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民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院，陕西宝鸡 721000)

■《路遥传》评论选登

捍卫现实主义的文学战士
——解读《路遥传》

李思民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院，陕西宝鸡 721000)

编者按:延安大学文学院梁向阳(笔名厚夫)教授“十年磨一剑”，为延安大学著名校友、当代著名作家路遥撰写的人物学术传记《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2015年1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深受读者好评，已经连续5次印刷，发行5.3万册。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书连播，《作家文摘》、《新民晚报》、《名人传记》等选载;包括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多家媒体先后报道。另外，《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争鸣》、《文艺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等专业报刊发表大量书评加以推荐。为推动延安大学“路遥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基地”建设，深入研究路遥文学现象，本刊特集中刊发三篇《路遥传》书评文章，旨在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探讨该书特点。

《路遥传》是厚夫推出的一部具有很高史学价值的力作。为人作传，实际上是在书写这个人的历史，评价他的功过得失。这种书写，就像穿衣戴帽，必须宽窄适度，恰到好处。也就是知人论世，顾及全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当年日本学者增田涉要给鲁迅先生写一部传记，鲁迅便送增田涉一副对联:“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足见书写传记之不易。厚夫的《路遥传》绝无半句隔靴搔痒之论，对路遥的生平及业绩的评介，真可谓入木三分，精当至极，是一部难得的具有很高史学价值的好书，是一部深入研究路遥，从更深层次上认识路遥、理解路遥的“百科全书”。

一

路遥心里装着前途事业、兄弟姐妹和同事朋友，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短暂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不甘寂寞的一生，跃跃欲试、拼搏的一生。厚夫用“生存、奋斗”四个字概括路遥一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语中肯綮。读了《路遥传》，不由得人对路遥短暂的一生会由衷地一哭，一叹，一赞。

哭路遥时乖命蹇，英年早逝。路遥一辈子活在“生存”与“奋斗”两个圈子里，尤其青少年时代，经常在饥饿线上苦苦地挣扎，没啥吃，吃不饱，为了生存，他把人世间凡是能下咽的东西，都吃遍了。正如路遥躺在病床上对厚夫所说的那样:“我这十几年，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

叹路遥雄心勃勃，只知拼搏，不知惜身;只顾奋进，不知生息。路遥是人，凡人都有心，亦有魂。路遥的魂在于一种顽强的拼搏精神，在于赤裸裸的表现欲，在于对现实主义的笃信和恪守。路遥从二十一岁登上文坛，到四十二岁病逝，短短的二十年间，他将足够燃烧完一生的光和热，一点也不节省能源。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整个文坛正刮着以“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飓风，但路遥就是不信这个邪，当听完一位满腹文学理论新名词的小老乡给他大讲特讲西方现代主义后，他便给弟弟王乐天说:“毬!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1］209只要认准了，就矢志不移地去坚持，哪怕搭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路遥，新时期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坚持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文学战士。

赞路遥一生活的正派大气，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路遥短暂的四十二年，其生活应该说不修边幅，邋遢，清苦，甚至有点窝囊。但他却善解人意，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1970年，延川县给路遥一个招工指标，让他到铜川“二号信箱”去当工人，他却毅然决然把这个指标让给了正在热恋中的林红，并说，“为了她，死也值得!”［1］62结果林红却无情地抛弃了他。在仕途失意、爱情受挫的双重打击下，他试图自杀，但最终以偷吃了老光棍的几个甜瓜而打住。就在那年冬天，路遥穿了一身白，还系了一根白腰带，并扬言:“我在为自己戴孝。”表示要告别自己的过去，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这就是什么也打不倒、压不跨、百折不挠、拼搏奋斗勇往直前的路遥。

二

书写人的生平传记，实际上就是在书写这个人的历史，要书写历史，必须熟知历史，懂得历史。须知，历史作为事物发展的过程，它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客观事件本身。这个层面的历史，是混沌一团、模糊不清、不断流动又不断消失的。第二个层面，是事件发生时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证词或回忆录(包括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由于当事人或旁观者站的立场不同，阅历教养不同，因而其证词意见可能杂说纷呈，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第三个层面，是历史学家的陈述。历史学家用因果概念整理出来的说明史料和证词，使互相矛盾的东西变得让今人能够理解，好读。但因为每个史学家的学养水平和所依据的模式各不相同，出发点不同，所以整理出来的历史有可能杂说纷呈，既不统一，又差距很大，这就形成了多种历史版本。第四个层面，是理论家上升到哲学文化层面的理性阐述。这个层面的著述，一般都突出学术思想，有很高的理性色彩，哲学文化意味极浓。审视厚夫的《路遥传》，作者尽量立足于第二个层面，千方百计地靠近第一个层面，因而把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路遥奉献给了读者，为读者读解路遥提供了真实详尽的宝贵资料。

