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娟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从文小姐到武将军
——延安时期女性作家的精神变迁

马海娟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延安时期的女性作家及其创作，是构建延安文艺的重要力量和资源。这些作家多觉醒于五四时期，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抗战爆发后，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社会责任感以及牺牲精神、包括浪漫情怀的感召下，这些女性作家离开物质充沛、条件优越之地，奔赴延安，走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反叛，开启了另一段独特的生命历程。前延安时期特殊的文艺政策使她们找到了精神的依托。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的新指向，让其中的许多人陷入精神的困境和身份的焦虑。她们艰难蜕变，羽化成蝶，终于融入工农兵文学的洪流。

延安时期;女性作家;精神困境;蜕变

延安文艺是20世纪中国文艺中独特的文艺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延安文艺的建构中，丁玲、陈学昭、白朗、草明、莫耶、袁静、曾克、颜一烟等女性作家均以引人注目的创作实绩而备受瞩目。她们以女性的视角，用自己的一支“纤笔”，描摹振奋激荡、如火如荼的抗战生活，表达纤细、幽怨的个人情思，甚至敢于暴露与抨击战争年月里的不足与瑕疵，在当年的延安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延安文艺座谈会建立的新的文艺生产机制和标准，规范了她们的“个性化”表达，终汇入工农兵文学的大潮。

一、汇聚延安与骨子里的五四

抗战的爆发，以及中共的抗战政策，吸引了立志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在1940年初来延的4万知识分子中，女性占了将近50%。［1］她们中的一部分更成为了延安文艺重要的生力军、领头羊。这其中有逃离了国统区、第一个到达陕北的、被毛泽东盛情赞誉的丁玲;有千里迢迢、辗转反复，之后终于尘埃落定的、归国记者陈学昭;有生养于白山黑水间，与萧红同时登上文坛的白朗;有唯数不多、有着“延安火种钢铁魂”美誉的草明;有出身不菲、经历传奇的莫耶;有能写会舞的“赤色明星”李伯钊、《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袁静、“皇亲国戚”的颜一烟(满族)，以及曾克、李纳(彝族)等。这些女性作家在抗战的旗帜下，汇聚延安，形成了引人瞩目的女性作家群。

在以往的研究中，“延安时期女性作家”这一核心概念都是以现成词汇身份进入描述的，缺乏精确的、较为合理的界定和规约。之后有学者赵学勇等对其进行过界定。①“延安女作家群”，指在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进驻陕北，到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这个时间段为主，一直到1950年代初期这个时段中有过延安经历(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经历尤为重要)的女作家。参见赵学勇《天地之宽与女性解放》，《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本文中的“延安时期女性作家”，指1935年10月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至1948年离开延安的13年间，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开展文学艺术活动的本土女性作家。

以丁玲为代表的这一女性作家群，多经过五四的洗礼，她们在五四的大潮中，走向反叛，发出过自己的真声音。《莎菲女士的日记》、《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晚饭之前》均站在女性主义的角度，大胆挑战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礼教，成为时代的惊雷。在冈瑟·斯坦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说，在抗战爆发前，丁玲就是“辉煌而有名的”是“一个真正解放了的女人”，“一个不平常的人物”［2］;草明也在五四的熏染下，逐渐走上了反封建的道路;在追求自由的日子里，陈学昭哪怕付出婚姻的代价，也决意要做一个“孤零漂泊的流浪者”［3］。同样在五四思想激荡下走上叛逆之路的莫耶，追求个性解放、挑战家庭、反对列强，在《丽萍的烦恼》足可窥见她与“五四”一脉相传的痕迹。这些女性作家在其后的人生历程中亲近革命，成为革命的一员，但骨子的“五四”一直是无法褪却的底色。当革命需要一致统一时，她们依然认识不到革命进程中集体主义的重要性，认识不到革命中服从的意义。当毛泽东认为农民是“革命的”，当前“只剩下了农村”时［4］，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莫耶的《丽萍的烦恼》等作品，依然执着追寻女性意识，将工农兵放置于贬抑、嘲弄的地位。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关系的描摹也流露出不屑。虽然立足现实，希望清洗污垢的愿望是良好的，且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作家的首要任务理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非过分展示陋习与流弊。因此，“暴露式”表达很快就因为被误读，或与抗战不相宜、尤其是触动了特殊对象的敏感点而受到批判。

二、使徒的磨砺与归宿

始于1941年5月的整风运动，直指不利于抗战的“暴露黑暗”、“关门提高”、“自我表现”等偏向。毛泽东早前就将知识分子是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5］作为知识分子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标准，从而颠覆了知识分子从五四时期起就具有的“启蒙者”身份。他还在1942年指出，与工农分子相比，知识分子“最无知识”。［6］而1942年文艺界出现的“暴露文学”、“讽刺画展”、“大洋古风潮”等诸多偏向，暴露出了延安文艺与时代主流相左、脱离群众和实际、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等问题。矛盾日益显露，且有加剧的倾向。

暴露文学先锋人物中的女性作家丁玲、陈学昭，以及远在晋察冀积极跟进的莫耶，显然并未真正领会中央的意图，并重视中共中央的导向。1942年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在贺龙当面批评丁玲的时候，丁玲还“望着他笑，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7］晋西北文坛最初对《丽萍的烦恼》的评价主要是赞美之声，探讨也仅限于文艺创作问题，莫耶也曾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公开回应。［8］但事件的严重性超出了作家们的预估。

