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音复义单”类词语研究述评

2015-02-09洪帅毕娇娇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关键词：声母音节方言

洪帅，毕娇娇

(1.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汉语“音复义单”类词语研究述评

洪帅1，2，毕娇娇1

(1.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对“窟窿”类词语，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称呼，如“嵌L词”、分音词、“切脚语”等，这些称呼的不同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因为这些词都是表示一个意义(或者一个义项)，因此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其统一称为“音复义单”类词语，并对此类词语的研究成果作了述评，认为“音复义单”类词语的研究将有助于探讨汉语语音对词形的影响。

单纯双音节词;“嵌L词”;复辅音声母

联绵词的音节是不可拆分的，其主要来源于拟音、状物、叠音、单音词组连用、衍音、缓读、音译等不同情况，值得一提的是，部分联绵词“来自于上古汉语单音词复辅音声母的分立”，［1］如当今晋方言研究中的“分音词”。对于该类词语的研究，不同专家依据不同的侧重点，而持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没有得出科学的结论之前，由于这些词都是表示一个意义(或者是一个义项)，因此将此类词语称作“音复义单”词。

一、“音复义单”类词语名称的由来

在洪诚先生《训诂学》中将诸如“何不”为“盍”、“之乎”为“诸”等合音词叫做“音单意复词”［2］，其主要特征是单音节合音词承担的是由两个单音词组成的词组的意义，而我们这里所讲的词语特征恰好在形式上与之相对立，故拟其作“音复义单”①按照齐佩瑢先生对“音单意复”类词语的定义，故将与此在形式上相对立的诸如“窟窿”类词语称为“音复意单”类词，由于这类词语都表示一个意义(或是一个义项)，且词语的意义、义项应该简称作“义”，故将其称为“音复义单”类词，或“形复义单”类词。类词语。这是一种古代汉语遗留下来的并被很多训诂学家所注意的现象，如齐佩瑢先生就认为:“单音词有时即复音词之合音者，如蒺藜为茨，终葵为椎，……不律为笔等都是。”［3］

晋语中有很多这样的词语，比如“孔为窟窿”、“团为突栾”、“角为圪落”等，特别强调的是方言中有“圪”字词，在形式上类似“音复意单”类词语，但二者却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圪”字类词中的“圪”仅是一个表音字，它通过“圪”音来传达一种话语交流双方可以互相理解并接受的情感色彩义②详见毕娇娇《关于对陕北方言“圪”的再思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且去掉音“圪”和不去音“圪”都不影响客观意义的交流;而“音复义单”类词语是用两个不可拆分且不可舍去其一的音节去表示一个意义的。

二、关于“音复义单”类词语的研究

(一)“音复义单”类词语的最早发现

早在宋代，洪迈就注意到这种词语现象，他在《容斋随笔·容斋三笔·卷十六·切脚语》中说:“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槃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角为矻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窼为窟驼是也。”［4］在这里，他注意到这种两个音节表示一个词语意义的语言现象，但却将两种不同来源的词语混为一谈，基本原因在于他没有考虑单、双音节词语在生成中的先后问题。“蓬为勃笼”、“槃为勃阑”、“铎为突落”、“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角为矻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窼为窟驼”①这里笔者对词语“钲为丁宁”、“顶为滴”、“窼为窟驼”等的成因的理解较为模糊，请方家指点。，与“诸为之乎”、“叵为不可”在形式、语义和来源上显然是不同的，只有对此类词语的性质和形成原因作准确研究，严格其范畴，明确其是非，才能减少目前研究中的分歧。

(二)现今对“音复义单”类词语的研究

目前研究中，诸如“盘”为“勃阑”类的词语有“分音词”、“切脚语”、“反语骈词”、“慢声词”、“嵌L词”等不同的名称。其中，“分音词是联绵字(词)的一种，是指一个单音节词用一个双音节词的形式来表示，这个双音节词的两个音节相切正好是这个单音词的音”［5］;“切脚”是宋以来的被用作注音方法的别称，其着眼于二个音节合为一个音节的反切原理，用反切上下字代替本字;反语骈词，即利用反切原理而形成的双音节记音词;慢声词，是将一音一义用二字表示，实际上就是把语言中的一个单音节词拉长其音(缓读)而成两个音节;“嵌L词”专指词语第二音节声母为“L”的单纯复音词。

