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雪松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一、引言

地名被视为一种“活化石”[1]。其形成受地理、历史、民族和语言影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通过地名，能够了解该地区的环境发展和文化变迁。地名用字是地名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汉语还是少数民族地名，抑或外国地名的译写，都要用汉字记录和书写。我国地名问题本就特别复杂，商伟凡曾指出，“我国地名问题之多、由来之久、解决之难，都堪称举世罕见”。这不仅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还因为我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方言纷岐，民族交融深透。语言学重视地名的研究，不仅因为地名用字是语言词汇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因其承载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物质生活、价值观念及风土人情等。因此，研究地名与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极具现实意义。

我国地名用字的类型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地名用字表意，如洛阳是洛河之北，长安取“长久安定”之意；一种是地名来源于少数民族语言或者外语，汉字在书写地名时只起表音作用，如哈尔滨、齐齐哈尔来源于满语的音译，呼伦贝尔来源于蒙古语的音译等。这种表音的汉字地名由于仿照原语言地名的读音，在交际中更容易出现异读现象。鉴于此，本文以哈尔滨市地名用字“哈”为例，通过社会调查，运用变项规则分析法，找出影响受访人“哈”字读音的各种社会因素，描述“哈”字各语音变式在话语中的分布情况，掌握各语音变式的使用频率及其与各社会变量的关系。

史慧媛列举20个带“哈”字的专有名词全称和简称，对哈尔滨方言中“哈”的读音变异情况进行调查，发现读全称比读简称的“正确率”高，“哈”字读上声和读阴平的比例不同，并对产生这种语音变异的原因作出解释[2]（下文简称“史文”）。然其未给出哈尔滨方言中“哈”字读音变异情况的具体数据，目前还不掌握“哈”字读音两种变式所占比例以及受社会变量影响的具体程度。因此，本文对“哈”的读音变项进行重新调查，运用变项规则分析法及SPSS统计学分析软件对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对史文的调查词表进行补充，把调查词分为以下几类：全称和简称；双音节、三音节、多音节；“哈”字在词头、词中和词尾。旨在考查“哈”字的语音变异是否受语言内部要素和语言外部要素的双重影响。

二、哈尔滨方言形成背景及地名用字“哈”的读音变式

哈尔滨是黑龙江省会，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省会城市中陆地管辖面积最大、管辖总人口居第二位的特大城市。哈尔滨拥有悠久历史，是金、清两代王朝的发祥地。公元1115年，金代在上京（哈尔滨阿城区）建都。19世纪末，哈尔滨已出现村屯数十个，居民约3万人，交通、贸易等经济因素开始膨胀，为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1896年至1903年，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工商业及外来人口开始在哈尔滨一带聚集。20世纪初，哈尔滨成为国际性商埠，先后有33个国家的16余万侨民聚集于此。哈尔滨方言正是在历代民族的融合及殖民文化的影响下形成[3]。因此，在保留原有特色和推普工作的进行下，哈尔滨方言具有很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价值。

地名用字“哈”是“哈尔滨”的简称。据《金史·本纪卷二》所记，“哈尔滨”来源于女真语“阿勒锦”“哈喇宾”“哈喇宾忒”，汉译为光荣、荣誉、名誉等含义。目前关于“哈”读上声的来源已无从考证，但是通过对哈尔滨历史文献的考查发现，“哈”读上声与俄语中“哈尔滨”的发音有相关性。这是由于，19世纪末，哈尔滨成为沙俄的侵华总埠，大量俄罗斯人涌入。而俄语中“哈尔滨”读成“харбин”，重音在后，俄语“ха”的发音听起来像汉语的上声，受到俄罗斯人的影响，在哈尔滨居住的中国人也将“哈”读成hǎ（上声）。

设计调查问卷时，“哈”的读音列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选项。但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哈”这个语音变项在哈尔滨市区只存在两个变式，即hā（阴平）、hǎ（上声）。前者是普通话读音，后者属于哈尔滨方音。

三、调查范围、对象及方法

为保证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采用调查取样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一）调查范围

由于在哈尔滨市主城区内带有“哈”字的地名相对集中，老哈尔滨人和外来移民较多，所以调查区域集中在哈尔滨市主城区（南岗区、道里区、道外区、香坊区、松北区、平房区），不包括哈尔滨市辖区内的市、县。