随着整风运动的推进，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在接踵而至的各种名为学习讨论，实则是批判的会议上，很快受到猛烈的抨击。但颇具戏剧性的是，毛泽东点名批判了王实味，却保护了比王实味文章有过之无不及的丁玲。王实味的遭遇形成的始料不及的压力，以及毛泽东对丁玲的点名保护，使丁玲心怀感激，并在心里上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她公开忏悔，《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错处主要在“立场和思想”，“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说话”。检讨自己看问题片面;只看到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9］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文艺界的具体步骤之一。它的目的是要使文艺成为“革命大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文学艺术家必须要改变立场，改造思想，向工农兵方向靠拢。在5月23日的总结性发言中，毛泽东将文艺的服务对象定位于工农兵群众，并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从而确立了符合党的意识形态要求的、新的文艺规范，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延安文艺形态被党的文艺所取代。延安文人也随之开启了精神上的洗礼:接受改造，融入工农兵文学的大潮。

到1942年6、7月，晋西北文坛也开始了对莫耶小说《丽萍的烦恼》的批判。小说因为“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对现实歪曲的反映”，被定性为“学风文风中的一股阴风”。到9月，批判愈演愈烈，小说甚至被定调为“反党”、“蓄意搞破坏”，虽然有人为这种不公拍桌子、离席抗议，但已然形成的政治大潮很快淹没了理性与公允。

整风是严密而持续的，在“树立反面典型”、“报告动员”、“系统学习”、“个别谈话”、“体力劳动”等权力眼睛的逼视下，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延安文人身上造成了一种有意识和持续的约束监督。在强大的内心皈依和外力推动下，知识分子们开始接受《讲话》精神，对照《讲话》精神反思自己思想上的不足，作出相应的检讨。

丁玲告诫自己，作为投向者，就要决绝地舍弃原来的阶级，将自己之前的“著作”等，“视为无物”，放下“自尊心自傲心”，彻底融入。［10］她坦诚，自己是对照《讲话》挖掘自己，“痛痛快快洗一个澡”，“洗去污垢”，“轻装上阵，以利再战”，且心里上是愉快的。”［11］

陈学昭也“找到了新的写作的生命”。她在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中，借用主人公之口表达出了她自己思想认识的转变，她认为人的思想和品质都是可以改造的。她说“从前，我找的是我个人的幸福，今天，幸福是属于大众的，在大众的幸福里，我也分得一份;并且，只要健康，还能够工作，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12］草明听完《讲话》后意识到这是一剂“略有苦味，初感难咽”但却“终身受用”的良药。［13］在聆听《讲话》后，她学会了“怎样向工人学习”，怎样“改造思想”等［14］，“思想素质、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都有所加强”，“心明眼亮，作品扎实了”，而且“越来越愿意在工人中间生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改造我的思想。”最终成为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受益者”［15］她感慨自己幸运地在生活、工作方面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而且获得了“耳提面命的机会。”［16］。

莫耶也检讨和反思自己的创作:“不应该用揭发的态度，应该用教育的态度来写”，“要把握住无产阶级立场”。［17］

经过整风的洗礼，脱颖于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们开启了新的写作里程，走上了工农兵写作的道路。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陈学昭的《工作着是美丽的》，草明的《原动力》、莫邪的《《风波》等。然而，思想改造是漫长而艰难，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讲话》对延安时期女作家的思想观念、审美意识等产生了根性的颠覆，但由于像遗传基因一样留存的教育背景、家庭环境、个性气质等元素的影响，她们的精神转变过程依然漫长而艰难，精神的困境和身份的焦虑或隐或显依然留存。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下)［J］.党的文献，1994(2):62.

［2］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M］.上海:上海希望书店，1964:131.

［3］陈学昭.寸草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50.

［4］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59－260.

［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560.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5.

［7］丁玲.丁玲全集:第10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79.

［8］张金菊.《丽萍的烦恼》被批判前后［J］.百年潮，2015 (3):59－60.

［9］郜元宝，孙洁.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1.

［10］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M］//刘增杰，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179.

［11］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M］//丁玲写作生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247.

［12］陈学昭.延安访问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383－384.

［13］草明.世纪风云中跋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23.

［14］草明.草明文集:第6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279.

［15］草明.工人给我的启示［M］//草明文集:第6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212.

［16］杨建民.毛泽东与女作家草明的交往［J］.党史纵览，2010(10):163.

［17］苏天才.兵妹［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37.

［责任编辑 王俊虎］

From Ladies to Woman W arriors:The spiritual change of Female W riters in Yanan Period

MA Hai－jua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Yanan＇University，Yan＇an 716000，Shaanxi)

In the Yanan period，femal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were one ofmajor sources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Most of them made their voice heard and recognized in the socialmovement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Later，they went to Yanan and started a new phase of their life with patriotism，responsibility，determination to sacrifice，passion for politics and some sense of romanticism，leaving their home whose living conditionswere far better than those in Yanan.The Party＇s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y was of great support for them，especially after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With the new literary policies forged at the forum，some of them out－grow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 and anxiety of their identity and successfully blend themselves in the trend ofworker－peasant－soldier literature.

the Yanan period;female writers;spiritual predicament;growth

I206

:A

:1004－9975(2015)05－0034－03

2015－06－18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凝视·告解·规训”(12J129);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凝视’视野下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规训路径研究”(15JK1823);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2013年度规划项目(13BWXC28)

马海娟(1970—)，女，陕西米脂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