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姜英

（张元济图书馆，浙江 海盐 314300 ）

张元济（1867～1959），近代中国著名的出版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近三十年来专家学者对张元济的研究，较侧重于张元济诗文、日记、书札等方面的资料整理及其在图书出版、古籍整理以及创办图书馆方面的研究，《张元济年谱》《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诗文》《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以及《张元济全集》等专著先后问世。而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张元济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具有较独特的藏书思想。本文拟从张元济在藏书搜集、辑印、保存及揭示等实践的角度探析其藏书思想。

1 继承祖业：使涉园藏书重放光芒

张元济祖族是明清时期海盐望族，爱好藏书、著书、刻书。始祖张九成（南宋进士）著《孟子传》《中庸说》以及《横浦文集》等20余种著作。十世祖张奇龄（明万历举人），著《铁庵集》《存笥集》等著作。九世祖张惟赤（清顺治乙末进士）著《退思轩诗集》《入告编》等著作，卸职回海盐后，拓建其父（张奇龄）藏书处所“大白居”，更名“涉园”。六世祖张宗松是清代著名藏书家，精于版本鉴别，著《扪腹斋诗钞》四卷，编《清绮斋藏书目》四卷，刊《王荆公诗笺》等。张宗松的兄弟宗柟、宗橚、载华均藏书丰富。《张元济全集》记载：“涉园藏书自大白公始，绵延数代，至青在公（六世祖）时最盛，仅《清绮斋藏书目》著述就达1559部万余册。乾嘉年间江南校雠最盛，江浙学者吴骞、鲍廷博、陈鳣、黄丕烈等，为校刊多有向涉园借书。至道光二十三年前后，因为鸦片战争影响东南沿海经济，家道中落，藏书散尽”。〔1〕

张元济14岁随母从广东返归故里海盐，当时涉园已残垣断壁，藏书已无踪影。涉园藏书的兴衰史极大地鞭策着张元济，重放涉园藏书光芒成为张元济中年时期的夙愿。在继承藏书、刻书祖业上，张元济着重做了两件事。

1.1 回收先辈旧藏和著述

一是注重先辈旧藏搜集。凡看到印有“涉园”、“涉园主人鉴藏”、“清绮斋”、“乌夜村农”、“研古楼钞本”、“古盐张氏印”等世祖书斋印记的书籍，张元济均重金购入，其中有于右任曾收藏过的宋本《荀子》《庄子》等善本；又如张元济在发现六世祖张宗柟曾收藏的《宋诗钞初集》书中有先人手泽后，几经周折购得该书，并感叹：“吾家旧物，先人手泽，经百数十年，流传于外，而复能为其子孙得有，岂非冥冥中有呵护之灵耶!”〔2〕。经多年寻访，张元济共搜集到涉园藏书和刻书104部。

二是注重先辈著述及家乡地方文献收藏。数十年中，张元济收集到数百部海盐及嘉兴府地方文献，其中嘉兴先贤遗著476部、海盐先贤遗著355部，包括涉园先辈著述及旧藏在内，搜集的先辈著述和地方文献共935部3793册。

张元济的搜藏行为得到了历史学家的肯定，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中高度评价张元济：“海盐张元济怀恋祖辈遗风，仍以‘涉园’为其藏书室名，并勤求博访，搜集到嘉兴、海盐先哲遗书和张氏先人之书共九百三十五种，保护了大批地方文献，已为国家图书馆所收藏”。

1.2 影印先辈旧藏和遗著

整理和影印先祖的著述和旧藏是张元济继承祖业的另一做法，《王荆文公诗笺注》即为代表作。《王荆文公诗笺注》李雁笺注本，张宗松（张元济六世祖）时得元人椠本，予以校刊，遗憾的是缺失年谱以及魏鹤山序部分卷页；后张载华（张宗松弟）在知不足斋鲍廷博处抄得魏鹤山序，补充刊出；最后张元济从藏书家杨惺吾、季沧苇、长尾雨山以及嘉业堂藏书楼等处借到多种版本加以汇辑影印，最终六代残书完整面世。从乾隆六年张宗松涉园初刻到张元济在民国十一年增补魏鹤山序等重新影印，历经181年，张元济对此感慨万千：“夫以一书之微，阅数百年将就湮没，乃有人起而绵读之，而又故留其缺憾，待百数十年后，乃假其子孙之手，使其先代所引为缺憾者，而一一弥之。其书欲忘，而卒不亡，是岂得谓造物之无意耶！”。〔3〕

