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素梅 徐国源

都市文化再造：从城市爱情到都市欲望的都市言情剧∗

韩素梅 徐国源

关于城市爱情的电视剧在市场化之后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大约1992年之前的城市俗世爱情及市民生活的回归，一是90年代中期至今迅速转向都市爱情神话及欲望都市、消费都市的大力展示。后一阶段中爱情逐渐与各种欲望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主角大多由普通市民转为城市白领或中产。这种关于都市的想象与文化再造，不仅强化了传媒的城市中心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而且也再造了社会关系，并一定程度地影响和破坏了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及公共性。

都市言情剧；文化再造；爱情；欲望；社会关系

在关于都市的小说、摄影、电影或电视剧的艺术想象中，都市言情剧以其播出时长、音画合一的效果等更易深入触动城市生活的内里。因此，对都市言情剧的探究是审视都市文化再造的理想标本。

一、重新发现城市及俗世爱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内涵逐渐改变。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城市的态度——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是资产阶级的可疑、浪费、享乐之地，它与农民、工人及相应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立场对立的，是需要改造的空间对象。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我们看到的是进城士兵和农民在城市霓虹的光影下对阶级身份和立场的坚持或斗争。一个新政权的警惕性体现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口号中，而城市更成为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之地，是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潜在危害。对初次面对或进入城市的人来说，技术、光影、时尚、摩天楼房对他们无疑会产生感官上的眩晕与不适，“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NEON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1］《子夜》中吴老太爷进城的一幕虽与《霓虹灯下的哨兵》语境不同，且身份各异，但面对城市的恐惧与不安又大抵相似。

改革开放后，现实城市与影像城市都经历了历史变迁：大庆、天津这样的生产型城市在改革开放后逐步让位于沿海开放城市的消费与物质的丰富；之前以工农兵为主角的影像渐渐让位于改革者及普通市民的生活琐事。以特区等开放城市为首的城市生活又成为现实及媒介世界的向往对象：

摩天大厦，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车如流，人如织……特区是迷人的……特区报纸的称呼，大多不以‘同志’相称，均称‘先生’、‘女士’、‘小姐’、‘太太’等等，大有港澳台报风格，清闲活泼，生动可读。［2］

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俗世生活的再现并不止于报纸。随着港台电视剧的大量引进，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电视内容也渐渐减少。宗璞《红豆》里舍小爱就大爱的那种家国情怀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万人空巷的《上海滩》更引人挂怀的是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情传奇。而本土爱情故事的上演却也经历了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过程：从《渴望》式的奉献式爱情到《过把瘾》式的市民气的执拗式爱情，再到都市爱情童话、爱情神话等偶像剧、时装剧、置入式广告剧的蔓延等。

80年代初，国外电视剧的大量引进和播放“开始照顾、有时甚至相当迎合市民的口味。”［3］政治至上的理念消解伴随的是个体世俗性的关照，两者此消彼长——市民日常生活、个体情感尤其是两性爱情构成对阶级斗争为纲、集体主义大一统及禁欲主义的反拨。

城市的发现，含有对西方现代性价值的认可：偏于理性算计的现代性和偏于感性肉体自由的现代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代性在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一方面体现于对GDP的不懈追求，一方面体现于世俗生活博兴及情感欲望的发酵。与西方世界现代性缘起不同的是，中国大陆的城市化是在摆脱极端政治理性与对工业文明的追赶式发展中同步进行的。

因此，对都市言情剧的理解，应该放置于改革开放前后的语境对比中——“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角度看，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文化）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的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而作为世俗化时代文化主流、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中国特定的转型期，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4］“爱欲与文明”这一对互相抵触的概念在世俗化方面似乎是和谐相处了。

上世纪80年代，大陆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展现了极左思潮造成的精神贫困与爱情贫困；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靡靡之音、黄色音乐”如《月亮代表我的心》、《一见你就笑》等红遍大江南北；琼瑶的爱情小说风靡大陆；《上海滩》中许文强和冯程程的爱情故事触动无数百姓；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戏里戏外的爱情更成为许多年青人羡慕的对象……国门打开后各种爱的故事与爱的神话扑面而来，这与个体情感被抑制三十年后要求释放的需求相呼应。对爱的呼唤与渴望便渐渐成为与主流政治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不同的大众文化的主要主题。

