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翻译思想对中国译论译史的价值

范先明1，2

(1.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乐山614000；2.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摘要：作为20世纪颇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翻译家，贺麟不仅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深入的探讨，在翻译实践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贺麟关于可译性、译名翻译的研究包融传统译论，而他关于重译、深度翻译的研究又关照现代译论。重新发现并认识贺麟翻译思想对中国译论译史方面的重建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贺麟；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中国译论译史；价值

收稿日期：2015-04-07

基金项目:2013年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川籍翻译家贺麟研究”(SXJZX2013-013);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川籍翻译家贺麟翻译的哲学思想研究”(SC13XK16)

作者简介：范先明(1974-)，男，四川德昌人，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1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翻译理论家、翻译家、黑格尔哲学研究专家、新儒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师从梁启超、梁漱溟，对宋明理学、心学及中国文化有极深的造诣；后师从国学大师吴宓，学习翻译理论与技巧，早在1925年就撰写了首篇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论文《严复的翻译》。该文的发表，奠定了贺麟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地位；该文也曾被认为“是严复逝世后最早的一篇全面评述他的翻译成绩与理论贡献的论文”[1]338。在吴宓的影响下，贺麟立志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2]377。为学到西方哲学的正宗，他1926年赴美留学，1931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古典哲学，抗战爆发后，他放弃了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回到祖国投身于哲学和翻译研究工作，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任职，直至晚年。

贺麟的一生，始终以国家、民族危亡为己任。在长达60余年的翻译生涯中，他从最初的黑格尔哲学著作的英汉翻译到后来的德汉翻译，始终以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的正宗，并将其与中国本有的哲学融汇贯通为出发点和旨归。他不仅在哲学研究方面建树颇丰，而且在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与同时代的翻译家相比也颇具特色。不过，长期以来，作为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泰斗，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却研究得不够。本文将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梳理其翻译理论和实践，以期学界重新发现并认识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价值所在。

一贺麟有关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贺麟的一生，不仅有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有大量的翻译实践，其理论研究首先开始于对严复翻译的评价——《严复的翻译》，最后止于对严复翻译的批评——《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

在理论研究方面，贺麟1925年发表了《严复的翻译》一文后，在之后的近20年中，他不但进行了理论的建构，还以理论研究指导其翻译实践，并先后发表了《林纾严复时期的翻译》《鲁一士〈黑格尔学述〉译序》《鲁一士〈黑格尔学述〉译序(续)》《康德译名的商榷》《〈黑格尔〉译序》《论翻译》《论翻译的性质和意义》《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等阐述其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的专文。尽管贺麟关于翻译理论的论文只有九篇，可是每一篇论文都回答了翻译理论方面的核心问题。这些论文不仅涉及可译性问题，还涉及翻译标准和译名翻译问题，以及归化与异化、译者主体性、重译(转译)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不少论述，或回答了翻译界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如可译性问题)，或对困扰翻译界多年的理论问题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解释。

贺麟不仅在理论方面建树不菲，在翻译实践方面也造诣颇深。在清华求学期间，他选修了吴宓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外国文学翻译课，不仅学习了翻译的原理和技巧，还进行了大量关于英诗的汉译实践。通过这些诗歌翻译实践的训练，贺麟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不仅翻译了几部有关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英文著作，还翻译了部分德文诗歌及论文。不过，截至目前，哲学界和翻译界对贺麟翻译实践最为熟悉的是其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德文原著翻译。

概言之，贺麟有关的翻译实践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贺麟早期的翻译实践活动大致在20世纪20至30年代，这一时期以英诗汉译为主，主要包括3首短诗和1首长诗的翻译，分别是：华兹华斯的《佳人处僻地》、罗塞蒂的《愿君常亿我》《明志》和蒲柏的长诗《论批评》。此外，贺麟这一时期的译作还包括部分德文诗歌及论文的翻译：如海涅的《我们坐在渔家》、歌德的《河畔野蔷薇》、海因里希·迈尔的《最近五十年之西洋哲学》和鲁一士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贺麟中期翻译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其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翻译的几部关于黑格尔和斯宾诺莎的英文著作。这些著作是开尔德的《黑格尔》、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和斯宾诺莎的《致知篇》。

贺麟晚期的翻译实践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包括翻译的黑格尔、马克思及斯宾诺莎的著作如《小逻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至第三卷)《康德哲学论述》《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精神现象学》(上下卷)《法哲学原理》《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黑格尔早期著作集》《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伦理学》《知性改进论》。