其中，“分音词”观察到此类词语利用反切原理而呈双音节的语音形式;“切脚语”是注意到单音词可以用两个音节注音;“反语骈词”也观察到其双音节的语音特征;“慢声词”是说明词语源自缓读;“嵌L词”注意到第二个音节声母为“L”。综其研究成果，对于这类词语的界定，其依据大多是“音复义单”的语音形式、反切原理的后期应用、第二音节声母为“L”等特征，故对其成因很难得出一致的意见。

三、关于“音复义单”类词语成因的具体研究概述与思考

综其成因，研究成果大概有如下几种:(一)缓读(慢声)引起的音节分化;(二)为原单音词增加相关音节而引起的长言;(三)上古带L复声母的遗证; (四)儿化音节;(五)补足音节;(六)注音需要等。

(一)缓读(慢声)

“缓读”是单音词在语速减慢的情况下发生了音感上的分化而变为双音节，类似现代汉语中的两拼法，如“黄”可缓读作“h-uang”，在语音形式上与h声母字和w零声母字组成的如“河网”等复音词相似。另外，也称“慢声”，即是将一音一义用二字来表示，实际上就是语言中单音词拉长其音而成两个音节［6］24，是语流而致的音变，而其意义始终不变化。

王宁在《论训诂学和现代词语探源》中认为可以通过寻求音变而改字的轨迹来探讨现代汉语中词语命名的由来，古今音变、方言音变、急读或缓读都可以造成词语语音与形式的变化，并以北京方言中的“胡同”为例:

“吴语区称里中小巷为‘弄’，其称堪早。《南史》:‘萧湛接郁林王出，至延德西弄弑之。’‘弄’即‘巷’。字本作‘衖’。《楚辞》:‘五子用失平家衖。’《说文》写作‘’，训‘里中道’，本读喉音hòng，变为舌音nòng，字才写作‘弄’，又称‘里弄’，北方的胡同原写‘衚衕(hu tòng)’，正是‘弄’的缓读。”［7］

可见，她认为“胡同”是“弄”的语音“缓读”形式。此外，在《训诂学的复生发展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中讲“新形反映旧词的发展”时说，“浑”有时分为双音缀联绵词“囫囵”。但她没有注意到词语第二音节声母的特征。不过，她在《因声求义论》中提出的半舌“来”纽与浅喉“匣”纽相通的观点，对研究这类词语的成因具有启示意义。

孙雍长先生在《训诂原理》中把“慢声”作为音义关系对汉字字形冲击的例子，他列举例到:

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了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毕月乌。(雎景成《高祖还乡》)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逍遥游》)

不.律.谓之笔。(《尔雅·释器》)

有贱丈夫焉，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孟子·公孙丑下》)

自此翼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列子·汤问》)

绍脱兜.鍪.抵地。②(《后汉书·袁绍列传》)

句中“胡阑”、“曲连”、“扶摇”、“不律”、“龙断”、“陇断”、“兜鍪”分别是“环”、“圈”、“飙”、“笔”、“峦”、“峦”、“胄”的语音形式，除引用洪迈的观点之外，对其形成原因并未多作论述，这这个观点是史存直先生在其《汉语词汇史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提出的。样以来“合音”、“慢声”与“切脚语”是等同的。蔡凤圻先生也说“语言中的词类，往往因说话时声调的关系遂有缩减或扩增的必要，同一意义的词类，用在某一句话里只要一个音，但用在另一句话里，有时扩增至两个音，而在急促的语句里，两个音的词类连缀在一语里，又感到不爽利，因此两个音亦有缩减为一个音的趋势。”［6］24

在笔者看来，三位先生都认识到这种特殊语言现象的存在是因注音或语流音变而致，但他们忽略了词语的第二音节是L声母字的高频问题。

今学术界张小平《一种特殊的联绵词探源》、张崇《“嵌L词”探源》、张子刚《陕北方言中分音词》、师玉梅《论“嵌L词”的起源》、戴连第、冯立静、王海英《切脚语——联绵词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兼论单音词与双音词的对应关系》等相关研究中也支持这种语音“缓读”、“长言”对词语形式的冲击观。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更注意到了这种词语语音形式的内部特征:第一个音节是入声，第二个音节是“L”声母，所以，仅用语音的“缓读”、“长言”来解释这类词语的成因，似乎显得太过容易。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目前学术界的“词组紧缩”说，它是与“缓读”相反的语言现象，即洪诚先生所提到的“合音词”，是习惯性连用词组在语流速度加快或简略语音的情况下融合而成，故也称“急读”、“急言”、“节言”，如古汉语中“之乎”凝固成“诸”之类。

