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承雄

（泉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修辞的传统，如《周易》有“修辞立其诚”之说[1]。古义中的“修辞”和希腊的rh ē torik ē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指运用语言这一主要的人类符号并根据一定的交际目的来进行单向、双向或多向交流。对语言交际功能、语言这一符号系统对外界所产生的作用、语言的应用技巧的研究等针对语言内部机制及其功能的研究都可以纳入修辞学的研究范畴，而与此相关的观念、认识都可以称之为修辞观。修辞观和修辞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其系统性，或者说修辞理论是系统的修辞观。

子贡，复姓端木，单名赐，字子贡，又字子赣，是孔子的高足，名列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纵横家和谋略家，也是孔子学说得力的推崇者。子贡“善为说辞”①引自《孟子·公孙丑上》。，司马迁赞赏子贡“利口巧辞”②引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连孔子都认为“赐之辩贤于丘也”③引自《绎史·卷九十五之三》。。子贡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论语》的主要编撰人，司马迁评价子贡“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史记•货殖列传》)。遗憾的是，对于以善言著称的子贡的修辞思想的研究却极少有人涉足。子贡是孔子学生中最优秀、最能言善辩、最洞明世事、成就也最大的一个，但是学界一般关注其儒商身份以及孔门师生关系，张燕（2011）、吴小侠（2001）、刘鹏程（2007）虽著文专门论述了子贡的修辞才能，但对子贡的修辞研究也仅局限于口才这一外在的表现层面，很少人提及他的修辞思想。理解子贡的修辞思想，对于理解《论语》的编撰思想以及儒家修辞思想的发展形态和发展历程，都不无裨益。

1 子贡的修辞才能

子贡的口才在《论语》和史书上都有诸多记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探知信息。询问孔子对卫君的态度以及询问孔子出仕的态度便是典型的例子。《论语·述而》和《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孔子周游列国，因为受到猜忌，各国都排斥孔子，只有卫国卫灵公君臣对孔子礼遇有加，时人对此颇有微词，甚至连孔子门人都觉得孔子是赞成卫君的。蒯聩因与南子交恶，派人刺杀南子未遂逃亡宋国。卫灵公亡后，卫国立蒯聩之子蒯辄为王，即卫出公。蒯聩在晋国赵简子出兵帮助下要回到卫国当国君，遭到蒯辄的抵挡。冉有想知道孔子对此事的态度，但又不敢贸然去问，只好托子贡去询问。子贡进去之后，没有直接问孔子对蒯聩、蒯辄父子争位的态度，而是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回答：“古之贤人也！”伯夷和叔齐互相谦让，和蒯聩、蒯辄正好形成对比。子贡从孔子的回答就推断出孔子对于卫国父子争位的态度。子贡为了再次确认自己的判断，追问道：“怨乎？”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从孔子的回答确认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知道孔子反对为利弃义的行为，只不过碍于自己的身份不便直说。子贡回来后就对冉有说：“先生是不赞成卫君的。”

《论语·子罕》记载的另一件事情也体现了子贡善于通过巧妙的提问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孔子仕途不顺，受到各国的排挤，有隐居的意思。孔门弟子看出这点并有所担忧，但又不确定孔子的意图，只好托子贡去试探孔子。子贡进门向孔子行礼请安之后，便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听到这个问题，心里清楚子贡真正想问的是什么，于是回答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①大意是，子贡问：“假如有一块美玉在这里，你说是把它装在匣中藏起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把它卖出去呢？”孔子说：“把它卖了吧！把它卖了吧！我在这里等着买它的人呢。”孔子不便直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弟子们，而子贡这一妙问既让弟子们知道了孔子对于出仕的看法，也解除了孔子的顾虑。

