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9）

伦敦会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07年越洋东来，于澳门短暂停留，旋即登陆广州，自此展开他的在华传教活动。此前虽有荷兰新教传教士于1620年代进入中国台湾，但百余年后的马礼逊此举，仍被学界普遍视为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这倒并非是弄错了年代先后①，而是在于1662年郑成功即收复宝岛，新教活动随即中断，故而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影响不大;而马礼逊入华将重心置于圣经翻译、辞典编撰、书刊出版等，这对其后百余年的新教传播、文化交流作用甚巨，学界由是注重于此。在马礼逊的众多文字活动中，圣诗的汉译与编印并不占据显要位置，但也自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为它关联着西方圣诗的翻译与出版，且同样汇入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之中。

马礼逊编译的《养心神诗》，正为新教登陆之后圣诗汉译的首次集中显现，时至今日仍占据着第一本汉译圣诗集的重要位置。但是，由于存本珍稀难见，研究者历来关注不多，不少相关问题的探讨较少，因而其印刷时间和编译方式，以及它们在整个圣诗汉译历程中的意义，也就成为了需要进一步认识的问题。

一、“1818”与“1814”两种说法

186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编录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对马礼逊本《养心神诗》的基本信息已有绍介:共27页，由一篇简序和三十首圣诗组成，出版时间为“1818”;编译方式为马礼逊先译成西方惯用的散文诗形式，再由中国助手改写成诗行［1］。伟氏为伦敦会传教士，1847年8月26日到上海，前后在华活动近30年，于传教士著述的汇集、编目、解题致力甚勤，所编目录影响甚大②。如1980年赖永祥编《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中国基督教宣教资料目录》，关于早期传教士的考据，“所利用的，主要就是伟烈亚力的《来华基督教宣教师的追述录》”［2］。晚近学者述及《养心神诗》，内容也大都与伟氏之说吻合，如王神荫、赖永祥、谢林芳兰等著述皆是如此，时间上也持“1818”之说③。伟氏作为新教之中的著名汉学家，与马礼逊的生活时代相隔不远，其时搜录的版本及著录应该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稍晚于伟氏目录、由朱利安（Juhn Julian，1839-1913）主编的《圣诗学辞典》，对《养心神诗》的撰解也为“The first hymn-book in China was pub.by Dr.Morrison in 1818，and contained 30 hymns”［3］，所标时间同为 1818 年。

不过，《养心神诗》的出版时间，学界近来又出现有“1814”之说。如中国台湾学者苏精著录马礼逊的中文书刊，言《养心神诗》为“大英图书馆藏本。1814年木刻，线装一册”［4］;张国刚著文介绍柏林德国图书馆中文文献，也标该诗集为“1814年。广州”［5］。在《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的自序中，苏精自言数年前在“英伦各馆忙于抄录档案资料，不论雨雪，不知晨昏，有时甚至不觉饥寒，真是点滴心头，历历犹在”。于柏林德国图书馆对中国古文献的调查，张国刚也道明所录都是“本人亲自寓目的书籍”，且《养心神诗》为柏林德国图书馆“156号图书”。既然都是出自亲见，二人的1814年之说，定然也是十分可信。

对于1818年之说，苏精的叙述并没轻易否定，只是同时标出一语:“伟烈亚力书目记本书出版于1818年”。张国刚则明确认为，学界所称“《养心神诗》最早是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印刷的”是错误的，“最早的《养心神诗》版本出在广州，年代为1814年”方为正确。在他看来，此处差异也属于“可以纠正国内学术界研究中的一些谬误”的案例。

但是，问题偏偏在于，彼时马礼逊的多种中文著述，并未标注出版时间、地点等信息。《养心神诗》即是如此一种，如笔者所见钤有大英图书馆藏书印的版本即是证明，其封面仅有“养心神诗”四字和一句中国经典语录，序言文字也不含出版信息，版权页整个就没有出现。如此一来，以上关于出版时间的两种不同说法，就十分值得注意了。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吻合马礼逊的此次译印行为呢?