就大陆而言，80年代中期开始，电视机大量进入家庭，进口电视机也大量进入城市家庭；90年代前由于电视台及电视剧数量偏少，能称得上世俗化与大众化并消解正统意识形态功能的作品并不多。90年代起，随着《渴望》、《编辑部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海马歌舞厅》、《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之恋》、《北京夏天》等电视剧的热播，情感，尤其是爱情成为城市文化背景下的主调。其中，1990年的《渴望》以其家常里短、儿女情长改写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使得情感得以从政治枷锁中“还俗”。但刘慧芳、宋大成的爱情故事说到底是一种家庭伦理情感，但这种亲情大于爱情，情感大于欲望的情感剧仍然引得万人空巷、众口谈论。这一时期，这类电视剧如《渴望》中的城市也只是故事演绎的背景和故事的发生地，城市本身并没有成为显著的表现内容。此后，城市爱情剧无论是在爱情刻画还是城市角色方面都有明显发展。

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开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停滞后重新起步，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海马歌舞厅》等城市爱情剧不再如《渴望》那样有较强的伦理道德色彩，爱的世俗性更加突出了。与刘慧芳、宋大成相比，杜梅、方言是凡夫俗女的脱俗爱情，两人的打情骂悄、杜梅对方言的威言相逼、对爱的神经质追问消解了刘慧芳圣女式的情感认定和伦理坚守；方言对爱的慵懒、暧昧也模糊了爱情的纯洁宣言，“过把瘾”的爱情与生活态度更加接近世俗生活。而针对爱情及精神流浪式的男主人公，王朔的解释是“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他可以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但总有一个时刻是真的，我选择了爱情作为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时候更值得真实起来，你说在事业上真实？在理想上真实？这简直有点不知所云，这是本能的选择。”［5］只是一点点的本能，而不是什么事业和理想，正是90年代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多样及对爱情既着迷又暧昧的表现。杜梅的市民气的斤斤计较使得那时的爱情和婚姻生活更与市民生活相契合。90年代中期以来王朔参与的多部影视剧走红市场，世俗爱情变成了剧作流行的催化剂，恰好体现了当代都市生活的精神状态。

二、都市与欲望展现

从政治理性中走出来的情感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喘息机会，便又很快扎进了市场蓝海之中。市场经济推动下，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一世俗化的表现体现于对都市情感都市欲望的渴望，和城市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勃发。与此同时，传媒的市场化进一步导致城市欲望的挖掘与传媒广告资本的支撑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相互联系。

相比传统城市相对固定的空间范围及政治功能，交通、金融、信息、娱乐、传媒等使城市越来越具有空间扩张性。于是，越来越多的媒介文本把城市称为“都市”；越来越多的媒介文本中刘慧芳、杜梅式的奉献式、执拗式爱情逐渐开始让位于衣着和职业更加光鲜，情感节奏更加快速的都市青年。

相对于城市，“都市”不仅体现于城市的物理层面——空间扩大、人口流动增多，也体现于城市内涵等的变迁，它“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6］它包含着对空间本身的生产，都市是一种空间的生产过程。相对于城市原本具有的防守性质的军事意味和巩固政权的政治意味，“都市”的称谓则突出了它的消费、娱乐、文化、时尚的意味。都市在“审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等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文化领导权’”［6］。这种文化领导权意味着原本的作为单纯场地的城市在意义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中开始成为中心。

本来，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城市带动的大众文化是作为对政治意识形态禁欲文化的抵制而出现的；但随着都市化的进程，尤其是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城市爱情剧迅速由对情感的补偿与慰籍转向对俗世爱情故事、都市爱情神话、及欲望都市、时尚消费都市的大力展示。其间，爱情之外，欲望与都市本身也渐渐成为都市爱情剧的主题内容。

进入新世纪后，都市爱情剧内容多样，价值多元。如反映普通市民情感生活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市纯爱故事《将爱情进行到底》，都市情感神话《白领公寓》、《粉红女郎》、《双响炮》、《向左走向右走》、《都市男女》、《一起来看流星雨》、《婚姻保卫战》等。但总体看，都市题材爱情剧逐渐有了偏向：如主人公多是都市中产，情感与都市生活的不可分离、爱情故事与广告置入的结合等。从主人公讲，此类题材主人公大多是时尚男女，身上少见尘世生活的烟火气——没有就业压力、身份差别，出入酒吧公寓，日常生活由爱、浪漫、誓言、道歉、误会、礼物交换和煞费苦心精心安排的求爱、求婚、约会等构成。《律证佳人》这样的题材多少还比《粉红女郎》、《双响炮》、《向左走向右走》等多了明确的身份与职业，但超越真实生活环境的情节与人物设置更彰显了都市本身的神话性。

从情感角度讲，爱情逐渐与各种欲望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且这种态势延续至今，如起自世纪之初的《粉红女郎》、《都市丽人行》、《都市欲望》、《好想好想谈恋爱》、《欲望旅程》、《和空姐一起的日子》、《北京爱情故事》、《男人帮》、《新京城四少》、《林师傅在首尔》、《爱情公寓》、《一米阳光》、《咱们结婚吧》等。

