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进

（长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012）

论大江健三郎的少儿战争体验文学——《饲育》与《掐去病芽，勒死坏种》解读

林 进

（长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是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中反映少年儿童战争体验的小说，体现出的战争认识带有一定的矛盾性。《饲育》中孩子们的行为既带有善良和宽厚，也带有偏见与歧视。《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孩子们的“英雄主义精神”把这种双重性表现得更为充分。这种带有矛盾性的战争认识是作家大江早期思想的真实反映。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少儿战争体验；战争认识

大江健三郎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日本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饲育》和长篇小说《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均发表于1958年，这两部战争体验小说视角独特，寓意深远，在大江的创作生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饲育》获得了日本文学界声誉最高的芥川文学奖，使他从“学生作家”顺利地登上文坛，转为职业作家，更重要的是，这两部小说所体现的主题和作品中虚构出来的地理环境贯穿了作家以后的创作历程，即后来的“峡谷村庄”主题和小说环境，是作家对日本社会认识的真实体现。战后日本作家如战后派、第三新人派等表现的是日本军人、国民参与战争、经历战争的体验，大江则是从少年儿童的角度来审视战争。这种把自己少儿时代的战争记忆转化为对成人世界的独特的表现视角，更能够揭示战争的荒谬与残忍，加深对战争的谴责与反思。

1　作品中的少儿战争体验

《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四国山区的乡村，主人公都是未成年的少年儿童，表现的都是战争时期成人的疯狂行为对少年身心的影响。

1.1 相同的战争主题

《饲育》讲述了一个战时峡谷村庄里的少年儿童与黑人俘虏之间的离奇故事。《掐去病芽，勒死坏种》是大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叙述了一群有劣迹的感化院的少年在战争末期被集体疏散到闭塞的峡谷村庄的故事。《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主题显然是表现了大江少年时代以及与大江一样在战争时期度过少年时代的人们的战争体验。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大江的《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等早期作品是为了表现对战后社会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的占领等则是构成‘墙壁’的内涵。这种意象可以从他1958年发表的小说里得到证实。”[1]这种深刻的寓意固然是作品的重要主题，但这两部作品的“战争体验”主题则是作家的初衷。大江曾说：“（《饲育》）这个短篇在我的文学生活中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首先是它属于我的文学母题系列之一：‘太平洋战争时期一个少年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社会里的体验’。”[2]53他还说：“从外来孩子的视点叙述出来的山谷里的想象世界，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里显露出了整体面貌，小说内正在进行时的故事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而小说写作的叙述时点则设在了这之后的第十五个年头。这个故事，也和作者自己少年时代的内心体验血肉相连。”[2]54

1.2 令大人们变得残忍疯狂的战时社会

在《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里，少年主人公的感受告诉人们，如果没有敌机偶然飞

到山村，如果没有大人们的凶狠争斗，如果没有村民对逃跑士兵追击和凶残的惩罚，少年儿童觉得战争是很遥远的事情。由于大人们在参与战争，本应快乐的生活变得令人窒息。制造战争的大人也给少年儿童制造了一个恐怖的世界。在小说《饲育》中，作家写道：“战争对于我们，不过是村里小伙子们的远征和邮差时而送来的阵亡通知罢了。战争未渗入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最近开始飞越村子上空的‘敌’机，于我们不过是一种稀奇的鸟儿罢了。”①文中所有标记［3］［4］的中译文为笔者所译。[3]265《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我”是这样感受的：“在那个杀人狂的时代、发疯的时代，也许我们小孩才是形成密切联系的唯一因素。”“出发以后，我们不顾惩罚，一次又一次地逃跑，但每次都在村庄、树林、河流、田野被凶狠恶毒的农民抓住，揍得半死不活地送回来。对于来自遥远的都市的我们来说，农村实在是一堵厚厚的透明的橡皮墙，即使钻进去也立即被挤出来弹出去。”[4]197作为少年儿童不理解大人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可这个残酷的世界就是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期日本专制社会的真实写照。《饲育》中的文书，《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的村长、宪兵警察等人物，就是专制统治的象征。有了文书、村长等这样的法西斯专制政府的效忠者，整个日本社会完全按照侵略战争的需要来运行，所有的国民被动员起来支持参与战争。《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描写的村民都是手持猎枪、竹枪，听到号令立刻集中。

