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佳佳

（泰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1 女权主义运动

为了发展和延续人类的生命，男性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认为依附于男性，是“生育的机器”，承受了“父权制”带来的极大的痛苦；然而随着女性性别意识的提高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女性越来越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女性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由于女性的参与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女权主义运动主要发生在欧洲和美国，思想来源于法国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启蒙运动。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当时的女权主义是一场政治运动，旨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政治、选举和接受教育的权利，英国作家玛丽沃斯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著作《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被认为是这一阶段为妇女争取地位平等的纲领性文件和著作。这一阶段的女权主义观点认为，男性和女性应当同工同酬，应当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进入第二次浪潮。在这一阶段，女性主义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这次浪潮的影响力涉及到女性的各个领域，包含家庭、性取向和工作等。女权主义不仅是一项政治运动，它开始关注女性的意识和主体性，消除性别差异，呼吁公共领域向女性开放，从而改变女性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当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已经远远超越了争取平等权利的目标，而是进一步关注女性的主体性以及对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评判。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主义渗透到文学领域，开始关注女性和语言、写作之间的关系。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是束缚妇女精神和社会活动的枷锁，因此，她们试图在当前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学领域中，建立一个女性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经历和感受的方式；她们批评了男性写作中故意扭曲女性人物的方式，颠覆了男性统治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建立了系统化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文学领域，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女性视角”，从这一新的视角反思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打破了传统的规则和价值观，通过性别视角，试图发现女性在社会的次要地位，探索女性的话语，重建一个新的文化理论。

2 女权主义在翻译中的体现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已经引起了人们足够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语言学、哲学、心理学、文学评论领域的学者开始以翻译为突破口进行自己的研究，因此，翻译活动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从不同角度来审视翻译研究，一个主要的转折点发生在1990年“文化转向”的盛行。1990年，Susan Bassnett和Andre Lefevere率先在她们的著作《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提出这样一个概念。由于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人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研究不能局限在语言的范围内，相反，翻译研究应当包含政治、历史、文化等语言因素在内。Simon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性别的重要作用。“文化研究给翻译带来了性别和文化理解的复杂性，它允许我们的语言进入‘后时代’：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代。”[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构了原作者和译者、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的关系，坚持译者和原作者共享平等的权力和地位，这一理论也强调了源文本和目标文本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极端相反的两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展了20多年，目前主要关注5个方面的研究：“首先是研究历史，主要是翻译方法、性别在翻译中的作用；其次是研究理论，关于性别在翻译实践和研究中的作用，以及性别的定义；再次是身份研究，性别的身份以及无性别研究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影响；第四是后殖民研究的问题；最后一个是文化交流中的常用问题。”[2]

3 女性主义对翻译忠实观的批判和重构

3.1 对传统忠实观的批判

翻译的忠实性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忠实理论在西方可追溯到17世纪的George Chapman在其所著的《To the Reader》的前言中，他表达了译者应当忠实于原作者，应当“反映它同类的思想”[3]。从那时起，完全对等的翻译标准开始盛行；到17世纪中期，一位叫Cowley的翻译家提出了“imitation”的翻译理论，他认为“翻译忠实的不是单词，而是语言的方式和方法”[4]。与前期相比，20世纪时忠实理论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他们对“忠实”和“对等”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美国的Nida抛弃了直译和意译的分类；Chomsky提出的“等效”的两种方式，即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Newmark也提出了等价的语义和交际翻译理论。忠实意味着同化，理论上来说，译者既不应该添加任何原文中没有的内容，也没有权力删除原文传达的任何信息。译者的责任就是直接改变源语言，把它翻译成目标语；任何对原文的文体特征、道德取向、基本情感以及语气的改变都超越了译者的责任；任何对原文基本思想或道德准则的夸张或贬低，都被认为是翻译的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翻译观点纵容了性别歧视的存在。更进一步说，翻译研究遭到整个学术界的歧视。译文应该忠实于作者和读者，这意味着译者成为一个仆人，同时侍奉两个主人，这种忠实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标准，无可置疑，作为一名译者，他必须遵守这一翻译伦理和标准。这一标准提供了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就像道德决定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这种忠实的翻译标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文化中。在中国翻译理论界，忠实的标准也是根深蒂固的。近代知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他也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提出明确、清晰的翻译标准的译者。我们应该注意到，几乎所有的译者都把忠实的标准放在首位，流利性和表达性放在了其次。这样的标准诱使人们认为，翻译是简单符号体系之间的机械运动，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必要的。根据这种思想，译者无法操控文本和自己的主体地位。

传统的翻译理论把原始版本和翻译版本置于二元对立的位置上，翻译被认为是不完整的衍生品，作品的著作权属于作者，而译者总是被忽略。作者的工作是原始的、独一无二的、神圣的、无法超越的，而译者的努力是充当苦工；原作相对于译作具有至高的特权，是权威的、强大而富有成效的，而译作处于一个较低的从属地位。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翻译研究中。按照传统的父权秩序，这种思维模式给予男性更高的地位，视女性为“低劣者”。Cixous分析了所谓的“父权二元思想”，并分析了在等级制度中“女性化”一直被视为消极和无能为力。在女性主义看来，二元思维模式的对立导致了翻译的性别差异，将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优于另一部分是毫无意义的。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观也夸大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结构主义指导下的翻译理论，旨在消除文化差异和译者的主体性，译者被视为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仆人，缺乏积极性；但是不管译者如何在语法层面、词语层面、句子层面甚至是篇章层面紧紧跟随原作者，在翻译时最终表达的意义都与原作者的意图存在差异，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翻译并不存在一一对等的关系。“一篇好的译文，它必然是一个不依赖于原文的独立存在”[5]。

