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晓峰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延安学研究

“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惠晓峰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关键是要想法子解决。延安时期，面对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做好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国“战不战”，抗战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如何坚持持久战;如何应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如何搞好根据地工作中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财政经济工作等问题，共产党人积极想法子解决，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毛泽东;延安时期;问题;法子;持久战

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是普遍的、永恒的，关键是如何想办法解决。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的命题。他形象的指出，法子好比“桥”和“船”，问题好比“过河”，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每个时代总有特定的问题，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共产党人从不回避，积极想法子解决，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彰显了共产党人勇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和问题引领。

一、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做好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

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社会各阶级和政治派别思考的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而且对“如何去”提出了具体法子。

“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1］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分两步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上下衔接的两篇文章，只有写好上篇文章，才能写好下篇文章，如果上篇文章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当然，既不容在两篇文章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不可企图将两篇文章一次性完成。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上篇文章，这是必须走的“历史必由之路”。

如何做好中国革命的“上篇”文章，即如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呢?首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次，要明确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领导等。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进行了详尽论述。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首要对象;由此决定了革命的任务是完成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根本的动力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领导“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最后，要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并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不仅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而且对“如何去”提出了具体法子，从而解决了近代以来困扰中国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的根本问题，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最终胜利指明了方向。

二、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国“战不战”?抗战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如何坚持持久战?

中华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存在的“劈头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如果战，中国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是亡国呢还是速胜呢?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不仅做出了肯定回答，而且对如何进行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提出了具体法子。

关于“战不战”的问题。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主战派认为“战则存，不战则亡”;投降派认为“战则亡，不战则存”。卢沟桥抗战，暂时宣告了这个争论的结果:战是对的，不战是错的。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紧接着“和战”问题又出现了，这个问题和“战不战”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主战派认为“战则存，和则亡”;主和派认为“和则存，战则亡”。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2］对于抗战“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的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胜利将是属于中国的。而且中国的抗战要取得胜利，要建立充实的、坚固的国内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要同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

对于如何进行持久战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坚持人民的全面的抗战路线，反对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抗战路线;指战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学会“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进行广泛的抗日政治动员，通过动员全国的老百姓，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明确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具体的战略方针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要和重要的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兵民是胜利之本，因此争取战争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等等。

延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人积极想法子应对，最终结束了近代中国在外敌入侵时屡战屡败的历史，第一次取得了一百多年来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成功解决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矛盾。

三、如何应对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

中国革命，1924年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就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决定作用。延安时期，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面前，两党的事已经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了。为此，中国共产党通过宣言、通电、书信、决议和派遣代表谈判等方式进行了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两党团结合作，从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在“团结合作”的同时，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存在，甚至有的时候也会以一种“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何在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国共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具体法子。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1938年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调整了侵华政策。其中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分化、诱降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策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蒋介石集团也开始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这些反动文件里，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活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等等。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国内、国外各种客观形势，提出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对于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的进攻，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打退了“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发展。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内部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左”倾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右倾思想也还存在。为了总结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也为了纠正党内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通过《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论政策》等论著，全面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他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斗争的底线是“不破裂统一战线”，也就是说以团结为主，“磨而不裂”，但到实在不能容忍时，就决不能怕破裂，否则就要犯“严重错误”。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和建立了国共两党、两军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相持阶段到来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共产党人一面尽力争取团结合作，一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绝不妥协、沉着应对复杂冲突、矛盾、问题的智慧和勇气。

四、如何搞好根据地工作中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财政经济工作?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水、旱、虫灾等自然灾害也时常发生，中国共产党人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所有困难中，最大的困难是财政经济问题。这个问题“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为此，毛泽东、党中央提出了具体法子。

面对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发起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总结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不注重发展经济，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保守观点;另一种是不考虑根据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经济的不切实际的观点。在财政工作中，也要反对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强调减轻人民负担和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需要的两种错误观点。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各抗日根据地注意运用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举行了生产竞赛，奖励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农业上学习吴满有，工业上学习赵占奎运动”等。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这一政策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对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这是因为，随着根据地的缩小，庞大的战争机构和战争情况之间发生了矛盾，实行这一政策就能做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从而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各个抗日革命根据地解决了经济财政问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尤其是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广大官兵“披荆斩棘日夜苦战”下，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牛羊成群猪满圈，肥鸭满塘鸡满院，粮食大丰收，瓜菜堆成山”的“米粮川”。

习近平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指出，“没有问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想法子解决，这些法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面对新时期存在的各种问题、挑战和风险，同样要坦然面对，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想法子解决。直面问题，想法子解决问题，这是共产党人必须永远发扬的科学精神。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9.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73.

［3］李铁映.抓中国的“老鼠”要靠“中国猫”［N］.中国青年报，2010－08－02.

［责任编辑 刘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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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05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民生建设的经验与启示”(2014B03)

惠晓峰(1970—)，女，陕西清涧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