其二，维护孔子名誉和尊严。世人因为各种原因而诟病孔子，有的甚至当着孔门弟子的面批评孔子，东郭子惠、叔孙武叔就是典型的例子②《论语》《说苑》等典籍还记录了子贡反驳陈子禽、卫公孙朝等人对孔子的怀疑和诋毁。。东郭子惠当着子贡的面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夫隐括之旁多枉木，良医之门多疾人，砥砺之旁多顽钝。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③引自《说苑·卷十七·杂言》。大意是，东郭子惠说：“你老师的门下怎么这么杂乱呢？”子贡回答：“矫正曲直的工具旁堆满了弯曲的木头，良医门口挤满了病人，磨刀石旁摆满了很钝的刀斧。我的老师研究学问来等待天下人，来向他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因此显得杂乱。”另一则例子则是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士大夫们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知道后说：“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④引自《论语•子张第十九》。大意是，叔孙武叔说：“子贡比他的老师仲尼还要强些。”子贡说：“就好像围墙，我这堵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房舍的美。而先生这个围墙有数仞高，如果找不到门进去，就见不到里面宗庙的华美，房舍的富丽。但是能够找到门的人很少。武叔先生那样说，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子贡巧妙地用比喻和反问的方式反驳了对方对孔子的诋毁，表明了自己对老师孔子的尊敬之情。

其三，外交。最能体现子贡口才的是其在外交上的才能。司马迁花了大量笔墨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子贡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吴国放弃向鲁国强征百牢的要求，救孔子于陈蔡之间，向齐国讨还鲁国旧地，以及游说于五国间，形成“存鲁, 乱齐, 破吴, 强晋而霸越”的格局[2]。其中，游说五国⑤虽然关于子贡游说五国的细节以及影响自古以来就存在争议，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基本认同其真实性。考证详见王卫平发表在《孔子研究》1993年02期的《子贡游说及其后果考辨》。这件事影响最大，也最为突出。齐国左相田常想通过攻打鲁国来削弱高、国、鲍、晏等贵族的力量并谋取齐国政权。鲁国国君得知后非常害怕，孔子也感到担忧，要求学生出手来拯救鲁国。颜渊、子路等两三个学生主动请缨，均被孔子拒绝了。子贡请求去，孔子应允。子贡先到齐国，故意对田常说鲁国国力微弱，是难攻打的国家，而吴国国力强盛、兵强马壮，是容易攻打的国家，所以应该去攻打吴国。田常生气地说：“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⑥译文：你说难做的，其实是容易做的；你说容易做的，对别人来说却是难做的。你拿这些来教我，是什么意思?子贡对田常分析了其在国内得不到尊重是因为有大臣们的干预。攻打难以攻打的吴国要比去攻打弱小的鲁国更容易削弱大臣的势力。田常表示同意，但是又碍于已经出兵攻打鲁国，不好转而攻打吴国。子贡自己请求去出使吴国，让吴国出兵救鲁，以便于齐国有借口攻打吴国。

子贡到了吴国，在吴王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出兵救鲁能给吴国带来的美名及利益。吴王担心越王乘自己出兵之际乘虚而入。子贡便请缨去越国以免除吴国的后顾之忧。

子贡来到越国，受到越王夫差的热烈欢迎。子贡向越王说明了来由，并劝越王假意逢迎吴王，出兵助吴王攻齐，并陈言出兵助吴能够给越国带来的长远好处。越王听后非常高兴，要送厚礼给子贡。子贡没有接受就走了。

子贡回到吴国后告诉吴王，越王十分害怕与感恩，不敢攻击吴国。过了五天，越国派大夫文种来吴国表示愿意出兵三千以及献上军费来帮助吴国攻打齐国，连越王都可以亲自上阵当先锋。吴王咨询子贡是否能让越王随他出征。子贡说这样做不符合道义。于是吴王接受了越国的军队和军资，拒绝了越王随军出征的请求。

子贡又去了晋国，提醒晋君要做好战争准备。子贡返回鲁国后，吴王果然在艾陵与齐军开战，大败齐军，兵临晋国。吴、晋大战，吴军失利。越王知道后，渡江攻吴。吴王闻知，舍晋返回，同越军决战，三战皆败，城门失守，吴王被杀。灭吴后三年，越国称霸东方。

