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玉和 龚 励

（1浙江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2）

（2 杭州电视台，浙江 杭州 310004）

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毛春翔（1898-1973）一生从事图书馆事业，可谓兢兢业业，不折不挠，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事业，可以成为每位从事图书馆行业的人的楷模。

抗战时期，在日军占领杭州前夕，毛春翔为抢救古籍，历尽艰难险阻，将文澜阁库书西迁。抗战胜利后，又将典籍悉数运回杭州，重新置放在浙图。迄今为止，在文澜阁展览厅依然摆放着当年他押运图书的照片。

毛春翔从事古籍研究三十余年，他精于鉴别，善于整理，勤于笔耕，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古籍版本专家之一。其著述考证之严谨，内容之详实，门类之多样，文字之精练，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有幸于2015年3月访问了毛春翔先生公子毛念诚，请他谈谈父亲一生的所作所为，以及在抗战时为保护浙图典籍（四库全书）所付出的努力。毛念诚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父亲的照片以及他的著述，向我们讲述父亲的故事。

早年的毛春翔

父亲1898年生于江山县，笔名乘云、夷白、童生。1924年毕业于浙江法政专门学校。

离校后，父亲先在江山县志澄中学教书，参加了县里的“国货维持会”，率领师生宣传查禁日货。

1927年2月，父亲曾加入共产党，后来被捕、脱党。两年后，由同乡毛彦文等人营救出狱。

1930年，父亲回到家乡江山县，主编《江山日报》，因该报发表了他的一篇短文《怪米》，针砭时任江山县长米星如自作主张，不顾百姓死活。由此，得罪了县太爷，报社被查封，被迫逃离江山，只身跑到上饶的一所中学教书。

到图书馆工作

1932年，父亲来到北平，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

父亲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尤其是对古籍研究情有独钟。自此，他将整个身心投入到浩瀚的古籍中去。北平图书馆拥有丰富的藏书，为父亲提供了驰骋的海洋，由此，他悉心钻研古籍，不遗余力。

期间他发现，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古都，馆藏丰富，可谓集南北资料之大成，浩如烟海，然而，内容较分散，个人精力有限，哪能面面俱到？父亲更喜欢江南文化，他想应当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做些事。

一年后（1933），父亲回到杭州，在浙江图书馆担任善本编目员兼孤山分馆主任干事，继续从事古籍编目与考证。

抗战时，负责护运《四库全书》

抗战爆发后，时任浙图馆长的陈训慈（1901-1991）受教育部之命，组织图书馆文澜阁库书西迁，以躲避日军战火。

1937年7月底，浙图决定于8月4日将阁书及善本搬到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坤良家躲避战火，因赵家处于群山之中，房子颇为宽敞僻静，且不收租金。在日军炮火逼近杭州之季，父亲与同事全力以赴，将馆内珍贵书籍打包成箱。

接着，他们随着这些典籍（包括《四库全书》）由南星桥码头启程，扬帆西上，先到富阳，暂避日寇锋芒。

父亲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原刊《图书展望》1949年第3期）一文有这样一段话：“8月1日，全馆职员在孤山分馆点书装箱，总计阁书140箱，善本书88箱，于4日晨装船运往富阳渔山。……自江边至石马村，计程十五华里，雇工挑运，二人共肩一箱，半日竣事，赵君坤良、坤仲富有资产，待人和善，号召力强，一声令出，数百挑夫立至，故搬运书箱毫不费力。”当时，父亲作为全程押运管理员驻守赵宅负责书籍安全。

1937年9月13日，父亲在给馆方写报告：“地处群山围绕中，旧屋不显，可望不致遭损。”但是，随着日军的大举入侵，存放在富阳渔山并不安全。于是，决定从富阳渔山转运至建德北乡松阳坞。

由于交通工具极为匮乏，而浙图没有自己的车辆。从富阳转运建德途中，因船重水急，不得已滞留桐庐。当时船只极少，幸好竺可桢闻讯，将浙大的汽车腾出，为浙图抢运书籍。

浙图典藏先运到龙泉，然后，从龙泉转运至贵阳。一路上困难不计其数，尤其是车子经过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极差，人员疲惫，天气恶劣。父亲乘坐的书车翻倒在溪水之中，他们不得已将阁书抢运到江山的一座城隍庙晒晾干。父亲正好坐在那辆车上，摔下来时，由于他身上背了一支手电筒，夹在腰上，致使腰部受伤，一直到好多年以后，父亲仍常闹腰背痛。

鉴于日军紧逼，形势极为严峻，江山也不能久留，大家只好一路上见缝插针，休息时将典藏放在通风之处晾晒。

他们将书籍运到贵阳地母洞，贵阳地处崇山峻岭，有利于隐藏与转移。由于地母洞内较潮湿，为了防止白蚁与霉变，父亲“将书库三面间以板壁，在箱底沟中多置白炭，潮气可以稍煞。”