孙雍长先生在论述音义关系对字形的多方冲击时说，“汉字的形、音、义三者并不是处于同一平面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等距离的三角关系，而是一种层层包容的关系:形体代表声音，声音反映内容”，［6］23并以“合音字”为例，列举了“那”为“奈何”、“盍”为“何不”、“貍”为“不来”、“叵”为“不可”、“粃”为“不知”、“傰”为“不肯”、“诸”为“之乎”、“旃”为“之焉”、“胡”为“匈奴”、“甭”为“不用”等例子。

同样，潘允中先生在认为上古构词法有时会受语音影响而出现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有些词由于经常一块使用，结果造成音节的融合，原来的双音节词变为单音节词，如丁宁——钲、扶摇——飚、终葵——椎、蒺藜——茨、不律——笔、不可——叵、何故——胡、如此——尔、而已——耳、何不——盍、斯须——须;有些本来不相干的两个音节，却变成另一个单音节词，如之乎——诸、之于——诸、者焉——旃、何以——奚。［8］其中，例子“扶摇——飚、终葵——椎”、“蒺藜——茨、不律——笔”严格意义上是与其他“词组永久凝固成词”①的例子是不同的。这些都是词语双音化道路上的偶然现象，也体现了汉语的灵活性和进步性。

凝固是使双音词变为单音词的一种手段，词语经历了从词组到复音词的凝固，再到单音词的凝固，从口语中的融合，再到书面语中的融合，因单音词可以按意义拆分为两部分，即新生的单音词承担的是两个词语的意义，故其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记音字。

分析发现，因“缓读”和“紧缩”而产生的词语在性质上都属于记音字，二者在形成的途径上呈现出语音“缓读”与“急读”的对立，但是它们却并不都是可以互推的，尤其是“嵌L词”与其相应的单音词并不是简单的语音分化与凝固的关系，所以，进一步说明“嵌L词”的成因并不是仅用“缓读”可以解释的。

(二)长言

长言，即在一个单音节之后加上一个与之语音相关的字，使原来的词变为双音节。但是，部分学者也会把本身是单音词而在具体使用中变成双音词的语言现象也叫做长言，如“缓读”，新生的词叫做长言词，周祖庠先生介绍目前学术界有把“急言词和长言词”看成是研究上古复辅音重要材料的观点。

张小平认为单音词原本存在，后来又为它加了一个与之构成叠韵的字构成只表音不表意的联绵词，单音词表意，联绵词表音，并且还以蒋礼鸿先生的“词法赢缩”观作为补充，“一个字词加上一个与之为双声或叠韵的字为头或为尾而变成双音词，拿去头尾，依然成词。如古代吴地称‘勾吴’，勾与吴双声;春秋时的邻国称‘邻娄’，邻娄古音为叠韵”［9］。

拙意以为，用蒋先生的观点能解释的联绵词是少数的，张小平所列举的联绵词在语音特征上最明显的地方在于双音词的第二个音节是L声母字，并非音转前后的双声或叠韵关系。

(三)上古带“L”复声母的遗证

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曾指出这种“音复义单”类词语多数是与谐声系统相平行的关于考证上古是否存在复辅音声母的语言材料，尤其是第二音节是L声母的词语在古方言和现代方言中大量存在。

邵荣芬先生曾明确指出上古汉语29个声母并不是上古声母的完整数目，因为上古声母中还存在复辅音的问题，如谐声字、古文字和古方言、其他与汉语同源的少数民族语言、现代汉语方言等很多迹象表明上古汉语是有复声母的，在这里先生以古代浙江话和四川话把“笔”叫做“不律”为例，认为当地“笔”的声母可能就是bl。［10］其中的“不律”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音复义单”类词语。

