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春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 200241）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胡兰畦（1901－1994）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名字。把她置于中国现代史的大背景下，似乎更为合适:与中共领导人陈毅的“三年之约”，使她的爱情经历顶着“革命+浪漫”的光环;入黄埔军校参与北伐，并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上海战地妇女服务团屡次建功，令她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获得少将军衔的女性。她的传奇色彩还不止于此:她参加过第一届苏联作家全国代表大会，受到高尔基盛赞，被称为“一个真正的人”。相形之下，胡兰畦的作家身份则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但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她是中国文坛大名鼎鼎、炙手可热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曾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而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被认为是确立作家经典性的关键环节。她先后出版过《在德国女牢中》（1937年，生活书店）和《在抗战前线》（1937年，大时代出版社），合著《东线的撤退》（1938年，生活书店）和《在淞沪火线上》（1938年，汉口生活书店）等。与此同时，她还在《妇女生活》、《妇女月刊》、《群众》和《时代评论》等多家报刊上发表小说、访谈和战地报导。可见她的作家身份实在不容置疑。

此外，胡兰畦也是中国近现代留德史上少数女性之一，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她也是唯一一位负笈德国的现代女作家。故此，本文将她置于中德文化交流的视野下，着重考察她的赴德经历，留学期间的交游状况，以及相关的文学创作，旨在探寻这位传奇作家在中德文化关系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一、两度赴德留学

1901年农历6月22日，胡兰畦生于成都一个反清世家。她曾在四川巴县女学和川南师范附小等地任教，期间结识恽代英和陈毅等人，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很早就学习过恩格斯的著名论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一个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知识女性，她曾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第六届学生代表大会，并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参加北伐。这一系列事件对她以后的政治选择和人生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8年初，胡兰畦前往江西担任党务学校教务部秘书，在整顿孤儿院和管理妇女教养所方面成就斐然。此时，蒋介石开始下手改组江西省政府，大肆清除异己，胡兰畦因触怒蒋介石遭到驱逐。恰在此时，原江西省政府在省务会议上通过决议:派遣胡兰畦（时任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到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1］214。她赴欧期间，在德国停留的时间远多于其他欧洲国家。不过，她留学德国的初衷和希冀在学术科研上有所建树的留学生们不尽相同。

1929年12月，胡兰畦从上海出发前往欧洲，同年除夕抵达巴黎，短暂停留后于1930年初到达柏林。她在中国留德学生会的帮助下补习德语，随后开始每天在柏林大学①德文班上课。在此期间，她开始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廖承志和成仿吾的介绍加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继续学业之余，她定期参加党组会，学习德语原版《共产党宣言》，参与出版柏林小组的宣传刊物《赤光》。她在柏林与宋庆龄和何香凝等知名人士结交，并建立私人友谊。1931年7月，胡兰畦陪同宋庆龄回国奔丧，第一次留德经历暂时告一段落。

三个月后，在宋庆龄的资助下，胡兰畦重新踏上了留学德国的旅程。她于“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启程，而她二度赴德留学也与“抗日”密切相关。她号召留德爱国学生成立党小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被推选为主席。这个团体中有后来著名的歌德作品翻译家刘思慕等人。“同盟”出版《反帝》和《道德经》等刊物，宣传反帝、反法西斯和抗日救国思想，在留德学生中激起强烈反响。1932年12月，胡兰畦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在柏林召开的反法西斯大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结果遭纳粹党便衣侦探拘留。虽然她当晚就被释放，但在当时法西斯化日益严重的德国留下“记录”，从此成为纳粹的监视对象。1933年春，她与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成员费慈·新田等人一同被捕，被关押在德国柏林监狱里长达三个月之久。由于宋庆龄和鲁迅等在上海以民权保障大联盟的名义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她终于得以结束这场牢狱之灾。但她不久后便收到德国法西斯当局的驱逐令，被迫于一周内离开德国。从此，她辗转流落英、法和苏联等国，第二次留学经历即告结束。

胡兰畦起初以考察欧洲社会救济事业为目的前往德国，但从她所写的《回忆录》来看，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而与同在洪堡大学求学的陈寅恪和宗白华等留学生相比，胡兰畦显然把革命活动的重要性置于学术之上。她热情投入反法西斯活动，结果陷入一场以“敌视德国”为名的无妄之灾。但这次遭遇使她更真切地了解德国底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并目睹德国普通人反抗法西斯的行动。这些感受和体验日后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旅德交游情况

胡兰畦旅德三年多，期间结识了一批德国政界和文学界的名流。因参与政治活动的缘故，她与德共领导人、作家和普通党员的接触和交往，颇值得一提，这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一页。