张元济整理影印先祖旧藏和遗著得到了乡贤的鼎力支持。如时任北大国文系主任的海盐籍名人朱希祖得知，自己所收藏的《茗斋诗初集》是张元济五世祖张伯魁所刻，而张元济去信欲借阅，拟印入《涉园丛刻》时，欣然将此部书赠与张元济，满足其心愿。1934年，张元济将彭孙贻（明末清初诗人，海盐人）诗集《茗斋集》编入《四部丛刊》影印出版。

经多年的努力，张元济先后影印了《张氏艺文》《涉园题咏续编》《横浦文集》《海盐张氏涉园丛刻》8种、《海盐张氏涉园丛刻续编》6种等先辈文献。

2 充实馆藏：使师生及编辑汲取养分

张元济26岁获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30岁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后遭革职，33岁时进入南洋公学译书院，2年后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京为官以及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图书室（后改名涵芬楼），通过不断丰富馆藏，为通艺学堂师生以及商务编译所同人学习和工作提供资源保障。

2.1 通艺学堂图书馆时期

张元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前后，与陈昭常等8人组织“健社”，1897年，健社先更名为西学堂，后更名为“通艺学堂”。通艺学堂提倡西学，是维新运动期间的新式学堂。通艺学堂开学不久，张元济设立通艺学堂图书馆，博采西学书籍，供师生学习参考。张元济为通艺学堂图书馆采书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申请总理衙门拨给同文馆译印的西学书籍（当时同文馆是翻译西学书籍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是从书市采购，特别注重从“新学枢纽之处”上海采购新书。在通艺学堂开办期间，张元济给汪康年的通信几乎每封信均提及通艺学堂图书馆购书事，非常重视通艺学堂图书馆购书事，为通艺学堂图书馆购置了较丰富的馆藏，为老师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滋养了一大批入校学员。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遭革职，通艺学堂及其图书馆停办，图书馆等所有资产移交京师大学堂。

2.2 商务编译所图书室及涵芬楼时期

张元济1903年加盟商务印书馆，1904年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在总经理夏瑞芳的支持下，张元济设立商务编译所图书室，并在缪荃孙、蔡元培、胡适、傅增湘等友人的相助下，陆续大批搜购古籍，满足商务编译所同仁编辑、翻译书刊等参考需求。1909年，商务编译所图书室扩大，更名为“涵芬楼”。张元济在《〈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记载：“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同时高梦旦、蔡孑民、蒋竹庄诸子咸来相助。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4〕此段文字充分印证了张元济为商务编译所图书室及涵芬楼搜购古籍的主旨。

张元济为商务编译所及涵芬楼搜购珍贵资源主要采用独特的“求书四法”，即“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求之坊肆”意为零星购买，如张元济每到一地出差，总先走访书肆，搜购元明刻本；又如张元济在自家门前设摊“求买旧书”等。“丐之藏家”是从藏书家处成批收购，如商务编译所图书室设立初期，收购了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的50余橱藏书以及以16万元购得典押于浙江兴业银行偿债的清末四大家之一的丁丙“八千卷”楼藏书等。“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意为搜书的地域范围除历朝京都等经济、文化繁荣地域外，还应放眼海外，如1928年10月张元济赴日本，访问了静嘉堂文库、宫内省图书寮等藏书机构，借照了40余册宋、元、明刊古籍。张元济的“求书四法”造就了涵芬楼丰富而珍贵的馆藏，截至1931年，涵芬楼搜藏善本3.5万余册，其中许多善本为名家收藏过，其中一部分善本为海内珍本，可称稀世之宝。

除搜购古籍外，张元济也搜购方志和西文书，供编译所编辑参考。在“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时，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所出新书，亦总是尽量购置”〔5〕指导思想下，张元济为商务编译所图书室和涵芬楼搜购了大量地方志书和西方名著，为商务同人编辑书刊提供了便利，如商务印书馆耗时8年出版的工具书《辞源》以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均参考商务编译所图书室和涵芬楼馆藏出版。

中国近代文学巨匠茅盾（1916年进入商务编译所任职）曾提及利用商务的馆藏读书和研究时说：“在此不为利不为名，只贪图涵芬楼藏书丰富，中外古今齐全，藉此可读点书而已”。〔6〕可见，商务编译所图书室和涵芬楼馆藏对商务编译所编辑们的影响作用十分巨大。