二贺麟翻译思想对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价值

从贺麟所从事的翻译理论研究可以看出，他不仅在中国翻译史上首次对严复的翻译贡献作出了全面、客观的评价，而且在可译性问题上，以一个哲学家所具备的独特视角，系统、全面地阐释了困扰中西译家千年的问题；在译名翻译问题上，虽然他所提倡的译名在当时并非全部被哲学界和翻译界所接受，但是他用近万字的篇幅深入讨论了康德译名翻译问题，正是全面继承了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遗风。在翻译标准问题上，“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工力”[3]17这一充满哲学思辩色彩的论述，也使贺麟在20世纪30年代独步中国译坛。

尽管贺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有所不及，但他所论述的以上翻译思想几乎包含了传统译论中的方方面面。鉴于此，本文将以其译本《致知篇》和《知性改进论》所涉及到的重译(复译)现象为例，阐明其翻译实践对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价值。

安东尼·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中将重译分为两种：“被动重译”和“主动重译”[4]82-83。“被动重译”是指译本之间相互无影响，“主动重译”是指重译本挑战原译本的合法地位。《翻译研究百科全书》则将“重译”定义为：“一部作品被译为一种语言之后又重新译为同种语言的行为，或者指该行为的结果，即重译本本身”[5]233。重译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复译”。鲁迅曾指出，“复译”能使译本更加完善，并能使读者更清楚明白地获取译文信息，了解异域文化。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鲁迅明确地指出：“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6]284。对于重译的必要性，茅盾也曾指出：“真正的名著应该提倡重译。要是两个译本都好，我们可以比较研究他们的翻译方法，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很有好处”[7]432。

《中国译学大辞典》也曾对重译进行过论述，认为重译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思：其一是指“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以后出版者为‘重译’”；其二是指“译者自己对旧译在较大程度上的润色修订”；其三是指“非直接译自原著语言的翻译，即以第三国语言(特别是英语)为中介的翻译”[8]133。

根据以上解释，贺麟翻译的《致知篇》和《知性改进论》即是方梦之所说的第一和第三种意义上的重译。具体而言，《致知篇》和《知性改进论》都是以第三种语言(英文)为中介的翻译(转译)，同时《知性改进论》又是对《致知篇》的重译。由于黑格尔著作原文本身晦涩难懂，要想深入研究其原作，对于贺麟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在《康德译名的商榷》一文中指出：“三十年前，王静安先生四读康德而不得其解，竟至改变兴趣；梁任公先生作《西儒学案》，虽算是走上正轨，惜甚简浅而未继续深造”[9]。正是由于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艰深晦涩，而贺麟从重译和转译开始，通过比较参证，最终走上了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康庄大道，真正进入了西方经典哲学的殿堂。对贺麟翻译实践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其翻译策略的理解，同时还能更新我们对传统译论中诸如重译、转译等概念的认识。不过，其翻译理论中不仅有对传统译论的研究，更有对现代译论的关照。

三贺麟翻译思想对中国现代译论研究的价值

贺麟早期和中期的翻译实践主要涉及英汉翻译，而后期的翻译实践才是德汉翻译，而其后期德汉翻译实践方面的巨大成就正是早期和中期英汉翻译实践的结果。早期的英诗汉译实践使贺麟对翻译标准有了深入的了解，中期的翻译实践则使其对译名翻译、黑格尔哲学源流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些都是贺麟在后期翻译实践中能够超越前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细读《致知篇》可以发现，他在翻译该书时不仅写了长长的导言(23页)，还在书末加上了附录(21页)，这两部分加上译本开头的“篇首弁言”(2页)长达46页，而整个译本也不过93页，可见导言等的篇幅几乎和译文篇幅完全相等。①这种方法即是“深度翻译”②(或称“厚翻译”)。“深度翻译”并不是翻译实践中的一种新策略或新方法。这种方法至少在严复、贺麟时代就已存在了。曹明伦曾指出，所谓“深度翻译”就是目前我们所说的在翻译中加注和补充的方法[10]117。在阿皮亚看来，“深度翻译”是“在译文中，通过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之中”[11]427，以便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并使译语文化读者对他者文化有更为充分的理解。关于贺麟在翻译《致知篇》和《知性改进论》过程中的“深度翻译”实践，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解释：

第一，在翻译《知性改进论》《致知篇》等书的译后记中，贺麟都对译书时所选用的原作书名、出版时间、版本等相关信息作了说明。这种“深度翻译”的做法，既能使译语读者便于通读原文，也方便他们能将原文和译文作进一步比较研究。

第二，在《致知篇》篇末备考中，贺麟不仅对书名翻译及译名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还详细分析了波伊尔、爱柳士译本中的错误，还在附录中对斯宾诺莎的逻辑思想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通过增加序言、后记等副文本，贺麟的译文给读者提供了理解原作读之有益的原始素材。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那样：“贺麟译介并举、另加长序的方式有益于读者了解相关的西方学术文化知识……把许多人引入了哲学的殿堂”[12]82。