在一个全体国民都疯狂参与侵略战争的年代，在一个由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统治的年代，日本的成年人让少年儿童一起参与支持战争，一起经受这令人窒息的梦魇世界。大江健三郎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这样描述道：“这是杀人狂的时代。战争使集体的疯狂像永恒的洪水一样，泛滥在人类情感的每一个角落、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以及森林、街道和天空。”[4]186在这样的战争环境里，小说中的主人公感到的只有恐惧：“我们绝对没有小看这些穷凶极恶的村民，我们恐惧得从小肚子到腋下直冒冷汗。那个手握被鲜血和油垢污脏的竹枪的男人一动身一动手脚都会让我们心惊肉跳。”[4]198

在小说中，山乡的大人们失去人类的同情心，变得自私狭隘。《饲育》中的大人们把被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当成牲畜给饲养起来。如果说战争时期对于敌人俘虏严厉残酷还可以理解的话，那对于自己的同胞，特别是对这些孤立无援的少年儿童无情地抛弃和残酷惩罚就是人性的彻底丧失了。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当“我们”中的一个小伙伴因病悲惨地死去后，闻讯前来的村长和铁匠不管不理，只是一味地吼叫，“对我毫不理会，关上门，但没有上锁，匆匆离去”[4]212。当天晚上，村长就带领村民撤离了村子，把这帮最需要关心帮助的孩子们彻底抛弃了。当地的人们对外来的“我们”是这样残酷，对待他们自己村子里的人也是如此，他们还抛弃了因病死去母亲的小女孩。当“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到那个医生告知小女孩没有生病，让他们把她带走的时候。那个医生立刻用飞脚踢、用石头砸，把“我”赶了回来。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因为得不到救助，最后也悲惨地死去了。

可以说，在那些少年儿童的心目中，战争时期的大人们已经变得凶残、失去人性了。

1.3 少儿们的战争认识和英雄主义

《饲育》中的孩子们承担起了给黑人俘虏送饭及看护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事情，对黑人俘虏似乎淡忘了，而孩子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这个黑人俘虏。“我们这些孩子完全沉醉于黑人士兵了，他占据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3]268孩子们先是打开了黑人脚上的套索，又经常带黑人士兵到村子里散步，后来又带黑人俘虏去公共汲水场的泉水池一起嬉水，孩子们从黑人俘虏那里得到了无尽的欢乐。当镇上的文书带来要把黑人俘虏交到县里的指令时，“我们坠入了惊愕与失望的深渊。交出黑人士兵之后，村里还有什么？夏天将变成空虚的外壳。”[3]269所以，孩子们竭力想把黑人俘虏留在村子里，黑人俘虏也为了不离开村子就劫持了“我”，结果在冲突中被打死了。面对黑人俘虏的死亡，“我无法忍受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大人。这些呲着牙齿，挥着柴刀向我猛扑过来的大人们非常奇怪，我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令我感到恶心。”[3]271

在《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这群感化院的孩子们同样是深切感受到了来自成人世界的无形压迫，而当逃脱了这种压迫，他们更感觉到自由与快乐。小说一开头就叙述了两个伙伴半夜里逃跑结果又被抓回来遭到严厉惩罚的事情。这群被看管的少年被法西斯监狱式的感化院像囚犯一样被监管着，他们总想冲破这种压迫。“这一路上，我们从一个村子向另一个村子转移的过程中不断地逃跑，但每次都失败了。我们觉得自己被圈围在巨大无比的墙壁里。”[4]183不仅是感化院限制他们的自由，而是

整个日本社会在严厉地监视着他们。那些农民像是看待盗贼一样注视他们。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这群少年只有愤怒，反抗总是以失败而结束。

小说还叙述了孩子们快乐的天性得到释放，孩子的勇敢和责任心得到充分发挥。当村民们在村长的带领下逃离后，这群被抛弃的孩子就成了村庄的主人。开始，被抛弃的恐慌也笼罩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想逃走，可山谷对面有监视的枪口，逃跑是不可能的。于是，孩子们掩埋了小同伴的尸体，“占领”了空空的村庄，寻找到了食物，开始了自己做主的生活。他们又帮助同样被抛弃的小女孩掩埋了病死的母亲，并给小女孩送来食物。他们还同那个“逃兵”成为了好朋友，一起打猎，一起过着快乐的雪节，举行他们理解的“村祭”活动，一起唱歌，一起烧烤分享着猎物。快乐终于又回到了这些孩子们中间。在这个战争暴虐的时代，孩子“统治”下的村庄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反衬出大人们制造的凶残的可恶。