二、印刷与编译时间考叙

1820年，马礼逊的助手米怜（Willam Mile，1785-1822）所著《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出版。是书所涉时段实为1807-1819年，且融合了马礼逊1817年9月为纪念新教入华十年而编的手稿内容。成书时间、人事关系相距甚近，其有关《养心神诗》的叙述，显然尤需注重。据其所记，1814年4月马礼逊将一本圣诗集送去印刷，内容大部分为他所译的苏格兰版本《诗篇》及苏格兰国教会圣诗、沃茨所著《圣诗》以及柯珀与牛顿所著《欧尼赞美诗》，且是再由中国助手改为韵文［6］。从其所言内容以及所用“Hymn book”一词可见，该本诗集正为《养心神诗》。再看马礼逊1814年6月17日的日记，其中有言:“Put to press three Hymns and Psalms”。尽管马礼逊夫人后来整理时将诗作数量误记为3首，但日记所言先从英文翻译（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再由中国助手润色成诗体（rendered into verse）的行为，也与米怜、伟烈亚力等人的叙述大体吻合，这表明其所印内容即为《养心神诗》。在1815年1月9日致友人信（ToWilliam Shrubsole）中，马礼逊也提到已印刷（have printed）“a book of Hymns”，以及中国助手润色之事［7］。几处言说保持一致，看来《养心神诗》1814年确有印刷之举。

那么，为何又有1818年之说?其说是否错误?同是米怜1820年的著述，在辑录恒河域外传道团成员中文书籍目录时，则明确标出《养心神诗》为“1818”印刷，页数“27”，印数“300”［8］。结合此点，如果相信米怜在叙述“1814”之后又标注1818年，并非出自草率或错乱，那么极有可能的情况则是，《养心神诗》在1818年也有印刷。而且，从米怜辑录的马礼逊著译书目可见，再版的情况也多有发生。如在米怜的叙述中，1814年4月与《养心神诗》一同出版的《古时如氐亚国历代略传》，首次印刷时间其实为1815年，且在1815-1819年间年年都有再次付印，印刷总量高达3900本。再如首版时间为1812年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至1814年由8开本变为12开本再版，1814-1819年间也是年年再印。那么，据此作如下推测，也就不无可能:在1814年之后，《养心神诗》又于1818年再次印刷，且印数明确为“300”，故而米怜、伟烈亚力录之为“1818”年出版。此外，苏精近年所见大英图书馆的藏本，封面也有马礼逊赠Huttman先生的手书题记，注有“Canton，China.1818”字样④。

比较奇怪的是，马礼逊1818年前后的日记并没有提及此本《养心神诗》的出版之事。从马礼逊夫人所编《马礼逊回忆录》，仅仅可知1816年时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资助1000英镑，以使马礼逊可以继续第二版《新约》及the Book of Psalms的刻印［9］。但是，并无更多的信息能够确证这里的“Psalms”即为《养心神诗》。此外，1819年伦敦会的年度报告以及马礼逊与Rev.C.R.Pritchett牧师的通信，多次提及圣诗集“the Psalter”在1817-1818年间的印刷之事，近来有译者也将之译为了《养心神诗》［10］。但这里的“Psalter”真同于1814年版本吗?马礼逊叙述该诗集内容是分散的，为一月里每一天使用（also the Psalter，divided，as in the Prayer Book，for each day in themonth.），且是与the Prayer Book合装在一起的（2000 copies of the Prayer Book and Psalter bound together）［11］。以此见来，两者的装订形式、印刷数量都有所不同，将之译为《养心神诗》就大有商榷之处了。根据马礼逊等人的相关叙述，以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此处的“Psalter”实则应为1818年与《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合装印刷的《神诗书》，内容“其实是把一个月30天早祈与晚祈分别使用的诗篇共250首一一罗列”［12］。如此一来，《养心神诗》出版于1818年之说，在此也的确没有找到更明确的证据。

但是，这也并不能否定1818年再版印刷的可能。而且或许会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1814年的付印并不顺利⑤，甚至并无成品，因清廷禁教加剧以及刻印费用高昂，而不得不延至1818年。若如此，则1815年马礼逊的致信友人，就是故意错用了“have printed”的表述。

可能性有两种，但1814年付印之举的存在却是事实，诗集的编译也必然是完成于此时。这一点，在马礼逊有关中文助手葛先生（Kǒ·Sëen-Sǎng）的叙述中，也得到了侧面的印证。葛先生1808年9月开始担任马礼逊的中文教师，对其中文学习和著译都有甚大影响，于《养心神诗》也有改译之功。但1817年2月澳门印刷所被清廷搜查，他即避祸内地，不得不结束了为马礼逊的工作。因而从时段来看，他也不可能是在1818年来改写诗集译文。由此看来，“1814”、“1818”两种说法于《养心神诗》都有理由，“1818”也不能直接理解为是谬误。但合而言之，最准确的说法还是应为1814年完成编译。