1944年11月，日寇长驱入黔，人心惶恐不安，父亲等人只得将库书再次迁往重庆。12月6日，六辆运书车抵达重庆。

蒋介石闻讯，特地接见父亲，嘉勉浙图员工劳苦功高（此事在文革期间成为批斗父亲的最重要“罪名”）。

在重庆期间，父亲负责保管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典籍。

浙图的战时搬迁路线大致是这样的，杭州—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宅—建德北乡松阳坞—龙泉县中心小学—贵阳张家祠—贵阳北郊地母洞—重庆青木关。

历尽艰险，运回杭州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15日，父亲等人用六辆汽车装载浙图典藏启程回杭。后来，父亲撰文写道：“困苦之状，非数纸所能尽。在衡阳遇匪，警士开枪百余发始逸；在江西永新，余车左轮陷入水坑。几倾覆。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凡此皆为了令人永远难忘之遭遇。”

潜心研究古籍

回到杭州，一家人生活安定下来，父亲继续研究古籍。

鉴于国难时期馆藏遭受到多重磨难，他即刻为浙图特藏书籍（馆藏最珍贵的古籍文献）编写目录，由他撰写的《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1949年版）一书，至今仍成为查找浙江人文史料的经典手册之一。

那些年，成为他创作的丰产期，整理研究古籍的著述有：《论语类编通义》十卷（稿本）《齐物论校读记》《浙江先哲遗书目录》《文澜阁书目》6卷《古书版本常谈》《浙江省大事记》等等。父亲分八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典籍目录，即《七略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录提要》。在《版本略说》中，分明议、考原、史话、佛经版本等章节。

迄今为止，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依然成为文史专家从事研究的指南针。史学家林正秋教授说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在撰写《浙江地方史》、《浙江旅游文化史》等书时，浙图的大量资料来源于当年毛春翔所撰写的《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否则的话，恐怕难于获得那么多详实、丰富的地方史料信息。

多年以来，父亲与浙图原馆长陈训慈、书法家沙孟海、浙图古籍部主任夏定域合作共事，成为至交。

1951年,父亲与吴藕汀等人整理了南浔嘉业堂藏书详目,撰写了《整理嘉业堂藏书工作报告》呈交给浙江省人民政府。这是研究著名藏书楼嘉业堂的珍贵文献，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当然，父亲是衢州江山人，他对衢州版本的古籍有过细致的研究，他说，早在两宋时期，衢州的刻本已经是一流的了；元代，衢州已刻有《孔子家谱》三卷，多为精刻之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许多民间藏书家将家藏的稀有书籍，甚或海内孤本，捐献给了国家。由此，浙图馆藏日渐丰富，他又再次编写《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1956年版）。

不过，在父亲众多的写作中，对于版本学研究最著名的书莫过于《古书版本常谈》了，此书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中华书局发行。迄今为止，已经有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即使文革时期，他的《古书版本常谈》仍在香港中华书局重印（1973年）。

文革刚刚结束，上海人民出版社就迫不及待地重版了《古书版本常谈》（1977年）。接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又出版了这本书。到了1997、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分别再版此书。

父亲治学严谨，考证确凿，分析详尽，文笔精炼，可以说，迄今为止，如果人们要对中国古版图书进行整理或研究，父亲的那本书《古书版本常谈》是必读书，也是一本权威的书。父亲还有两本书，《图书目录略说》《版本略说》，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油印本（由浙江省文艺干校校印）。而今，父亲已经作古多年了，我手边仍珍藏着一本父亲尚未出版的书籍手稿《论语类编通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父亲从浙江图书馆退休，馆方继续留他在馆内从事考证工作。由此，我们一家人仍住在孤山分馆前的一排平房里（今楼外楼餐馆分店所在地）。那时我们有两个房间，在门外搭了一个披屋烧饭，房间窗台很高，如果站在椅子上向外张望，还能见到西湖。记得我在杭州市第一中学读书时，有一天，父亲兴冲冲地回家，因为他的一本新书出版，他拿到了稿费，特地为我买了一辆很时髦的蓝色永久牌自行车。

1966年，文革来了，因为蒋介石曾经接见过父亲，父亲遭到批斗，被浙图的造反派遣送回到老家（江山上余公队五程大队，今“上余乡五程村”）。到了1967年时，父亲虽然已经在乡下了，造反派仍不肯放过他，又将他从江山老家抓了回来。

可是，我们在杭州已经没有房子了，他被直接关进“牛棚”，接受审查（当时我已无家可归，住在学校）。

后来，父亲病重，造反派只好将他送回江山原籍。

回到老家不久，父亲就过世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毛春翔，一个古籍版本专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