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琴（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论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熊 琴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在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艺术性最高、最具独创性的是其山水散文；他的山水散文展现了人与自然从分离到合而为一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以对自然美的发现和表现来排遣其被贬南荒的孤独与郁闷，以对自然美的改造来体现其改变自身遭际的渴望和对不幸命运的抗争，以人与自然的人格比附，实现自我人格的超越。

柳宗元；山水散文；人与自然

柳宗元的文学作品中艺术性最高、最具独创性的是其山水散文，这些山水散文主要创作于其参与“永贞革新”失败 后的被贬时期，以永州之作更胜。“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1]，心情消沉抑郁，而在经历了一次次投迹山水、放情歌咏之后，柳宗元慢慢在山水中找到了新的寄托，于是，山水悄然走进了他的文章中。

一 “慢慢而游”：发现与表现自然之美

山水之美往往是观赏者通过游览活动来发现的，这种现象自古有之，柳宗元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中说：“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2]同样，也因为柳宗元的一系列游览活动，永州的佳山秀水才不断被其发现。柳宗元在被贬永州期间，与友人先后发现西山、钴鉧潭、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和小石城山等风景。在此之前，这些山水景物都寂寞地存在于永州之野，是农夫“过而陋之”[2]的弃山弃水，无人问津。而在柳宗元以文记之之后，它们才真正成为被观赏的风景。

永州之地荒远偏僻，自然景观未必绮丽宜人，但柳宗元却以其敏锐的目光发现了荒野之中竟也有使人乐而忘归的美景，这些美景多是他继发现西山之后陆续找到的：沿西山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得钴鉧潭，潭西二十五步为小丘，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为小石潭……是柳宗元出尘拔俗的思想、卓尔不群的性格, 尤其是他在政治上的遭遇，造就了他独特的审美情趣，永州山水因为柳宗元的发现和欣赏而呈现其独特的价值，即所谓“美不自美，因人而彰”[2]。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一篇，文章开头写柳宗元被贬之后的忧惧心情，其因“居是州，恒惴慄”而放行山水聊以自慰，“施施而行，慢慢而游。……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其“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接着写其立于西山之巅，尺寸千里之势尽收眼底，苍茫暮色之中，他感到“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西山之游使柳宗元经历了从消极排遣到主动探寻山水的情绪转变，最后情景交融的过程，也使柳宗元真正认识到永州山水的独特之处，故而“以文为志”，永州山水因此陆续揭开了神秘面纱。

山水本是无情物，只因柳宗元有心以文字记录，后世的人们才有机会领略到如此美的自然山川，欣赏到如此美的山水散文。这种有心之举，在很多篇章都有所体现，如柳宗元喜得小丘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石渠记》云：“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当柳宗元面对宁静纯洁的自然山水时，他可以暂时远离纷扰喧嚣，将山水作为交流对象，将怀才不遇的抑郁寄托于自然山水，表现人生感慨，再将这种感受宣泄为文字，“这是人们的一种常有的经验，每到痛苦得不能忍耐的时候，突然经一次的发泄，表现成为文章，他的心境是会渐渐转成恬静的”[3]。

柳宗元在将情感化为文字的能力上表现得颇为自负，其在《愚溪诗序》中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2]例如《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一段描写：“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2]又如《石涧记》中有：“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2]如此描写不胜枚举。读这样的文字，仿佛让人真的看见了奇姿百态的岩石，听见了流水潺潺之声，深处清幽深邃之境，云彩漂浮、植物生长、光影交换、声音回响，万物在他的笔下都被赋予了艺术的生命力，正如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4]

二 “笼而有之”：改造自然之美

被贬的经历使柳宗元得以接触南方荒野的永州自然，并使其能以高超的文才将永州的自然山水之美表现出来，在观赏与描写的过程中，其选景的角度和对自然景物的精致描摹都透露出他以对自然美的改造和追求来体现其改变自身遭际的渴望和对不幸命运的抗争。

从先秦时期“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5]到魏晋时期山水文学开始真正兴起，再到唐朝李白笔下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以及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们都可以看出文人对自然山水的视角已呈现出新的趋势——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人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们在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中可以看到人对自然“笼而有之”的欲望，即通过对自然的改造来体现人的主体意识对自然的支配。

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中没有雄伟的崇山峻岭，也没有汹涌澎湃的江河湖海，其取景多为眼前常见的小丘溪水，例如钴鉧潭“清而平者且十亩余”，钴鉧潭西小丘“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石渠“或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柳宗元对这些眼前的小景进行了精心刻画，使其包罗万象，呈现出精雕细刻之美。《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有：“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2]林纾对《小石潭记》的这段描写如此评价：“写静中物态，皆跃跃欲动，其叙潭鱼翕忽，及水日映发，余在花坞中确见此状，特写不出耳。”[6]柳宗元之所以会选取眼前小景来聊以自慰，只因其贬谪一隅、无人问津的遭际与荒野之中的山水沦落相逢。然而，小丘尚能为柳宗元“怜而售之”，经过修整改造使之恢复原来面貌， 显现出蓬勃的生机和存在的价值，小丘之外的其他景物或清冽，或深邃，或孤寂，在其眼里皆可亲可近可爱，相比之下，其自身却无此幸运，只因一场政治变故，便一直被埋没、冷落，甚至求助多方也没有人来信任、擢拔和重新起用他，无助的心态可想而知。所以，他渴望朝中有人能够像他发现永州自然之美一样，看到他的才能与抱负，其借笔写永州山水，正是一种对自身不幸命运的强烈抗争意识。

