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批判的再回应<br/>——兼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预见性

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批判的再回应
——兼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预见性

2015-02-09王景华韩振丽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关键词：波普尔唯物史观马克思

王景华，韩振丽

(1.陕西省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2.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哲学研究

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批判的再回应
——兼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预见性

王景华1，韩振丽2

(1.陕西省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2.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在其著作中，波普尔从否定社会发展规律性和预见性的角度严厉批判过马克思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主张通过揭示社会规律来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历史进程的思想是没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对这一批判，学界从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立场等方面已进行批驳，但在学理上鲜有深入剖析和系统分析。重新梳理和解读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价这一批判的合理之处和不足，进而从学理上进一步澄清波普尔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歪曲和误解，有助于还原马克思唯物史观本意，深化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性和预见性的认识。

波普尔;马克思唯物史观;社会规律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把马克思唯物史观看作是“一种旨在预测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的未来进程，尤其是预测革命的未来进程的理论”［1］142。由于这一理论主张，“社会主义必然要从乌托邦的阶段发展到科学的阶段;它应该建立在分析原因和结果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测见的基础之上”［1］145。结果，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反而“误导了大批有理智的人”，使他们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1］142。为此，波普尔认为批判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必可避免的。

对于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学界从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立场等方面已进行批驳，但需要从学理上进一步深入剖析和细致分析。从内容来看，波普尔主要从社会历史规律、社会历史趋势与社会历史预见方面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进行了批判。与此相应，本文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也将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预测方面重新梳理和解读这一批判，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价它的合理之处和不足，进而从学理上进一步澄清波普尔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歪曲和误解，还原马克思唯物史观本意，深化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性和预见性的认识。

一、波普尔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性思想的否定及回应

社会发展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过程，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客观规律。这是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核心思想的驳斥。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阐明:“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101。波普尔认为，马克思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预言它的命运”［1］216。但真正的规律是那些有效性不受限制的普遍规律。而且，这些规律都应该是可以被新的社会实践不断检验的有效规律。但无论是在自然生物界还是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都不存在这样一条进化的规律。因为“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过程。……然而，对这一进化过程的描述不是规律，而只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3］86。此外，“三个或三个以上有因果联系的具体事件的连续都不是按照任何一个……规律来进行的”［3］92，故而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领域都不存在连续性规律。由此，波普尔就否定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及人们揭示社会规律的可能性，进而也否定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合理性。

首先，社会发展中存在重复性的和普遍有效的客观规律是确定无疑的。波普尔认为社会发展作为独一无二的历史进化过程，并未蕴含重复性的和普遍有效的客观规律，实质上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完全是由偶然事件所主宰，并没有必然的客观规律贯穿其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尽管每个人都在从事自由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目标，根据同一个计划，协作一致共同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4］733，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基于激情和思虑形成的各自实践活动的动机总的来说似乎是充满随意性和偶然性的。而且，这样人们各自的愿望和各自的行动的冲突和相互妨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就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每个人的实践活动目的虽然都是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但是大家的各自实践活动实际所导致的结果却不是每个人预想的那样，或者这种历史结果起初似乎还和大家各自的自觉预期的实践活动动机相一致，但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想的结果。于是，社会发展似乎总的来说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4］247。就此而言，波普尔的观点似乎是合乎社会发展实际的，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尽管如此，但社会发展在表面上呈现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性、个体性和差异性以及社会事件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并不能说明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不受必然性社会规律的支配。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些偶然性事件起作用的地方，隐蔽的社会规律发挥着支配作用。因为社会发展最终是由人们各自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在相互冲突中形成的合力推动的。每个人自由自觉地社会实践活动相互交错，就形成了“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合力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结果。于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可以看作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社会合力的产物。所以，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4］697。这即是说，当每个人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为种种偶然性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的时候，他们的实践活动共同形成的历史结果却恰恰反映出社会发展是受隐蔽的社会规律支配的，因而呈现出类似于无意识状态的自然进化过程。而且，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服从这一规律，因此这一客观的社会规律具有普遍有效性，是可以不断被检验的规律。据此可以说，波普尔否定社会发展中含有普遍有效的客观规律是不成立的。它忽视了社会发展和自然进化历史的区别，也没有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严格区分开来。

其次，人类可以从具有因果联系的社会事件构成的连续序列中抽象和概括出客观的社会规律，并揭示和发现这一规律。从社会发展外观看，人类历史是由各种偶然事件组成，这些偶然事件即使彼此间存在因果联系并形成一个连续的序列，但因它们各自发生条件的个别性、不可重复性及内含目的性，故而使得社会发显现为一个“单称的”、“个别的”和不可重复的过程，对这一连续序列的解释也只能描述个别事件的发生，而不能被称为一种规律。据此可以说，波普尔推论不存在历史规律似乎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尽管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中未蕴含客观的社会规律，也不意味着人们在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开启社会生活世界过程中不能够揭示这一社会规律。就构成因素看，社会发展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种特殊运动形式，社会规律就是由这些因素中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它表达的是人的意识、意志在内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中“变中的不变，或变化的本质关系的范畴”［5］。由于这些基本因素只能生成和发展于人们“合力意志”社会生活实践中，不能还原为单个意志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由它们相互关系构成的社会规律具有不以“单个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不可重复的和偶然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和概括出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并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支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据此可以说，波普尔关于历史规律不存在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他以连续自然规律的不存在推论出连续历史规律的不存在，暴露出他思维方式的机械性。