（二）调查对象

为了让调查结果更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调查对象力求囊括各个年龄段、各种学历、社会背景及职业的人群。共访问278名调查对象，包括哈尔滨市“土著居民”及外来人员；年龄从8岁到80岁；文化程度从文盲到小学、中学（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直至硕博士研究生；职业涵盖各行各业，包括无业者、工人、农民、个体户、学生、教师、公务员、企事业员工等。

（三）调查方法

选取调查对象时，将网络方法与抽样调查方法结合。一方面利用调查者的社会关系进入社区，沿着社会网络逐步扩展调查范围。另一方面运用随机抽样法，到人流较多的公共场合进行访问，在访问过程中开拓新的社会网络调查范围。

在具体调查时，为保证调查结果的信度与效度，采用问卷调查法、采访法与快速匿名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

问卷内容包括：①受访者的自然状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在哈居住时间、在哈居住区、原居住地；②调查词表，包括地名的全称、简称，双音节地名词、三音节地名词、多音节地名词，“哈”字在词头、词中和词尾的地名词等15项。为避免调查问卷带给受访者约束感，得到更自然的语料，做完上述调查后，调查者使用诱导式采访法，设计一系列诱导式问题，诱导受访者用带有“哈”字的地名词回答问题，同时结合隐秘观察法，记录受访者在自然状态下“哈”的发音。设计的问题有：

哈医大二院对面是什么地方？——哈药总厂

植物园在哪条路上？——哈平路

哈尔滨最有名的大学是哪所？——哈尔滨工业大学

四、哈尔滨市地名用字“哈”字的语音变异情况分析

（一）受访者情况介绍

本次共收回有效问卷278份。受访者具体情况如下：男性130人，占问卷总数的46.8%；女性148人，占53.2%。18岁以下31人，占问卷总数的11.2%；20～40岁103人，占37%；40～60岁63人，占22.7%；60岁以上81人，占29.1%。中学及以下70人，占问卷总数的25.2%；高中（中专）68人，占24.5%；大学（大专）99人，占35.6%；硕士及以上41人，占14.7%。体力劳动者（包括无业者和以从事体力工作为主的劳动者）70人，占问卷总数的25.2%；普通脑力劳动者（企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58人，占20.9%；高级脑力劳动者（教师、广播员等）①将脑力劳动者分成普通脑力劳动者和高级脑力劳动者，意在考查从事语言工作者在“哈”字读音上是否更接近普通话。32人，占11.5%；在校学生118人，占42.4%。哈尔滨本地人140人，占问卷总数的50.4%；外地人138人，占49.6%（其中在哈市居住5年以上的68人，5年以下的70人；哈阜片[4]方言区出生的91人，其他方言区出生的47人）。

（二）个别调查数据说明

在调查地名词“哈尔滨市、哈尔滨火车站、哈尔滨工业大学”时，调查者实际“哈”的发音为há（阳平），这是词组中音节互相作用的结果，即两个上声的音节连读，第一个音节读阳平，对于此情况，把“哈”记录为hǎ（上声）。

（三）调查结果

1.语言内部要素对“哈”字读音的影响。对调查结果进行SPSS数据分析，分析情况如下：调查词表包括15个地名，前10个地名可分为5组全称、省称相对的地名词对，如哈尔滨市/哈市，具体比率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词表中“哈”字读音变异情况

（1）全称和简称的影响。从调查结果来看，读地名全称和地名简称时，受访者的发音倾向不同，这与史文意见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读前三组词“哈尔滨市/哈市”“哈尔滨火车站/哈站”“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时，地名全称的hā（阴平）发音比率与hǎ（上声）基本持平，但在读地名简称时，hǎ（上声）发音比率要远远大于hā（阴平）发音比率。但在“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哈药”和“哈飞汽车工业集团/哈飞”两组词中，“哈”读阴平和读上声的倾向并不明显，比率几乎持平。可见，地名全称和简称对“哈”字读音的影响并没有绝对的规律。

（2）双音节、三音节、多音节对“哈”读音的影响。从调查数据可见，四音节以上的词按照音节的增加，“哈”读阴平的趋势亦呈上升趋势。但是三音节以下的词对“哈”的读音影响并没有规律可循。