永贞十年，已是柳宗元到永州的第十年，因长期处在“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2]的生活中，他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都很不好，到元和三、四年间，他的精神已经“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2]，且“痞气尤甚”[2]（肝脾肿大），后移居愚溪，病情稍稳，却又出现更加危险的病症，身体状况堪忧。而相比身体状况而言，柳宗元精神上的压力显得更为严重，目之所及皆为群山层峦，他感觉自己就像被囚禁在其中，这种感受使他写下《囚山赋》来感叹身世，南荒群山如狴牢，谪居十年，他渴望摆脱困境而不得出，心念朝廷却不得回，这种想要被起用的欲望与被弃南荒的境遇使其内心不断在等待中煎熬，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使其精神在十年的煎熬中几近崩溃。所以，当我们看到“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钴鉧潭西小丘记》）、“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石渠记》）和“折竹扫陈叶，排腐木”（《石涧记》）这些句子，都能发现柳宗元表面是写其对自然美的追求和改造，而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将现实社会中作者的生活态度曲笔再现，即他将坚持真理、向命运挑战的顽强意志以及对现实的无情批判物化在了对自然的改造、对自然的征服上。

三 “心凝形释”：人与自然的互化

在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中，其发现自然、表现自然是排遣郁闷的形式，改造自然是其渴望向不幸命运抗争的意识，都是我们能显而易见的，而蕴藏其中、最值得探寻者，是其在与自然的相处过程中产生的更高的精神境界，即通过对自然与“我”的审视和思考，实现自我人格的重塑和超越。

竹谦梅傲，鹤逸鸳盟，都是人赋予它们以品格，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5]，当一个人心中的忧郁怅惘愈积愈深而欲将情感投射于外界事物时，这些事物不免会染上主人公的情感色彩。在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中，出现了很多“永之人未尝游”[2]的弃地，《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小丘是“唐氏之弃地”，“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小石城山虽“工夺造化”，却被他感叹“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弃地如此之多，固然是因为唐朝时期永州地远偏僻，最重要的是因为作者有意如此——这些地处偏僻的风景、不为人知的美丽山水正是柳宗元自身命运的写照。《新唐书·柳宗元传》载：永贞革新失败后，宗元“与同辈七人俱贬。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瘴”[1]，后“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1]。同样拥有各自之“美”，却同样被弃荒野、无从申诉，他选择寄情山水，拥抱自然，这一切都在他与自然山水的交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再现，人与山水成为了同情同感的生命体。

《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有“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2]。文中清凉的景色映入眼帘，水的回旋声萦绕耳畔，自由放松的心与深邃的思想相碰撞，深沉幽静的环境沁入人心，作者用各种不同的感官层层推进，使得山水不再只是人类客观感受的对象，它也可以与人在精神层面上亲切交流，从而成为人的真正知音。作者在与自然交流之后襟胸开阔，宠辱皆忘，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几乎达到了“与万化冥合”的境界，这与《愚溪诗序》中“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寞而莫我知也”是相同的感受。弃地中的一石一木在别人眼中并不以为然，但在柳宗元的视野中，钴鉧潭在迂回曲折中具有深广的气魄，小石城山的嘉树美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虽不像大江大河、山川绿野为人注目，但它们在艰苦、寂寞的生存环境中都保持了自身的美好。作为坚贞不屈这一高尚品格的真实写照，柳宗元正是在对自然美的审视中，思考自身的命运和人格，超越了对自然美的欣赏层面，完成了自然与“我”的人格比附。

柳宗元虽郁郁不乐，却也并未一味沉沦，终其一生，他都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人生曾涉及两项重要活动，一是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前者可见其热衷仕途，向往功名，在其被贬永州期间对此依然有强烈渴望，“致君尧舜上”是每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几乎都有的信念，无可免俗。后者可见其倡导儒学，经世致用，这种文学家的情怀则使其能无论身处京都或者南荒都能保持自我人格，不为利益所左右。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明确地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2]这是一种被苦难压迫而不肯降心辱志又努力挣扎的执着精神。虽遭贬谪，他也仍?要用他手中的笔进行抗争，以文为声，?力陈其言，渴望能再一展抱负，却又不卑不亢，捍卫做人、为官的尊严和情操。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一系列山水散文都是其表达个人情怀与意志的直接产物，其人格兼具政治家的气节与文学家的傲骨，而正源于这二者，其在游览永州山水时，能智慧地思考自然与自我的关系，并将之作为自我人格的象征。

总体而言，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展现了人与自然山水由分离到合二为一的过程——在来到永州之前，柳宗元的作品中关于山水题材的作品并不多，而来到永州之后，柳宗元从不得已地自放山泽到主动探寻、发现自然山水，再到“写情叙事，动必以文”[1]来表现其个人意志和情感，最后达到了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柳文指要》中提出：“茅坤谓：‘子厚与山川适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此论却有理，世无子厚山川之秘奥，遂乃千古无闻。”[6]正是由于柳宗元在流落南荒的孤苦生活中，对永州的山水自然有了深切的感受，从而在山水散文中写出了复杂的个人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山水变成了可理解的山水，当柳宗元对现实的观察、认识和体验与自然相碰撞，便会激发他关于人生更深刻的思考，即渴望超越现实的自我从而达到辅时及物的理想，这也是其山水散文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最闪光和最杰出之处。

[1][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唐]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王气中.艺概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章士钊.柳文指要[M].北京:中华书局,1971.

（责任编校：王晚霞）

I206

A

1673-2219（2015）11-0016-03

2015—09—15

熊琴（1991—），女，安徽宣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