二、波普尔对马克思社会发展趋势思想的否定及回应

社会发展并未蕴含客观规律，所以我们不能依据社会规律来判定社会发展趋势。这是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批判的进一步深化。

波普尔认为，在社会发展中，我们无法发现客观的社会规律，也就无法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倾向和方向”［3］86。而且，趋势不同于规律，“断定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存在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此外，“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3］91。再次，趋势的持续存在依赖于“某些特定的原始条件的持续存在”。密尔等人“把规律和趋势混为一谈”［3］101，认为趋势是无条件的。马克思受到了这一错误思想影响而形成了类似的观点，“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它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101。这教导人们，“要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是徒劳;这可以说是宿命论的特殊形式，可以说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3］41。

首先，社会条件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但它是以社会发展规律为中介发生作用的。波普尔认为，社会趋势的持续存在依赖于某些特定的原始社会条件的持续存在。这肯定了社会条件对于社会趋势形成的重要作用，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在这里，我们可以问:这些特定原始社会条件与社会趋势存在的因果联系在社会发展中是如何产生和发挥作用的?这些特定原始社会条件与社会规律是什么关系?社会规律在社会趋势与这些特定原始条件的因果关系之间起什么作用?对于这些问题，波普尔都没有进行详细分析和论述。

需要肯定的是，社会条件与社会规律确定是有联系的。从前文分析可知，社会规律生成于一定的社会条件(主要包社会实践活动及其构成要素和相关的社会环境)之中，并在这些社会条件中发挥作用。这些社会条件是社会规律得以生成的前提，也是社会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基础。没有这些社会条件，社会规律不会形成，更不会发挥作用。而社会规律和社会趋势也是有联系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谈到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对德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影响时，就对社会规律与社会趋势的关系作了经典表述:“问题本身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100。这表明，社会规律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据，规定社会发展的趋势，它“以铁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使社会发展呈现出某种趋势。可见，虽然社会条件对于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些社会条件是通过社会规律而对社会发展趋势起作用的。归根到底，社会条件只能是针对一定社会发展规律发挥作用而言的条件，没有社会规律发挥作用，也就无所谓社会发展的条件。据此可以说，波普尔忽视社会规律与社会条件之间的依存关系，直接讨论社会趋势和社会条件的因果关系，结果他对于社会趋势与社会条件的关系，并未准确地把握。

其次，肯定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发展趋势的内在根据，并不意味着就把社会发展趋势看作是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其实是有区别的。这归根结底是由社会发展的独特本质——社会实践活动所造成。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生命活动就在于:“动物只是按照他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274。这表明，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生产活动就在于:动物只能服从自身的肉体需要及生命运动规律来进行生产活动，而人类不仅能遵循各种客观规律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而且能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和价值欲求来选择性地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这使得社会在朝向社会发展规律所规定的可能性发展态势运行过程中又充满了复杂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结果，社会规律并不能够完全“决定每一个别历史事件必然怎样”，而是只能“近似地决定大量个别事件变化的可能趋势”［7］。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一种极其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8］181。这即是说，在社会发展中，社会规律仅仅决定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9］，并不具体地和现实地决定社会一定或必然朝向某个具体方向发展。在这个可能性空间内，社会具体朝哪个方向发展，究竟哪一种发展趋向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现实可能性，这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具体条件。而这个条件就是由人们“合力意志”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取消或改变社会规律发挥作用的那个条件，从而使某种社会主导趋势和某些类型社会事件成为现实。可见，社会规律和社会趋势是不同的。社会规律只是某种社会发展趋势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社会趋势也只是社会规律发生作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向和态势，是社会规律实现自身的一种方式。正因为如此，这就为人们摆脱历史的宿命，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而主导社会发展的趋势提供了可能性。据此可以说，波普尔强调社会趋势和社会规律具有不同之处，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他除了强调社会趋势与社会规律的区别外，并没有进一步详细具体地论述社会趋势与社会规律的联系。结果，社会规律与社会趋势之间的关系，他也未谈清楚。

最后，强调社会发展趋势包含社会历史主体能动的利益需要和价值旨趣，并不因此而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换句话说，肯定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并不否定社会规律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社会发展趋势既是社会规律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人们“合力意志”社会实践活动共同促成的结果。这意味社会发展趋势既指向社会规律决定性作用下社会发展呈现出的可能性空间，也指向人们“合力意志”社会实践活动所呈现出的一般价值指向。可见，社会发展趋势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社会主体的价值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据此可以说，波普尔否定人们可以判定社会发展趋势，并只强调社会规律和社会趋势的区别而忽视二者的联系，是不合理的，这是他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祟的结果。

三、波普尔对马克思社会发展预测思想的否定及回应

在社会预测和历史预见方面，我们不能根据社会规律判定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而也不能根据社会历史知识的增长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历史进程。这是波普尔批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终结论。