三、翻译方式与中文助手的年代意义

从另一角度来看，《养心神诗》译印于此时期，还关联了传教士最初的编译方式及中文助手问题。“性情温和，和蔼可亲，本质良善”的葛先生，不仅以“相当突出的教学能力”（His ability to teach them is considerable）指导马礼逊学习中文，还多次帮助其修改润饰中文著译，这远远超出了马礼逊雇佣最初的期待。《养心神诗》的编译，就正是在葛先生及其儿子的修改之后才最终完成的（rendered into verse by（KǒSëen-Sǎng and his son）。马礼逊的中文学习同样是一个艰难过程，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在1809年12月4日致信友人，他还表示入华两年来早、中、晚都在劳苦学习，掌握的中国文学知识却仍是不够准确，而且是十分零散的［13］。伦敦会1810年的报告，也提到马礼逊推迟了部分已有中文著译的印刷，因为他想等到自己更为精通汉语，以便不那样仓促、译本不那样蹩脚。那么，从追求所译汉文的质量来看，在《养心神诗》翻译中结合中文助手葛茂和的润饰作用，也就是较为自然的方式了。这种合作翻译，在其1811年的《通用汉言之法》中也有叙述:除开少数摘自书本，其中的大量中文语句出自一位已有二十年教学经验的老师（who has taught the language to his own countrymen for twenty years）⑥，此人显然即是葛先生⑦。事实上，在入华传教士后来的活动中，这种对中文助手的借助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翻译方式。诸如梁发、王韬、蒋敦复、沈毓桂等华人，出于多种原因，都曾参与传教士的中文编译活动，发挥了语词润饰与修订的作用⑧。从结合中文助手之用这一角度来看，《养心神诗》虽非历史肇端，但这也成为了近代早期的一个显明的历史例证。

此外，诗集的编排和内容也表明了中文助手的存在。《养心神诗》封面加有引语:“庄子曰一日不念善诸恶自皆起”。据苏精看来，这可能也是由葛先生所选定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该句引言并非《庄子》所原有，而是引自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的“继善篇”。若此举并非引者的疏漏，也非中文助手葛先生的知识欠缺，那就是马礼逊与葛先生的有意为之，他们以之来比附基督教义，意图在于唤起国人的文化认同。在封面引用中国经典语录这种做法，在后来的传教士书刊中也多有表现，如1833 年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不同期数的封面就刊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皇天无亲惟德是依”、“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等语⑨。这之中其实包含了消除文化阻力、增进中国读者认可的意图，正同于《养心神诗》封面之举的用意指向。此外，《养心神诗》的30首诗作，形式尽为七言旧体，对韵律也是较为注意，显然是主动适应了中国传统的诗作规范，这无疑与中文助手也有着重要的关联。事实上，后来的多种圣诗集也采用了此般做法，如1856年的《宗主诗篇》、1862年的《宗主诗章》、1879年的《宗主新歌》等，形式、韵律上都多有类似的翻译方式。于此看来，《养心神诗》在近代历史中又获得了一处时间上的端始意义。

注释:

①徐晓鸿根据年代先后，认为新教进入中国台湾即是入华标志。徐晓鸿:《基督教新教何时传入中国》，《天风》，2006年，第12期。

②参见胡优静《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34-42页。

③参见王神荫:《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基督教丛刊》，1950年，第26期;赖永祥:《第一本汉文圣诗册》，《台湾教会公报》，2003年，第2665期;谢林芳兰:《华夏颂扬:华文赞美诗之研究》，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11年等。

④“For Mr.Huttman.Psalms＆ Hymns rendered into verse by Native Chinese form prose translations given by Mr Morrison.Canton，China.1818.”转引自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第42页。

⑤盛宣恩曾有“不知何故该诗集被耽搁四年之久，于一八一八年正式出版”之说。见盛《中国基督教圣诗史》，香港:浸信会出版社，2010年，第6页。

⑥Robert Morrison.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erampore，1815:280.该书前言结尾标注:“Macao，April 2d，1811”。

⑦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中国台北:中国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72页。

⑧参见［美］韩南著《汉语基督教文献:写作的过程》（姚达兑译，《中国文学研究》2012第1期）。

⑨见爱汉者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年各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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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with copies indexes［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5.

［2］赖永祥.伟烈亚力的两书志［J］.台湾教会公报.2003（2664）.

［3］ Juhn Julian ed.A Dictionary of Hymnology:setting forth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Christian hymns of all ages and nations［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92:743.

［4］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M］.中国台北:中国台湾学生书局，2000:42.

［5］张国刚.柏林德国图书馆中国古文献调查记——以鸦片战争前的图书及其编目为主［J］.安大史学（第一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99.

［6］William Mil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Malacca:Printed at 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120.

［7］Eilza Morrison编.Memori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Morrison（影印版）［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407、431.

［8］同［6］:269.

［9］同［7］:441.

［10］艾莉莎·马礼逊编、杨慧玲译.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227、275-277.

［11］同［7］:531、535.

［12］张美兰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晚清民国间新教传教士中文译著目录提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44.

［13］同［7］:274、343、431、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