译准则。截至1995年，该诗集重印了四次，对劳伦斯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不过，出于某些原因，吴氏译本对劳伦斯创作的方言诗歌没有进行译介，这使得劳伦斯诗歌的特色不能完整体现出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另外吴氏译本中的部分诗歌在韵律和选词的处理上与原文略有差距，似可优化。较之吴氏译本，黄氏译本所选的诗歌主要集中在《三色紫罗兰》，《荨麻》和《最后的诗》。黄氏译本最大的特点是强调韵律，甚至把非押韵诗译也译成了押韵诗，这似乎成了黄氏译本的最大特点也即最大的不足，较大程度上改变了诗人劳伦斯浓烈情感的传递方式。因为劳伦斯除了早期的押韵诗以外，多写自由诗，以期摆脱韵律对情感表达的限制。据200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劳伦斯诗歌研究的30篇学术论文的统计显示，引用吴氏译本中诗歌的论文为21篇，引用黄氏译本中诗歌的为6篇，另外3篇则为作者自译。由此可见，吴迪先生的译本影响之大。截至90年代中期，劳伦斯诗歌的译介在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笔者的统计，对劳伦斯诗歌译介的总共约为240篇（不包括重复的译本），劳伦斯诗歌的译介逐步趋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随着对劳伦斯诗歌译介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劳伦斯诗歌译介呈现向系统“中心”靠拢的趋势。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劳伦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可谓进入了“黄金时代”。

三 “游移边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文化都面临新的选择，诗坛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沉寂和混乱。新世纪的诗歌虽然呈现出了多元化格局中的繁荣迹象，但是仍然掩盖不了物质主义取代理想主义、诗歌被“边缘化”的事实。也就是说，社会、文化以及赞助人态度的变化使得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在文学多元系统中逐渐走向边缘，之前就没有真正居于文学系统中心的劳伦斯诗歌不可避免地被其他文学形式边缘化，因此对劳伦斯诗歌的译介也就相应地进入了低谷。“因为作品的流通，始终与接受环境的主流意识紧密相连。”（杨柳，2010:48）就连之前翻译了《劳伦斯诗选》的吴笛也表示，自从“1990年，我又写过一篇论述劳伦斯诗歌的论文，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杂志上。此后……便没再涉及劳伦斯诗歌研究了”（吴笛，2013：2）。自1990年黄锡祥翻译的《影朦胧——劳伦斯诗选》出版后的十几年时间内再也没有新出版的劳伦斯诗集，直到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沉默经典系列之吴笛的《灵船——劳伦斯诗选》。该诗集书名取自劳伦斯的诗歌《灵船》（The Ship of Death），是吴笛在以前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删去了旧版本中的《不死鸟》，将原来版本中的《虹》改译为《虹桥》，并对原版本中出现的细节问题进行了修改，增加了16首新译的诗。2000年《名作欣赏》第6期发表了灵剑翻译的劳伦斯五首咏月诗。2012年赵红丽主编的《最受读者喜爱的诗歌大全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余石屹翻译的《蛇》。除此以外，公开发表的劳伦斯诗歌的译作甚为罕见，劳伦斯诗歌译介在多元系统中游移边缘的特征甚为明显。

然而，尽管如此，随着文艺批评的发展和相关科研项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学者却开始对劳伦斯的诗歌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尤其是从生态批评和伦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为劳伦斯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参考，因为他的诗歌常常以及其凝练的诗句，表达他在小说中所要表述的同一种思想感情”（吴笛，2013:2）。在对劳伦斯的诗歌进行研究时，部分作者对在论文中涉及到的劳伦斯诗歌采取了自译的方法，这些译作包括《亨尼车站》、《男人与女人》、《爱情乱象》等。但是，这些不成体系的零散的自译毕竟遮掩不住这一时期劳伦斯诗歌译介的边缘化特征。

结语

通过对劳伦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的梳理，我们了解到诗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犹如一只只隐形的手，对劳伦斯诗歌译介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游移有着极大的操控力和影响力。劳伦斯一生所著的诗歌多达一千余首，然而劳伦斯诗歌的中文译作数量至今尚不足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同时，不少学者对劳伦斯的诗歌研究主要囿于吴笛的译本《劳伦斯诗选》，并大多聚焦劳伦斯的一些经典诗歌，如《灵船》、《钢琴》等。而且，当下学界对劳伦斯诗歌进行评论的相对较多，但真正致力于劳伦斯诗歌翻译的却很少。“劳伦斯曾经悲观地说过，他的作品要300年后才会被人理解。”（萨加尔，1964:1）劳伦斯的诗歌经常被人误解，而误解的消除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诗歌的进一步译介，因为这是理解和研究的前提，全面的高质量的诗歌译介是人们真正认识诗人劳伦斯的关键。今年已是劳伦斯逝世85周年，要呈现劳伦斯诗歌全貌，突显劳伦斯诗歌魅力，劳伦斯诗歌全集中译本的出版便显得尤为迫切。

[1]Ellis,David.The Complete Poems of D.H.Lawrence[C].London:Wordsworth Editions,2002.

[2]Even-Zoh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 (1).

[3]Salgado,Gamini.A Preface to Lawrence[M].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4]黄锡祥.影朦胧——劳伦斯诗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5]蒋炳贤.劳伦斯评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6]金钦俊.新诗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

[7]刘宪之.劳伦斯研究[C].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1.

[8]帕金斯.现代诗歌史[M].纽黑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

[9]萨加尔.劳伦斯的艺术[M].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4.

[10]汤富华.翻译学的语言学向度——论中国新诗的发生[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

[11]吴笛译.劳伦斯诗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12]吴笛译.灵船——劳伦斯诗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