在女性主义译者眼中，对原始文本的绝对忠实体现了父权思想，必将导致歧视妇女的结果。译者对原文本的改变，将帮助揭示自己的女性身份和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译者努力大胆地改变原作翻译，体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她们干预和操控了原文本，试图控制话语权，通过自己的翻译策略将男性的声音转变为女性的语气。例如，在英语里有个句子“One can gain his happiness by means of hardworking”, 我们知道这句话中的 “his” 指的不仅仅是男性，而是男性和女性，事实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幸福，幸福的获得没有性别差异。很显然这句话中女性的存在被忽略了。为了体现女性的身份，女性主义译者将它修改为“One can gain his or her happiness by means of hard－working”。

3.2 对翻译忠实性的重构

随着翻译研究中的文化扩张，“忠实”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根据以往的看法，原文和原作者被认为是男性，翻译被认为是女性。女性主义译者试图重塑它们的关系来确保译文的独创性，重新定义“忠实”的概念。Simon认为，对于女性主义翻译，“忠实”指向的既不是作者也不是读者，而是对写作项目（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式而言[6]。“忠实”不是由原作者和原作决定的一个永恒的真理，它随着时间和上下文的语境而变化。根据Simon，作者和译者应当忠于自己的政治意图，用语言来构建自己的身份，更应当忠实于男女平等的目标，这是女性主义译者赋予自己的政治任务，而与写作项目密切相关的性别问题取代了原始文本，成为翻译的最终目标，因此女性主义译者的大胆改变不应视作背叛，而是一种肯定女性身份的合理行为。这样，女性主义译者被给予了更多的空间来显示翻译过程中主体性和创造性。她们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添加于译本中，将原始文本女性化。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译者在自己的目标语中运用自己的创造力重写了原作，体现了自己的主体地位。这一新的忠实的标准针对的是“写作项目”——译者应当效忠于他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自己所持的观点和立场。翻译的忠实性应当效忠于“写作项目”，这点对于译者建立他的主体性很重要。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转换的过程，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写作，它延续了意义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本和社会语言能够相互依存。“写作项目”也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这个定义来源于女权主义思想，且为一系列女权主义运动提供了政治议程；它是女权主义者的政治工具，用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让更多人知道社会中存在女性的语言。

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就像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翻译作品，译者的工作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然而在女权主义翻译的研究中，译者的作用是放在首位的。女权主义认为，传统的翻译理论要求译文绝对忠实于原文，过于强调了译者的隐身身份和作用。译者在特定的时间和背景内会受到社会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会调整对原文和其中角色的主观理解，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价值观的不同，读者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对文学作品有不同的赏析情况，这就对译者对于原作的干预带来了新的意义。

女性主义译者消除了原始的性别歧视，展示了女权主义倾向，同时该思想也是与时俱进的，译者会结合新时代的标准，增加新鲜血液，以满足更多读者的要求。尽管这种行为被贴上了“创造性叛逆”的标签，我们仍感到这种转换是一场革命。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发现，由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对于原作只能尽可能多地或相对地忠诚，因此，忠实的标准对于翻译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忠实性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僵化的忠实性标准有时导致相反的结果：译作晦涩难懂，读者无法理解，作者的意图就不能准确传达给读者。鉴于这种消极的结果，翻译中的“背叛行为”是行得通的，甚至许多文学翻译也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意义，认为是积极的、合理的。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对“创造性叛逆”的认可就是对译者创造性和主体意识的肯定。当然，女性主义译者违背传统意义上的忠实不是随意的，是在恰当范围内的，它引导我们重新考虑忠实与背叛之间的关系。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进行反抗，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可以达到特定的目的。

4 总结

作为女性主义译者，她们在写作和翻译中努力凸显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重构了“忠实”的概念，实现了自己的翻译目的，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由于缺乏自我的话语体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论，它需要长期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是其对翻译研究的贡献也是不能被忽视的，它反映了强有力的政治因素和背叛的思想：其一，译本不必完全忠实于原作；其二，翻译不能摆脱与政治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于翻译的实际情况，女性主义译者应当以宽容的态度，选择其精华，去其糟粕，参考西方女权主义的经验，真实反映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情感，提供给读者最完美的翻译，为文化的多元化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1］谢莉·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C］.吴晓黎，译；陈顺馨，校∥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4.

［2］Flotow 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4.

［3］Niranjana Tejaswini.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M］.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51-52.

［4］Steiner George.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35.

［5］刘季春.独立成篇：超越“忠实”的忠实［J］.上海翻译，2010（1）：42.

［6］Simon 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London：Rutledge, 19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