可是，少年儿童并不真正理解战争。他们对所谓的战争、勇敢和逃兵有自己幼稚的理解。也许是少年儿童时代有做英雄的梦想，他们对战争有一种向往的欲望。当那位士兵告诉孩子们说自己不愿意打仗、不愿意杀人时，孩子们中的南立刻说：“我想打仗，我想杀人。”士兵说你们年纪小，将来会明白的，孩子们立刻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了。“我”也对他讨厌起来。“‘他害怕打仗才逃出来的。’我对女孩说。她不作声。‘我讨厌胆小鬼，呆在他旁边都觉得恶心。你也讨厌吧？’”[4]199当村民们返回村庄把这群孩子又关起来后，孩子们的这种“杀人”欲望开始膨胀。“南说：‘我们要是有枪，就把这些乡巴佬、卑鄙无耻的王八蛋统统撵出村子去！’我感激南的炽热的友情，朝他点点头。我要是有枪，不管是谁，统统把他们撂倒，叫他们血流遍野。”[4]201

由于这种“勇敢”精神的存在，孩子们在被村民抛弃后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孩子们身上表现出的这种“英雄主义”气质，一方面说明孩子们的天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当局向全体国民疯狂灌输军国主义流毒，当时的《教育敕语》要求每个学生背诵，日本的少年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深受法西斯思想的影响是必然的。在这群少年儿童身上确实有着使人感到恐怖的行为。主人公“我”面对那位无助的小女孩，竟然“粗鲁”地与她发生性关系。小说也描述了“我”进感化院的原因是上中学时在宿舍里拿刀子捅高年级同学。“我”弟弟虽然年纪小，可是对残忍的行为有着浓烈的兴趣。

可以说，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对少年儿童的影响是巨大的。战争一方面让少年儿童失去了本应拥有的快乐时光，另一方面也让崇尚暴力的意识占据了孩子的心灵。

2　大江的矛盾性战争认识

从《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两部作品可以看出，作家这一时期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的认识是一种矛盾性的批判。这就是一方面揭示了战争时期天皇制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对国民的压抑，另一方面表现了由于作家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引起的对战后美军占领体制的抵触情绪。

2.1 大江的思想经历

作家大江出生在1935年，他10岁的时候战争结束了。这个时期的日本社会体制以及价值观发生了巨大转变。战争时期的天皇制专制主义国家体制被美军占领下的民主主义体制所取代，民主主义思想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潮流。大江的少年时代经历了这两种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截然不同的时期，这种矛盾性影响体现在了作家的早期作品中。《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创作于1958年，此时日本社会的政治民主体制已经确立，经济方面的战争创伤得到了医治，并获得了新的巨大飞跃。10岁之后的大江接受的是民主主义教育，但从小生长在四国岛的山村里，童年的印记始终影响着他，这两部作品在许多方面体现了大江早期带有矛盾性的战争认识。

2.2 体现在村民身上的矛盾性

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使大江作品中的战争观具有了深刻的批判性。《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两部小说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是以否定的观点来描绘的。两部小说都描写了山村村民战争时期的行为，他们在专政政府的号令下，手拿竹枪，参与搜山行动，抓俘虏、抓逃兵，变得凶狠异常。这些村民不仅残暴地对待俘虏和逃兵，也非常凶狠地对待自己的同胞——那些少年儿童。《饲育》里的村民把俘虏当作野兽一样加以饲养，《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村民则狠心地抛弃了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并且极为残忍地对待抓到的“逃兵”。村民之所以变得凶狠是由于战争时期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对国民的控制教育所致。在这里，作家用村民们的凶残否定了那场战争，也把战争的荒谬性揭示了出来。