董同龢先生通过拟音手段也指出上古当有复声母的存在，并专门介绍了L声母与带L的复声母，以古语“不律为笔”等为例，进一步确定先秦(甚至汉)有pl、tl、kl等型的声母存在，且带L的复声母中，L总应当是那些复声母的第二个成分，确定这种复声母当有三个可能的型式:(1)各kl:路l;(2)各k:路kl; (3)各gl:路gl，但究竟是哪一种，还无考。［11］

齐佩瑢先生同样对这类词语作了语音型式的归纳:“其音，则不出下列数式:g－g－或k－k－;g－l－或k－l－;b－l－或p－l－;g－t－或k－t－;d－l－或t－l－;d－d－或t－t－;l－l。”［12］其中，型式“g－l－或k－l－;b－l－或p－l－;d－l－或t－l－”是目前研究材料中的高频型式。

但是，周祖庠先生认为“现在作出上古音中有复辅音的结论是匆忙的”，自英国伊特金斯(Edkins)首先提出上古有复辅音的论点，后有林语堂的《古有复辅音说》、瑞典高本汉《汉语词类》、陈独秀《中国古代语音有复辅音说》等支援了这个观点，罗常培、陆志韦、李方桂、周祖谟、周法高、董同龢、严学窘、张世禄等先生持存在复辅音的观点，但唐兰、王力、徐复、史存直等先生意见正相反。［13］可见，两种观点的对立存在是由来已久。

但我们发现只有“复辅音存在”说，才能解决“音复义单”类词语第二音节是L声母的问题，词语的生成与语音是息息相关的，分析词语生成问题时，切不可忽视语音的影响所以，其科学性不可小觑。

(四)儿化

徐通锵先生认为这种联绵词是方言词语儿化并分化而成，比如，“圈儿”分化成“曲连”，“笔儿”分化成“不律”，“环儿”分化成“胡阑”等等①。徐先生还是忽略了“音复义单”类词语中部分词语第二音节声母是L的问题，而仅把注意点放在了单音词在儿化前后的音感相似上了，相比之下，似乎不太科学。

(五)补足音节

张子刚先生认为“在某些话语中，由于节奏的需要，便将一个单音节词变成一个双音节”即补足音节［14］。如句子“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了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中的“迎霜兔”与“毕月乌”是应词曲讲究对称的需要，而将“蹩”分化成“毕月”，“白胡阑”、“红曲连”是出于本句中节奏的需要，而将“白环”、“红圈”分化而致，这种分化都起到了补足音节的作用，但还是不能解释第二个音节是“L”声母词语的成因问题。

(六)注音需要

注音在我国语音史上经历了一个过程，直到反切注音才算相对稳定下来。关于反切的产生一直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一致认为，是东汉时受梵语影响而成。王力先生强调，关于反切的起源，有一种错误的说法，以为古人以“何不”为“盍”，“如是”为“尔”，“之乎”为“诸”之类就是切语，这种二合音，原来是实际语言里无意识地运用，并非像后来那样当作一种正式的注音方法，何况反切方法并非简单地把二字合成一音，必须把反切上字的韵母去掉，下字的声母去掉，才能得到所切的读音来。单凭自然产生的二合音，并不能发展为反切，至于陈澧认为诸如古人以“何不”为“盍”，“如是”为“尔”，“之乎”为“诸”之类就是反切之语的说法是没有认识到反切对等韵的作用。［15］王力虽未对第二音节为L声母词语的生成作相关解释，但指出这种偶然的合音与反切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而洪迈把包括偶然的合音和第二音节为L声母词语在内的所有词语现象都概括为是“切脚语”。从宋徽宗《宫词》之二二九中“曲里字难相借问，随时切脚注花牋”可见，所谓的“切脚语”就是给词曲中疑难字注音的一种语言使用现象，是后期利用反切原理的注音手段，选择注音的“上字”和“下字”较为随意。

戴连第、冯立静和王海英曾对“切脚语”作过专门的论述，一方面认为所谓“切脚语”实质上就是古语或标准语中的单音词在向口语转化的过程中，由“缓读”而分化为两个音节(即两个汉字)表达一个不可拆开解释的词义，其形成原因应当是雅言向方言、书面语向口语、汉语区汉语向非汉语区汉语言演变过程中的分化现象，是不规范言语与规范言语、记音词与译音词之间的对应统一;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阅读词曲的人，对词曲中难认的汉字，随手用两个能认识的字相拼合，来为难字、僻字注音的一种识字方法”。［16］