旅德期间，胡兰畦和德共著名领导人克拉拉·蔡特金先后有两次会面［2］34。首次会面时间是1932年8月，当时胡兰畦聆听了蔡特金在国会发表的演说。四个月后，她因参与反法西斯活动遭到德国当局驱逐，于是前往国会大厦寻找德共党员玛利亚·爱塞商讨对策，巧遇蔡特金。在胡兰畦眼中，这位令人景仰的世界被压迫妇女的领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不但对胡兰畦的反法西斯演说颇为激赏，还鼓励她不要被德国当局的迫害吓退，同时询问了中国抗日斗争的进展，对中国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表示关切。这一切给胡兰畦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1933年，当克拉拉·蔡特金在莫斯科逝世的消息传来，胡兰畦正被羁押在德国女牢中。她参与了狱中悼念蔡特金逝世的活动，借机向警察总局抗议示威。当时女牢中的进步人士还以全体名义发出了一份吊唁的电报，沉痛悼念这位德共妇女领袖。

尽管胡兰畦与蔡特金仅有几面之缘，交往十分有限，但这位德共妇女领袖的一言一行和殷切鼓励却对年轻的胡兰畦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到了晚年，她在回忆录中谈起与蔡特金的会见，还清楚记得个中细节，可谓历历在目。

作为“德共中国语言组”成员，胡兰畦认识不少德国共产党员。《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年）》前页附有她与“德国战友”雷曼摄于1933年的合影。当时，胡兰畦已被驱逐出德国，辗转流落英国，而雷曼此时恰好也在英国。通过胡兰畦的回忆和描述，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雷曼是犹太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为德国《红旗报》工作［1］P270－271。《红旗报》其实是德共中央机关报。雷曼与友人协助留英华侨反帝联盟组织发起了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大会，胡兰畦也参与其中。共同的目标和信仰使胡兰畦和雷曼成为亲密战友，并结下终生友谊。

1991年，已成为国际金融理论家的雷曼在柏林某次国际会议上通过北京出版社工作人员了解到胡兰畦的近况，立刻给她写信，表示要来中国看望她。一年后，86岁高龄的雷曼携女儿赶往成都，探访91岁高龄的胡兰畦［3］29。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中德友情因为重逢得到延续。

在胡兰畦与众多德国友人的交往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与作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的友谊。《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年）》一书的内封面上，不但有她与安娜·西格斯摄于1932年的亲密合影，还有她与西格斯三个女儿的合照，足见两人私交甚笃。

安娜·西格斯原名纳蒂·赖林（Netty Reiling），1900年生于德国美因茨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她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在海德堡大学求学期间曾选修过著名汉学家弗里特利希·恩斯特·克劳塞的多门课程［4］P77。她于1925年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她加入德国共产党，同年加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两年后参加了在苏联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第二届代表大会。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她的作品被列为禁书遭到焚毁，本人被迫流亡法国和墨西哥等地。1947年，安娜·西格斯回到民主德国，长期担任作家协会主席并三次荣获民主德国最高文学奖——国家奖。她因《第七个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等长篇小说扬名国际文坛，其作品坚持反法西斯信念，表达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怀。她的作品具有国际主义的视野，关注世界各国的革命形势，同情受战火蹂躏的世界人民，这为她关注中国革命、结交中国作家提供了契机。安娜·西格斯与胡兰畦的私人交往和文学合作，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32年5月1日，两人合作完成的通讯《杨树浦的五一节》发表于德共刊物《红旗》［5］42。有学者考证，西格斯《来自我工作室的简报》（Kleiner Bericht aus meiner Werkstatt，1932）中出现的中国女士 L．，就是胡兰畦［6］57。《简报》以作者与一位中国女友的谈话为主要表现形式，探讨描写“五一节在上海发生的事件”，目的在于讨论如何使报告文学写作反映人物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以及如实描写生活环境的问题［4］79。1933年，西格斯在《红旗》上发表的《重山》，由胡兰畦提供素材。她甚至计划以中国女作家Schü Kreung的经历创作一部长篇，后计划因故搁浅［5］42。西格斯此后还发表过小说《第一步》（Der erste Schritt，1953），其中有一节塑造了一位中国女性——“来自西泸的兰畦”（Lansi aus She－Lu）。②小说以国际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为背景，与会代表每晚相聚一堂，讲述自己迈上保卫和平道路的“第一步”。来自中国的代表兰畦（音译）讲述了幼年看到一个搬运工因负重过大摔倒，被人拖走的情景。不过要注意的是，西格斯只是借用了一个与“兰畦”发音相近的姓名。因为真实情况是:胡兰畦当时在江西开办农垦场，并没有参加1948年在波兰举行的此次大会③。也许是胡兰畦给西格斯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后者在很多作品中塑造的中国知识女性或革命者，总是与前者有些联系。同样，西格斯在《失踪的儿子》、《战友们》和《死者青春常在》等多部作品中，表现出对中国革命的持续关注。