子贡出使保全了鲁国，使齐国混乱，吴国破灭，晋国强盛，而越国称霸，对当时的政治格局形成了重大的影响。

2 子贡的修辞观

子贡之所以巧舌能辩，不仅仅在于其长期的经商、外交生涯的历练以及孔子对其口才的培养，更是由于子贡认识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①引自《说苑·卷第十一·善说》。,言辞在个人安危荣辱以及国家社稷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子贡在其长期的经商仕途生涯中，注意到了言辞能力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荣辱生死，也关系到国家安危，言辞本身有着巨大的能量，在战争时期甚至可以不费兵卒，“解两国之患”②引自《说苑·卷第十五·指武》。，免生灵于涂炭。言辞一旦说出，就“驷不及舌”③引自《论语·颜渊第十二》。，故在发言陈辞上，“言不可不慎也”④引自《论语·子张第十九》。，否则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在论及言辞的功能时，子贡主要持有以下观点。

（1）言语具有传送表达信息的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教育领域则体现为教化。孔子在多次挫折后叹息：“予欲无言！”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⑤引自《论语·阳货第十九》。译文是，孔子说：“我不想说话了！”子贡说：“如果老师您不说话，那么弟子们要传述什么呢？”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子贡认识到言辞在表达思想、传达信息、实施教育功能上，起着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但在一些情况下，言辞对信息的传达只能通过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探知信息的方式也应该由此发生相应的改变。子贡探知孔子对于卫国父子的态度以及探知孔子对于出仕或隐居的选择这两件事，就反映了子贡对言辞信息表现功能、表现方式的深刻理解及其认识由理论而实践的升华。

（2）言语具有反映内在本质的一面，也有掩饰本质的一面。子贡认为言辞可以表现个人内在品质，“文，犹质也；质，犹文也”⑥引自《论语·颜渊第十二》。，言辞是判断个人学识水平乃至品质、道德水平的方式。“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⑦引自《论语·子张第十九》。，如果没有言辞这一外在的表现方式，那么“虎豹之椁,犹犬羊之椁”⑧引自《论语·子张第十九》，人们就无法区分道德高尚、知识涵养丰富的君子和孤陋寡闻、道德低下的小人。子贡同时也看到言辞有可能和内在本质发生背离的另一面，发出“恶敫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的感慨。从这个感概我们可以看出，子贡认识到言语这种外在的表现手段和内在本质时而一致，时而背离。在言辞的分析上应该使用批判态度，去伪存真，分清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子贡在言辞这一方面的认识超越了孔子对言辞负面功能的刻意强调。从认识论角度而言，子贡的修辞观更为辩证和接近实际。

（3）言语应以交际目的为中心，进行技巧性的应用。孔子被困于陈、蔡之时，绝粮七日，弟子们都非常沮丧。孔子叫来子贡，对他说：“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率修也言非兕虎而修旷野也。’吾道非乎，奚为至于此？”子贡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⑨引自《孔子家语·在厄第二十》。译文是，孔子说：“端木赐，《诗经》上说：‘我们既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只能行走于野外。’难道是我的学说错了吗？我们为什么要落到如此境地？”子贡说：“您的学说太过宏伟高深，所以天下人都不能理解。老师能不能依照现实降低一下标准？”这段对话虽然说的是孔子的学说不为世俗理解的事情，但是也从侧面看出子贡对于“行道”以及“言”的观点，即应根据对象适当地调适说话行事的方式。这一观点和西方修辞学中的“言说应以受众为中心”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向孔子提出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的建议，实际上是子贡将对言说的观念和方法应用于“行道”上的体现。

（4）言语具有影响受众心智、改变时局的作用。孔子北游于农山的时候，问在旁服侍的子贡有什么志向。子贡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愿意用他的口才去化解大国之间的战事纷争，陈说利害，从而解除国家的忧患⑩引自《孔子家语·致思第八》。原文：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 ：“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言思无所不至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子贡复进曰 ：“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瀁之野，漭瀁广大之类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着缟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唯赐能之，使夫二子者从我焉 。”夫子曰 ：“辩哉。”。从《孔子家语》的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子贡对语言的能动作用达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他对语言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深有体会，并身体力行。子贡到楚国搬救兵解陈蔡之围以及游说诸国救鲁，都是其运用语言能量改变现状的具体体现。