经过分析发现，不管把“切脚语”视作注音形式还是语音“缓读”形式，都只注意到了词语外在的复音形式，并没发现词语的第二音节是L声母的特征，可见“切脚语”还是不能解释第二个音节是“L”声母的“音复义单”类词语的成因。

而师玉梅所认为的“缓读分音活跃在普通大众的口头，从而启发了反切的产生”，［17］根据“切脚语”上推反切的起源是不能被认可的。“切脚语”不能仅仅视为某一特定时代文人们为疑难字注音和玩文字游戏的伎俩，而更应该看作是对当时流行的一种言语现象的记录，反映了“音复义单”类词语记音字的性质，从某种程度上说“注音需要”的观点为以后的研究埋下了伏笔。

四、关于“音复义单”类词语的重新界定

通过上面不同的观点，我们发现因词语所在的语境和被研究的侧重点的不同，对于“音复义单”类词语成因的解释则不同，出于学术的严谨性，对其中每种可能相混的种类，都必须从来源、性质和功能等方面给予严格的界定。

依据研究成果，我们按成因将词语分为如下几种:(一)缓读、慢声、长言、徐言、补足音节等相对应的分音词;(二)急读、急言、节言、凝固、合音等相对应的合音词;(三)记音字、嵌L词;(四)切脚语。其中，(一)、(二)属于语流而致的结果，(三)属于上古复辅音的遗证;(四)通过“曲里字难相借问，随时切脚注花牋”一句可以看出，在当时确实有利用反切原理给疑难字注音的事实，但其本质还是与(一)、(二)相区别的。四种情况中，(一)、(二)的存在经历了一个由临时到凝固的过程;(一)、(三)反映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分音词”、“嵌L词”正是记录相应单音词语音的符号形式，正是我们所研究的“音复义单”类词语;而(四)临时性多些，进一步说明，洪迈没有认识到这些不同词语之间的区别。

其中，“嵌L词”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与生俱来的、不具有语音分化的特征，它说明了与此相对应的单音词的声母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域确实是复辅音的，无疑是研究上古是否存在复辅音声母的重要材料。

五、关于复辅音声母的存在性思考

那么，上古是否存在复辅音声母呢?大多数专家和学者都将方言和古代汉语资料中所出现的分音词，尤其是“嵌L词”看作是研究上古复辅音声母的可靠材料，但是也有专家并不这么认为，比如李蓝先生就明确指出，既不能用分音词来证明古代有复辅音，也不能用它来证明古代没有复辅音［18］。

拙意以为这种“嵌L词”的大量存在对于考证上古是否有复辅音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古代文献资料中就有大量这类词语的存在，李蓝先生在其观点中也指出“分音词”是一种古老的语言现象①李蓝先生所说的“分音词”里面包括笔者所说的“嵌L词”，这里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将二者区别开来，分音词是音发生分化的结果，而“嵌L词”是对单音词具体发音时的记音字，久而久之随着双音化发展的趋势而固定下来的词语形式。;其次，从目前的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情况看，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有这类词语的存在，比如张子刚(2004)《陕北方言中的分音词》、王跟国(2012)《灵丘话的分音词》、栗治国(1991)《伊盟方言的“分音词”》、张树铮(2002)《山东方言中的“嵌L词”》、王森(1994)《荥阳(广武)方言的分音词和合音词》、安华林(2005)《固始话的“嵌L词”》、方少鹏(2012)《登封方言中的合音词与分音词》、温昌衍(2008)《石城话的“加L－词”》、耿军(2011)《安徽怀远话的“嵌L词”》、王国栓、马庆株(2012)《天津方言的分音词》、梁玉璋(1982)《福州方言的“切脚词”》、李滨(2013)《闽东古田方言的分音词和衍音词》等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嵌L词”的存在具有普遍性。由此可见，对于这类词语的存在性研究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我们不妨这样思考:上古复辅音声母是存在的，而“嵌L词”是这种带L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词在书面中的音感相似的记音字，并且这种带L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词会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变体，并逐渐以书面语的形式被记载于口语作品里，出现与官话并存的局面，久之凝固并继续使用，直至不断发生多种音变，导致现今很难追溯其源。故在具体研究中应把视野放到具体方言音系中声母的共时与历时、内因与外因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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