从风格看，此类爱情剧有如下特征：贵族气大过市井气：是城市新贵或城市白领或城市中产的生活风格，爱和浪漫才是剧目的主调，柴米油盐的真实生活因不够时尚不够出彩而逐渐隐身。单纯情感与城市欲望追求混杂在一起：除爱情外，还有时尚都市生活、时尚符号的攀比，如高档消费、摩天大楼、高档办公场所、饮食、名车、珠宝、艺术品等各式中产符号的展示，如频繁更换的时装、化妆品、箱包、发型、名车、豪宅、购物场所、酒吧、爵士乐或伤感情歌、霓虹灯、地铁、甚至异域风景……无处不在的时尚细节与欲望符号成为都市的欲望景观，也成为都市生活的形象广告——正因此，越来越多的时尚类品牌广告被置入到剧情中。

以“人”与“情”的形式包裹的“物”与“欲”更容易售卖，而电视这一大众媒介也使得对物质的私有情感、物化审美提升为一种公共情感。于是，《一起来看流星雨》中青年男女的纯爱与“今天我去了美特斯邦威……”“我用舒蕾蚕丝蛋白洗发水……”等销售话语的并置，再一次提醒我们，形象是“商品具体化的最后形式”。［7］

形象成为商品的具体化形式，情感成为商品推销的附带手段，都市爱情剧便在推销了都市生活之外推销了各种商品。这种情形并非大陆独有，实际上，影视剧的广告置入模式借鉴于欧美商品经济发达国家，如007系列电影中的宝马，《穿PRADA的恶魔》中PRADA等早已为人熟知。国内的《男人帮》再不同于《霓虹灯下的哨兵》，当战士陈喜把农村妻子做的土袜丢掉，换上一双有城市色彩的袜子时，阶级意识、政治觉悟便成为当时讨论的话题。而《男人帮》中孙红雷开着新款锐志，AMY开着RV4，左永邦开着皇冠，同时，三个男人都围着Burberry品牌围巾，王珞丹收受了LV奢侈品服装……情感这个最迷人的人生题材已经同消费能力、都市背景、欲望符号不可分离。

三、都市欲望叙事与传媒的都市文化再造

固然，城市化过程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物质的占有亦无可厚非。但需要追问的是：都市爱情剧在市场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市情感剧不再是同观众的情感沟通、共鸣，而是娱乐、商业的引导者；它也不关心那些生活于拥挤的城乡结合地带的蚁族们的现实生存压力，或者无视于那些在生产流水线上辛苦劳作但也有爱情渴望的男男女女……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力红利的问题让位于那些披金戴银、声色犬马和灯红酒绿的都市白领。当然，这种都市文化的再造更使得各种形象成为商品形式，进而强化了消费主义的欲望，如电视节目《非诚勿扰》与都市爱情剧的互文式表达。

各种都市白领与商品品牌的联手和代言已经向人们透露了电视话语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情感形象或形象表征并非是对现实的反映或简单的娱乐，它本身就已构成现实。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是都市情感剧由反拨政治理性的情感追求走向都市欲望商业操作的开始，原本的解政治化的情感叙事走向了欲望的市场化展示。男女情爱、日常生活、都市时尚被织入消费主义的市场之网。因此，对于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认识也需要结合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视野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期间符号资本及文化资本的运作规律。

当然，跟随时代节拍的都市情感剧也有相应变化：物质丰富之后，情感是否相应丰盈？《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占有与暴力的情感，《中国式离婚》是面对物质生活变化的情感危机，《双面胶》是婆媳之情夫妻之情的大战，《蜗居》、《裸婚》是都市房价对情感婚姻的挤压和考验……凡此种种，光鲜时尚的都市生活背后的现实压力得以体现。都市不再只是繁华、浪漫、梦想之地，它也是普通人安身立命努力拼打的场所；都市也不再只是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抗官方意识形态的空间，它是市民生活之地。此类都市情感剧又与《渴望》有了遥远的对接——尝试与观众进行真诚的沟通，回应和正视社会现实，平民视角构成了对都市生活的部分反思。

90年代以来电视以其声色光影逐步取代了精英文化长期占领的纸媒文化领域，视觉影像文化逐渐成为文化的主流形式，这也是大陆大众文化转向消费文化的时候。新世纪以来，各电视台几乎纷纷设出“情感剧场”，如中央电视台1频道的“第一情感剧场”以都市情感电视剧为主，江苏卫视情感剧场等。都市情感的推崇与都市频道的建立也是市场偏好的反映：“技术和经济结构差异会引发不同的内容偏向”。［8］娱乐至死的电视文化在尼尔·波兹曼的分析中被认为起自于其反理性、反思考和感官至上的特点，尽管在许多人看来这有着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电视媒介的特性本身会对文化造成一定的影响：由精英文化垄断的情感表达通过艺术作品表达，由大众传媒表达的则是大众文化的情欲化。