（5）语言具有的“马太效应”①和“多骨诺牌效应”②，在处理和对待舆论时，一方面要有辩证的认识，另一方面应该防微杜渐。在评论纣王时，子贡认为殷纣王不好的地方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严重。君子非常憎恶染上坏的名声，因为一旦染上坏名声，那么，天下的一切坏事恶名都会归到他的头上来③，他之所以如此评论，一来提醒世人对一些传言，要注意分析辨认，不可人云亦云。对一些人和事应该抱辩证的态度，不能一概否定。二来警示人要珍惜自己的名声，避免“积毁销骨”的严重后果。子贡这一观点，和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名声”在塑造“修辞人格”上的功用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3]。而正是由于子贡认识到了言辞的放大和凸显效应，他才在维护孔子的名誉上不遗余力。当卫公孙、叔孙武叔、陈子禽生出有害于孔子名誉的言论时，子贡就毫不客气地进行反驳，以防微杜渐。而子贡也从不掩饰对孔子的崇拜与赞美，刘向的《说苑》就记载了子贡在太宰嚭、赵简子、齐景公等人面前盛赞孔子的事。子贡对孔子的盛赞，加上其“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行为和威望，提高了孔子在列国的声誉。司马迁评论子贡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④引自《史记·货殖列传》。，是很贴合实际的。子贡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类似于“修辞人格”的概念，但是他对个人的名誉对言语效果的影响，以及言语效果在塑造个人名誉上的作用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3 原因及影响

子贡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修辞观，和他的职业、经历及立场有关。子贡生于商宦之家，长期经商和从政，关注实务，曾多次向孔子询问如何经商、从政，是个实用主义者，从中也认识到了言语在引导态度和行动上的重要作用，“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⑤引自《说苑·善说》及《绎史·卷九十五之二》。。无论是《论语·述而》记载的关于冉有托子贡询问孔子对卫出公的态度以及《论语·子罕》中子贡询问孔子出仕的态度，还是《墨子》《越绝书》《史记》《吴越春秋》《孔子家语》等书记载的孔子令子贡出使救鲁，或是《说苑》卷五记载的子贡回答东郭子惠“夫子之门何其杂也”的质疑，或是《论语·子张》记载的子贡对卫公孙“仲尼焉学？”问题的回答，反驳叔孙武叔对孔子的诋毁，以及批驳陈子禽对孔子的评价，都不仅仅是子贡言辞能力的体现，也是其修辞观的具体践行。

由于先秦诸子普遍对语言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颠覆性抱有担心甚至恐惧的心理[4], 他们的“语言忧思”所形成的智力氛围以及后世统治者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共识，中国无论在智力层面还是政治制度层面都形成了对言语行为的克制态度。从表面上看，子贡民主开放的修辞观似乎因为“不合潮流”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子贡作为孔门中成就最大的一个学生，《论语》这部影响中华几千年典籍的编撰发起人、参与者，其修辞思想已经贯穿于《论语》中。孔子曾表明“述而不作”的心志，并认为“不患人之不己知”，由此来看，编撰《论语》不是他的本意。子贡认识到“言”的传播作用，才联合孔门其他弟子将孔子的事迹言论编撰成册，终于成就了儒家思想时代传承的基础——《论语》。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对孔子生平事迹和言论的策略性选择，这也和子贡的修辞思想是相符合的。可以说，子贡不仅在当时维护了孔子的名誉，而且还为儒家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丁秀菊.“修辞立其诚”的语义学诠释［J］.周易研究，2007（1）：24-33.

［2］朱国华.子贡与孔子［J］.孔子研究，2000（3）：119-122.

［3］陈承雄.互文下的亚里士多德“修辞人格”［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9）：103-106.

［4］刘亚猛.言说与秩序：轴心时期中西语言思想的一个重要区别及其当代含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9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