《路遥传》的最大看点就是“真”。人真，事真，情真，理真。这与作者采访收集了大量的与路遥有关的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证言材料有直接的关系，也与作者较好地把“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糅合一起有直接关系。作者尊重历史，忠于历史，为了忠实地再现历史，还当今读者一个真实的路遥，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路遥，他走访采集了成百乃至上千个与路遥有关的亲人，朋友，同事。其中有至始至终、特别在关键时刻陪伴路遥、伺候路遥的胞弟王天乐;有慧眼识英才，推荐路遥上大学的延川县委书记申易;有德才兼备、敢作敢为、顶住压力，敢于录取路遥的延大恩师申沛昌;有儿时的伙伴、对路遥的酸甜苦辣知根知底的海波和刘凤梅等;有反反复复帮助路遥推敲修改尤其是书名、终于跨过“人生”顶峰的编辑、作家王维玲、南云端等;有在关键时刻，从精神和物质上给路遥以极大帮助的秦兆阳、叶咏梅、李野墨、雷达、申晓等。毫不夸张地说，《路遥传》就是这些路遥生平的亲密伙伴和见证人口述、笔谈所串连起来的一部大书。

另外，厚夫捕捉了大量具体、生动而典型的细节，使得《路遥传》具有了《史记》的笔法和风格，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现实主义最讲究细节的真实性，只有细节真实了，故事情节才能坐到实处，读起来让人感到真实可信。譬如，儿时和小伙伴打架失败后跑到胜利者门前去嚎啕大哭，以示抗议;恋爱失败偷吃老光棍的甜瓜;遭受仕途和初恋失败双重打击后，大冬天穿一身“孝服”表示和自己过去“一刀两断”;睡觉时因为没有内裤短裤头，老虎下山一张皮，盖着被子在被窝里脱裤子等等，这一系列生动而典型的细节，把一个争强好胜、不甘失败，家贫如洗又极要面子的路遥活生生地奉献给了读者。这与路遥经常讲，一定要牢记什么季节开什么花，什么时候收获什么庄稼，什么地方有什么特殊的风俗习惯等等，是一脉相承的。路遥认为，故事可以虚构，情节可以编造，但细节必须真实。因此，他认为“对一些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且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脑子没有把握记住的，就详细笔记下来。”［1］18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厚夫和路遥都是现实主义忠实的践行者和捍卫者。正如路遥所言:“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厚夫和路遥一样，他们都这样做了，所以不论读路遥的小说，还是读厚夫的评传，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些“日常琐细生活”令人心灵震颤的力量。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里说过，:“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路遥和厚夫以他们的创作实践增强了读者对其作品的喜爱和可信度。

评价历史人物，既要考虑“历史意见”，即当时社会的观点和评价;也要考虑“时代意见”，即现今人们的观点和看法，二者完美的结合，才能对历史人物作出准确而科学的评价。清人周济说过:“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如何处理“入”与“出”的关系，向来是历史题材创作最头疼的问题。厚夫在这方面应该说是做了有益的尝试。不过，《路遥传》在“入”的方面，可以说做到了体物入微，无所不及。作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路遥的生活世界、情感世界和事业世界里去了。也许是对这位乡党、学长、恩师加朋友的偏爱，厚夫几乎全身心沉入到路遥的生活、心理和文学事业世界里，几乎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真可谓“入”到家了。相形之下，则略显“出”的不够。这就造成了作者虽然与表现对象达到了高度的接近，创作主体与艺术客体也实现了极其自然的融合，但却缺乏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超越”:即主体对客体的超越，理性对情感的超越，以及作者自我的超越。其结果，势必造成《路遥传》欠缺一些思考，少了一些哲理，很难看到厚夫先生一些闪光的思想，未能进一步提升作品的品位。