胡兰畦与安娜·西格斯的交往并没有随着两人先后离开德国而划上句号。1950年9月至10月期间，西格斯曾以民主德国作协代表的身份访问中国并参加国庆观礼。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杜文棠教授考证，西格斯在北京逗留期间曾与胡兰畦见面。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胡兰畦事后受到了批评④。不过，她的回忆录里没有记载此事。

1994年，《第七个十字架》的中文译者李士勋受德国安娜·西格斯研究专家弗朗克·瓦格纳委托，前往成都拜访胡兰畦，并转赠印有胡兰畦与西格斯合影的《安娜·西格斯画传》⑤（Anna Seghers．Mit60 Abbildungen，1994）。扉页上题有一行德语:“赠给胡兰畦:我们的安娜·西格斯的传奇般的和十分可敬、十分英勇的朋友——您的德国的钦佩者爱蒂特和弗朗克·瓦格纳。”［3］26此时距离西格斯去世已经十多年，可《画传》却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见证了中德作家之间的合作与交往。

胡兰畦旅德三年间，与多名德共党员交往颇深，与德国普通人也结下了深厚情谊，尤其是她与安娜·西格斯在文学上的合作，堪称中德文学关系史的一段佳话。据现有资料表明，两人之间的文学合作似乎更多地由胡兰畦提供素材，而西格斯据此创作。但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西格斯对胡兰畦的文学影响。回到中国后，尽管胡兰畦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抗战和革命，但她在火线下写下大量战地通讯报导，还出版了纪实报告文学《在德国女牢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成果与两人早期合作中对报告文学写作的探索和尝试是分不开的。

三、畅销书《在德国女牢中》

胡兰畦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朝扬名，得益于她的自传性作品《在德国女牢中》。这部作品围绕她留德期间被羁押的遭遇而展开。她因参与反法西斯活动引起德国当局的敌视，1932年冬遭德国警察局拘留。次年春天，她被逮捕并关押在柏林女牢长达三个月。因宋庆龄和鲁迅等人的声援（参见前文），她最终获释，但随后又被驱逐出德国，被迫流亡英、法等国。居留法国期间，她着手撰文回忆狱中经历，并将部分内容寄往《世界报》。稿件得到报社主编、法国作家巴比塞等人的赞誉，不但陆续在《世界报》上连载刊出，还被翻译成俄、英、德和法等多国文字，在欧洲范围引起广泛反响。回国后，胡兰畦在《妇女生活》上连载发表《在德国女牢中》，并在《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的支持下将作品以单行本付梓出版。这本书在初版后的半年之内，又再版三次［1］702。可见它颇受读者欢迎，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在德国女牢中》从胡兰畦因“敌视德国”的莫须有罪被投入巡警总监（后被转移至柏林女牢）开始讲起，主要讲述她的狱中遭遇，是一部反映她“切身感受的实录”［1］703。胡兰畦在狱中从容乐观，想尽办法维持体力继续抗争，并得到异国狱友们的宽慰鼓励:有人向她提供营养品，众人为她在狱中庆祝生日。胡兰畦甚至在狱中烹饪中国佳肴大获青睐，因能言善辩得到女狱卒的友情，得到允许做打扫的工作，利用工作之便帮狱友传递消息。狱友们通过抗议争取权利，看书订报，开体育会，学习理论，关注时事。女牢的特殊环境使胡兰畦有机会了解德国底层妇女（如土娼）的悲惨生活，德国女性在就业和择偶方面的困扰等等。她通过阅读书报，了解当时德国纳粹的政治宣传和排外举动，包括种族问题、工会斗争、失业问题和纳粹党伪善的宣传政策等。

这部仅一百多页的小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细看原文，故事情节并不离奇，语言并不华丽，但这位中国女性流落异国身陷囹圄仍然不屈不挠的故事，本身充满了传奇色彩，是无法复制的个人经验。作品反映出的反法西斯主题和国际主义精神激起了中国读者的情感共鸣。

胡兰畦在书中阐明了出版意图:

“在旅欧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值得写出来，但是没有比在牢狱里的生活更有价值。因为在牢狱里，我所得到的，可宝贵的伟大的教训，不是在一般的情况中所能得来的!