通过以上对重译(转译)、深度翻译等概念的认识可以看出：对于翻译研究中的新概念，特别是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概念，不能不加以分析就采用。在这一点上，像贺麟这样的五四时期学者们在面对当时西方大量涌入的新理论时，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学习，以批判的眼光接纳，为中国译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贺麟翻译思想与中国译论译史的重建

尽管贺麟翻译思想中不乏类似重译(转译)、深度翻译等概念的论述，不过，长期以来翻译界对贺麟翻译思想的认识还远远不够，目前相关著作中也只对贺麟关于可译性问题、翻译的哲学意义、康德译名翻译、贺麟评严复的翻译等方面作过零星论述。不仅如此，相关译学词(辞)典也主要限于贺麟生平及其关于可译性问题和翻译的意义与价值问题的论述。如《中国翻译家词典》(1988)只对贺麟的生平及主要译作做了简述；《中国翻译词典》(1997)仅简述了贺麟生平及1991年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谈谈翻译》；《中国译学大辞典》(2011)主要简述了贺麟的生平及贺麟关于可译性问题和翻译的意义与价值问题的论述。因此，在未来中国翻译史的书写过程中，有必要对贺麟关于可译性问题、译名翻译问题、翻译标准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以丰富和发展中国传统译论，同时还应谈及贺麟有关“深度翻译”的认识及翻译实践活动，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现代译论。

作为四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翻译家，贺麟不仅在理论建构方面成绩斐然，而且还在翻译实践方面建树颇丰。其关于传统译论和现代译论的论述，理应在四川区域翻译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他所探讨的问题在其同时代的翻译家中已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但与这些译家相比，贺麟或在深度上或在广度上，都有其独到之处。对此，有学者就曾指出：“提起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傅雷、曹靖华等人，却很少有人想到他。其实，他的……翻译水平及其翻译作品的社会价值绝不在上述人之下，他应该与他们齐名的”[13]191。

结语

基于此，我国学界今后对西方翻译理论借鉴的同时，对中国传统译家和译论也应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孔慧怡就曾指出：“过去中国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绝少触及翻译活动所能产生的庞大文化力量，以及翻译活动和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14]3。她曾倡导在翻译研究中需要关注翻译活动在主体文化中的运作问题，并注重对翻译活动文化意义的深入了解，要“重写翻译史”[15]。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类似贺麟这样的现代译家应该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在未来四川区域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史编写的过程中，有必要对贺麟的翻译思想进行重新书写。

注释：

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年斯皮瓦克翻译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并写了近80页的序言(原书360页)。正是由于这不同寻常的序言，其译文常被传为佳话。

②“深度翻译”这一概念，1993年由加纳裔美国学者阿皮亚提出。阿皮亚曾指出：“深度翻译是一种学术性翻译，一种设法用评注和附注将文本置于深厚的语言文化背景中的翻译方法”，参见Appiah, Kwame Anthony所著ThickTranslatvon。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1992.

[2]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兼谈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M]//中国哲学：第二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3]贺麟.鲁一士《黑格尔学述》译序[J].国风,1933(5):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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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aker M， Gabriela 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M].2nd ed.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

[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非有复译不可[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茅盾.茅盾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9]贺麟.康德译名的商榷[J].东方杂志,1936(17):181-196.

[10]曹明伦.谈深度翻译和译者的历史文化素养：以培根《论谣言》的三种汉译为例[J].中国翻译,2013(3):117-119.

[11]Appiah, Kwame Anthony. Thick Translation[M]//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 London & New York: Routedge, 2000．

[12]王思隽,李萧东.贺麟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13]张祥平,张祥龙.从唯心论“大师”到信奉唯物主义的革命者：记翻译家、哲人贺麟[M]//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4]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孔慧怡.重写翻译史[N/OL].(2004-07-07)[2015-03-04].http://isbrt.ruc.edu.cn/pol04/Article/aesthetics/a_culture/200407/285.html.

〔责任编辑：李青〕

On Value of He Lin’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FAN Xianming1，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LeshanNormalUniversity,Leshan614000,Sichuan,China;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dCultures,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5,Sichuan,China)

Abstract：As an outstanding philosopher and translator in the 20th century, He Lin has contributed a lot not only to translation theory but also to translation practice. However, it is a pity that his contribution to these fields has seldom been studied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before. With a panoramic and systematic sorting out of He Lin’s contribution in these domains, this article makes an attempt to find out and reconsider value of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to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Chinese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as well as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Beside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study of He Lin’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ranslation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He Lin;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ion practic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ranslation history;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