3 保存国粹：使中华文化传承绵延

张元济搜集古籍一方面是爱书性情使然，另一方面是民族责任感使然，其次还和商务印书馆的财力支持和一批有识之士的宽广胸襟密不可分。看到陆氏皕宋楼藏书等大批珍本秘笈流入国外，张元济痛心之余，竭力挽救中华古籍命运。1927年1月21日，张元济致信傅增湘：“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吾辈秉烛余光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7〕在与缪荃孙(1907～1908年江南图书馆馆长)往来书信中，多次向其建议公立图书馆宜收集善本，以杜外流。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驱使张元济在呼吁有识之士重视古籍的同时，还身体力行，通过创办图书馆和辑印古籍等方式，实现抢救古籍、保护中华瑰宝的宏愿。

3.1 创办东方图书馆

张元济是东方图书馆的主要创办者。1921年2月1日，张元济在商务第256次董事会议上建议将公益基金用于专办公共图书馆。1922年1月17日，商务董事会第268次会议决定成立“公用图书馆委员会”，推举张元济等三人为委员，筹备图书馆事宜。1924年，东方图书馆五层大楼在上海宝山路商务总厂对面落成。大楼占地2600平方米，共五楼，其中三楼为善本室及版本图书保存室，仍名“涵芬楼”，其余楼层为借阅室和书库。

东方图书馆馆藏丰富，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馆藏总量达46万余册，其中普通中文书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善本古籍5万多册（包括尚未整理的扬州何氏藏书中的1万余册善本）；地方志收集是东方图书馆的一大特色，地方志馆藏量达2641种2.6万余册，其中省志齐全，府厅州县志达1753种，方志收藏量在当时图书馆位居第一。

令人遗憾的是除5300余册涵芬楼古籍移金城银行保管外，其余46万余册馆藏在1932年与东方图书馆被日军一并化为灰烬。东方图书馆遭毁后，张元济着力复兴东方图书馆，未果。1937年，张元济在上海协助郑振铎等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继续着力抢救古籍、传承中华文化之举。1951年经张元济提议，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涵芬楼烬余的《永乐大典》21册古籍捐给国家，其余善本全部由文化部收购，转北京图书馆收藏。

3.2 创办合众图书馆

张元济是合众图书馆的创办者之一。上海沦陷时期，张元济看到图书馆遭毁、私人藏书大量流失惨状，便与叶景葵等商议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张元济任筹委会主任。《创办意见书》宣称：“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1941年，合众图书馆落成。合众图书馆以叶景葵所赠全部藏书为基础，后李拔可、陈叔通等众多社会有识之士慷慨捐书或捐款，馆藏总数达到22万册，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藏书数量和品质不亚于当年东方图书馆馆藏。

张元济是合众图书馆的捐献者之一。1941年4月至10月，张元济先后以三类文献形式分数十次捐赠或寄存（后作永久捐赠）合众图书馆。第一类为历年收藏的旧嘉兴一府前哲遗著476部1822册；第二类为海盐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第三类为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藏弆之书104部856册以及石墨图卷各一。以上第二、三类张先生意为事先寄存于合众，冀日后宗祠书楼恢复或海盐有地方图书馆之设，领回移贮。后这批文献因当地祠屋半毁，修复无力，当地图书馆建设更属无望，遂改为永远捐献。〔8〕

3.3 “为古籍续命”

在创办图书馆保存中华文化的同时，张元济还以出版古籍的方式，开展对古籍的整理和抢救工作，以传承中华瑰宝。张元济一生主持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道藏》《续古逸丛书》《续道藏》《道藏举要》《学津讨原》《选影宛委别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涵芬楼烬余书录》《槜李文系续辑》《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等大型古籍文献。特别是《四部丛刊》，底本以涵芬楼馆藏善本为主，辅以著名藏书家和江南图书馆等公藏机构善本书，由于采用的善本精准，现许多学者视其为校勘古籍必备书。

4 开启民智：使社会大众明礼智慧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初期，即与总经理夏瑞芳约定“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开办小学师范讲习所、养真幼稚园、尚公小学、函授学社到出版各类教科书等，张元济认真践行进商务时许下的“辅助教育”诺言。而打开图书馆大门、开放图书馆藏书、倡议捐献合众图书馆，是张元济“开启民智”思想的又一种实践活动和重要体现。

4.1 开放通艺学堂图书馆

通艺学堂图书馆是中国较早对外开放的图书馆之一，列有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馆章程——《通艺学堂图书馆章程》。章程第一条规定：“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学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第十一条规定：“在外同志愿来馆读书者，应请同学作保，再由本馆赠一凭单。凡得有凭单者，本堂一律优待。惟此凭单不得转借转送”。以上两条制度足以说明张元济在任章京期间其内心已萌发“藏为公用”的雄心胆识。