波普尔认为，我们可以“根据规律来作出科学预测”，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趋势的存在来作出科学的预测”［3］91。而且，我不能期望“历史发展中看来是重复的事情将一模一样地继续出现”［3］88。此外，在社会预测过程中既存在“俄狄浦斯效应”，这使得社会科学中“精确而详尽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3］10－11;还存在着“社会预报者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充分而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10］，这些因素都导致社会预测充满了不确定性。结果，我们不可能精确而详尽地预测知识(尤其是社会历史科学知识)的增长，进而也不能据此精确而详尽地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进程。基于此可以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目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理论本身也是不能成立的。而它对“未来不仅是一种坏的指导，而且它还使它的追随者不能认清眼前的在他们自身的历史时期发生的、有时甚至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合作完成的事物”［1］225－226。由此，波普尔就否定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一，社会发展的历史预测是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做出的。从前文分析可知，社会规律发生作用和历史发展具有不以“单个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这使得个别的社会预报者即使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采取个别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社会运动施加影响，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和态势。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根据社会规律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和态势进行大体预测。但社会规律决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和态势，不决定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和具体现实的社会事件的发生，这使得我们只能近似地预测社会发展趋势，而无法精确而详尽的预测社会事件的发生。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从人类生存和发展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出发，根据社会预报者的预测做出价值选择并采取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共同创造、改变或取消社会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从而不仅推动社会朝向合理化和有序化发展，而且促进合乎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可能性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变成为现实，避免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坏’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至少将其危害性降到最低限度”［9］。

第二，虽然社会趋势不同于社会规律，但社会趋势与社会规律的联系也使得人们可以根据社会趋势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历史进程进行预测。由于社会趋势是在社会规律决定作用下人们合力意志实践活动促成的，因此如果我们可以根据社会规律近似地预见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和态势，那么我们根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则可以相对具体地和现实地预见社会发展的更为具体的主导方向和一般类型社会事件的发生。当然，这里的社会预测也不是对社会主导方向和社会事件精确而详尽的预测，而是相比预测社会发展一般趋向和态势而言，它具有了更多的准确性和明晰性。据此可以说，波普尔否认我们能够根据社会趋势做出科学预测是不成立的，这是他把规律和趋势绝对对立起来而否认二者联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三，社会规律的普遍有效性和重复性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在一般趋向和态势上的大体一致性和社会事件发生上的相似性，这也使得我们不仅能够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向和态势进行大体的预测，而且也可以对一般性社会事件进行大体预测。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面临着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这使得社会规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也使得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和社会事件的发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既充满了一定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但又呈现出巨大的不同，因而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呈现为单一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在千变万化的掩饰中’重复着人类命运的某些基本形式”［11］184的社会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在某些方面有时显现为在新形式下的内容重复，某些社会事件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这些历史方面的重复和这些社会事件的相似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重复，亦即不可能是绝对的重复，进而也决定了人们能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类型的社会事件进行预测，但这种预测只能是大体上的预测，而不会是精确而详尽地预测。据此可以说，波普尔以社会事件和一些历史方面的不可绝对重复性来否定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是不成立的。

第四，由于知识增长在根本上依赖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的推动，因此知识增长是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加以预测的，我们由此也可以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加以预测的。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当某方面知识或某种理论匮乏或发展不充分时，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或社会发展进步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就会激发和引导人们去学习、借鉴、创造和生产这些相关的知识和理论，从而推动相关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并进而促进相关知识的增长。当然，在这里，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要对于知识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知识的选择上。这即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知识或理论都将伴随着社会发展而获得增长，而是只有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其引发的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并能够对其做出回应，而且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并指导人们有效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知识和理论才能随着社会发展而获得增长。因为一种知识或理论只有融入到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中去，推动现实社会矛盾的和问题的解决，融入到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去而被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所吸收，从而转化为人们的实践观念，现实具体地引导人们有效地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并由此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前进的动力的时候，它才能对人们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产生影响。而正因为这种知识或理论能够融入到社会发展中去，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所以它才能够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同时，丰富和发展自身，从而推动自身的增长。故而，我们从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出发，通过审视和考察现有知识成果解释和回应这些矛盾和问题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及其缺陷和不足，可以大体上预测这些知识的未来走向。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根据现有知识增长的一般趋向和态势及其对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把握和回应，大体预测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据此可以说，波普尔认为知识增长不可预测是不成立的。知识增长虽然受到知识生产者和创造者个人的天赋、学识、思维能力、道德素质、生活条件、时代境遇以及自身的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个别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呈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的一面;但他没看到，知识的增长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与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由此，他进一步否认社会发展的可预见性也是没有根据的。在此基础上，他彻底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更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波普尔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批判，虽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思想，但根本上是缺乏充分根据的，因而总体上是错误的。

［1］［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M］.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张曙光.对社会规律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1988(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刘锦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批判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8:257.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9］陈晏清，闫孟伟.历史规律·历史趋势·历史预见［J］.求是，2003(18).

［10］欧阳康.论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11］［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