三

在西方现代主义盛行的时候，中国文坛上曾刮起了一股鲁迅、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巨将“算老几”、“过时了”的歪风。也就在这个时候，路遥顶住这股逆风，埋头撰写他的《平凡的世界》。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小说必须忠于时间，忠于历史，必须有足够地写过程的耐心。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就是写过程的艺术，而且必须细致、真实、合乎逻辑地叙写人物情感变化的过程，以及性格成长的过程。路遥完完全全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绝对忠于自己笔下人物的生活、感情、思想、性格变化的过程，生怕有一点脱离生活，违背历史，不够真实。在这一方面，《人生》堪称典范。这与当时不少作家一心想脱离“时间生活”，摆脱叙写“历史过程”的做法正好唱一调反调。不难想象，当时许多作家想冲破“时间生活”的桎梏，力图变成一种凝神静想，“自我反映”和“内心独白”的叙述模式，追求所谓以诗的精神来组织自己小说的故事和情节，以便集中地表现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生活”。然而，这样的实验注定要失败的。爱·摩·福斯特所提到的小说家斯坦因、艾米丽·勃朗特、斯特恩和普鲁斯特等许多作家，曾经就因为完全抛弃“时间生活”搞所谓反过程叙述，结果因什么也无法表达而归于失败。时隔那么久，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作家为什么置这些历史教训于不顾，重蹈历史的覆辙呢?这其中恐怕多少有点“西方无屎不黄金”媚外之嫌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作家只要稍有一点名气，头等的跑到北京，二等的跑到省城，三等的跑到市里，四等的也要住到县文化馆，离开家乡。这种怪事必然造成作家脱离了自己的生活根据地，出现了作家“断奶”现象。作家脱离了自己的生活根据地，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圈”，就像上了岸的鱼，丝毫动弹不成，就只好在自己逼仄、狭小的内心世界去讨生活。从这个角度去审读那些连人物名字也没有，更不想要故事情节的所谓小说，我们不能不说路遥有着惊人的伟大!回想被路遥称作“教父”的柳青以及马烽等著名作家，解放初他们曾在北京文联作协供职，为什么都先后跑回自己的家乡陕西和山西呢?原因就是他们不想失去自己的生活根据地。他们清楚，在北京这个生活圈内，他们写秃了笔，也写不过老舍。作家永远是以记忆为生的，再高明的作家也是不能直接面对生活开口的，他必须写历史，写过程，必须永远忠于“时间生活”，在“时间生活”里去表现“价值生活”，否则，他连什么也表达不了。路遥以自己的生活阅历为基础，把自己生活的细枝末节，自己的脾气、好恶、喜怒、哀乐等全部投射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去了，尤其是高加林。路遥的扛鼎之作《人生》主人公高加林，其典型化程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该是数一数二的领军人物，大师级人物，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路遥在天有知，他应该像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一样，也高喊一声:我就是高加林，高加林就是我!路遥完全终于现实主义，用他的创作实践弘扬和捍卫现实主义，为小说扬帆招魂。从《路遥传》里我们看到，他为了落实《平凡的世界》中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让其尽量地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脱离那个时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一般常人是无法忍受的，也非坚守现实主义者所能完成的。路遥熟知巴尔扎克等经典作家的教诲，生怕读者在读自己作品时，碰到一个不真实的细节大叫起来:“这是不能相信的!”他永远牢记着巴尔扎克的教导:“获得全世界闻名的不朽的成功的秘密在于真实。”［2］

现实主义是很具体实在的东西，它要求作家必须忠于现实，忠于历史。天赋再高，脱离生活，脱离历史，或者不脚踏实地地去苦苦拼搏，那是与现实主义不沾边的。也正因为如此，路遥才把自己的“笔耕”比作父亲的“田耕”。路遥一提笔就会想起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每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他想到自己的劳动和父亲的劳动本质上是一样的。”［1］268契诃夫曾经告诫习作者，要不停地写，写，写，一直写到手指头断了为止。路遥就有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他常常写到“写字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稿纸上了。”［1］268

延安大学出俊才。路遥从这里走出来，用他的创作实践去践行现实主义;后来走出来的李建军，又以他的理论来捍卫现实主义;如今，厚夫则用他的“评传”来发扬和光大现实主义，他们的组合，无疑是一支坚持和发扬现实主义的生力军。在当今读者越来越不买小说账的时候，有这样的作家和理论家，仍然在矢志不移地坚守着现实主义这块阵地，真乃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幸。

［1］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2］段宝林.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