4.2 开放东方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是较早向公众开放的私人图书馆。1926年5月2日，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馆内订有《阅览章程》，章程共四章17条，含阅览时间、场所、手续和附则，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2时至5时、晚上6时30分至9时30分（星期日晚上闭馆）；除馆内开放外，东方图书馆还开设汽车图书馆、开办图书馆讲习班，这种服务方式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屈指可数；图书实行分类管理，部分图书提供开架阅览，这在当时图书馆并不多见。

东方图书馆对外服务绩效好。“1930年对外开放337天，每月平均升至3066人次，年度阅览人数高达36800人次，借阅图书45517册。”〔9〕

东方图书馆的对外开放，使上海乃至全国的读者受益其丰富的馆藏，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智慧，提升了素养，十分契合张元济“开启民智”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在《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中证实张元济开办图书馆的宗旨和意义：“……因检取中外典籍堪供参考者，凡二十余万册，储之馆中，以供众览。今海内学者，方倡设立图书馆补助教育之说。沪上为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黉舍林立，四方学子负笈而至者，无虑千万。其有需于图书馆者甚亟。”〔10〕台湾工具书专家张锦郎认为东方图书馆的开放，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首创私家藏书开放之公开，以一私人机构却有以私化公的胸怀，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堪称是划时代的大事。二是商务除开办图书馆大批资金投入外，另每年由盈余提拨款项支持几乎无获利商机的图书馆经营，别具意义。三是倡导开架图书馆，……开架的阅览方式算是开风气之先”。〔11〕

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前者大门对公众封闭，后者大门对公众敞开，这是东方图书馆有别传统藏书楼的重大突破，实现了由藏书楼向图书馆的根本转变。

4.3 管理并捐献合众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遭毁后，叶景葵、张元济等三人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张元济任筹建委员会主任，后担任第二任合众图书馆董事长，和主持馆务的顾廷龙一起克服经费困难，积极向外界求援，努力推进馆藏目录编制和丛书的编辑。由于合众图书馆创建艰辛，维持较艰难，故在1949年前没有正式对外开放。然而因其独特而又丰富的馆藏，其读者却遍及全国各地，有的读者到馆阅览，有的读者则去函咨询，合众图书馆一一满足查阅者和咨询者需求。

1953年2月，在张元济、陈叔通先生的倡议下，经董事会作出决议，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众图书馆在《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捐献书》中提及了捐献的旨意：“……希望现在捐献之后，由贤明的市人民政府督导之下，得在原有基础上，踏实脚步，逐渐发展，使得确成为一个有计划的搜集历史文献的专门图书馆，凡住在上海的或到上海来的世界历史学者都能得到满意的收获。”〔12〕

合众图书馆移交国家后更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与科学技术图书馆、报刊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馆合并，命名为“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多年搜集、保存的珍贵文献全部归公，并得到妥善保管。如今合众图书馆的所有藏书向社会开放，社会大众受益匪浅，张元济的“扶助教育，开启民智”的夙愿已经实现。

5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保存珍贵资源、传承人类文化是张元济藏书思想的出发点。无论是从涉园的私人藏书到商务编译所图书室、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合众图书馆的机构藏书，张元济藏书的意图均和保护传承中华国粹息息相关，以实现“为古籍续命”之心愿。其次，开放馆藏资源、开启民智是张元济藏书思想的落脚点，从通艺学堂图书馆到东方图书馆，虽然馆藏资源均属私有资产，但张元济向社会敞开图书馆大门，为社会大众提供借阅服务，推行“藏为所用”思想，这在近代中国藏书史上可圈可点，对当代图书馆学仍有指导意义。当然，张元济藏书思想不囿于此，其他藏书思想有待深入系统研究。

〔1〕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10卷.古籍研究著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5

〔2〕张元济.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82

〔3〕 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4〕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8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45

〔5〕 张元济.张元济诗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1

〔6〕 郑彭年.文学巨匠茅盾〔M〕.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1

〔7〕 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83

〔8〕 王世伟.论张元济对合众图书馆的贡献〔J〕.图书馆论坛，2007（6）

〔9〕 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232

〔10〕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概况〔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11〕 蔡佩玲.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馆发展的推手〔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226

〔12〕 张人凤.张元济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