被压迫的姊妹们!要得到真正的同情与爱抚，只有在革命的队伍里!这是我先写这个生活片段的一点意思。”［7］1

这种热情洋溢的号召并不是苍白的标语和口号。在国内反法西斯浪潮日渐成为宏大主题的现实语境下，亲历遭遇后的言说比任何虚构和矫饰更具说服力。《在德国女牢中》之所以获得广大读者青睐，应该还和作者求真务实的态度有关。胡兰畦没有为迎合销售市场而夸大事实，没有将德国女牢描述成灭绝人性和骇人听闻的集中营，而是如实讲述了各种狱中见闻。她甚至在出版时特意作引，对原文与转载可能存在出入的问题一一作了说明，可见其创作态度严谨审慎［7］1。尽管作者自谦此书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更不敢说这是一部文艺作品”［1］853，但这部纪实作品引起的旷日持久的反响，验证了它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客观地讲，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这部作品，它的史料价值要远远高于美学价值。胡兰畦对旅德经历和特殊遭遇的书写，体现了她对1930年代德国现状的观察和反思，这一“他者”视角下的纪实性作品，对于全面透析20世纪德国历史，提供了一段新鲜而有价值的史料。同样，它对于研究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和材料。

四、结 语

胡兰畦先后两次赴德，在德国居留三年，尽管未能实现留学的初衷，却有意外的收获:她凭借语言优势，翻译过一些德语书籍。“整风”与“反右”斗争中，她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在物质贫乏和精神苦闷的情况下，她挤出时间翻译了一本反映德国幼儿园生活的书，希望介绍和推广德国的幼儿教育经验［1］640。另据协助她记录、整理并出版《回忆录》的作者范奇龙回忆，胡兰畦曾提及旅德期间阅读过德国和北欧童话作品一事。格林兄弟和豪夫等童话大师的创作对她触动颇深，促使她产生将德国童话译介到中国的念头。于是她重新阅读德语原版童话，择优翻译，并译出多本。可惜“文革”中她的译稿和原版书都被抄走。［1］693－694此外，她从德国带回相当数量的德语原版书，可惜这些藏书在历次运动中无法幸免于难。如果没有这些变故，胡兰畦也许可对德语文学译介和中德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溯中国留德学人史，可谓群星闪耀，人才辈出。蔡元培、陈寅恪、冯至、乔冠华、朱德、王光祈、李国豪和周培源等都是标志性人物，他们后来在军事、学术、经济和政治等领域颇有建树。但令人遗憾的是，相比之下留学德国的中国女性却屈指可数。参照《清末至1949年以前中国留德学人史略》“女子留德”一章，总共不过十数人［8］749。在此种意义下，胡兰畦两度赴德、她与安娜·西格斯等文化界名人的交游，蜚声海内外的作品《在德国女牢中》和她为翻译德国书籍所作出的种种努力，意义不可谓不大。就中德文化关系史而言，这位传奇作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注释:

①胡兰畦所指的柏林大学，是柏林洪堡大学。柏林洪堡大学“成立于1810年，前身是柏林大学，二战结束后改名为洪堡大学。……学术大师陈寅恪、俞大维，历史学家傅斯年……中国当代传奇女杰胡兰畦等先后就读于此。”参见王学军、周鸿图主编《欧洲留学生手记:德国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280页。

②据吴晓樵考证，胡兰畦曾化名徐茵（Schü－Yin），而西格斯留下的文字中对胡兰畦的名字有多种记载，包括L．，Schü－Yin，Shui Kreng，Shui－Kiang和 Lansi等。不过，在《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年）》中，作者并未提及化名的情况。

③根据西格斯作品中译者之一叶君健的回忆，他与西格斯一同参加了1948年在波兰举行的国际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每晚相聚谈论。参见【民主德国】弗朗克·瓦格纳，吕一旭译，严宝瑜校:《安娜·西格斯与中国》，第89页脚注一。

④依据杜文棠《中国当代传奇女杰——胡兰畦》。但笔者仅在读秀上看到TXT文档，该文的实际出版来源未能查找到，故此说明。

⑤根据胡启伟、贾昭衡的《胡兰畦和她的德国朋友》一文，1993年，“安娜·西格斯协会”副会长弗朗克·瓦格纳教授与西格斯的女儿在合编《安娜·西格斯画传》时，发现了胡兰畦与西格斯及其女儿的合影。且在胡兰畦与西格斯合影的背面写有“胡兰畦”三个草书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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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黄桂昌．访《在德国女牢中》的作者胡兰畦［J］．妇女杂志，1983（12）:34－35．

［3］胡启伟、贾昭衡．胡兰畦和她的德国朋友［J］．大江南北，1996（3）:26－29．（注:胡启伟是胡兰畦的儿子）

［4］【民主德国】弗朗克·瓦格纳．安娜·西格斯与中国［J］．吕一旭译，严宝瑜校，国外文学，1987（1）:76－91．

［5］吴晓樵．安娜·西格斯与胡兰畦［A］．吴晓樵．中德文学因缘［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6］吴晓樵．安娜·西格斯——中国人民的朋友［M］．德国研究，2001（2）:55－57．

［7］胡兰畦．小引［A］．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M］．上海:生活书店，1937．

［8］叶隽．清末至1949年以前中国留德学人史略［A］．万明坤、汤卫城．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