但作家并没有一味地表现村民的凶狠，也表

现了村民身上那些被残忍的战争体制掩盖的亲切宽厚本性。两部小说中的村民们是凶狠与宽厚的性情并存。当《饲育》中的孩子们把俘虏从地牢里带出来在村子里自由行走，把俘虏带到泉水边嬉戏游玩，村民们并没有阻止，依然按时给俘虏做好了食物。“我们开始经常带黑人士兵出来去村里的石板路上散步。大人们对此也未加责备。仿佛当村长家那头全村共有的种牛从路上走来时，他们走到路下的草丛中回避似的，当遇见我们簇拥的黑人士兵时，他们也只是背过脸去在旁边回避一下。”“女人们也不怕黑人士兵了，她们有时候直接给他食物。”[3]269《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的村民虽然抛弃了那些孩子，但他们为了整个村庄的利益，依然听从村长的号令，也舍弃了自己的家园，集体逃到外地了。

2.3 少年儿童性格的双重性

《饲育》中以“我”为代表的少年儿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善良和宽厚，他们比较友善地对待黑人俘虏，对大人们凶狠地对待黑人非常不满，但是，孩子们也仅仅是因为黑人给他们单调的生活带来了快乐，在内心深处，孩子们并没有把黑人俘虏当成一个同类。“我们都认为，黑人是极罕见的家畜，是天才动物。我们多么热爱黑人士兵啊！夏日午后那遥远耀眼的太阳，在我们被水濡湿的沉重的皮肤上闪烁着。石板路上的浓影、孩子们和黑人士兵的体臭、嘶哑的欢声，这所有的充实与律动，我怎样才能表达出来呢？”[3]267《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孩子们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把这种双重性表现得更为充分。“《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的少年们具有英雄主义精神。只要有支配一个时代的神话存在——不管天皇制还是其它什么东西——它将向青年们提供‘当上英雄的机会’。”[5]被村民们抛弃后，孩子们顽强地管理起了村庄，自己安排生活，把一个闭塞、食物匮乏的村落变成了自己的乐园。他们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埋掉同伴和被村人抛弃的小女孩母亲的尸体，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医生，等等。但孩子们是一群少年犯，他们希望打仗杀人，他们表示要把抛弃自己的村民干掉，暴露了他们性格中的残暴性。作品中的“我”竟然趁小女孩危难的时候，跟她发生性关系，并把自己的这种行为说成是爱小女孩。可见，善恶的价值标准在孩子们心中已经失衡了。

这种带有矛盾性的战争认识，是作家大江早期思想的真实反映。受到了民主主义思想教育，大江很清醒地意识到那场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给日本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对战争进行揭露和批判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于是，作家在小说中是以批判的态度否定了战争时期的专制体制，即国家主义。作家通过村民们在战争体制中的无情与残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国民的毒化进行了批判；通过少年儿童在噩梦般的战争时期的经历反映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国民的伤害。然而，由于出生在淳朴山乡，10岁之前经历战争，战争记忆只是儿童时代的故事，大江在内心深处对山乡的生活有着一种很深情感，也不会把战争责任之类的问题写在这些普通村民的身上，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至于战争的责任，那是国家的事情，是天皇制的国家专制主义体制的责任。显然，早期大江的战争认识与当时许多日本作家的观点是类似的，那就是日本国民是战争的受害者。

参考文献：

［1］ 朱维之．外国文学史：亚非卷［M］．修订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347.

［2］ 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3］ 大江健三郎．飼育［J］．文学界，1958（1）.

［4］ 大江健三郎．芽むしり仔撃ち ［J］．群像，1958（6）.

［5］ 松原新一，等．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477.

责任编辑：柳 克

On the Children War Experiences Literature Creation by Kenzaburou Ooe —Explaining Feeds and Nip off the Ill Bud, Strangle the Scoundrel to Death

LIN Jin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Feeds and Nip off the Ill Bud, Strangle the Scoundrel to Death are the novels reflecting children war experiences during the early creation of Kenzaburou Ooe. The writer denies the war by the critical manner. The behaviors of the children in Feeds are kind and generous, but biased and discriminatory. The heroic spirit of the children fully displays this dual nature in Nip off the Ill Bud, Strangle the Scoundrel to Death. This recognition to the contradictory war is the real reflection of the writer’s early ideas.

Keywords:Kenzaburou Ooe; children war experiences; war recognition

作者简介：林进（1968—）女，吉林长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1YJA752007）；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科研究项目（吉教科文合字[2009]第374号）

收稿日期：2015-04-21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907（2015）05-00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