传媒充斥于生活的每个角落，大众文化的情欲化与大众传媒的市场化结对狂欢，此间的都市言情剧便不只是对社会的反映，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建构。作为“文化结构体”的都市［9］是媒介集中之地和符号集中之地，是意义生产与消费之地，城市中心论与消费至上的价值观是城市文化的核心所在。正如《欲望都市》的电影版，主人公凯莉的独白概括了都市生活对人们的诱惑：“一年又一年，20出头的女孩来纽约市只为了得到两件事，恰巧都是以‘L’打头的：品牌和爱情（Labe1s and Love）”两个L弥漫于城市文化的空气中，便得影像中的都市越加“嫌贫爱富”而逐渐驶离其文化共享的社会功能：

原本光鲜亮丽之后，就是衣衫褴褛。国际化大都市，就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焦点，都会聚集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华美壮丽的一面。可这光鲜照不到的地方，即便是有灰尘，甚至死耗子，谁有会注意呢？

这是《蜗居》主人公宋思明的话。尽管马尔库塞等人反思了现代工具理性对爱欲的压制，但他们也注意到了现代工具理性对爱欲的运用及其后果：“虽然被有效操纵和组织的人是自由的，但无知、无能和内投于心的他律却是人类获取这种自由的代价。”［10］正如沙朗·佐京“谁的文化？谁的城市？”［11］的问题意识，都市与媒介想象之间不是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都市言情剧是电视媒体对都市的文化再造，城市中心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是其影响力所在，城市内容的中产倾向也在再造着社会关系——它以屏幕上的都市替代广大的城乡中国，以都市白领、“市民”替代“人民”。对城市或都市的浓墨重彩既淡化了三农中国的现实图景，也遮蔽了大量城市图景，城市精英在赤裸裸的物质消费之外，依旧扮演着更为隐蔽的文化主导和媒介议程的主导角色，大众传媒之“大众”也在很多时候成为“精英”传媒、“小众”传媒。这种文化再造一定程度上影响和破坏了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及公共性。

［1］茅盾.子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

［2］杨捷.海南归来话特区报［J］.新闻知识，1987（7）：18.

［3］郭镇之.新时期中国电视的十年［J］.新闻研究资料，1990（2）：197.

［4］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J］.河北学刊，2004（5）：87.

［5］王朔.我是王朔［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82.

［6］刘士林.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界定及其人文研究路向［J］.江海学刊，2007（1）：17.

［7］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1ture 1ogic of 1ate capita1ism［M］.NorthCaro1ina：Duke UniversityPress，1990：5.

［8］Nei1 Postman.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M］.NewYork：De1acorte，1979：193.

［9］徐国源.典范转移：中国大众文化的出场视域［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3-47.

［10］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1966年政治序言［M］.黄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2.

［11］Sharon Zukin.Cu1tures of cities［M］.Cambridge：B1ackwe11，1995.

（责任编辑：周立波）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e：Urban Romance Dramas from City Love to Urban Desire

HAN Sumei，XU Guoyuan

There are two stages that TV dramas of city 1ove have had.One is the period prior to 1992 which was the return of earth1y 1ove and the citizen 1ife.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the midd1e of the 1990s to the present that has been the substantia1 show of urban 1ove myth as we11 as desires and the consumption.As the 1atter stage，romance dramas gradua11y entang1e with various desires，and the protagonists are most1y urban white⁃co11ar or midd1e c1ass rather than ordinary peop1e.This kind of urban imagination and cu1tura1 reconstruction not on1y strengthen the city centrism and consumerism va1ues，but a1so reconstruct the socia1 re1ations.In a certain extent，this media imagination and cu1tura1 reconstruction have been inf1uencing and damaging the p1ura1ism and the pub1icity of urban cu1ture.

urban romance dramas；cu1tura1 reconstruction；1ove；desire；socia1 re1ation

J905

A

2015-05-05

韩素梅（1969— ），女，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博士生，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媒介文化研究；徐国源（1965— ），男，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媒介文化研究。（苏州215006）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媒介化社会背景下的传媒与阶层关系：演变、分化与传媒公共性》成果（项目编号：15NDJC174YB）；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媒介空间与城市化进程：1978年以来的城市想象与城市定位》成果（项目编号：12YJA860004）。