（3）“哈”字在词头、词中和词尾的位置对“哈”读音的影响。在调查词表中，分别挑选“哈”字在词头、词中和词尾的地名词，并特意对“哈同公路、同哈公路”进行调查，但从数值上看，“哈”字所在的位置并没有影响其读音。

2.社会变项对“哈”字读音的影响。在调查“哈”字读音时，设计了5个主要社会变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在哈居住时间。

（1）性别对“哈”字读音的影响。英国语言学家彼得·特鲁杰认为，涉及到“性别”这个社会变量的社会语言学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把年龄、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等等变异因素都考虑在内，妇女使用的语言形式通常要比男子更接近于标准语，或是更接近于那些具有较高声望的形式”[5]。

表2 不同性别组“哈”字读音变异情况

如表2所示，在受访者中，男性“哈”字读上声的比率是58%，女性“哈”字读上声的比率是42%。虽然女性和男性“哈”发上声的比率均在40%以上，但是女性整体的发音比男性更趋于普通话。

（2）年龄对“哈”字读音的影响。从调查结果来看，年龄在40岁以下的受访者发音情况基本相同，“哈”读阴平的比率大于上声。超过40岁，年龄越大，“哈”读上声的比率越高，60岁以上的受访者甚至高达85%。这也体现了“哈”的读音变异是显象时间变异，反映的是体现在几代人言语特点上的一个语言变体的发展趋势，即年轻人的发音更接近普通话，而老年人更接近方言。

表3 不同年龄组“哈”字变异情况

（3）文化层次对“哈”字读音的影响。史文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得分普遍高于受教育程度低者”[2]。但从表4来看，除大学（大专）这个文化层次达到59%以外，其他三个层次的受访者在“哈”的读音上几乎相同。这是因为学生步入大学校园以后，学习环境发生变化，周围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讲普通话更方便交流，此外，为求职而存在的“多证”心理，促使学生参加普通话测试，因此，在受访者中“哈”读阴平的比率最高。硕士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可能由于关注对象转向专业领域的研究，对语音标准度要求降低。

表4 不同文化层次“哈”字变异情况

（4）职业对“哈”字读音的影响。将职业分为：体力劳动者（含无业）、普通脑力劳动者（公司职员、公务员等）、高级脑力劳动者（教师和从事语言工作的人）、在校学生。

由表5可见，“哈”读阴平的比率由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到在校学生依次上升。体力劳动者“哈”读阴平只有19%，普通脑力劳动者和高级脑力劳动者“哈”读阴平的比率基本相同，分别是42%和45%，在校学生“哈”读阴平的比率达到67%，更接近普通话。把脑力劳动者分为两个层次，意在考查教师或语言工作等职业是否对发音有影响，结果表明，在脑力劳动者这个人群中，发音者在自然状态下，从事的具体职业对发音的影响并不大。

（5）在哈居住时间对“哈”字读音的影响。由表6可见，哈尔滨本地人比外地人读“哈”（上声）的频率高。受访者中，非哈阜片方言区的3人，籍贯分别是湖北、辽宁和山东，在哈居住时间分别是3年、1年、1年，他们将所有地名中的“哈”字都读为阴平，而60岁以上的本地人，80%把调查词表中所有“哈”字都读成上声。

表5 不同职业“哈”字变异情况

表6 不同居住时间组“哈”字变异情况

对哈尔滨本地人按年龄段进行分析，发现40岁以下“哈”字读上声的比率仅为30%左右；超过40岁，年龄越大，“哈”字读上声的比率越大，见表7。可见，哈尔滨“土著居民”的语音也呈现显像时间变异。

表7 不同年龄段“哈”字变异情况

五、哈尔滨市地名用字“哈”字语音变异的其他因素分析

（一）心理因素

由于人的语言能力和言语能力受到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人际言语要在特定的社会心理环境中进行，因此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话语信息的传递，都要依赖社会心理环境[6]。社会心理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指社会的心理，即群体和社会中人们共同的心理；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影响和制约下的个人心理[7]。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总是趋近于社会心理。语言是思维的外在反映，人的社会心理变化必然使语言产生变异。哈尔滨市地名用字“哈”（上声）的读音占很大比重，有些地名的上声读音在受访者中甚至达到91.7%。这与哈尔滨人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其一，语言态度的影响。语言态度是指社会中的人对自己使用语言文字社会价值形成的认识或评价。哈尔滨话隶属东北官话区哈阜片，是与北京话最为接近的一种城市方言[8]。因此哈尔滨人在说哈尔滨话时有一种优越感。在采访中，向受访者提问“普通话和哈尔滨话的区别”时，大部分人认为有一些差别，但差别不大。但当继续追问“有什么差别”时，除几名汉语教师外，其他人称并不了解。其二，哈尔滨市作为黑龙江省会，加之受到外来移民文化的影响，使当地市民存在地域优越感。调查中，一些60岁以上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把“哈”字都读成上声。他们认为，普通话中对哈尔滨地名“哈”的读音是不对的，“名随主人”，只有读成上声，才能表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

（二）语域因素

系统功能学派认为语言在情景中发生，并在情景中得到理解和解释。社会语言学认为情景的变化能够引起语言的变异，这就在语言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受情景因素支配的语言变体，这类语言变体就是语域，在口语这个语域中为场合变项。徐大明在介绍拉波夫对于纽约市的英语研究时，提到语言变式的使用频率因场合而变换，越是正式的场合，高威信变式的使用比率就越高[9]。这一因素对“哈”语音变异的亦存在影响。如，受访者中有5名是对外汉语教师，在课堂上或与学生的对话中，他们通常选择“哈”（阴平）这一普通话语音变式，而在非工作场合中，对“哈”语音变式的选择便会发生变化，如“哈站”都读为“哈”（上声）。

（三）媒体宣传

对于“哈尔滨市/哈市”“哈尔滨火车站/哈站”“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三组词，读简称时“哈”读上声的比率明显高于读阴平的比率（分别为80%和20%），而读“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哈药”“哈飞汽车工业集团/哈飞”时，“哈”字阴平读音和上声读音基本持平，各占50%。分析发现：第一，前两组词的全称都是“哈尔滨”，而“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哈飞汽车工业集团”虽然是公司全称，但是“哈药”“哈飞”实际是“哈尔滨药业”“哈尔滨飞机”的简称，也就是说这两个公司的全称实际是用简称命名的。第二，媒体的宣传作用。“哈药集团”和“哈飞集团”均为知名企业，媒体对这两个公司进行了大量宣传，如常见广告结束语“哈药集团三精制药”“哈药集团生产”等。受电视媒体的普通话发音影响，市民在读这些词语时语音上体现为阴平倾向。针对这种现象，对“哈西工业园区”“哈大齐走廊”等哈尔滨市政府着力打造的新兴地名词进行调查，得到的语音变异情况与“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哈药”和“哈飞汽车工业集团/哈飞”基本一致。

六、结论

语言与社会是一对共变体，是共同发展变化的。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语言现象，没有变异就没有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变异现象既受语言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同时又受人的社会因素影响[10]。本文对哈尔滨市地名用字“哈”字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语音内部要素中，地名全称和简称对“哈”字读音的影响并没有绝对规律。在各社会变量中，年龄和职业对“哈”字异读上声的影响最大，年龄在40岁以下的受访者“哈”读阴平的比率大于读上声的比率，超过40岁年龄越大，“哈”读上声的比率越高；从职业角度看，“哈”读阴平的比率由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到在校学生依次上升；哈尔滨本地人比外地人读“哈”（上声）的频率高；女性整体的发音比男性更趋于普通话；而文化程度因素对“哈”字发音变异的影响并不明显。

本文仅在共时平面上对哈尔滨市地名用字“哈”字的读音变异情况进行调查，对于其读音变异的态势无法追溯也无从预测。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希望能有更多语言工作者投入语言使用研究，揭示更多影响语言变异的因素。

［1］商伟凡.我国地名的国家标准化问题[J].中国民政,2005（10）.

［2］史慧媛.哈尔滨方言中“哈”的读音变异情况分析[J].学术交流,2012（4）.

［3］关成和.哈尔滨考[M].哈尔滨: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所,1985.

［4］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J].方言,1986（3）.

［5］祝畹瑾.社会语言学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王德春,孙汝建,姚远.社会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7］肖显宝.语言变异的社会心理成因探微[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8］尹世超.汉语语法修辞论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9］徐大明.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0］肖显宝,吴宏.语言变异的社会心理成因[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